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江开发的争议，似乎已经从此前的生态影响交锋进入到大坝地质问题研讨阶段。应该看到，对于怒江开发这样的重大话题，任何交锋都是有益的。

　　正在怒江水电开发的地质讨论进行期间，在距离怒江不远的云南盈江和缅甸短期内相继发生了两次地震，再加上日本大地震，这都提升了公众对于地震威胁的关注，也凸显对怒江地质问题进一步深入讨论的必要性。

　　“两会”前后的密集交锋

　　本轮怒江水电地质探讨的源起还要追溯到今年2月下旬。当时，四位中国地质界的专业学者以联名信方式上书国务院领导，从地质研究的角度发表了对怒江水电开发的意见，一时引起了众多媒体关注。

　　这四位均已退休的专家是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徐道一、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研究员孙文鹏、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朱铭和中国地质大学教授李东旭。在他们所提出的《怒江修筑多个拦江大坝的做法风险太大，不应采纳》的联名信上，四位专家直陈，“怒江处于活动断裂带、地震频发，身处泥石流重灾区，却多暴雨”，“在地震、地质上有特殊的高风险，不应建设大型水电站。”

　　正是这封联名信，将怒江水电开发讨论从以往的生态问题延续到了地质问题中。半个月后，关于怒江建设水电站的地震风险另一种地质意见又开始发出声音。

　　那是在3月6日，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举办了一场名为“绿色能源-水库大坝与环境保护论坛——水电开发中的地质和地震问题”（下称“水电论坛”）的论坛。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大坝协会常务理事、水库大坝抗震专家陈厚群针对联名上书的意见回应说，水坝的抗震安全在概念上要区分抗震和抗断的问题，大坝可以抗震，但是抗断是很困难的。

　　“因此，我们的大坝一般是不允许建立在活动断层上面的，也就是说大坝可以抗震，但是一般我们不考虑抗断，对于这些活动断层，我们采取的是尽量避让。”陈厚群当时称。

　　“如果水电站坝址区通过地震安全性评定工作，通过活动断层的填图，把这些活动断层的位置确定出来，不让我们的水坝坐落在活动断层上，作适当避让活动断层，我想我们的水坝没问题。”同样参会的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副所长徐锡伟则从地质学本身给出一些解释，“当然合理的抗震设防标准，这是首要的条件，而且必须保证施工质量，我想是可以保证这些水坝安全的。”

　　3月16日下午，在著名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举办的记者沙龙上（下称“绿家园沙龙”），徐道一和孙文鹏作为主讲人，对3月6日论坛上的地质观点又进行了回应。

　　“公开讨论关系国计民生重大工程建设的问题，这开了个好头。”孙文鹏对《第一财经日报》说，“水电学会上的专家们认为，大坝原则上不能建在断裂上，大坝能抗震不能‘抗断’。在这两点上与我们的看法相同，这一点‘是今后彼此求得认识统一的基础’。”

　　“除此以外，我们之间的分歧也有不少。”孙文鹏称，“一个根本分歧就是水电大坝安全评价应不应该把‘大环境’排除在外。在怒江上建坝，慎重一点没什么不好”。

　　对于孙文鹏的看法，一位曾参与怒江水电勘测的水电专家其后对本报又回应说，出现这样的理解分歧是因为对方可能不了解情况，怒江水电开发并非没有对整体环境的考虑，事实上怒江的地质地震评价除了每个具体的电站都需要评价外，还另外有一个关于《怒江的地区整体地质安全评价报告》，这个报告在开展具体的电站安全评价之前，早已经得到了国家地震局批复。

　　该水电专家认为，慎重的确非常必要，因为每一个水电工程都容不得一丝一毫的不慎重，任何有利于加强大坝安全的建议，他们都非常欢迎。

　　争议之一：

　　如何看待怒江断层

　　发源于西藏唐古拉山的怒江，流经西藏、云南，进入缅甸后称为萨尔温江，最后汇入印度洋。在中国境内，这条国际河流全长2018公里，其中下游河段——色邑达至中缅边界全长742千米，天然落差达1578米，可开发装机容量约达2132万千瓦。但与丰富水能相比，处于喜马拉雅板块边缘，这里的地质条件也存在很大的不稳定因素。

　　怒江流经范围内通过了一系列规模很大的区域深断裂。怒江上游流经班公湖—怒江断裂带，下游延伸至缅甸流经龙陵——瑞丽断裂带。1976年，怒江边上就发生了里氏7.3级的龙陵地震。这些断裂带上的活动断层，正是水坝修建需要尽力避开的地方。

　　所谓断层，是地下岩层沿一个破裂面或破裂带两侧发生相对位错的现象，地震期间断层两盘块体差异隆升或平移。这个力量简直是无坚不摧，再坚固的大坝在这个力量面前也是不堪一击。地震往往是由断层活动引起的，是断层活动的一种表现，所以地震与断层的关系十分密切。其中，与地震发生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在现代构造环境下曾有活动的那些断层，即活动断层。

　　由于怒江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历史遗留的水文地质资料有限，加上当地复杂的环境加大了地质考察的难度，对于怒江详细的地质情况，学界一直都存在一些讨论。怒江断层究竟如何，“建坝”和“反坝”两方专家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不一致，也就成为怒江地质问题的第一个争议。

　　在绿家园沙龙上，孙文鹏认为，“怒江断裂是活动的、切割地壳的大断裂”，这就是怒江断裂，这不是哪个人想出来的，而是实实在在的。怒江断裂是仍在活动的深大断裂带，不是新发现，而是我国著名大地构造学家李四光、黄汲清、张文佑、陈国迏、张伯声等的共识。

　　孙文鹏介绍说，上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全球岩石圈计划，我国著名的构造学家、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原所长马杏垣教授曾组织我国多学科的一流专家对我国地壳岩石圈的构造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综合研究；从重力、航空地磁测量、地震探测等方面再次确认怒江断裂为活动深大断裂。

　　而且，孙文鹏和徐道一的研究认为，怒江是滇西南诸大江中河床切割最深的一条大江，它的河谷属于典型的峭壁V形谷，自怒江江面至分水岭高差3000米以上，说明沿怒江深大断裂的相对抬升速度、河床下切速度大于本区的风化剥蚀速度；怒江河床的江面比相邻的澜沧江低100~300米不等，说明怒江断裂比澜沧江断裂活动更强，岩石破碎更厉害，所以河床下切速度更快一些。

　　孙文鹏称，第四纪以来怒江地区火山喷发、区域地热异常、温泉沿怒江断裂带呈串珠状分布，以及频繁的地震活动等，所有这些特征都说明怒江深大断裂至今一直处在激烈的活动之中。

　　两位专家的研究还认为，怒江断裂、澜沧江断裂、金沙江—红河大断裂是一个更大规模的断裂系，是康藏滇缅印尼超巨型“歹”字形构造体系的一部分，它控制着我国西南、东南亚和近现代7~8级以上大地震的分布。

　　然而，长期研究活动断层的徐锡伟则提出了另一项地质考察结论。

　　他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所谓的怒江断裂带，确实是一条长期活动的深大断裂，在邓起东院士主编的《中国活动构造图》（2007年地震出版社）上，怒江断裂带在云南境内为一条位于怒江西岸的晚更新世至全新世活动断层，但对怒江的野外实际调查工作较少，怒江的空间展布和活动性等不确定性也较高；从目前针对怒江各坝址所作的野外活动断层鉴定和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来看，怒江断裂带并不像东昆仑断裂带那样连续，西藏境内主要表现为多条次级活动断层断续分布，云南境内也鉴定出具有一定的活动性。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蒋博在水电论坛上进一步补充说，怒江不是一个大的边块，也不是块体之间的一级的边界；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它并不存在和汶川地震的发震断裂带——龙门山断裂带那么一种环境。

　　“怒江和怒江断裂也不是一回事，怒江本身有上千公里，而怒江断裂实际上是局部的地方，断裂沿江走了几十公里或者上百公里，只是在怒江周边走来走去的，不过因为当年的交通等等条件的限制，难以让外界了解清楚，所以就统称叫它怒江断裂”，蒋博说，“因此，人们往往容易形成误解。认为一讲到怒江断裂就是整个怒江就是一个断层，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

　　争议之二：

　　断层是否在活动？

　　那么水电建设部门选定的坝址周围是否存在活动断层，用什么方法进行判定，这一点又成为两方专家争议的焦点。

　　据记者了解，怒江水电开发大致规划了两库十三级的开发方案，即包括怒江中下游松塔、丙中洛、马吉、鹿马登、福贡、碧江、亚碧罗、泸水、六库、石头寨、赛格、岩桑树和光坡两库十三级梯级电站。

　　按照目前的水电开发程序，在水电建设部门初步确定这些梯级电站坝址后，由地震部门按照《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国家标准GB17741-2005)对坝址区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

　　虢顺民，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已经在云南西部做过一二十个水电站的地震安全评估工作，包括金沙江、怒江、澜沧江这三江的项目都有涉及。

　　用他的话说，地震风险在西南水电开发中不可避免，但有大有小，云南的东部地震危险性小，中部、西部比较大。按照虢顺民自己的感受，这三江里恐怕风险性更高的是金沙江，而怒江和澜沧江，它们的地震风险度可能差不多是同等的。

　　“我接触有怒江六个水电站的资料，在刚才我说的六个水电站的鉴定工作里，对怒江断层取了33个活动断层的年龄数据，全部是在10万年以前的年代，不属于晚更新世以后的，只有一个在怒江的南边的水电站，有一个年龄数据是9万年以来有活动的断裂数据，其他三十几个数据没有一个是活动的，根据我们断裂活动的标准它不属于活动断层，这是一个认识。” 虢顺民说。

　　虢顺民称，他掌握资料的全部电站的大坝都是避开了怒江断裂带，而且在这些断裂带上，没有6级以上的地震历史记载，只有北边马吉水电站周围曾有5级左右的地震，但是马吉水电站完全没落在断裂带上，而在断裂带的附近。

　　对于这样的判定结论，孙文鹏提出了质疑，因为33个样品中那一个9万年以来有活动的断裂数据，他认为这是一个证明怒江有地质新改造的证据。

　　“既然有一个说明就不能否定怒江是一个断裂，这个大家很明白，有一个，不能少数服从多数，就是新改造运动，是存在的。”孙文鹏在“绿家园志愿者”的会议上明确表示。

　　孙文鹏同时提出，这33个样品到底用什么方法做的，其精度和范围是如何的，取样地点又是如何的，不提供这些数据，那33个样品做不了物证。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前述水电专家回应说，这33个采样是针对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断层进行的采样，其中就因为这一个样本的差异，怒江六库水电站以下的抗震裂度设防就比六库以上提高了一度，地震数据测量是由地震部门来承担，具体的数据和方法可以随时提供查阅。

　　该专家还对记者补充说，在2000年以后，水电勘测部门花了几年的时间对怒江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勘探，仅对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马吉电站的地质探洞范围就超过了十公里，地下钻探取样的也超过了万米。除了实地勘探外，另外有大量的GPS研究成果相验证，这些数据和方法也都可以随时提供查阅。

　　争议之三：

　　“安全岛”是否可行？

　　既然两方专家都同意大坝不能建在活动断层上，那能否避开活动断层找到断裂层之间的“安全岛”来建造大坝？利用安全岛抗震的设计可行性是世界水坝建设的一种通行做法。

　　在怒江这条河流上，安全岛建坝是否同样可行，这是两方专家争论的第三个焦点。

　　徐锡伟提出，发震活动断层的地表迹线决定了严重震灾带的空间分布特征，而且近断层处的强地面运动远远大于远离断层的其他区域。如果能探明具有发震能力的活动断层的空间位置，并使重大工程、生命线工程、住宅区等重要建筑设施避开活动断层一定距离，不仅可以避免活动断层同震地表错动对地面建构作物的直接破坏，而且受近断层强地面运动的影响也会明显降低，积极而有效地减轻地震造成的危害。

　　在汶川地震中，彭州市白鹿小学是地震断层的途经点，正好位于断层之上的房屋被损毁，但稍偏离断层的左右两栋教学楼却在地震中裂而不倒或几乎“毫发无损”，造就了“最牛教学楼”。

　　1995年的日本阪神大地震中，最大峰值加速度达818gal，接近能把物体从地面上震飞，但在野岛小仓村附近即现今地震遗迹天然保存馆所在位置，地震断层穿过处围墙、道路等地面建筑设施被撕裂，而附近不在地震活动断层上的抗震建筑物、围墙基本完好。无论是1999年土耳其伊兹米特地震还是1999年台湾集集地震中，都能找到相似的案例。

　　按照徐锡伟的解释，如果把这些活动断层的位置确定出来，不让符合合理抗震标准的水坝坐落在具有发震能力的活动断层上，应该可以保证水坝的安全。

　　但孙文鹏认为，怒江穿行于怒江主干断裂与次级断裂间，在怒江中能找到的“安全岛”，两边活动断裂的距离最多在几米至一、二公里之间，在深部这个距离可能更小，而且这样的安全岛是处于时刻都在动的断裂带的夹缝中，沿活动断裂的相对运动，对“安全岛”所施加的压力和影响是很大的，而且与时俱增，它还会因外界的影响而使相对运动加速，对“安全岛”的影响加倍，并且永远不会减小。

　　孙文鹏表示，怒江是活动的深大断裂，推动其错动的力量很大，与产于稳定地区内的壳内一般小断裂不可与之相比的。所以，处在活动怒江深大断裂带中的“安全岛”很不安全。

　　徐道一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使坝址不建立在断裂带上，但由于次要断裂带等原因，危险也无法逃避。

　　“什么是次要断裂带，我想，他可能说的是规模比较小的断层。”徐锡伟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强调，“如果是活动的话，也是应该避让的，当然，在主断裂带之外，会有一些次级活动断裂层存在，要按照国家标准（GB17741-2005）需要对水电站坝址周围5公里、25公里和150公里范围内进行活动断层鉴定。因此，无论是规模大的还是规模较小的断层，都已经在鉴定的范围中。”

　　记者注意到，在水电论坛上所透露的水电站坝址中，一些坝址离最近的活动断层距离的确十分近，属于近断层的范围。一旦活动断层形成地震，这些近断层所遭受的破坏程度是否可测可控？

　　面对记者的疑问，徐锡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有关近断层破坏目前国际上也尚处于研究中，因为形成破坏的因素十分复杂，现在在确定活动断层时会通过挖掘得出活动断层的历史累积性变形宽度，通过对这些永久性地质变形带宽度的统计测算进一步确定断层离坝址距离对大坝的可能影响，而且此前也有过因坝址地震威胁问题调整坝址位置的先例。

　　因此，坝址及其邻区活动断层详细调查与鉴定是水坝选址和建设可行性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基础工作；当然，地震的震动破坏也是水电站坝址选址、设计和建设经常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涉及到水坝本身抗震能力应如何设防的问题。

　　争议之四：

　　能否应对泥石流？

　　由于怒江地质环境较为脆弱，孙文鹏和徐道一还提出，建设怒江大坝还要考察怒江的“大环境”。

　　孙文鹏认为，怒江两岸山坡陡峭，怒江流域中段的最窄处只有21公里，从怒江江面至分水岭高差大于3000米，在怒江狭窄的流域，任一横断面上都可见到包括怒江主断裂在内两条以上的次级活动大断裂，它们将两岸的岩层切割为顺江活动的条带；两岸南北走向地层因褶皱而产生大批层间破碎带，也增加了地层的不稳定性。

　　孙文鹏还指出，在怒江沿线，元古界和石炭系中的云母片岩、千枚岩、板岩层，其岩石强度低，极易破碎，经风化、雨水浸泡，极易产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在6~8月的暴雨季节，巨大的溪水从天而降直泻而下，其冲击、破坏力超强，是泥石流、多种巨大地质灾害的导火线。

　　“上述诸种因素叠加在怒江中游，使它成为地质灾害的频发区，极其脆弱的地质环境使得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地质灾难。”孙文鹏说。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副研究员周庆在水电论坛上提出了一个评价意见，即坝址区不存在活动断裂，但是在存在早—中更新世断裂的地方有可能发生6级或6级以下的地震。

　　周庆也提及，怒江地区属于高山峡谷区，即使不发生地震，平常下雨也有可能发生崩塌滑坡，有了地震以后，这种发生滑坡的可能性肯定很大。

　　如果真发生泥石流，大坝能否进行抵抗，能否抗击泥石流威胁？

　　“其实很多水电站的周围都是高山峡谷。像怒江这样的最窄处21公里，高差3000米的情况并不少见。例如，我国雅砻江的锦屏二级水电站的大拐弯处的两条江之间开凿了引水隧洞，总长还不到17公里，中间的高山就超过了2700米。无论从哪方面看，它都要比怒江陡峭得多。”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对记者表示，“比怒江更陡峭的水电站非常多，为什么并没有发生因泥石流受损的问题呢？因为在设计水电站的时候，我们都要对危险的边坡、岩体进行处理，甚至必须保证它在地震的情况下也绝不能发生问题。例如在大渡河的大岗山水电站，我们在某一侧的山体上布置的深达七十米的预应力锚索就有2000多根。正因为水电建设对边坡的安全性有严格的要求，经过汶川大地震的考验，震区所有的水电站竟没有一处经过工程处理的边坡出现问题”。

　　张博庭在接受采访时认为，泥石流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产生山洪的水量和势能，因此，即使在同样的条件下，大坝水库稳定形成之后反而会极大地减少山洪和泥石流的规模。

　　今年两会期间，怒江水电开发也是一个热门话题。来自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的怒族全国人大代表丁秀花在两会期间对本报说，环境保护与发展已经成为怒江的一个突出矛盾。丁秀花提供的数据显示，怒江州全州58.3%的区域面积纳入了国家的自然保护区范围，但由于国家尚未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保护义务远远超出了怒江州的承受能力。加快怒江水电开发是促进怒江领域生态保护和人民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

　　环保部原副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汪纪戎“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在怒江开发问题上，现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怒江的水电开发建设，绝对不能操之过急。

　　回顾怒江水电开发讨论的这8年多的时间，外界对怒江水电开发仍持审慎态度，毕竟这是一项关系到国家能源战略、怒江的生态平衡、当地的经济发展、怒江上下游人民的安全与发展等多元目标的重点项目。

　　正因为要完成多种目标，不能寄希望于用唯一的道德原则来解决其中所有的问题，只能有所取舍。平衡怒江水电开发的争议，不管是当代人之间还是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如果为一部分人关上了一扇门，就应该为其打开另外一扇窗。但如何取舍又将是一个慎之又慎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