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水博
 
    2012年06月27日第24期《南都周刊》发表了记者杨雄和谢方的叙述长文“长江鱼泪：梯级水电站铺开 多种鱼类频临灭绝”。文章中南都记者通过自己的采访和调查认为“葛洲坝切断了中华鲟的生命通道，三峡令“四大家鱼”鱼苗减少90%，近期动工的小南海水电站，更把十数种鱼类逼上灭绝之路。”。然而我作为一名了解水电建设和长江鱼类关系的专业人士，却感觉到南都记者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历史概念，其调查和采访结论都存在着极大的偏差。非常有必要进行科学的解释和澄清。
 
　　首先，南都的文章结论“葛洲坝切断了中华鲟的生命通道，三峡令“四大家鱼”鱼苗减少90%，近期动工的小南海水电站，更把十数种鱼类逼上灭绝之路。”就是不符合事实的表述。不错，葛洲坝确实切断了中华鲟的洄游通道，但是它不仅没有切断中华鲟的生命通道，反而挽救了濒临灭绝的中华鲟。令“四大家鱼”鱼苗减少90%的，不是三峡的建设而是长江的水污染和过度的捕捞。因为，不仅早在三峡蓄水前，长江“四大家鱼”鱼苗的数量就开始急剧的减少（十年期间的减少量恐怕不少于90%）。而且在不远的将来随着三峡的蓄水和我国对长江鱼类资源保护力度的加大，以及三峡库区的水污染治理，长江“四大家鱼”鱼苗数量的回升，将会是不争的事实。至于，“近期动工的小南海水电站，更把十数种鱼类逼上灭绝之路。”的危言耸听，更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反坝谣言。
 
　　我们知道早在几年以前，小南海就被中国的反水坝组织们确定为攻击的目标，因此，小南海一个长江上非常非常普通的电站，就变成了整个长江鱼类的“最后栖息地”。像这位南都的记者一样反坝者们一直声称，小南海水电站，将把十数种鱼类逼上灭绝之路。
 
　　对于小南海的问题，我们一直感到非常困惑。为什么六千多公里长的长江，只有小南海所在的十几公里才是“长江鱼类的最后栖息地”？几年以前还有多不了解情况的学者，由于受到极端环保组织的欺骗宣传，也都曾竟都跟着这么瞎喊。其中，甚至也不乏一些鱼类专家。但是，当重庆市有关部门把这些专家请到了小南海进行了实地考察之后，他们当中再也没有一个人相信极端环保组织的这种骗人鬼话。所以，让极端环保组织极为不满，但又要故意回避的是，参加论证小南海保护区调整的专家，居然是全票的通过了调整小南海保护区的动议。这里的原因可能非常简单，因为只要你亲自到那里看看，就会发现那里根本就不可能是长江鱼类的最后栖息地。
 
　　小南海地区的长江已经深入到重庆市的主城区，不仅周围大量菜农的化肥使用构成了严重的面源污染，而且还不乏重庆城市区的垃圾和排污口。把这样一个城市地区，定义为保护区，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不能不说是一个笑话。
 
　　要知道，在我国某种保护区的设定，一定会与某些部门的利益紧密相关的。所以，在现实中很多保护区的设立，并非总是科学合理的。例如，当年轰动了全国的周老虎造假案，其背后还不是某些政府部门的官员，为了建立末须有的老虎保护区？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是网民的力量揭露出了造假的周老虎。那个假保护区的设定，几乎是板上钉钉的。对于造假的照片，不仅有专家的鉴定意见，而且还有官员信誓旦旦的用官位担保。可见，某些政府部门对建立假的保护区的积极性有多么强烈。
 
　　长江鱼类保护区的建立和历史，表面上看，正如南都所报道的“2000年，为弥补三峡工程对长江珍稀鱼类生存环境的破坏，国务院将原四川省长江合江——雷波珍稀鱼类自然保护区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五年后，为了给处在保护区内的向家坝、溪洛渡两座大型水电站让路，国务院将保护区迁移调整至重庆三峡库区库尾到宜宾向家坝坝下的江段，还增加了赤水河干流以及岷江干流的宜宾至月波江段作为补充，并更名为‘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但实际上，还有一些反应保护区变更的内幕和细节，很有必要告诉大家。
 
　　当初“长江合江——雷波珍稀鱼类自然保护区”的设立，主要是为了保护“三条鱼”（即：白鲟、达氏鲟和胭脂鱼）。然而，当时保护区所要保护这三条鱼是否还存在？是令人高度怀疑的。为了澄清这一问题，同时也为了能采集到要保护鱼类的标本，当时国家发改委的一位副主任，曾经悬赏50万，奖励任何一位能捉到三种鱼中的任何一种的人。但是，直到保护区变更三年以后，还是没有人能捕捉到。
 
　　据说后来曾陆续有人捕捉到了达氏鲟和胭脂鱼。不过，那是在水电站的建设成功对那两种鱼进行了人工养殖并进行了多次放流之后。到目前为止，由于没有采集到足够的母体，白鲟的人工增殖一直都没有能够成功。也正是因为没有人工增殖和放流，所以，至今仍然也没有人捕捉到白鲟。
 
　　这段历史说明，保护区的建立并没有保护住我们要保护的濒危鱼类。但是，科学的水电建设（所采取的鱼类保护措施）却让长江中某些濒危的珍稀鱼类起死回生。长江鱼类最终得益于水电建设的这种命运，几乎是注定的。葛洲坝、三峡的建设，让濒临灭绝的中华鲟彻底改变了命运。长江一级支流大渡河的水电开发，让濒临灭绝的娃娃鱼种群，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长江上游金沙江阿海水电站的建设，让当地多种裂腹鱼，得到了恢复性的增长。然而，非常遗憾的是，由于很多媒体都被反水坝的记者把持，发生在长江的这一普遍现实，却很难让广大公众了解到。这里，我们不妨以南都记者的这篇文章为例，进行一些分析。具体看看反水坝的记者是如何把水电站保护了濒危鱼类的事实进行颠覆性的报道的。
 
　　在本文中记者关于中华鲟，有这样一段报道。“中国水产科学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危起伟，从葛洲坝截流后不久的1984年就开始研究中华鲟。他回忆，那会儿长江里大约还有2000-6000尾中华鲟。之后每况越下，到2000年左右，只剩下200-500尾。”
 
　　同时在文章后面，记者还进行了大量分析报道，转了半天圈子无非就是要告诉大家“葛洲坝切断了中华鲟的生命通道”。但是，对比“到2000年左右，只剩下200-500尾。”的过去，目前长江的事实却是，由于人工繁殖中华鲟的技术成功，我们目前放流的中华鲟数目高达数万甚至数十万尾。最近，由于中华鲟子二代繁殖技术的成功，我们已经彻底摆脱了必须要捕捉长江野生中华鲟，才能进行人工增殖的被动局面，中华鲟的人工增值和放流技术又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不仅如此，自从三峡水库蓄水以后，水温的改变和泄水所产生的大量气泡，让长江下游的水体水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过去，生活在大海里的中华鲟为什么要费劲巴拉的游几千公里到长江上游的江段上去产卵呢？那是因为只有长江上游的冰川融水温度低，同时上游山高水急，湍急的水流中的含氧量较高。低温度和高含氧量正是中华鲟产卵所需要的。三峡水库建成蓄水之后，大坝的水温分层已经让三峡下泄的水温与长江上游接近。大坝的发电和泄水又让长江下游某些江段水体中的含氧量大幅度的增加。这样，三峡的建设就相当于把长江上游适合中华鲟产卵的条件，搬到了下游。于是，三峡蓄水后中华鲟自己已经在长江的下游建立了多处自然繁殖场。
 
　　然而，对于这样一件完全出乎了人们预料的天大好事，我们反水坝记者却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如今这个唯一的产卵场位于繁忙的宜昌港附近。但却因空间不够，产卵过于集中，很多鱼都喜欢吃中华鲟的卵，导致鱼卵损失很多。同时，码头建设、船舶频繁航行停泊、污染等人类活动，对集中在此的中华鲟栖息和产卵均造成直接威胁。”
 
　　其实，记者完全不理解，中华鲟新的产卵场的建立，不是取决于那个地方的地形地貌，而主要是取决于那里的水温和水质。因此，记者对新产卵场的所谓“唯一”和“狭窄”的担心和抱怨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所谓“很多鱼都喜欢吃中华鲟的卵，导致鱼卵损失很多”的现象，在原来长江上游的产卵场也同样存在。至于“码头建设、船舶频繁航行停泊、污染等人类活动，对集中在此的中华鲟栖息和产卵均造成直接威胁。”的说法，也可以说是有些多余的。因为，目前中华鲟的新产卵场恰恰就是在这些“威胁”之下，建立起来的。这说明，即使有了这些“威胁”，三峡水库下泄出来的水体，仍然可以满足中华鲟产卵的要求。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能保持三峡水库的水质不变差，这些所谓的“威胁”都不会是什么问题。
 
　　南都记者为了能掩盖葛洲坝三峡建成之后，中华鲟种群的命运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的这一历史事实，还故意引证说“诸多因素中，长江水产研究所的杜浩博士认为，水电工程还是最主要的影响。‘捕捞也有影响，但资源有一定的量，你不会把它捕尽；挖沙，在这儿挖了，你只要保持住长江的通联性，它会跑那一块儿；作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污染的影响在长江流域也是存在的，但面对污染，水生生物至少可以选择迁移。但通道被阻碍，比如把葛洲坝下游中华鲟的产卵场被填了，它就没有选择了。’”
 
　　这种言论虽然出自一位水产研究所的博士，但却是非常的不专业和不符合事实。如果对于珍稀鱼类来说，真的有“捕捞也有影响，但资源有一定的量，你不会把它捕尽”的话，那么为什么有当年我们合江保护区内要保护的三条鱼，就是捕捉不到？这位专业博士也许不知道，现在的过度捕捞，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打鱼的人数众多和渔网网眼过小的问题，而是“电鱼”和“炸鱼”。所以，在长江上游的金沙江，一位常年从事鱼类保护的实地工作者亲口告诉我们。越是国家要保护的珍稀鱼类在市场上的售价越高，这就导致人们更愿意为了逐利而冒险采用非法的捕捞手段。所以，目前很多长江珍惜鱼类所面临的现实是，越是国家要保护的鱼类，灭绝的速度越快。其原因就是非法的过度捕捞。
 
　　水产博士的“污染的影响在长江流域也是存在的，但面对污染，水生生物至少可以选择迁移”的说法，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反坝人士为什么就不联想一下，既然，有这个道理成立，深入到重庆主城区的小南海地区污染已经非常严重，为什么你们还要大造舆论说那里是长江珍惜鱼类的最后栖息地呢？
 
　　最后，水产博士的“水电工程还是最主要的影响”和“但通道被阻碍，比如把葛洲坝下游中华鲟的产卵场被填了，它就没有选择了。”的说法，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谎言。通道被阻碍，并非就没有解决的办法，可以有很多辅助过坝的手段。这已经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证明。否则的话，目前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河流上都建有了水坝，那么全世界的（洄游性）鱼类，岂不早就全都灭绝了？此外，即使有人真“把葛洲坝下游中华鲟的产卵场被填了”，我们也请水产博士放心，中华鲟绝对还会找到其它的新的产卵场。因为，能否变成产卵场决定的因素，不是那里的地形地貌，而是三峡水库下泄的水温和水质。
 
　　总之，历史的事实是：对于一度濒临灭绝中华鲟来说，葛洲坝建成之后，我们解决了中华鲟的人工增殖问题；三峡建成蓄水后，又给中华鲟在长江下游创造出了新的天然繁殖场。因此，我国中华鲟种群的数量，随着长江水电建设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加。
 
　　客观的说，水电建设拯救了当地濒危鱼类命运的这种现象，几乎出现在了我国长江流域的每一座水电站建设上。公众之所以得不到这方面准确的信息，是因为我们舆论宣传常常被反水坝极端组织所误导。例如，目前为了反对小南海的开发建设，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声称长江几百种鱼类的都将如何如何。而据我了解，当地的实地渔业资源调查结果，几年来在小南海地区捕获的鱼类只还有区区的18种。由于过度捕捞和水污染，鱼类濒临绝迹现象在长江流域已经非常普遍。目前唯一能够改变这一状况的，恰恰只有水电的开发和建设。如果我们的记者不带偏见的实地采访一下当地群众，一定会深切的感觉到水电开发对于长江鱼类保护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然，前提是我们的记者要保持客观公正。
 
　　在本篇文章中南都记者的某些采访和报道就有不客观、不公正之嫌。例如，文章中记者曾报道说“过去，大多数村民，会在夏天捕鱼为生。7-9月份是他们传统的捕鱼季。除去头年的12月份到第二年5月份的禁渔期，以及长江的汛期外，渔民每年打鱼平均能挣到5万元左右”
 
　　根据文章前后的叙述，我们不难看出来，所谓“渔民每年打鱼平均能挣到5万元左右”应该是比较远的过去，至少是几年以前的事情。而多年以前的我国农民平均收入，好像还不足五千元。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从事农业耕种和渔业捕捞的平均收入差距高达十几倍的话，那么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当然是大家都会一窝蜂的要去打鱼了。其结果当然是过度的捕捞和渔业资源的迅速枯竭。这一点其实在记者自己的采访文章中也可以得到证实。记者也采访到“张彬的妻子略微担忧，几年前，还能从长江里捕到巴掌长的鱼，现在——她用拇指和食指比划——‘就那么点’。”
 
　　然而，尽管事实已经如此，我们的记者还是执意要把渔业资源枯竭的责任推给即将建设的小南海水电站。因此，记者才会挑拨说“但这样的殷实日子，随着小南海水电站奠基仪式拉开帷幕，将变成未知数——工程一旦完成，整个中坝岛上的几千村民，未来将不得不搬迁到一江之隔的木洞镇去。摆在张彬面前的，不仅是新的生活，还意味着他们一半的生计——捕鱼，可能画上句号。”
 
　　请大家注意：南都的记者们就是用这种春秋的笔法，机敏的把渔业资源枯竭的责任推给能够保护珍稀鱼类和鱼类资源的水电建设。结合记者前面对已经建成的葛洲坝、三峡保护鱼类资源事实的否定。这篇欺骗公众和造谣污蔑水电开发的文章就这样出炉了。实际上，“长江鱼泪”确实存在，不过它的出现不仅不是在水电建设之后，而恰恰都是在水电建设之前。
 
　　确切都说，南都的这篇文章应该改名为《长江鱼泪：梯级水电站未铺开 多种鱼类濒临灭绝》。结论是：加速长江流域的水电开发，尽快的解救濒危的鱼类，这才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附：《长江鱼泪：梯级水电站铺开 多种鱼类频临灭绝》
2012年06月27日    南方报业网  杨雄 谢方 
 
[导读]葛洲坝切断了中华鲟的生命通道，三峡令“四大家鱼”鱼苗减少90%，近期动工的小南海水电站，更把十数种鱼类逼上灭绝之路。　

 
　　这是5月的最后一天，重庆的江面上薄云遮日。
　　距离重庆市区近40公里的下游，中坝岛将昏黄的长江水一分为二。下午3时左右，中坝的大溪口渡口越来越热闹。
　　一艘蓝色的小渡轮，突突突地载着几十筐新鲜蔬菜和十几位菜农，从中坝岛驶向对岸。张彬挤在大筐小筐的西红柿、茄子、青椒和豇豆中，闷热的船上混杂着泥土的菜香、劣质的柴油味和无处不在的汗臭。
对张彬来说，告别5月意味着一件事：禁渔期临末。在未来的几个月里，这个约莫40岁光景的男人会和岛上一些村民一样，不再种菜，转而捕鱼。
　　为此，他和妻子合计后，把那艘锈迹斑斑的小渔船拆得稀烂，值钱的都卖给了收荒匠。又花了两万元左右定做了一艘新船。
　　张彬的妻子略微担忧，几年前，还能从长江里捕到巴掌长的鱼，现在——她用拇指和食指比划——“就那么点”。
　　过去，大多数村民，会在夏天捕鱼为生。7-9月份是他们传统的捕鱼季。除去头年的12月份到第二年5月份的禁渔期，以及长江的汛期外，渔民每年打鱼平均能挣到5万元左右——和他们辛苦种一年菜赚的钱差不多。“普通的鱼，可以卖到每斤50元，江团(长吻鮠)可以卖到每斤300元！”
但这样的殷实日子，随着小南海水电站奠基仪式拉开帷幕，将变成未知数——工程一旦完成，整个中坝岛上的几千村民，未来将不得不搬迁到一江之隔的木洞镇去。摆在张彬面前的，不仅是新的生活，还意味着他们一半的生计——捕鱼，可能画上句号。
　　细微的变化已经出现，在中坝岛最南端，一大块刚碾压平整的沙石地，很不和谐地出现在菜地和玉米地中间，那里立着一块约1米高的黑色石头，上面镌刻着几个红色字体：重庆小南海水电站奠基纪念。落款时间是2012年3月29日。

最后的保护区
　　站在此地眺望，长江两岸景色无异于任何一个江畔的新兴工业区。珞璜火电站的三根高烟囱，和对岸的小南海水泥厂遥相呼应。
　　诸多基建设施里，只有小南海水电站争议最大。
　　和长江干流上另外两座水电站——葛洲坝水电站以及三峡水电站一样，小南海在奠基之前就被卷入舆论漩涡，有观点认为造价约320亿元的小南海水电站经济效益奇差——据NGO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提供的数据：小南海设计年平均发电量仅是与其相邻的金沙江下游四个梯级和三峡水电站年平均发电量的3%。然而，单位千瓦投资规模却是这几个相邻电站的2-4倍。
　　更大的质疑来自国内的鱼类研究专家、环保NGO组织以及媒体：小南海水电站所在流域，正是长江中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也是长江干流上唯一一个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
　　长江水资源保护局前局长翁立达告诉《南都周刊》记者，2000年，为弥补三峡工程对长江珍稀鱼类生存环境的破坏，国务院将原四川省长江合江——雷波珍稀鱼类自然保护区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五年后，为了给处在保护区内的向家坝、溪洛渡两座大型水电站让路，国务院将保护区迁移调整至重庆三峡库区库尾到宜宾向家坝坝下的江段，还增加了赤水河干流以及岷江干流的宜宾至月波江段作为补充，并更名为“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在2005年的调整中，小南海水电站的坝址——中坝岛刚好位于调整后的保护区内。
然而，2010年11月，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会议通过了重庆市“关于调整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保护区范围”的申请，为水电站拿到“路条”扫清了障碍。
　　该申请主要是把保护区范围缩小1460.4公顷，调出长度22.50公里，将石门镇至地维大桥由缓冲区调整为实验区，长度73.30公里。如此调整，小南海水电项目的规划范围正好被划出保护区。
小南海工程公布后，立即引发鱼类专家和NGO组织的担忧和抗议。中国著名鱼类研究专家、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曹文宣院士解释说：“小南海大坝建成后将成为一道巨大的屏障，阻断洄游性鱼类向上游或下游迁移的通道。”
　　具体地说，一旦小南海水电站的大坝建成，整个三峡可以看作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大水库。像白鲟这样的极危鱼类或其他长江特有鱼类，无法洄游到上游产卵繁殖，也不能自由往来觅食，这些珍稀物种势必濒临灭绝。
　　从2007年起，相关科研单位在保护区重庆段连续两年的实地调查结果显示：2007年3-7月，小南海江段通过的长江鱼类卵苗量多达160亿尾；2008年3-7月则有140亿尾。而在此江面拦江竖起一座大坝水电站，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长江上游100亿尾珍稀特有鱼类鱼苗的消失。
　　有国内生态学者评论说：“很少见到这样一个可以导致至少10多种物种迅速灭绝的项目，这不能不慎重。”
面对质疑，重庆开始寻找应对之策，并提出了“补救性方案”：即仿建鱼类生态通道和人工增殖放流。

笼中蛟龙
　　所谓人工增殖放流，就是从长江里捕捉野生鱼类，进行人工取卵取精，人工授精，繁育出幼苗，放入长江，这样可以增加种群数量、延续物种。
　　但人为干预能否拯救长江濒危鱼类种群，或许中华鲟的命运就是答案。
　　自从1971年，长江西陵峡出口处的葛洲坝水电站开工修建，中华鲟这种恐龙时代就存在的最古老鱼类之一，洄游至金沙江一带产卵的必经路径一下被截断。
　　中国水产科学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危起伟，从葛洲坝截流后不久的1984年就开始研究中华鲟。他回忆，那会儿长江里大约还有2000-6000尾中华鲟。之后每况越下，到2000年左右，只剩下200-500尾。
　　事实上，就在葛洲坝截流后不久，长江水产研究所就和葛洲坝集团中华鲟研究所承担起人工增殖放流的任务，至今已有29年。那么依赖人工繁殖的中华鲟，是否出现转机？带着疑问，《南都周刊》记者来到荆州市太湖港仓库附近的中华鲟饲养基地。
　　在一个两人高的人工饲养池，我们见到了号称“长江蛟龙”的中华鲟。
几名戴着草帽的清洁工正在清理这个约200多平米的水池。浑浊的池水，从水池中央的泄水管排放出去。干净的地　　下水，正从池沿上方的一个碗口大的水管里倾泻而下。
　　五十多尾一米左右长的中华鲟，正转着圈来回巡游。浑水越来越浅，中华鲟游到了浅水处，无法再往前游了。它们那总是歪向左边的尾巴，开始使劲摇摆，尾巴卷起水浪，发出清脆的哗哗声，在这个强大的推力下，它们的身子被推向深水处。
　　饲养基地的场长李罗新，看着这些笼中蛟龙，颇为感慨。
　　1981年葛洲坝截流前的每年七八月，一群七八百斤重，纺锤形，批五行硬鳞的黑色大鱼，遵循着上亿年的本能，摇摆着歪向一边的长尾巴，从大海里慢慢逆流游向长江金沙江下游，以及长江上游的八百里河段，并在这个河段的20处产卵场产卵。
　　接下来，它们会在八百里河段度过了一个冬天。
　　第二年10月底，产完卵后，中华鲟再游回大海……然而，葛洲坝建成后，这个过程被中断了，中华鲟的数量开始急剧下降，成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然后又进入濒危动物名单。最后，“长江蛟龙”不得不游进逼仄的饲养池。
　　刚开始，鱼苗繁殖成功后，不到20天就死亡了。
　　这个问题，一度成为饲养基地中华鲟人工繁殖的瓶颈。1997年，在改进基础设施、水温、水质和饲料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后，瓶颈得到突破。幼鱼苗也从最初的五六厘米长增长到10厘米左右。
　　1998年左右，人工繁殖的中华鲟可以达到10-20万尾的批量生产了。 　　
　　实际上，从1983年到1998年，长江水产研究所一共向长江里投放了400多万尾人工繁殖的中华鲟。放流的地点，主要在宜昌和荆州一带。
　　然而，中科院水生研究所在后来做出的资源评估调查的结果并不乐观：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幼鱼放流，对补充中华鲟资源增长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人工放流的鱼只占资源总量的3%－5%。而同时显示中华鲟产卵群体较大坝截流前下降了50%。
　　“成活，不是指长江，有的是在海里面。但是这个(成活率)没有确切的数据，我们也在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比如我1998年放的鱼，到现在还没有从大海里回来。”李罗新说，“1998年放了两万多。成熟之后才会回来。按道理，雄的成熟的要14年，雌的要18年。现在还没到那个时间节点。”

“我们还在等待。”
　　而另一个补救措施“过鱼设施”，在中国论证了近半个世纪，专家、主管部门、建设方总是无法达成共识——结果就是，葛洲坝没有鱼道、三峡工程也未修建鱼道。
　　如今，过鱼设施被重提。,, 作为小南海水电站鱼道研究设计专家之一，危起伟说打算在重庆小南海做一个水利模型, ，并在水利模型上加一个鱼道来试验。现在，这个模型还没开始做，“我们想做一个1比1的实体模型，但涉及到投资的问题，还没有被对方接受。”
　　濒危鱼类研究专家张辉博士告诉《南都周刊》记者，即使是小南海水电站的鱼道修建成功，也不能让所有的鱼类都通过。“鱼的大小和生活习性都不一样，目前在国际上综合性的鱼道还很少有成功的案例。”

被大坝截断的命运
　　自从葛洲坝截流，洄游性鱼类就沦为了大坝下的囚徒。
　　29年前，就在研究机构开始人工繁殖中华鲟的同时，野生中华鲟的产卵场，被迫从长江金沙江一带，转移到葛洲坝以下30多公里处。
　　如今这个唯一的产卵场位于繁忙的宜昌港附近。但却因空间不够，产卵过于集中，很多鱼都喜欢吃中华鲟的卵，导致鱼卵损失很多。同时，码头建设、船舶频繁航行停泊、污染等人类活动，对集中在此的中华鲟栖息和产卵均造成直接威胁。
　　诸多因素中，长江水产研究所的杜浩博士认为，水电工程还是最主要的影响。
　　“捕捞也有影响，但资源有一定的量，你不会把它捕尽；挖沙，在这儿挖了，你只要保持住长江的通联性，它会跑那一块儿；作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污染的影响在长江流域也是存在的，但面对污染，水生生物至少可以选择迁移。但通道被阻碍，比如把葛洲坝下游中华鲟的产卵场被填了，它就没有选择了。
　　最大的人为干扰始于2003年。
　　“三峡大坝截流以后，产卵场区域水温变化减缓带来了滞温效应，导致中华鲟推迟了产卵时间达一个月左右。和人类一样，该产卵的时候不能产卵，会影响到其生理发育和胎儿的正常成长，甚至导致难产。”2007年首次出版的《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称。
　　这份报告是在2007年首届“长江论坛”后形成，对长江鲟类的数量和种群变化有详尽统计。数据显示，自从葛洲坝截流以来，每年回到产卵场的成熟鲟鱼下降50%-75%，而且从1995年开始种群结构发生显著变化，雄鱼锐减，到了2004年秋，雌雄比甚至高达18比1，“必将导致中华鲟繁殖困难，长期而言，遗传多样性将丧失，结果导致自然种群的绝迹。”
　　其他鲟类的命运，和中华鲟并无二致。
　　“水中大熊猫”白鲟，学名中华匙吻鲟(因吻部类似象鼻，也称“象鱼”)，正是葛洲坝的最大受害者。1996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IUCN)红色名录认定白鲟为极危(CR)，这种长江最大的淡水鱼也成为了所有鲟科里最接近灭绝的种群。
　　2003年1月9日，一尾被南京渔民误捕的长江白鲟，在抢救27天后，终因心力衰竭，死于江苏昆山东方中华鲟养殖基地。这只还没有来得及命名的白鲟，也是目前发现的最后一只长江白鲟。
　　危起伟说，同年有人在四川宜宾发现了一条3.5米长的白鲟。但在三峡水电站落成后，长江中上游就再没有白鲟的踪迹被报道过。
　　“白鲟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吃的鱼比较大，要求的食物供给大，十公斤的鱼才能养活一公斤的白鲟，因此需要很多资源才能养活。并且，它产卵之后，必须从葛洲坝上面下来。但是下来之后，可能没有适合它繁殖的地方，它再要上去，就上不去了。如果再过20年，再没有发现，我们可以宣布它灭绝了。”危起伟说。
此外，达氏鲟的资源也非常稀少，“处于极危状态”。
　　随着长江上游干流和支流梯级水电站的全面开展，危起伟说，除了鲟类以外，长江里其他鱼类的命运也堪忧。比如喜欢吃中华鲟鱼卵的圆口铜鱼，这种鱼类主要分布于长江上游干支流和金沙江下游及其他支流中，“它在长江上游产卵，卵要漂流到中下游孵化，但中下游现在很少发现这种鱼类有成熟的。”
　　金沙江包括溪洛渡、向家坝、乌东德、白鹤滩在内的四座相当于两个三峡的巨型水电站一旦建成，“这个鱼可能也要灭绝了”。
　　“圆口铜鱼是长江上游的鱼类主体，在食物链的循环中起主导作用。鱼的上下交流，能带动很多东西的流动。如果这个鱼没有了，那水的净化能力就会很差。”
　　而且，长江水生系统并非孤立的，与陆生生态系统(主要通过鸟类等)及海洋生态系统(通过洄游性鱼类等)相互联系，水生生物多样性丢失，将引起相应生态系统的失衡。
　　此情可待成追忆“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迢迢建业水，中有武昌鱼。”
　　……古往今来，长江鱼曾唤起人们的无限向往，从淞江四鳃鲈、江东鲥鱼、鄂州武昌鱼，再到沱江的江团，无数佳话流传。
　　现在，长江沿岸的城市，还有多少野生江鱼？
　　6月初的一个上午，我们走进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道关山生鲜市场。
40岁的鱼贩叶光城的鱼摊上，摆满了10几个塑料桶，里面养着鲜活的鲤鱼、鳊鱼和黑鱼等。这些鱼，都是他从江苏、安徽和江西的养殖场买来的。据他介绍，其中只有黄骨鱼还是野生的。
　　叶光城回忆，十几年前，每到捕鱼时节的清晨，武汉白沙洲的长江边一片热闹景象。渔民们满载着鲜活的海鲜归来。很快，船舱里的江鲢、鳊鱼、鲤鱼、草鱼、鲫鱼、刁子鱼这些长江里最常见的鱼，就被前来收购的鱼贩子一抢而光。
　　彼时，武汉生鲜市场上，卖的都是野生鱼，“谁会吃家养的呀？”
　　江鲢，这种武汉的特产鱼类，头大体长，通体滑白，常被武汉人用红焖烹制成餐桌上鲜美菜肴。但在关山生鲜市场，这种以往常见的淡水鱼，几十家的鱼摊只有四五家还有一两条摆放着。
相似的景象，同样在长江下游的中国第一大淡水湖江西鄱阳湖延续。
　　39岁的詹北山，从小跟着父母在鄱阳湖上打鱼，“生在湖上，以湖为生，以船为家”。对比几十年来的捕鱼情况，他估计近十几年来，鄱阳湖的野生鱼类资源，几乎整体减少了6成左右。
　　通连长江的鄱阳湖是一个季节性变化巨大的吞吐型湖泊，洪水期和干枯期交替，极易受到长江影响。自三峡大坝开始蓄水之后，鄱阳湖的水位就明显减低，2011年的大旱几乎让鄱阳湖变成了草原。
　　早在2008年，河海大学董增川教授在《三峡工程对鄱阳湖的影响与对策》一文中就写道：“当长江流量减少时，会造成(鄱阳湖)保护区内水位不同程度降低，直接或间接影响鄱阳湖的植被、鱼类和鸟类。”
在众多急剧减少的鱼类资源里，“长江三鲜”给詹北山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鲥鱼、刀鱼和河豚因为味道鲜美，被食客们赞为“长江三鲜”。但现在，刀鱼的产量却越来越少。
　　前几年，在鄱阳湖，渔民一天还能捕几斤刀鱼。
　　每年清明节前，二三两重的刀鱼可以卖到上千元一斤的价格。但这种越来越少的长江淡水鱼，价格曾一度被哄抬至每公斤5000元。
　　2012年4月2日，一条325克的长江刀鱼王在张家港被拍卖至5.9万元的天价。
　　詹北山说，从去年开始，鄱阳湖里连刀鱼也没有了，有时候几天都见不到一条。
河豚则消失得更早一些，已有十几年没在他的渔网中出现了。而已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鲥鱼，则更是少见。詹北山说，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鲥鱼的产量，还可以达到每年2000多吨。而现在，几千元一斤的高价，也很难买到，几乎绝迹。
　　“千斤腊子万斤象，黄排大了不像样”。长江上游的四川渔民，曾这样形象地描述中华鲟、白鲟和胭脂鱼。他们俗称中华鲟为“腊子”，白鲟为“象鼻鱼”，而胭脂鱼则是“黄排”。这些往事，如今只能追忆。
说起这些，中坝岛的渔民张彬如数家珍：“我小时候(1970年代)，腊子多得很。就是现在这个时候最多，每天可以打几条，几角钱一斤。”
　　“以前还有象鱼……”他神采飞奕地比划着。
　　“你还记得最后一次见到象鱼是哪一年？”记者问。
　　他望着江水半响，最后摇摇头，尴尬地笑了。
　　“要是以后江里没有鱼了，你们怎么办？”
　　一丝为难的神情在张彬脸上掠过。沉默了几秒后，他低声答道，“我们担心的是赔偿，征地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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