事情已经起了变化，在中国发展了10多年的转基因技术不得不在岔路口上停下来。这是此项技术的力倡阵营与质疑阵营激烈交锋所造成的局面。前者声称转基因食品无害且欲尽快将之全面商业化，后者则认为此项技术仍存在不确定性后果，不希望商业化。此种无可调和的对峙持续多年，目前显示质疑一方略占上风。

“我们一些具体的措施受到了他们的牵制，本来可以更快一点儿，结果他们在那儿搅和搅和，就慢下来了。”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大昉说，“这些人人数不多，能量不小，他们是铁了心，不把我们扳倒不算完。”

力倡转基因应用的一方，大都是农业领域或生物技术科研方面的专家或机构，而反对的一方身份颇杂，既有绿色和平这样的民间组织，更有被称作左派的一些意见人物，最不可忽视的一个分支是元老派力量，他们都是一些元勋们的子女。两个专业背景不十分对称的阵营，一直在角逐话语权。

“科学上不能只有一种声音。你说转基因好你有发言权，我说不好却没有发言余地，这是科学界的悲剧。”前国家代主席董必武之女董良翚说，“应该倡导的是不管同意不同意，都给我们一个平台，大家来辩论。只有发现问题才能前进。”

两方斗法，不仅使得整个态势更加胶着，同时也加深了问题的复杂程度。

风向突变

转基因技术在国外虽也饱受争议，但由于较长时间内尚处于实验室阶段，并未受到太多实质性反对，当它在准备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初期，还可以说形势大好。2004年，国内多位资深转基因科研工作者联名致信中央高层，请求将中国人的主粮也即水稻转基因商业化。这一呼声取得收效。

2008年，转基因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政府划出200亿元成立转基因国家重大专项。2009年，农业部颁发了两张转基因作物安全证书，其中一张为水稻。转基因发展迎来最好的时期。但这也引起空前争论，质疑者们吁请取消转基因重大专项。以转基因水稻研究著称的中科院院士张启发，在中国农业大学的学术讲座上也遭到茶杯盖袭击。

“据我了解，对转基因的抗议虽然不经常发生，但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有人到农业部门前示威，这个事情就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了，领导会考虑到社会稳定。”中国工程院院士戴景瑞说，“我认为没必要对此太过关注。只要政府确定这个东西是科学的，没有问题的，那就大胆干吧，因为让所有人都赞成是不可能的。”

但问题并不如他想象的这么简单，在与政府官员的接触中，戴景瑞发现领导们处理问题表现得很谨慎，他意识到他们的顾虑在于急切推进转基因主粮商业化有可能激化矛盾，因此也就不难理解，虽然官方始终在形式上表态仍将按程序稳步有序地推进转基因发展，但实际却举步不前。一个事实是，2009年那两个取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品种，迄今未能获得商业化批准。

由高调推进到低调放缓，这个转弯早在去年就逐渐发生。2011年初，一位重要的科研专家写信给国务院领导，请求停止主粮转基因商业化。国务院领导随即批示，“应该明确我国转基因科学研究的方针，重大专项部署及其成果的运用方向，要坚持从我国粮食安全和人民健康及生态环境最高利益出发，坚持科学，实事求是，通过讨论以求得正确判断。”这让质疑转基因的人士确信，风向已经转了。

高层旋即又召集多次闭门座谈。去年5月，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公室邀请了数位质疑转基因的人士座谈，国务院食安委的领导在听取完每个人的发言后，做了总结发言。据与会的农业部原科技顾问佟屏亚记录，总结分四点：一是对转基因的安全问题要高度重视，转基因虽是个生物技术，但有人也认为可能是个生化武器；二是转基因产品可能引起生物物种变化，这不是短期内可以看得到的；三是转基因是一个新技术，要客观分析，不要以为它是完美无缺的；四要从国家安全战略考虑，民族发展考虑，认真研究，重视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

佟屏亚此后还应邀参加了由农业部召开的转基因座谈会，与叶剑英元帅之女凌孜等数人一道作为反对方与会，他估摸着这些安排都是上面有意的，“现在转基因专家已经不像过去了，内部的形势都不再支持转基因商业化。”

突然转向，让从事转基因研究的专家们有些吃不准。连任了3届全国政协委员的黄大昉，在今年全国“两会”的政协联组会议上得到向温家宝总理当面进言的机会，就转基因发展问题作汇报，将“不要等待、不要犹豫”的迫切期望传递给领导人。总理听完汇报回应，研究一定要抓，不抓就要落后，重大专项要实施，但考虑到舆情的复杂性，在安全管理上也要严格。

“我也能理解他们有所保留的原因，本届政府最后一年，考虑抓什么不抓什么，或者积极抓什么一般地抓什么，有他的分寸。我们国家这些年思想都很活跃，不同集团不同观点都会碰撞，只能交给中央来决策。”

科学还是政治？

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因能使作物免于病虫害及农药副作用而得到垂青，但因为转基因作物可以杀死害虫，这也让质疑者担心会否对人类生命及自然生态构成威胁。

“本质的问题是吃了对人会怎么样？转基因的科学研究和应用有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不容压缩，因为你不知道后果会是什么，怎么就用到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的主粮上？”董良翚说。几年前一些反对转基因的人找到她和任弼时之女任远征等政协委员反映情况，她就留心起来，特别是一个考古专家提出，考古中发现欧洲古人和中国古人骨骼上就不一样，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些看法挺刺激人，“我就觉得老一辈都白干了，把新中国建立起来，然后吃个几十年，痴子呆子满街跑，你说这个国家怎么得了？”

董良翚连续3次提案，同时行动的还有任远征、凌孜等人。面对这些声音不能置之不理，于是每提一次，农业部相关司局官员就会态度端正地拉上几个专家去和他们分别座谈。

“他就找一帮人告诉我这个有多好，吃了没事儿。我要求他必须有数据，吃了进入血液多少，吸收多少，拉出去多少，体内遗存多少，遗存的对什么脏器有影响，这才是科学。不是笼统说没问题。”

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去年召开过专题会议，邀请各部委相关负责人和一些政协委员碰面，讨论转基因。董良翚那次也在，会上她提出能不能找志愿者或大型动物做点实验，得到的答复是做过了。有委员就责难他们其实“连老母猪的实验都不做”，做的都是3个月就出栏的。董良翚表示纳闷，“这么大个国家拿多少亿来做转基因，就不能养一群猪干这个？”

此种争端因为军方的介入，尤显棘手。在今年“两会”上，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罗援少将递交提案，主张设立生物安全国家实验室，由军队和地方分别设立两个鉴定中心，对转基因产品进行军、民共管。用质疑方的话来讲，农业不只是农业，农业更是政治，是军事。

“我觉得支持转基因的人都不太清楚，不太敏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崇富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全世界都不搞主粮转基因，中国为什么要冲到前头当主粮转基因第一国？我们中国人马上就要饿死了？”

李崇富发起的提案，在社科组里得到了40多人签名响应。这些人中，有贺龙元帅之女贺捷生少将等几位军队委员，亦有不下20位部级官员。农业部很重视，专门把第一提案人李崇富请过去和黄大昉等专家对谈。他们解释说，如果我们不抓紧推广转基因，在世界上就落后了等。但这都没能说服李崇富。

作为转基因发展执行部门的农业部，当此形势亦是小心翼翼。根据转基因管理程序，一个品种获得安全证书后，须进入到品种审定环节，其后才可正式商业化，而2009年已取得安全证书的那两个转基因品种，距商业化只差这么一步，恰恰就卡在了农业部内部。

“安全证书发放在科教司，品种审定工作在种子局，虽然都在农业部，这两个部门却协调不起来，科教司有充分证据证明它是安全的，但种子局还有这样那样的顾虑。”黄大昉近年虽然一直在内部不遗余力呼吁，但也未见成果，“可以这么讲，是我们在着急，不是农业部在着急。农业部的魄力和决心是不够的。”

中国转基因的品种审定，还没有一套成型的操作方案，这意味着即使通过安全认定，还是无法上市。据说这个方案已在着手搭建。戴景瑞透露，农业部一位处长讲到，今年春天至年底，转基因品种审定方案或可能形成。这本是一两周可以解决的事情，却需要消耗一年，“故意放慢了推进节奏”。在今年上半年，身为转基因重大专项总体专家组成员的戴景瑞发起过一项由10位院士联名的信件，要求中国工程院出面起草一个报告，敦请中央加快转基因产业化，信件递上去后，石沉大海。

转基因怪象

董良翚得到的消息是，转基因主粮商业化已决定推迟。高兴之余，她觉得斗争会是长期和反复的。他们的根本目的不在推迟几年，而是必须把问题彻底弄明白再来决定下一步怎么走。她还表示，假如下一届依然是全国政协委员，会就此“死磕”，接着提案。

力倡转基因的人，则不免扼腕慨叹早些年未能把转基因科普当作头等大事来抓。有鉴于此，黄大昉现在每年都自发下基层宣讲。但他也面临疑虑者的包围。据他说连周围的亲戚和学生有时都会找他打听转基因到底对健康有没有影响。

“我们的一些工作失误加深了成见，比方说信息透明度。”黄大昉说，农业部早在2009年就成立了安委会，但这个委员会60位成员的信息未公开；此外，同一年颁发的几张转基因安全证书，工作有欠考虑，新闻稿没有准备就把证书发了，未及时向公众说明。而对于要不要先给水稻颁发安全证书也值得掂量。黄坚持水稻毕竟是主粮，应该慢慢推进，若先将证书发给玉米，或不至走到今天的地步，“现在看来当时的行为过激了，农业部那边的人可能是急功近利，把问题想得过于简单。”

诸多掣肘，使得农业部无法施展，即便是黄大昉讲的“加强宣传工作”这一条，说起来轻巧，却也未必能顺利贯彻。据科普作家方舟子讲，转基因重大专项原计划投入2亿元用于科普工作，但此计划上报到财政部时不能过审，被砍成了200万。2010年4月，两方交锋正炙，央视农业频道邀请方舟子等人做了3期科普节目，农业部审片时不予通过，搁到10月份才播出，且3集剪作1集，“农业部的人不愿意惹事”。

别无他途，支持转基因的科学工作者发出了志愿试吃的声音，意在通过这种有点行为艺术的办法做科学普及，也让反对者心服口服。戴景瑞今年就计划于盛夏时节在自己的转基因玉米试验田里架炉生火带头煮食。而方舟子则先于戴景瑞在去年搞过两次吃转基因大米活动，以餐聚形式作为一种宣示。在美国生活了10多年的方舟子，自称不知道吃了多少转基因食品，直到如今，“我家里也吃”。

这些行动能否帮助转基因向前推进不得而知。现在有些职能官员也对转基因将信将疑，农业部安委会内即有分歧。黄大昉介绍，安委会成员由多部门组成，环保领域的成员就要求慎重行事。而农业部机关幼儿园网站在2010年更曝出不吃转基因豆油的宣传文字。此事经由全国政协委员向农业部询问而得到证实，一时间被指责在搞“双重标准”。随后，元老子女中亦有人发现，一些政府机关原来有自己的食品特供渠道。在相关座谈会上，董良翚向职能官员发问，你们也和我们一样在市场买粮食么？

“农业部机关幼儿园的事情，他们说只是开个玩笑，我说这是个政治玩笑。有能力的单位都在外面搞一个粮食基地、蔬菜基地、养鸡基地，却叫我们去吃转基因食品，这种现象只会加剧大家对政府的不信任。”

博弈的最新进展，是国家粮食局发布的《粮食法（征求意见稿）》中规定，“转基因粮食种子的科研试验生产销售进出口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主要粮食品种上应用转基因技术。”反对方以为此条一旦通过，将彻底杜绝转基因商业化门路。黄大昉此时也针锋相对，一边提议要求对此条文加以修正，一边则给国家粮食局的领导办起了讲座。

此种纷争，一时半会儿无从停歇，而转基因技术在中国是进是退，恐怕也只能交由时间来作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