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水博

由境外恐怖组织策划的新疆7.5暴力袭击无辜群的恐怖事件发生之后，《华尔街日报》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对此事件进行了一系列歪曲事实的片面报道。于是，义愤填膺的丁刚同志就在《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片“我不再看《华尔街日报》”的著名文章，引起了中国公众的极大共鸣。我非常理解和尊重丁刚同志的不再看《华尔街日报》的决定，我也相信海内外会有一大批有爱国心的中华儿女，会积极响应丁刚同志的号召，不再作为《华尔街日报》的读者。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首先，并不会所有的华人都能响应这一号召，不再去看《华尔街日报》。因此，用这个办法并不能达到让喜欢造谣宣传的《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破产、停办的目的。其次，即使《华尔街日报》的中文版没有人看，最后不得不停刊了，它的英文版报纸还是要继续进行造谣宣传。只不过我们自己和一些华人不知道，而在西方国家的民众中仍然还会起到反华宣传的作用。再有《华尔街日报》是一个从事经营的新闻媒体，也不可能是铁板一块的反华阵地。他们毕竟也会报道一些有利于我们国家建设发展的正面内容。就因为它曾经造过谣，大家就再也不去看它也是一种损失。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仅仅不看《华尔街日报》并不能起到揭露谣言、消除不良影响的作用。

记得在2007年秋季《华尔街日报》就曾以“三峡大坝之忧”为题，在全球率先发动了一场造谣诬蔑我国三峡工程将带来生态灾难的反华宣传。作为了解三峡实际情况的专业人员，我们看到这些谣言也同样是义愤填膺。但是，由于大多数的民众不可能非常了解三峡的具体情况，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些谣言进行必要的揭露和驳斥。为此，我当时就曾在人民网上发表了“华尔街的傲慢与偏见”一文。对一些误导宣传的内容进行了解释，对造谣的内容进行揭露，对于一些污蔑性的预言，我们紧紧抓住在美国具有很高声誉胡佛大坝进行类比。起到了较好的揭露谣言的效果。

当然，那些仇视中国发展、嫉妒中国强大的反华势力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们在《华尔街日报》上，随后又连续发出多篇造谣污蔑三峡的文章。最后，我不得不把一篇揭露其造谣的“与《华尔街日报》再说三峡”的文章，以公开信的方式，寄给《华尔街日报》的编辑部要求他们进行正面答复。可能是由于他们自知理亏，虽然迟迟没有做出答复，但是，也停止了对中国水坝建设的大规模造谣污蔑宣传。

由此可见，新闻宣传的生命力在于科学真理和客观事实，对于违背科学和事实的造谣诬蔑宣传，只要我们勇于揭露，无论它的宣传攻势曾经多么强大，最终都会被无情的揭穿。当然，根据新闻广告传播学的理论，一些反华势力利用《华尔街日报》多年努力赢得的公信力，进行造谣欺骗宣传的行为，确实有“谎言重复千遍，就变成真理”的可能。然而，世界上毕竟不是仅有《华尔街日报》这一份报纸，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揭露谣言，不让它达到“谎言重复千遍”的程度，避免让“谎言重复千遍，就变成真理”的局面出现。

另外，一般来说，一份经营性的报纸是决不会无缘无故的甘心为宣传反华势力的谣言而断送自己的。所以，去年西藏3.14事件后，一些西方媒体最后也曾不得不对自己的虚假报道，做出公开的道歉。如果没有必要的揭露，如果不让它们感觉到广大公众已经知道了事实真相，再不道歉就会丧失他们的威信，他们能够主动作出道歉吗？因此，我认为对谣言宣传的报纸，仅仅号召大家都不去看，还是远远不够的。了解情况的同志应该积极的站出来利用各种渠道列举事实对其进行揭露。我们应该相信，无论在哪一个媒体中，绝大多数编辑记者一定都是有良知、有正义感的。用铁的事实和科学道理启发他们的良知也是我们每一个了解真相的同志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也许不会进行公开的道歉，但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一定会对自己的误导宣传感到内疚并在今后悄悄改正的，除非他们已经完全被反华势力所“收买”了。

为此，我希望把丁刚同志号召大家不再看《华尔街日报》的提议，改成大家都利用一切渠道积极地揭露谣言。这样不仅能达到揭露谣言，消除影响的效果，而且还可能让《华尔街日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最好还能让《华尔街日报》主动把那些被反华势力所收买了恶意造谣者清除出去。因为，我们相信中国的发展和强大是任何人也难以阻止的历史趋势，那些恶意造谣的反华小丑，如果不肯改变自己总有一天会被时代所抛弃。我也相信《华尔街日报》不会甘心成为仇视中国发展、嫉妒中国强大的反华势力的陪葬者。

附参考文章：与《华尔街日报》再说三峡

2008.01.15

文/水博

前不久华尔街日报的《三峡大坝之忧》一文引起了国内外对三峡问题的广泛争论，应该说那篇文章中华尔街所谈到的问题，还主要是受到了中国国内第二届《长江论坛》上某些错误信息的误导。例如，关于三峡库区的地质问题，有些人隐瞒了原有的长江的地质条件，而用目前三峡库区存在的地质灾害威胁大做文章。其实，在高山峡谷地区地质灾害的威胁始终都会存在，不过实事求是地从三峡建设前和建设后的13年内的地质灾害纪录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该地区破坏性的地质灾害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即使还存在着威胁，也已经在我们的严密监测之中。这难道不是三峡库区人们的福音吗？

    关于水质问题更是如此，为了保证三峡建成后的库区水质，我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在库区沿岸建设污水和垃圾处理厂，目前这些治理措施现在已经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我国很多江河的水质都在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恶化的时候，我国的长江则因为三峡的建设和大量污水厂的投入使用，不仅水污染的增速明显变缓，而且一些时段和地方的长江水质已经比三峡蓄水前有所好转。当然，个别情况下由于污水处理措施不到位的出现局部的严重水污染的现象也确实会存在，但是，专门把这种情况挑出来污蔑三峡建成后恶化了水质的宣传，决不是一种客观的评价。

最近，又看到07年12月31日的《华尔街日报》上的“中国：为全球建新水坝”一文（以下简称“华文”），其中，出于不同的环保理念，华尔街记者对兴建水坝的负面评论和偏见，我们尚可理解。但是，文章中存在的几点逻辑和事实问题却非常令人担心。作为世界上有影响力的报纸，连续的出现这种低级的错误实在令人痛心。为此，非常有必要指出华文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供《华尔街日报》和原文作者参考，也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比如，华文说“中国的建坝热情不断高涨，而近年来大坝在西方已基本失宠，不过此前西方国家也经历了几十年的大坝建设高潮。从在大萧条时期建设的美国胡佛大坝，到欧洲最大的水坝──葡萄牙Alqueva大坝（1957年计划，2002年竣工），大坝是国家建设、工业化和摆脱贫困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国际大坝委员会的数据，欧洲和北美这两个世界最富的地区已经开发了水电可开发量的70%。随着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大坝开始受到冷落。中国的三峡大坝就是一个例子。尽管遭到了强烈反对，大坝的建设方案仍在1992年获得批准，最终催生了绵延400英里的库区，140万人被迫迁徙。支持者称，三峡大坝利大于弊，不但有助于预防下游的洪涝灾害，还带来了清洁能源。批评者则表示，如果建几个较小的水坝更有助于预防洪水，而且留下的人为影响更小。最终，巨型水坝对世界舆论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有关腐败、管理不善和环境恶化的报导在国际社会引发了反对水电的声浪。”

我这里特地把华尔街日报的两段文章放在一起，这样才能发现华尔街记者进行误导宣传的技巧。其实，华文的这一段内容所阐述的逻辑关系非常混乱。看过华文大家根本就不知道大坝在西方失宠的原因是什么？到底是因为大坝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呢？还是因为西方应该建设的大坝都建得差不多了，他们用不着再建设了呢？华文中这个似是而非的问题非常关键，如果是因为大坝对环境的破坏性太大，西方国家的大坝已经建设错了。那么现在发展中国家当然不应该再重复去犯错误。但是，华文中既然肯定西方国家的 “大坝是国家建设、工业化和摆脱贫困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国际大坝委员会的数据，欧洲和北美这两个世界最富的地区已经开发了水电可开发量的70%”。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华尔街日报也认为大坝在西方失宠的原因，似乎不应该是什么负面环境影响，而是由于应该建设的水坝都已经建得差不多了呢？

应该说华尔街对西方大坝的这种报道还是比较符合事实的。因为大坝的社会作用确实是非常巨大，任何西方国家的发展几乎谁也离不开必要的水坝、水电建设，因为，除了了它巨大的清洁的可再生能源作用之外，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一定的大型水库调节其水资源的时空分布矛盾，根本局无法满足其社会现代化的水资源需求。无论是华尔街日报提到的美国和葡萄牙，还是其他西方国家都不例外。应该说如果华尔街想找到一些全面的例子说明西方国家大坝的环境负面影响巨大，确实还不太容易。

但是华尔街记者误导宣传的手段比较狡猾，文章中用一个巧妙的分段，再用一个例子把话题一转，大坝的负面环境影响，就变成了中国的三峡。其实记者的这种误导宣传的方式很不高明。从时间的逻辑顺序上看三峡大坝到现在还没完全建成，至今还没有真正实现“催生了绵延400英里的库区，140万人被迫迁徙”的三峡，怎么就会成了水坝“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的例子了呢？而美国的胡佛大坝已经建成了半个多世纪了，环境影响到底怎么样，华尔街日报为什么不肯明确地跟公众说一说呢？当然，我们也理解华尔街记者的难处，心里本来想大张旗鼓的说美国的大坝建的好，建的对，而发展中国家的大坝一定是错的，是不能建的，可是又不能直接说出口。因此就采用这种巧妙的分段叙述，利用文章技巧误导公众，达到其造谣污蔑三峡的目的。不过华尔街日报记者的心态也过于着急了点，至今没有真正实现的事情，就已经理直气壮的成为华尔街日报所列举的“例子”了，显而易见，华尔街日报对三峡种种的负面评论，依据的到底是事实还是偏见？

我们承认，三峡建成之后，将要“催生绵延400英里的库区，140万人被迫迁徙”确实是中国水库建设的一个突出特点。不过，这也不必大惊小怪，各国的大型水电建设都有不同的特点。例如美国的江河泥沙含量普遍较少，大型水库建成后往往会使下游河道的滩涂被侵蚀，造成较大的生态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中国则一般都不存在，中国的江河由于泥沙含量较高，反而希望能利用水库的清水让已经形成的地上悬河逐渐降低。同理，华尔街的记者对“催生了绵延400英里的库区，140万人被迫迁徙”三峡工程的决策科学性表示质疑，主要是对中国的国情不了解。我们可以告诉华尔街的记者们另一个让他们更吃惊的实例。根据四川的反坝人士范晓的文章披露，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之后，我国政府为了缓解长江洪水威胁，在长江的下游实施了“退耕还湖”的生态恢复措施。尽管没有任何经济收益，为了能增加洪水期110亿的蓄洪能力，我们被迫搬迁了240万人口。对比看我们的三峡工程能提供220亿的防洪库容，我们虽然也搬迁了120万人口，但是，其动迁人口的防洪的效率还是“退耕还湖”措施的4倍之高。从这一点上比较，即使三峡根本就不能发一度电，也是值得建设的。

此外，三峡工程虽然“催生了绵延400英里的库区”也未必不是好事。要知道中国的湿地保护组织一再警告说，新中国成立时长江流域原有的15000平方公里的湿地，目前已经减少了20%。如果不是我们三峡和一系列大型水电站的建设，这种局面将会更加严峻。三峡水库所增加的600平方公里水面，并没有能改变我国随着人口的增加湿地的面积不断减少的趋势。为了保护湿地，增加防洪能力，我们既然可以实施“退耕还湖”的生态恢复计划，为什么就不应该建设生态效率更高的三峡工程呢？

进一步看，华文说“批评者则表示，如果建几个较小的水坝更有助于预防洪水，而且留下的人为影响更小。”其实这些说法根本就是不成立的。如果是仅从水能利用发电的角度上说，几个小的水坝确实可能会在淹没损失较小的情况下，起到与一个大型水坝同样的发电作用。但是，要说到防洪和供水，小水坝根本就无法和大水坝相提并论了。只有建设大型水坝、大型水库才能有效的解决水资源的调蓄问题。中国的防洪水坝数量号称占全世界一半以上，但是，其水库总蓄水量却比美国小很多倍。就是由于缺乏大型龙头水库的调节能力，目前我国的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矛盾十分突出，社会生态环境遭到自然灾害的冲击极大。一方面洪涝灾害频发﹐另一方面又是干旱严重﹐水资源严重短缺﹑水污染严重。从本质上说﹐这些都是由于可控制的水资源总量不足造成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只能通过建立具有调蓄功能的龙头水库﹐增加可控制的水资源总量。因此，大、小型水坝的水资源作用和发电作用是不一样的，华尔街的记者在写这些具体工程报道的时候，应该增加一点专业知识，不要让一些环保科盲幼稚无知的言论欺骗了。更不要用这种近似骗人的谎言来误导公众。

随后，建立在这种谎言之上华文的推论说“最终，巨型水坝对世界舆论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有关腐败、管理不善和环境恶化的报导在国际社会引发了反对水电的声浪。”。这种说法也是一种对大型水坝的偏见，而且绝对的与事实不相符。客观地说，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里，大型水坝的投资管理一般都会比小型水坝更规范。在同一个国家内，不管用同样的投资额，还是以同样的发电量进行比较，小型水坝累计带来的“腐败、管理不善和环境恶化”等问题，几乎都不会比大型水坝更少。众所周知，目前在中国水电开发中真正能够让人们感受到的环境破坏的工程，往往都是一些失控的小水电项目。

华文中另一个有必要指出的问题是关于世界银行对大型水电的投资问题。华尔街日报说“上世纪90年代，在环保人士的压力下，全球在建水坝的数量下降到只有2,000座，远低于70年代高峰时的5,400座。最早将水坝视为帮助穷国摆脱贫困之重要手段的世界银行(World Bank)也停止了对几乎所有大型水坝的资金支持。2000年时，一个名为世界水坝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Dams)的深具影响力的团体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对水力发电的益处提出了质疑。这份报告标志着水电发展的末路。但随着石油价格的不断飙升以及人们对燃烧煤炭等化石燃料会加剧全球变暖的担忧日益加剧等因素，水力发电重新收到青睐。从2005年起，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和世界银行又开始向水坝建设项目贷款，当时它们向老挝的Nam Theun 2大坝项目提供了建设资金，希望该国能够通过向外输出大坝发的电来增加收入。在某些地区，水电项目是作为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项目的后备手段。”

一些极端环保组织和世界水坝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Dams)对水力发电的质疑，确实严重的影响了国际社会对大型水电的看法。1996年的世界可发持续发展高峰会议，只承认了小水电可再生能源作用，而把大型水电排除在外。不过，由于世界水坝委员会对水坝的批评，缺乏足够的事实依据，没有能全面地、客观地反映出水坝作用。中国政府的水利部门就是通过在中国的大坝实例调查中发现了世界水坝委员会的这一问题，而果断地退出了该组织。随后世界水坝委员会污蔑水坝的报告，很快的就被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所识破。2002年在南非约翰雷斯堡召开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高峰会议上，由非洲国家提出的支持发展中国家大型水电开发的行动计划，得到了到会的192位国家首脑的一致支持，并委托联合国随后召开了《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专门探讨如何具体落实，世界可持续发展高峰会议的支持水电开发的精神。2004年10月由世界各国500多位专家、官员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在中国北京召开的这次会议，还特别发表了《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北京宣言》。世界水坝委员会的那份“标志着水电发展的末路”的失实报告遭到了《北京宣言》的彻底否定。随后世界银行立即恢复了对发展中国家大型水电建设的资助。

不知是因为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根本就不了解《世界可持续发展高峰会》和《北京宣言》的这些结论，还是要故意向公众隐瞒这一国际社会的主流意见。总之，华文猜测的“随着石油价格的不断飙升”，“水力发电重新收到青睐”和世界银行恢复对大型水电项目的贷款支持，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也存在明显的逻辑漏洞。只要认真查阅一下数据，我们就不难发现2004年的石油、煤炭的价格还没有开始飙升，2005年初世界银行对水电投资态度的变化，也不可能是由于能源价格的原因。

也许同样是因为不了解国际社会主流意见的原因，华尔街日报对中国企业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水电开发也缺乏足够的理解。中国积极开发水电完全是顺应时代的需要，是响应联合国的号召，是对世界可持续发展高度负责的一种体现。而华文中一些说法，例如“环保主义者说，大坝已经毁掉了中国境内的澜沧江上游地区；他们想阻止中国再在下游修建大坝。活动家们大肆批评中国在缅甸修建大坝的行为，声称这种行为是在支持独裁政权，当地社区已经因被强迫安置而受到损害。在老挝这个全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负责三峡建设的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正在修建两座大坝，以便向邻近的中国和泰国输出电力。”等等。是非常没有水平的。

“大坝已经毁掉了中国境内的澜沧江上游地区”的污蔑说法，十分荒谬，中国的澜沧江上游地区随着小湾等大型水电工程的建设成功，水资源调控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当地的生态环境已经有了根本的改观。而且，所谓国外“活动家们大肆批评中国在缅甸修建大坝的行为，声称这种行为是在支持独裁政权”的说法也十分可笑。缅甸现政府目前还是联合国的正式成员，我们中国的银行和企业要落实联合国的“行动计划”，不依靠联合国的成员，难道应该先要求联合国去推翻缅甸政府吗？再说，这种不能承认现存的国际秩序的政治偏见，难道不正是世界上的恐怖主义产生的理论基础吗？

总而言之，我们感觉华尔街日报的最大问题就是喜欢把水电的开发和大坝的建设与政治偏见联系在一起。再加上我们有些记者的科学素养不高、逻辑能力有限，因此刊登出来的文章就难免要出现问题了。我所指出的这一点意见，不知道《华尔街日报》是否能接受？

华尔街日报原文《中国：为全球建新水坝》参见：

http://chinese.wsj.com/gb/20071231/chw084924.asp?source=chann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