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水电污染论”之害
2011/1/7 0:15:33 新闻来源：财经网
中国水能的实际利用程度还不足技术可开发量的25%，大约只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为此，中国每年相当于白白损失掉上亿吨煤炭，多排放数亿吨二氧化碳
《财经》特约撰稿 张博庭/文
2010年12月22日，在“中国水污染控制战略与政策创新研讨会”上，一位环保部官员脱口而出：“水电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比火电造成的污染更严重”。
此言论经媒体曝光后，立刻引起巨大的社会争议。有媒体曾认为，这是环保官员首次发表这样直接贬低水电的表态。尽管全球都把利用水电和可再生能源作为解决环境难题的主要手段，中国政府也一再强调必须要调整能源结构，以减少化石能源的用量。但是，环保官员中具有“水电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比火电造成的污染更严重”糊涂意识的人，绝对不是少数。
水电站建成之后，水库改变了河流水流的速度，对污染水体会产生影响。一般来说，水流速度的减慢会降低水体的自然“搀气”量，有损于水体的自净能力；但与此同时，大坝的阻截导致水体积大大增加，在水流沿途污染物排放量不变的情况下，这将显著增加水体的自净能力，一些科学素养不够高的环保官员只看到了大坝的前一作用，于是产生“水电比火电造成的污染更严重”的认识。
像这位环保官员仅仅在公开场合发表一些误导舆论的错误表态，还是社会危害性比较小的。更严重的是一些环保官员在“水电比火电造成的污染更严重”的错误理念指导下，居然用实际行动压制水电项目，从而给国家发展和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一个典型案例是怒江水电开发被搁置一事。一些环保组织，把上游早已经建设水电站、下游国家也正在开展水电建设的怒江，宣传成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建水坝的河流；无视怒江沿岸几十万人为生存而砍伐林木、陡坡耕种，导致水土流失严重、地质灾害频发、河谷地带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破坏的现实，欺骗公众说怒江是世界上最后一条生态江。这类谣言经过公共媒体的传播、放大，在全国掀起一股要求“保留怒江生态江”的风潮，误导了社会舆论和政府决策。有人还根据这些谎言上书全国人大，甚至写信给联合国，要求制止怒江水电开发。在当时误导社会的众多舆论宣传中，有一篇名为《怒江六问》的文章，其中“一问”就专门阐述“水电比火电造成的污染更严重”的错误理念，其理论根据完全错误——比如说，文章认为水力发电不属于“可再生”能源，是“因为水库大坝是有寿命的，一般为几十年至100年不等”；却把太阳能、风能、氢能、生物质能、潮汐能看成是“真正清洁、绿色和可再生的能源”。显然，这些能源的设施也不可能具有无限的寿命，何况太阳能、风能等设备在生产和淘汰后的处理中，还要产生污染（光伏电池的生产和报废处理污染相当严重，而风能还可能将导致景观破坏）。
另一个案例是2009年环保部突然叫停金沙江水电，这一事件中，社会上反对水电的误导宣传达到了顶峰。当时“跑马圈水、干支流齐头并进、过度开发”等是叫停金沙江水电的主要理由。然而，实际上所谓“跑马圈水”正是用市场手段调动水电开发积极性、引进竞争机制等电力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成果。“跑马圈水”不可能否定政府的审批决策权，其受益人是长期以来苦于没有人投资水电的国家和各级政府，受到改革冲击的恰恰是原来的电力开发垄断企业。“干支流齐头并进”的理由更加可笑：大水电必然是在干流，小水电必然是在支流上，而中国的电力政策就是要“水火并重，大、中、小并举”，所以，执行国家电力政策的必然结果，就是“干支流齐头并进”，这没有任何错误。
另外，对金沙江水电开发的攻击还有所谓的开发过度。事实上，金沙江规划的电站目前还没有建成一个。开发程度还是零，怎么就已经过度了呢？
这些误导宣传造成的畸形环保理念让水电在经济发展的腾飞时期严重受阻，导致中国目前的水电开发利用程度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水平，更为中国的发展和全球的生态环境造成了难以挽回的重大损失——金沙江的水电可以被叫停，怒江的水电开发可以被搁置，然而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能源需求却既不能叫停也不能搁置。几年来在一批大型水电开发被搁置、叫停的同时，巨大能源需求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火电建设和煤炭需求的增速。
截止2009年底，中国水能的实际利用程度还不足技术可开发量的25%，大约只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居然还有记者报道说，中国的水资源开发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有些地区的开发程度已经达到了百分之百！）。为此，中国每年相当于白白损失掉上亿吨煤炭，多排放数亿吨二氧化碳。最近几年，在全球发达国家都积极致力于减排的时候，中国却仍在以每年2-3亿吨绝对增量，不断刷新着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的新纪录。大量的煤炭开采和燃烧不仅引发了中国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问题，也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能源供应矛盾要比其它发达国家尖锐得多。
我不怀疑那些反对水电建设的环保官员保护生态环境的动机和责任心。造成动机和效果不能统一的原因，主要是方法不够科学。作为环保官员，应该以实事求是作为前提，减少由于科学认知不足所产生的失误。
张博庭为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
【作者：《财经》特约撰稿 张博庭 】
《财经》特约撰稿 张博庭/文
2010年12月22日，在“中国水污染控制战略与政策创新研讨会”上，一位环保部官员脱口而出：“水电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比火电造成的污染更严重”。
此言论经媒体曝光后，立刻引起巨大的社会争议。有媒体曾认为，这是环保官员首次发表这样直接贬低水电的表态。尽管全球都把利用水电和可再生能源作为解决环境难题的主要手段，中国政府也一再强调必须要调整能源结构，以减少化石能源的用量。但是，环保官员中具有“水电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比火电造成的污染更严重”糊涂意识的人，绝对不是少数。
水电站建成之后，水库改变了河流水流的速度，对污染水体会产生影响。一般来说，水流速度的减慢会降低水体的自然“搀气”量，有损于水体的自净能力；但与此同时，大坝的阻截导致水体积大大增加，在水流沿途污染物排放量不变的情况下，这将显著增加水体的自净能力，一些科学素养不够高的环保官员只看到了大坝的前一作用，于是产生“水电比火电造成的污染更严重”的认识。
像这位环保官员仅仅在公开场合发表一些误导舆论的错误表态，还是社会危害性比较小的。更严重的是一些环保官员在“水电比火电造成的污染更严重”的错误理念指导下，居然用实际行动压制水电项目，从而给国家发展和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一个典型案例是怒江水电开发被搁置一事。一些环保组织，把上游早已经建设水电站、下游国家也正在开展水电建设的怒江，宣传成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建水坝的河流；无视怒江沿岸几十万人为生存而砍伐林木、陡坡耕种，导致水土流失严重、地质灾害频发、河谷地带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破坏的现实，欺骗公众说怒江是世界上最后一条生态江。这类谣言经过公共媒体的传播、放大，在全国掀起一股要求“保留怒江生态江”的风潮，误导了社会舆论和政府决策。有人还根据这些谎言上书全国人大，甚至写信给联合国，要求制止怒江水电开发。在当时误导社会的众多舆论宣传中，有一篇名为《怒江六问》的文章，其中“一问”就专门阐述“水电比火电造成的污染更严重”的错误理念，其理论根据完全错误——比如说，文章认为水力发电不属于“可再生”能源，是“因为水库大坝是有寿命的，一般为几十年至100年不等”；却把太阳能、风能、氢能、生物质能、潮汐能看成是“真正清洁、绿色和可再生的能源”。显然，这些能源的设施也不可能具有无限的寿命，何况太阳能、风能等设备在生产和淘汰后的处理中，还要产生污染（光伏电池的生产和报废处理污染相当严重，而风能还可能将导致景观破坏）。
另一个案例是2009年环保部突然叫停金沙江水电，这一事件中，社会上反对水电的误导宣传达到了顶峰。当时“跑马圈水、干支流齐头并进、过度开发”等是叫停金沙江水电的主要理由。然而，实际上所谓“跑马圈水”正是用市场手段调动水电开发积极性、引进竞争机制等电力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成果。“跑马圈水”不可能否定政府的审批决策权，其受益人是长期以来苦于没有人投资水电的国家和各级政府，受到改革冲击的恰恰是原来的电力开发垄断企业。“干支流齐头并进”的理由更加可笑：大水电必然是在干流，小水电必然是在支流上，而中国的电力政策就是要“水火并重，大、中、小并举”，所以，执行国家电力政策的必然结果，就是“干支流齐头并进”，这没有任何错误。
另外，对金沙江水电开发的攻击还有所谓的开发过度。事实上，金沙江规划的电站目前还没有建成一个。开发程度还是零，怎么就已经过度了呢？
这些误导宣传造成的畸形环保理念让水电在经济发展的腾飞时期严重受阻，导致中国目前的水电开发利用程度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水平，更为中国的发展和全球的生态环境造成了难以挽回的重大损失——金沙江的水电可以被叫停，怒江的水电开发可以被搁置，然而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能源需求却既不能叫停也不能搁置。几年来在一批大型水电开发被搁置、叫停的同时，巨大能源需求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火电建设和煤炭需求的增速。
截止2009年底，中国水能的实际利用程度还不足技术可开发量的25%，大约只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居然还有记者报道说，中国的水资源开发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有些地区的开发程度已经达到了百分之百！）。为此，中国每年相当于白白损失掉上亿吨煤炭，多排放数亿吨二氧化碳。最近几年，在全球发达国家都积极致力于减排的时候，中国却仍在以每年2-3亿吨绝对增量，不断刷新着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的新纪录。大量的煤炭开采和燃烧不仅引发了中国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问题，也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能源供应矛盾要比其它发达国家尖锐得多。
我不怀疑那些反对水电建设的环保官员保护生态环境的动机和责任心。造成动机和效果不能统一的原因，主要是方法不够科学。作为环保官员，应该以实事求是作为前提，减少由于科学认知不足所产生的失误。
张博庭为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
【作者：《财经》特约撰稿 张博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