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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水博
 
　　今年年初的中央一号文件和最近中央水利工作会议要求加强我国水利基础设施号召，让很多造谣反坝的伪环保都慌了神。于是，借着宣传中央水利会议的名义，歪曲中央水利工作的精神，兜售伪环保的反坝理念就成为了一种时髦。在这方面有位名叫卢跃刚的记者表现的特备出色。他发表的一篇讽刺中央水利工作会议的《一个水利会议何以惊动八个常委》文章，由于伪装的巧妙，“论证”的有力，该文章居然同时得到了包括新华网、人民网和国外一些反华网站的共同认可，初步搜索转载这篇文章的网站居然达到了几百家。像这种能在国内的政府网站和国外的反华网站同时都被转载的文章，实属罕见。
 
　　卢跃刚认为“中国治水，向有堵、疏之争”并由大家耳熟能详的“大禹治水”经验引申说“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利用水资源、对抗洪涝灾害的主要办法是河道建坝，大江大河筑大坝成了现代化的标志，激发了文治武功的想象力。人们有所不知，1958年大跃进是被两个轮子拽着飞跑的，一个是大炼钢铁，一个是兴修水利”。卢记者反对水坝的论述虽然字数不算多，但已经是囊括了古今中外。大禹治水的成功，大跃进的失败。这些人所共知的经验和教训，难道还需要解释吗？当然，接下来的话，卢记者自己不便直接说明，言外之意显然是在说，这次中央要求加速水利建设，不过又是一次水利的大跃进而已。
 
　　其实，古代大禹治水的经验已经不能适用现代化社会。因为古代的人烟稀少，文明发育程度低，社会的用水量非常少。所以，他们的治水只需要解决洪水。然而，自从人类进入现代化社会以来，不仅人口大幅度的增加，人均用水量的也完全不可能与古代的农耕社会同日而语。因此，当前全世界面临的最主要水资源矛盾，早已经不再光是洪水，而且还有更严重水资源短缺。大禹时代的“只输不堵”的治水经验已经完全不能再适用，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同时解决水多﹑水少这个最主要水资源矛盾的最根本途径，就是要修建大型水库﹐在洪水期拦蓄洪水，枯水期提供水资源，变水害为水利。
 
　　关于大跃进，卢记者的评价和论述既不客观，也不公正。在大跃进运动中能够与大炼钢铁平行的教训，应该是亩产万斤的“浮夸”，而绝不是兴修水利的群众运动。客观地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事，也不会有绝对的坏事。当年的农村合作化出现，对于水利工程的建设无疑是最有利的一种形式。远的不说，就说北京现在赖以生存的几座大型水库，几乎都是在大跃进时代群众义务劳动的产物。与大炼钢铁和亩产万斤的“大跃进”完全不同，当年水利的大跃进至今仍然是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中央现在重新号召加强水利建设，其实就是要结束多年来我们不断的吃当年水利大跃进的老本的被动局面。
 
　　为什么一个媒体记者，居然有通过旁征博引的几句话，就能起到颠倒黑白的欺骗广大读者的本事？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到网上一搜，才发现卢跃刚记者确实不简单。尽管没有上过正规的大学，但是其“潇洒”的文字水平还是被新闻界普遍认可的。相比之下，我们这些受过专业训练的科技工作者，似乎已经让大学教育的过于“死板”了。科学的训练让科技工作者们只注重事实，而不敢轻信任何权威。文字工作者由于脑子没有尊重科学、尊重事实的条条框框的束缚，他们写起文章来一定会更“潇洒”。
 
　　产生这种认识不是没有原因的。就在前几天，我刚刚领教了另一位《水电建设应该立即叫停“大跃进”》文章作者的潇洒。在那篇文章中，作者为了反对金沙江水电的开发就曾造谣说“按照国际惯例，河流开发不能超过30%，最多也就40%，而目前长江开发基本达到40%，已经饱和，却还有人扬言准备在20年内，要在长江干流及支流上再建设百座水电站”。我曾通过发表其文章的报纸，要求作者提供有关说法的证据。作者果然提供了一篇新闻报道，其中提到原水利部长钱正英曾经在某次会议上说过类似的话。在作者这样的文字工作者看来，有了钱正英这样的权威的说法，他当然可以放心大胆的引用了。 
 
　　而对于我们科技工作者则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我知道国际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河流开发不能超过30%规定。之所以很多人误以为有，是因为这些人习惯把开发和利用混为一谈。国际上确实有河流水资源的使用程度最好不超过40%的说法。但是，对于河流水资源的开发，则是越高越好。因为河流水资源的开发程度，往往是指水库的蓄水能力与该河流的年径流量之比。这个比例越高，只能代表人类对河流的控制程度，而并不会真正影响到河流的实际水量。而河流水资源的使用程度，则是指实际消耗掉的河流水资源。使用得太多了，当然会对河流的生态构成一定的伤害。
 
　　再看“长江开发基本达到40%”这句话的问题就更大了。不管这是在指河流的开发还是指河流的利用，目前的长江都还远远达不到40%。长江目前的水库蓄水总量还不到其水资源总量的20%。长江水资源的利用程度，也不会超过20%。因为，根据水利部每年公布的水资源公报显示，我国的总的水资源利用程度也不过就是在20%左右。而我国北方的黄河、海河等一些河流的水资源使用程度，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100%（因为有跨流域调水）。这样我国长江的水资源利用程度，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
 
　　知道了这些基本的现实的科技工作者，即使真有像钱正英这样的原水利权威的发话（也不能排除是记者报道的问题），也绝对不可能相信。而像卢跃刚这样的文字工作者们则要潇洒得多，似乎只要知道有人曾经报道过，不管是否符合事实，我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加以引用并借题发挥。当然，我们也应该体谅，在很多情况下，文字工作者们自己确实没有鉴别的能力。这也在客观上给了他们常常可以轻而易举的找到，能够支持自己观点的各种论据的便利。因此，就在诬蔑金沙江水电开发的那篇文章中，还有很多有意无意引用谣言的地方。
 
　　例如，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曾在2004年发表过诬蔑发展中国家水电开发的《险境中的河流水坝与淡水生态系统的未来》的报告，其中还曾造谣说中国的长江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河流。这种谣言对于科技工作者，简直就如同是小孩子说的胡话。因为，几乎大多数人都知道长江是我国七大流域中总体生态环境最好的河流。在中国都是最好的长江，怎么就会变成全世界最差的呢？尽管，这些当年的谎言连WWF自己现在也不敢再说了，但是，我们潇洒的文字工作者还是能把它找出来，并大胆地加以引用。不仅如此，还有一个自称首席科学家的伪环保骗子杨勇（也许是因为杨勇曾经成功地骗过中央电视台出镜），也被作者理直气壮的拿来，佐证自己的反坝论断。
 
　　联想起前几天就曾有一位在网络上很红的五岳散人，为了能反对和诬蔑三峡，也曾经利用过水利权威黄万里的招牌，感慨黄万里的预言正在逐步变为事实。其实，他感慨的重庆干旱和黄万里担心水灾上移的反对三峡的理由，完全是南辕北辙。然而，潇洒的文字工作者们，还是能义无反顾的引申出自己想要说的结论。
 
　　总而言之，文字工作者的潇洒恰恰来自他们对科学常识的无知和科学精神的匮乏，所以，他们最喜欢迷信权威。更有甚者，凡是有过文字的记载的报道，在他们看来，都是可以放心大胆引用的“事实”。而科技工作者的“死板”也恰恰来自他们对科学知识的掌握，和从不敢迷信权威的科学精神。不管是什么权威的说法，不论是什么媒体的报道，一旦科技人员发现与客观现实不符，都绝对不会去相信。
 
　　不过，有些令人可悲的现实是，我们的新闻媒大都被一些不受科学“束缚”的文字工作者们把持着。尽管，我国的相关条例中，也有新闻报道必须符合客观实际的要求，但是，这却根本管不了文字工者们习惯性的“潇洒”。否则，像卢跃刚这样根本就没受过任何正规教育，而且经常敢于大胆的散步谣言的记者，也不应该在新闻界里红得发紫。现实当中，我们确实能发现：越是敢于造谣，而且还能给所造之谣能够找到合理的“根据”的记者，越能出名的怪现象。
 
　　于是，各种各样的卢跃刚们就理直气壮的利用着大禹治水的传说和各种权威的“谎言”，潇洒的欺骗着公众。然而，讲究实事求是，崇尚科学的科技工作者们，却都在忙于自己的科技工作。幸亏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让互联网技术得到了普及，个人博客和微博等公众传播媒介的出现，终于给了那些“死板”的科技工作者们，一丝反驳和揭露谎言机会。
 
　　此时此刻，我们真应该感谢网络技术，带给了每一位有良知的科技工作者传播真理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