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年来，在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持续不振带来了大量失业和社会问题，示威和罢工活动此起彼伏，暴力事件频发，社会乱象层出不穷。这些情况让人们开始思考：资本主义到底怎么了？现在西方国家面临的是否已不仅仅是一场经济危机，而是一场影响更加深远的社会危机乃至制度危机？世界未来发展的路径在哪里？迄今为止“风景独好”的新兴国家能否提供一种新的发展方向？
在过去的2011年，英国经济陷入低迷，而经济不振导致大规模失业和社会福利削减，这又引发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比如去年夏天发生在英国的骚乱令世人震惊。
而类似的情况也在希腊、意大利以及西班牙等欧洲许多国家发生。发达的欧洲到底怎么了？西方的经济制度乃至政治制度出了什么问题？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亚洲项目负责人凯利·布朗博士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马丁·雅克。
凯利·布朗认为，目前欧洲社会动荡不安的可能性非常高，可能美国的情况会稍好一点。因为大幅削减预算让整个社会感到阵痛，削减预算的效应现在正在逐渐显现出来，这将会对人们生活直接构成影响，有很多愤怒的人认为欧盟的经济管理不当。
很多地区都有可能将像希腊那样陷入动荡之中，意大利或许会演变成第二个希腊，甚至法国也有这样的风险，这些国家目前的经济都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之中。在那些国家里，政治家几乎没有得到公众的信任，但却不得不解决最棘手且并不常见的难题，这就是目前面临的两难困境，但动荡的局面最终会得到控制。
马丁·雅克认为很可能是这样的。让他感到吃惊的是，这样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竟然没有导致进一步的社会动荡。欧洲在面对危机时表现出软弱无力，让人感觉到人们对所发生的一切束手无策。目前在英国，人们的生活水平可能会进一步下降，我认为英国的很多城市未来很可能会发生更多的抗议事件。
汉斯-乌尔里希·韦勒是德国著名历史学家，他出生于1931年，其代表作、近5000页的《德国社会史》(5卷本)被誉为是德国从18世纪中叶至1990年历史著述中的权威著作。
韦勒认为，没有治理的金融业是当前资本主义危机中存在的真正的根本问题。整个金融业必须加以治理。上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执政时期，美国将一种思想变为现实，美国和欧洲一些经济学家提出，资本主义是这样一个市场，它应该在国家不参与任何治理的情况下发挥作用。美英等国也根据这一理念实施了相关法规。新自由主义和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和规范，充分发挥市场力量。投资银行业务是大银行业务的一部分。
尽管此次危机并没有像1929年和1930年全球经济危机那样严重，实体经济依然运转，但金融行业完全摆脱了法律法规框架的束缚，解放，自由，没有法规，到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执政的后期，美国政府已经认识到没有约束的市场的后果，认识到必须通过重新确立规则对金融市场加以治理。但各国政府没有做到这一点，只是制定了力度较小的规则，例如《巴塞尔协议II》，旨在约束大型投资银行。他们没有做到彻底改革，例如，没有把为实体经济提供信贷的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的投机行为分开。
奥巴马总统也看到了问题所在，但他在国会没有多数地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认识到，唯一的解决方法是将银行信贷业务与投行的投机行为分离。如果某个投行破产了，就让它破产，国家不需要因担心发生连锁反应而不得不拿出上千亿美元的资金救助。但美国院外游说力量要阻止这种情况发生。这比一些南欧国家负债这类事情重要得多。由于金融和金融服务业监管缺失，市场不受束缚，导致2011年危机再起。
随着全球金融及经济危机的持续发酵，危机效应逐渐蔓延至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层面。当前国际经济危机的根源是什么？它是西方国家金融制度的问题，还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深层危机？它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走向将产生何种影响？围绕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
郑永年认为，2008年开始的国际经济危机的根源主要是发达国家，即欧洲和美国。欧洲和美国危机的表现形式不太相同，但危机的根源则是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欧洲国家主要是社会福利制度危机，社会福利推动着政府债务危机。欧洲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已经不足以维持那么高的社会福利。欧洲的政治制度迫使政治人物继续通过政治方法来维持这种社会福利，危机成为必然。
但2008年出现的金融危机也是美国政府一再提高社会主义成分的产物。美国政府想解决住房问题，让更多的低收入阶层拥有住房。不过和欧洲不同，美国政府想利用市场机制来达到这个目标，结果放松了对金融体系的管制，最终也出现了问题。与欧洲不同的是，美国的金融危机还与其发动反恐战争、侵占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国家有关系。战争所需要的大量财力支持也是通过市场机制而获得的，这也促使政府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管制。
事实上，各国已经花了很大的努力来应付危机。问题在于为什么花了那么大的努力而不能应付危机，而眼睁睁地看着危机深化甚至发生新的危机呢？这需要“从现象看本质”，超越危机现象，深入到西方经济制度的内部，找到产生这些危机的制度根源。
过去一年，美国经济依然没有走出危机的阴影，而一场席卷美国各大城市的“占领”运动却突如其来。经济危机与社会运动交织，美国再次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美国到底怎么了？美国政治、经济制度将面临怎样的调整？围绕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赖克。
赖克曾经担任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劳工部长，现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赖克同意“占领华尔街”运动是贫富悬殊不断扩大的结果的说法。他认为抗议者所表达的核心信息是：当收入和财富如此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时，会不可避免地破坏民主，因为那些极少数富人有足够的金钱主宰民主。美国大多数社会运动最初对不公正问题只有一些模糊感觉和愤怒。
明确的要求往往会在运动发展一段时间之后才出现。我不知道“占领华尔街”运动未来发展方向，但是我预期这个运动的要求将集中于建立一个免受金钱腐蚀的、干净的民主制度。
寺岛实郎是日本综合研究所理事长、多摩大学校长、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会长，他同时在日本政、经、学各界担任多个要职，出版有《新经济主义宣言》、《了解世界的力量》等20多部著作。近日，寺岛实郎围绕美国式金融资本主义破产、后美国世纪等话题接受了记者专访。
寺岛实郎认为，冷战终结后，美国军费预算大幅削减，美国军工产业合并整合，理工科毕业生在相关产业的岗位骤减。作为弥补，金融行业成为理工科学生新的就职方向。
以往，金融产业的主要功能是以银行为代表的借贷活动，为实业提供资金，从实业成功中获得利息等回报。但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产业出现急速“异变”，不是从投资实业中获利，而是试图通过管理风险获利，即利用各种算法，产生了形形色色的金融新模型，也就是所谓“金融工学”。随着理工科毕业生大量进入这一行业，这种新的金融商业模式发展越来越快，典型代表就是对冲基金，后来还涌现出风险更高的金融工具。这种金融商业把各种风险分散后重新组合，以致一旦出现破绽，就波及各个领域。 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导致的危机，宣告这种华尔街模式的美国金融资本主义已经进入死胡同。
美国的军事和消费开支均超出其实体经济拥有的实力。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就是因为利用了“金融”活动，华尔街把全球资金都吸引到美国。长期以来，美国经常项目收支是巨额赤字，但资本项目收支是黑字，就是华尔街“赌场”效应吸引的资金支撑了美国的财政开支和消费。其实，美国人生活在幻觉中，享受着超过其实际实力的生活，而支撑这一机制的就是华尔街。现在美国遇到问题，是因为不能像以往那样吸引资金了，也就是说，资本项目收支超过经常项目收支的结构开始失灵。这也是如今美国陷入迷失的本质原因。
在国际政治经济持续动荡的大背景下，经历了政权更迭的埃及也面临着各种矛盾。埃及如何看待西方现行体制？西方体制是否真能为未来世界带来希望？围绕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埃及前外交部长助理、阿拉伯投资者联盟主席贾迈勒·卜尤米。
卜尤米表示，一直以来，埃及奉行的是自由市场观念，前政权领导下的埃及紧跟美国自由资本主义的步伐。但是自2009年以来，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继而引发欧债危机和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和市场崩溃，美国这一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大实体恰恰印证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失败。而这一失败的原因则在于自由资本主义无法控制自由资本产生的黑洞。
举例来说，全世界的股票和债券贸易超过600万亿美元，是商品和服务贸易的10倍，而在这一庞大的贸易系统中，任何欺诈和投机都是难以承受的，而这一虚拟交易系统一旦发生动荡，将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整个世界的贸易体系都会遭受损失，然而真正造成这一损失的罪魁祸首却能置身事外，并通过商业投机从中获得上亿美元的利润。
塞尔希奥·雷·洛佩斯是墨西哥知名学者，他曾于2001年至2006年出任墨西哥驻中国大使。近日，记者就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关话题对他进行了专访。
洛佩斯认为目前的经济危机是政治危机的必然产物，从根本上说是缺乏约束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所造成的。资本主义的盲目自信也导致了经济危机的出现。发达国家认为资本主义是通向繁荣社会的唯一道路，实际上，缺乏约束的市场和盲目自信的资本主义给社会带来的弊端远多于好处。
美国所倡导的“大市场、小政府”在一段时期里促进了经济繁荣和社会高速发展。由于缺乏政府宏观调控和对市场的监管，被长期放任自由的市场最终导致了次贷危机的发生。并且这个危机迅速蔓延至全球。事实证明，完全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是错误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