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领域非常广泛,任何一种人类文明活动都会有代价,然而,为什么在诸多社会发展都离不开的现代文明活动中,偏偏只有水坝和水电建设经历了这样巨大的反复和曲折呢?我觉得这里有一定的历史巧合因素。
人类利用、建造水利工程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工业化以后,特别是发明电以后,利用水力发电造福人类,更是成为人类现代文明进步的象征。到20世纪初,大型水电站几乎成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义词。
不过20世纪90年代,大坝、水电的发展开始变缓。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用现代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很多大型水坝工程的建设和运行。很多已经建成和在建的大坝和水电项目成为了敏感的话题,一些对环境和社会负面影响较大的项目,遭遇到公众的强烈抵制以致于最终被迫停止。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水电的特点之一就是资源的有限性。一个国家的水电资源一般都会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开发殆尽。而水电的这种特点,又恰巧被当时的美、苏政治对立的国际局势所利用。这就是有关阿斯旺大坝的争论。当时,埃及人利用美苏矛盾,嫌美国人要价太高,就把工程交给了苏联人建造。出于攻击政治对手的目的,美国人就开始发动全世界的“专家”资源给阿斯旺大坝挑毛病。然而,要把攻击阿斯旺大坝的理由,编造得让人信服,就难免要对所有的水电和大坝都进行贬低。好在当时美国已经基本完成了自己国家的大型水电开发,所以,不必顾虑这种攻击会影响自己国家的发展。因此,60年代后国际上充斥着大量的反水坝、反水电的所谓“科研成果”。其实,当时的这些成果都有很强的政治动机,其科学性和可信性是值得怀疑的。不过这种政治斗争的产物,却给某些极端环保的投机者制造了机会。
例如,《寂静的河流》的作者卡麦利,就是一位利用(反水坝)投机环保而名利双收的人士。这本书曾多次在中国境内翻译出版。由于美苏争霸,作者可以轻而易举的获得大量的“资料”来论证水坝、水电站的“罪恶”。因此,《寂静的河流》这本书本身和所引用的很多参考文献中,也难免充斥着大量的谎言。
例如,书中说全世界的水库拦截水的总量,相当于所有河流的5倍(实际上还不足50%)。书中曾多次论证说储存在水库大坝下层的水,将会变成有毒的。然而,我国新安江千岛湖等大型水库的实践却证明,水库下层的水体不仅没有毒,而且还是一种富含矿物质和二氧化碳的“有点甜的矿泉水”。
特别是书中还引用了个别水电站的特殊数据,居然得出水电所排放的温室气体竟然是燃煤的火电厂几倍的耸人听闻的结论。众所周知,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是全世界最大的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如果水电的排放居然高于火电,那么水电的发展必须要受到严格的限制。由于这个致命谣言的传播,从根本上否定了水电的清洁能源地位,并在全球范围内造成比较严重的影响。所以,在1996年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高峰会议》上,大型水电居然被明确排除在可再生能源的范围之外,只承认了小水电的可再生能源地位。国际社会的这个态度不可避免的影响到各国,我国很多的政府部门和那一时期制定的政策、法规都有歧视、排斥大型水电的内容。例如,在世纪之交制定的的我国科技发展规划,就明确地把大水电排除在可再生内能源之外。这些歧视大型水电政策,至今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还有很大的负面影响。部分知识分子和官员头脑中,至今也难免还存在着水电开发破坏生态环境的错误信息。
相对于国际社会关于水电与环境的争论,我国有一个滞后期。上世纪晚期,当国际上的反水坝运动最高潮的时候,我们国内的声音还很少。当时国家建设水电的态度也非常坚决。特别是我国三峡工程的上马和成功建成,一度让国际上很多反水坝、反水电的谣言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和民主化进程,在国际社会开始逐渐澄清和反思极端环保对水电的诬蔑之词之后,国内的一些炒作反水坝的极端人士却已经开始在国外极端组织的资助下活跃起来了,这些得到过资助的NGO通过各种关系成功的利用了某些环保官员对水电的误解和偏见,实施了一系列极端环保理念和谣言的传播。
什么欧美国家早就停止了大坝建设,什么美国已经进入了拆坝时代,等等谎言广泛传播。事实上,至今欧美都还有在建的大坝项目。美国的拆坝,不过是一些年久退役小水坝的废弃和更新。至今为止反映大坝功能的美国的水库蓄水总量和发电能力,不仅从来都没有降低过,而且还略有增加。从2003年起,我国国内反倒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水坝的高潮。例如,怒江水电开发被“最后一条生态江”的谣言所搁置;2009年我国金沙江水电的开发程度还是零,但却因为开发过度而一度被叫停。那一段时期什么“我国水电开发严重过度,已超过国际警戒线”的欺人之谈,经常会公开的见诸在代表国家环保部的报纸上。一边倒的舆论,让我国大型水电开发的审批完全陷于停顿。
然而,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不可能被人为改变的。开发利用可再生的水能资源,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我国水电被舆论妖魔化的那一段时间,水电的正常发展受阻,让我国煤炭的开采和使用量,不得不以每年2亿多吨的速度增长。能源结构也急剧恶化。以至于在我国的GDP还远低于美国的情况下,就已经超越美国成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冠军”。随之而来的遭遇,我们可想而知。在2009年哥本哈根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我国第一次感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双重压力。
不管我们愿意承认与否,我们中国已经在减排责任这场全球最大的生态矛盾斗争中逐渐成为了主角。来自美国某官方网站的世界各国排放图显示,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已经在2008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我们为了缓解国际社会对我国排放第一的压力,曾经强调说我国的人口多,人均碳排放还不算高。但是,非常不幸的是,最近几年我们国家的人均碳排放,也已经超过的全球的平均值。最近,又有人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落后,希望以一种累积碳排放的方式计算,以便能补偿发展中国家更多的碳排放权。不过,非常令人担心的是,即使按照(从1990年算起)累积碳排放计算,我国也已经超越了除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成为世界第二。
前几年,美国的布什总统不肯签署《京都议定书》一直是全世界环保人士批评的目标,但是,自从奥巴马上任以来,美国改变了态度也开始强调要承担减排义务,这样世界各国对排放问题的批评焦点,就自然而然的转向了我们。去年美国奥巴马政府还宣布将在2012年至2016年间陆续关闭175座燃煤发电机组,最终的目标将是彻底停止美国的煤炭产业。美国在减排问题上的积极态度,无疑将会给我们中国带来巨大的压力。不减排就不能兑现我们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国际承诺。
不能否认,前些年由于我们的环保官员对我国水电无可替代的巨大减排作用,认识不够深刻,由于我们的社会舆论遭遇到了国内外各种极端环保欺骗宣传的干扰,我国的水电开发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实际减排效果并不能令人十分满意。这些年虽然我国政府对于减排的投入不能说不大,但实际的温室气体减排效果却难以令人满意。
例如,近年来由于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补贴,我国的风能和太阳能发电行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自2006年起,我国的风能连续多年以翻番的速度增长,目前我国的风电装机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然而,我国作为世界第一的风能发电,再加上太阳能的发电量,去年一年的总量也只有一千多亿度电。但是,我们被极端环保谎言所搁置了近十年的怒江水电开发,每年的发电量也将是一千多亿度电。也就是说,我国每年投入数百亿的资金支持的风能、太阳能的开发建设,还弥补不了我们由于搁置怒江水电开发,所不得不增加的碳排放量。
况且受到妖魔化影响的水电,决不仅仅是一个怒江。我国金沙江上的龙盘(原虎跳峡)已经例如了“十一五”的开工计划,但目前看来该工程的建设至少也要推迟十年。这个龙盘水电站是金沙江的龙头水库,它建成之后将大大增加下游一系列电站的发电量,其节能减排的效果不会亚于怒江水电。可见,如果我们没有受极端环保舆论的干扰,正常的开发建设我国的水电资源,即使我们国家在风能、太阳能发电上一分钱都不投,我国所获得的实际减排效果也要比现在高几倍。
然而,正因为我国政府在风能和太阳能发电方面的巨大投入,也让我们的环保官员头脑发昏。记得2011年在南非德班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我国政府的一位谈判代表曾理直气壮地认为我们中国在减排方面已经做得够多了,并拍着桌子质问某些发达国家在减排的方面,你们到底做什么了?对于这一激烈举动,很多国人曾经觉得非常痛快。然而,也有人觉得这也是无知的中国的官员在国际舞台上耍起文革的作风。仅从某些数据上看,尽管中国在减排上的投入确实是全球第一。但要是说替代化石能源的实际减排效果,中国确实差得太多了。目前,我国的单位GDP碳排放水平不要说和欧美发达国家的差距十分巨大,就是比起发展中的印度,我们也还要差很多。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中国政府的减排决心和投入虽然都很大,但是,由于掌权的环保官员的减排的方式和理念不够科学,所以,减排的实际效果十分差强人意。
特别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个拍桌子的中国政府的代表谢振华,居然就是当年阻碍怒江水电开发的主要官员。我觉得由这样一个缺乏科学素养的环保官员到国际舞台来宣称中国在减排方面已经做得够多了,而且还要质问西方发达国家到底做了什么,真是非常丢脸。标榜自己花钱多,决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我们为何不能反思一下,为什么中国政府花钱最多,但减排的效果却很差,而西方国家的投入虽然少,但减排的效果却比我要好呢?
答案很明确,因为,发达国家的主流环保理念是尊重科学的,他们几乎无一例外的都优先开发利用了最高效、最经济的清洁能源水电。而我们的一些环保官员,却因为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而鄙视水电的开发和利用。同样具有替代化石能源的作用,我们所制定的政策可以给风能、和太阳能巨额的补贴,却丝毫不肯给小水电合理的上网电价。容许一个大型水电工程的正常开工建设,就可以超过全国数年来的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全部投入,但是,我们的某些环保官员却宁可发展花钱多,效率低、不够成熟的新能源,却不肯让成熟的水电资源得到合理的开发利用。
事实上,由于水电开发受阻导致的排放问题,还不仅仅是温室气体。在去年当党的十八大提倡重视生态文明,并首次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理念的同时,我国又遭遇了大面积的严重雾霾污染。目前,社会各界对于产生雾霾的主要原因,尽管还有认识上的分歧,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却是,我国目前的年煤炭消耗量,几乎已经等于全世界其它所有国家的总和。这恐怕才是最能合理解释,为何“全球的雾霾污染,只有中国最严重?”的答案。请注意,当年让伦敦成为“雾都”的主要原因,也不是汽车的排放,而是过量的煤炭燃烧。
目前,严酷的现实,逐渐让社会各界意识到,水电的减排作用,不仅体现在温室气体上,而且也包括各种空气污染。大量的煤炭消耗,不仅仅会有排放过量的温室气体构成的潜在威胁,而且也还会有现实的严重污染。水电的生态环保作用,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竟然是如此的直接和重要。面对煤炭的过量消耗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这一局面的出现,可能会让不少糊涂的环保人士如梦初醒。一些人原本以为炒作千里之外的怒江生态环境问题,无论如何也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但是,他们没有料到,自己也将不得不深受损人不利己的“伪环保”之害。
最近,在中央电视台的举办一次题为“生态美、中国美”的政策论坛上,还是那位缺乏科学素养的环保官员居然还大言不惭地批评水电大坝把“河流生态,变成了湖泊生态”。他的这种说法虽然不能说完全错误,但确实是非常片面的和有欺骗性的。即使是某个流域的梯级水电开发完全结束之后,也只能让部分河流的生态,转变为湖泊生态。如果谁不相信,就不妨到欧洲的多瑙河、莱茵河以及美国的田纳西流域去看一看,看看那些已经完成了梯级开发的河流,是不是把河流生态都变成了湖泊生态。事实上,任何河流的梯级开发都只能改变极少部分河段的生态,任何一条河流的本质属性,都不可能被人为的改变。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即使我们把部分河流段的河流生态改变为湖泊生态,难道会有什么不好吗?在自然界的发展和进化过程中,把部分河流的河段变成湖泊的情况非常普遍。著名的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就是大地震所形成的堰塞体,把部分的河流生态转化为湖泊生态的结果。我西南地区存在的众多的“人中海”,“木格措”,也都是大自然把部分河流生态转变为湖泊生态的杰作。我国新安江水库,著名的“千岛湖”也是把部分河段的河流生态,转变为湖泊生态的作用。我们即便不去说新安江水库的防洪、发电、供水效益有多么重要,就是仅从环境角度上看,“千岛湖”的出现,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生态效益吗?
此外,作为一名环保官员,难道不知道当前中国的生态难题之一,恰恰就是湿地面积的不断减少?因此,无论是通过自然的变迁还是人为的努力,把部分的河段的河流生态变为湖泊生态,都将是有利于自然进化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这一观点也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
根据联合国2007年的一个调查结果显示,除了极个别的极端情况的例外,每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都与该国的水库蓄水能力成正比。也就是说,全世界普遍的现实都是:水库蓄水能力越强的国家和地区不仅经济越发达,生态环境也越好。因为自然界中的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一般都是极不均匀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水库蓄水能力不强,洪水和干旱的灾害不断的话,这个国家的经济和生态环境都不可能会好。因此,从2006年起,联合国每三年发布一次的《世界水资源报告》几乎每次都要强调“世界的水资源本来是够用的,只不过由于设施不足、管理不善”而造成了水资源的危机。也就是说,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不均,已经成为人类水资源问题的最主要矛盾。而目前我们人类解决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手段,除了建设水库大坝(调蓄水资源)之外,几乎还没有别的办法。
美国的国土面积和水资源总量,都与我国相似。目前中国虽然水坝数量名义上比美国还多,但是水库总库容仅为美国的一半﹐如果以人均水库蓄水量来比较﹐中美差距在十倍以上。由于缺乏水库的调蓄能力,我国一方面洪涝灾害频发﹐另一方面又是干旱严重﹐从本质上说﹐这些都是由于可控制的水资源总量不足造成的。相比之下,美国的绿水青山,自然灾害少,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他们的水库库容大,可以吸纳更多的洪水,抵御更大的干旱。我国生态环境上的巨大差距,恰恰体现在水库的蓄水能力上。
因此,去年7月,由国际大坝委员会联合国际灌排委员会、国际水资源协会和国际水电协会起草的《储水设施与可持续发展》世界宣言在日本京都隆重发布(下称《东京宣言》)。该宣言呼吁全世界共同努力,采取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和建设和保护储水基础设施。《东京宣言》表示:21世纪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人口增长对水、粮食和能源的需求,为了应对这个挑战,我们需要加强现有储水设施的维护并进一步建设新的储水基础设施,这需要有充分的立法和充裕的资金,还必须通过发挥储水基础设施的综合作用,优化利用水资源,这包括洪水管理与抗旱、粮食生产灌溉、发电、饮用水和卫生、工业用水、航运、环境等几个方面的内容。
相比之下,我们某些环保官员对生态环境和减排的认识,已经胡涂到了极点。我觉得,由这样一位缺乏科学素养的环保官员代表中国去参加联合国的气候谈判,我们的国家的形象想要不受损几乎是不可能。目前看来,我国某些环保官员对水电的偏见已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新的一届政府,如果要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亟需提高环保官员的科学素养。否则,某些光会空喊“决不走,发达国家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的官僚,只能自欺欺人。这些事实说明:中国人不是不愿意保护好环境,中国人也不是不肯花钱钱来保护环境,而是某些缺乏科学素养的环保官员,让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努力事倍功半。总之,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懂科学的环保官僚,已经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最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