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水电何来“大跃进”
2009/5/17 15:06:49 新闻来源：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
来源：凉山日报 发表时间：2009-2-21
去年暮春，《南方周末报》刊发《西南水电大跃进：八个三峡筹划开建》，污蔑西南水电开发，本报采写《西南水电惹了谁》予以驳斥，引起强烈反响。然而，今年初春，《中国国家地理》刊发《西南水电“大跃进”》，再次无端攻击西南水电开发，读者禁不住又问——
西南水电何来“大跃进”
本报记者 李友明 李忠海
“重煮的汤不鲜，重复的话难听。”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也是新闻写作求新的基本要求。然而，在中国颇具影响力的《中国国家地理》2009年第1期上，刊发了马军先生撰写的《西南水电“大跃进”》，将“大跃进”的帽子扣在西南水电开发上，再一次将“陈汤”端出，令读者生疑。
水电是优质、清洁能源，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水电的珍贵不仅在于清洁，能够缓解环境压力，更在于能够提供强大的电力能源，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但是水电开发却屡屡遭人诟病，甚至在中国水电开发潜力最大的西南地区，屡屡被扣上“大跃进”的帽子，令人费解。
西部大开发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水电资源丰富，是西部地区资源优势的突出表现，大力开发这些水电资源，实现西电东送，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重要保证。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突破了水电开发中的资金与技术“瓶颈”，迎来了难得的开发机遇。西南地区由于水能资源极其丰富，成为了中国水电开发的主战场。水电开发的高歌猛进，为缓解全国能源紧张局面，带动地方经济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加大能源结构优化调整，积极发展风电、水电等清洁优质能源刻不容缓、迫在眉睫。”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指出：中国水电资源在世界上蕴藏最丰富，开发的利用程度仅仅只有24%，远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发展潜力巨大。
西南水电开发过快了吗
我国幅员辽阔，蕴藏着丰富的水力资源。根据 2005年我国水力资源复查成果显示：我国水力资源理论蕴藏年发电量超过6万亿千瓦时，技术可开发容量约5.4亿千瓦，经济可开发容量超过4亿千瓦。
我国的水力资源在地域分布上不平衡，西部多、东部少。特别是西南部的云南、四川、西藏、贵州和重庆等 5省区市的水电技术可开发装机容量约为 3.6亿千瓦，占全国的 67%；其经济可开发容量约为 2.4亿千瓦，占全国的 59%。
尽管目前我国西南地区规划了100多座大中型水电站，目前真正已经开发和建设的电站总数目前还不到10％。然而，水电开发程度早已经达到了100％的法国，国土面积比我国的长江上游地区还要小得多，早在上个世纪他们就已经完成了全国1500多座大小水电站的建设。配合核电，回报给法国的是在全球最先结束全部的煤炭开采，成为全世界最成功地使用清洁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典范。
只要我们国家的经济要发展，不加速开发水电等可再生能源，就只能加速开采煤炭等一次性能源，这势必加大环境压力，同时也加速煤、油等一次性能源的枯竭。因此，世界各国早就认识到对水电的开发必须要早、要快，而且是越早、越快，越好。过去我们国家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开发水电，实是无奈之举。但是，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我们已经具备了大规模开发水电的能力，却反而开始质疑自己已经严重滞后于整个世界的水电开发现状是不是过快了，这无疑是不明智的。
事实上，纵观近年来我国水电开发，其在发展速度上，还是远远低于经济的发展速度。
两院院士潘家铮认为：水电开发不存在比重高不高的问题，只存在合理不合理的问题。这个电站应该开发的，就应该开发。这个电站开发的弊大于利的，就绝对不要开发，应该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而不是拿比重来衡量，中国水电开发比重是太低了。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马军把反对西南水电开发的理由是：中国“水电经济可开发量”被高估了。
众所周知，水力资源量化指标分为理论蕴藏量、技术可开发量、经济可开发量，我国水力资源经济可开发量为4亿千瓦，是2006年全国大批水利工作者耗时4年，经过科学勘测普查得来的珍贵科学依据。这样的依据却被马军信口开河地否定了。更可笑的是，水电是一种商品，而水力是一种资源，马军所说的“水电经济可开发量”，显然应表述为水力资源经济可开发量。这位以“环保专家”自居的马军，却将“水力”与“水电”这样的基本概念张冠李戴，混为一谈。
高耗能产业膨胀并非水电之过
马军在《西南水电“大跃进”》中，首先提到的西南水电开发带动高耗能产业膨胀。其实，这完全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他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现象，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
众所周知，水电利用的只是水的势能，不需要耗费其它任何资源。这也使得水电开发具有其他任何能源所不具备的经济优势，水电可再生能源的这种不消耗资源和低成本的优越性，是全世界公认的。
水电的低成本、低电价、高产出，在为社会提供低电价福利的同时，由于市场经济的作用，也必然会对高耗能企业产生巨大的吸引力。这种现象的产生却远非水电开发带来的，更谈不上水电开发带动了高耗能产业的发展。
高耗能企业的存在与发展，归根到底是因为整个社会对高耗能产品的需求所决定的。即使没有水电的存在，高耗能企业依然会存在，因为社会对于高耗能产品的需求依然存在，可以预见的是高耗能企业将会自然地选择可以提供低电价的地方，比如火电附近。中国水电专家水博先生曾这样形象地说明：我国的煤城唐山市就有钢铁生产的基地。唐山钢铁生产基地出现的根本原因，决不是因为唐山的煤矿必须要消耗掉它生产的煤炭，而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发展，需要大量的钢铁。
不仅如此，由于我们国家发展水平所限，在国际分工中，我们的高耗能产品很多是出口，换取外汇，为国家经济发展做贡献。简而言之，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高耗能企业的存在与发展，而并不是水电开发造成了这个结果。
目前，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高耗能企业的生产正在被控制和减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高耗能产品可以不生产、少生产。因为高耗能产品是人类文明发展所必需的，只不过由于国际的分工不同，这些产品往往更多的要有发展中国家来生产。
马军文中提到，二滩水电站1999年开始，即向川投电冶黄磷厂实行直供电力。这仿佛是水电低电价早就高耗能企业发展的铁证，但是事实上，如果没有二滩水电站，这个黄磷厂不会在攀枝花出现。但是，黄磷还是要生产的，因此，没有二滩，它们可能要建在三峡，没有水电他们可能就要建在火电、核电厂附近。唯一不同的就是，那样的话黄磷生产的成本高了，市场上黄磷的价格也要高一些罢了。
显而易见，清洁、可再生的水电在开发过程中，为社会提供了低价、优质的电力，这完全不能被认为是带动了高耗能产业的膨胀。如果一定要认定水电开发带动了高耗能产业的膨胀，这就好比锋利的菜刀致人死命，那么所有菜刀供应商都成了杀人凶手，这无疑是非常荒诞的。
水电开发促进能源结构调整
马军文中提到“水电过度开发刺激西南煤电扩张。”水电与煤电，二者虽然都是发电，方式却完全不同，所以一直存在水煤之争。
水电如何会刺激煤电扩张？马军提到：“由于水电丰枯季节发电量存在巨大差异，枯水季节常常不得不对能耗大户实施限电。为避免当地这些利税大户在经济上遭受损失，西南很多水电富集区将目光锁定到更加稳定的煤电建设上。”
火电的建设周期快，单位千瓦的建设成本低，所以，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严重缺电的情况下往往是火电机组首先得到发展。而一旦经济发展进入平缓期，火电与水电争市场的情况有时确实非常严重。
水电由于其自身的特性，在发电上受来水影响较大。但是西南水电开发中的巨型水电站都有巨大的水库，基本上都具备年调节能力，对于丰枯季具有较强的调节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削弱这种不利影响。
煤电与水电争夺市场，反映的是我国能源结构不合理。
能源结构调整是中国能源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中国能源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能源发展要降低对国际石油的依赖；二是中国电力产业发展要降低煤电的比重。概括来讲，就是要减少对石化能源资源的需求与消费，把水电开发放在中国能源结构调整的优先地位。
水电的开发对于能源结构调整的意义重大，而其开发的好坏、快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国能源结构调整的顺利与否。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所谓西南水电“大跃进”，是子虚乌有，但是西南水电开发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正如张国宝指出：水电开发建设突破资金与技术“瓶颈”之后，面临着环境保护、移民安置和舆论宣传三大问题。
去年暮春，《南方周末报》刊发《西南水电大跃进：八个三峡筹划开建》，污蔑西南水电开发，本报采写《西南水电惹了谁》予以驳斥，引起强烈反响。然而，今年初春，《中国国家地理》刊发《西南水电“大跃进”》，再次无端攻击西南水电开发，读者禁不住又问——
西南水电何来“大跃进”
本报记者 李友明 李忠海
“重煮的汤不鲜，重复的话难听。”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也是新闻写作求新的基本要求。然而，在中国颇具影响力的《中国国家地理》2009年第1期上，刊发了马军先生撰写的《西南水电“大跃进”》，将“大跃进”的帽子扣在西南水电开发上，再一次将“陈汤”端出，令读者生疑。
水电是优质、清洁能源，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水电的珍贵不仅在于清洁，能够缓解环境压力，更在于能够提供强大的电力能源，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但是水电开发却屡屡遭人诟病，甚至在中国水电开发潜力最大的西南地区，屡屡被扣上“大跃进”的帽子，令人费解。
西部大开发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水电资源丰富，是西部地区资源优势的突出表现，大力开发这些水电资源，实现西电东送，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重要保证。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突破了水电开发中的资金与技术“瓶颈”，迎来了难得的开发机遇。西南地区由于水能资源极其丰富，成为了中国水电开发的主战场。水电开发的高歌猛进，为缓解全国能源紧张局面，带动地方经济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加大能源结构优化调整，积极发展风电、水电等清洁优质能源刻不容缓、迫在眉睫。”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指出：中国水电资源在世界上蕴藏最丰富，开发的利用程度仅仅只有24%，远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发展潜力巨大。
西南水电开发过快了吗
我国幅员辽阔，蕴藏着丰富的水力资源。根据 2005年我国水力资源复查成果显示：我国水力资源理论蕴藏年发电量超过6万亿千瓦时，技术可开发容量约5.4亿千瓦，经济可开发容量超过4亿千瓦。
我国的水力资源在地域分布上不平衡，西部多、东部少。特别是西南部的云南、四川、西藏、贵州和重庆等 5省区市的水电技术可开发装机容量约为 3.6亿千瓦，占全国的 67%；其经济可开发容量约为 2.4亿千瓦，占全国的 59%。
尽管目前我国西南地区规划了100多座大中型水电站，目前真正已经开发和建设的电站总数目前还不到10％。然而，水电开发程度早已经达到了100％的法国，国土面积比我国的长江上游地区还要小得多，早在上个世纪他们就已经完成了全国1500多座大小水电站的建设。配合核电，回报给法国的是在全球最先结束全部的煤炭开采，成为全世界最成功地使用清洁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典范。
只要我们国家的经济要发展，不加速开发水电等可再生能源，就只能加速开采煤炭等一次性能源，这势必加大环境压力，同时也加速煤、油等一次性能源的枯竭。因此，世界各国早就认识到对水电的开发必须要早、要快，而且是越早、越快，越好。过去我们国家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开发水电，实是无奈之举。但是，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我们已经具备了大规模开发水电的能力，却反而开始质疑自己已经严重滞后于整个世界的水电开发现状是不是过快了，这无疑是不明智的。
事实上，纵观近年来我国水电开发，其在发展速度上，还是远远低于经济的发展速度。
两院院士潘家铮认为：水电开发不存在比重高不高的问题，只存在合理不合理的问题。这个电站应该开发的，就应该开发。这个电站开发的弊大于利的，就绝对不要开发，应该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而不是拿比重来衡量，中国水电开发比重是太低了。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马军把反对西南水电开发的理由是：中国“水电经济可开发量”被高估了。
众所周知，水力资源量化指标分为理论蕴藏量、技术可开发量、经济可开发量，我国水力资源经济可开发量为4亿千瓦，是2006年全国大批水利工作者耗时4年，经过科学勘测普查得来的珍贵科学依据。这样的依据却被马军信口开河地否定了。更可笑的是，水电是一种商品，而水力是一种资源，马军所说的“水电经济可开发量”，显然应表述为水力资源经济可开发量。这位以“环保专家”自居的马军，却将“水力”与“水电”这样的基本概念张冠李戴，混为一谈。
高耗能产业膨胀并非水电之过
马军在《西南水电“大跃进”》中，首先提到的西南水电开发带动高耗能产业膨胀。其实，这完全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他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现象，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
众所周知，水电利用的只是水的势能，不需要耗费其它任何资源。这也使得水电开发具有其他任何能源所不具备的经济优势，水电可再生能源的这种不消耗资源和低成本的优越性，是全世界公认的。
水电的低成本、低电价、高产出，在为社会提供低电价福利的同时，由于市场经济的作用，也必然会对高耗能企业产生巨大的吸引力。这种现象的产生却远非水电开发带来的，更谈不上水电开发带动了高耗能产业的发展。
高耗能企业的存在与发展，归根到底是因为整个社会对高耗能产品的需求所决定的。即使没有水电的存在，高耗能企业依然会存在，因为社会对于高耗能产品的需求依然存在，可以预见的是高耗能企业将会自然地选择可以提供低电价的地方，比如火电附近。中国水电专家水博先生曾这样形象地说明：我国的煤城唐山市就有钢铁生产的基地。唐山钢铁生产基地出现的根本原因，决不是因为唐山的煤矿必须要消耗掉它生产的煤炭，而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发展，需要大量的钢铁。
不仅如此，由于我们国家发展水平所限，在国际分工中，我们的高耗能产品很多是出口，换取外汇，为国家经济发展做贡献。简而言之，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高耗能企业的存在与发展，而并不是水电开发造成了这个结果。
目前，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高耗能企业的生产正在被控制和减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高耗能产品可以不生产、少生产。因为高耗能产品是人类文明发展所必需的，只不过由于国际的分工不同，这些产品往往更多的要有发展中国家来生产。
马军文中提到，二滩水电站1999年开始，即向川投电冶黄磷厂实行直供电力。这仿佛是水电低电价早就高耗能企业发展的铁证，但是事实上，如果没有二滩水电站，这个黄磷厂不会在攀枝花出现。但是，黄磷还是要生产的，因此，没有二滩，它们可能要建在三峡，没有水电他们可能就要建在火电、核电厂附近。唯一不同的就是，那样的话黄磷生产的成本高了，市场上黄磷的价格也要高一些罢了。
显而易见，清洁、可再生的水电在开发过程中，为社会提供了低价、优质的电力，这完全不能被认为是带动了高耗能产业的膨胀。如果一定要认定水电开发带动了高耗能产业的膨胀，这就好比锋利的菜刀致人死命，那么所有菜刀供应商都成了杀人凶手，这无疑是非常荒诞的。
水电开发促进能源结构调整
马军文中提到“水电过度开发刺激西南煤电扩张。”水电与煤电，二者虽然都是发电，方式却完全不同，所以一直存在水煤之争。
水电如何会刺激煤电扩张？马军提到：“由于水电丰枯季节发电量存在巨大差异，枯水季节常常不得不对能耗大户实施限电。为避免当地这些利税大户在经济上遭受损失，西南很多水电富集区将目光锁定到更加稳定的煤电建设上。”
火电的建设周期快，单位千瓦的建设成本低，所以，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严重缺电的情况下往往是火电机组首先得到发展。而一旦经济发展进入平缓期，火电与水电争市场的情况有时确实非常严重。
水电由于其自身的特性，在发电上受来水影响较大。但是西南水电开发中的巨型水电站都有巨大的水库，基本上都具备年调节能力，对于丰枯季具有较强的调节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削弱这种不利影响。
煤电与水电争夺市场，反映的是我国能源结构不合理。
能源结构调整是中国能源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中国能源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能源发展要降低对国际石油的依赖；二是中国电力产业发展要降低煤电的比重。概括来讲，就是要减少对石化能源资源的需求与消费，把水电开发放在中国能源结构调整的优先地位。
水电的开发对于能源结构调整的意义重大，而其开发的好坏、快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国能源结构调整的顺利与否。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所谓西南水电“大跃进”，是子虚乌有，但是西南水电开发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正如张国宝指出：水电开发建设突破资金与技术“瓶颈”之后，面临着环境保护、移民安置和舆论宣传三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