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洪灾，举国关注。
2020年8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视察时强调“我们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的能力，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指出在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过程中要尊重规律、讲究科学、注重章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洪灾如此严重，又该如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目前的社会舆论和公众认知还存在着不少混乱。若不及时纠正和澄清，有可能导致我们走向与“抗御灾害”南辕北辙的方向。正确认识我国严重洪旱灾害频发的根源并尽快修补防洪抗旱能力上的重大短板，已是刻不容缓。
7月6日，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三口镇白果树村被洪水包围。
自然气候地理条件决定了我国洪旱灾害严重且多发
联合国报告显示，在所有自然灾害中，发生次数最多和致死人数最多的灾难，不是地震、海啸或飓风，而是洪水和干旱。因为有喜马拉雅山这座“亚洲水塔”，再加上季风盛行、河流众多、人口稠密等因素，致使亚洲成为世界第一洪水重灾区，而中国则是全球洪灾风险最高的国家之一。同时，中国又面临严重缺水的问题。中国人口占世界20%，可拥有的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被联合国列为13个贫水国之一。
人们可能奇怪：既然中国如此缺水，为何洪灾却如此频繁、如此严重呢？答案在于，我国水资源的时空分布极不均衡。
一是水资源空间分布与土地、人口和生产力布局严重错位。长江以北耕地多、水少，而长江以南耕地少、水多。京津冀地区的水资源量仅占全国1%，却承载着全国2%的耕地、8%的人口和11%的经济总量，而西南诸河地区的耕地仅占全国1.8%、人口仅占1.5%，却拥有全国21.6%的水资源。若以人均水资源量计算，中国最为“干渴”的地区并非沙漠广布的西北，而是华北平原。京津冀的人均水资源量比以色列还要低得多，按国际标准属于“极度缺水”状态。
二是降雨量年际差别大，年内分配则相差更为悬殊。我国每年汛期（5月—8月）的降雨量占全年70%以上，本就有限的水资源量中，2/3以上都是威胁人们生命财产的洪水径流量，而冬春季节枯水又导致农业干旱。洪旱灾害频发，尤以长江、黄河流域严重。历史记载显示，黄河曾决口泛滥1500多次，平均每3年就有一次决口，每100年就有一次大改道；长江流域毁灭性的洪灾平均10年一次，进入20世纪后更加频繁，1931、1935、1949、1954、1981、1983、1991、1998等年份都出现了大规模的洪灾。
江河水患使民生凋敝、经济衰退。19世纪中期常年游历中国的一位法国牧师在《中华帝国见闻》中写道：“毫无疑问，再也没有一个国家像这个泱泱天朝上国一样，深陷于如此多灾多难周而复始的贫困。没有哪一年，这个国家不会出现大规模的饥荒。朝不保夕的人们不可计数。只要来一场使一个省粮食歉收的干旱、洪水或其他什么灾害，整个人口的三分之二会立马挨饿。”正因为洪旱灾害给中华文明和人口增长造成的破坏远高于其他自然灾害，所以历代执政者都把兴水利、除水害作为治国安邦的大事。
抗御洪旱灾害的最根本途径是提升水资源调控能力
人类要生存、社会要发展，不能靠天吃饭，必须有工程措施来解决天然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矛盾。在人类掌握筑坝技术以前，只能依赖地形之“巧”，建设以低堰引水为主的水利工程（比如我国的四川都江堰、丽水通济堰等），水利工程的受益范围和程度都大大受限。进入20世纪后，钢筋混凝土的发明和筑坝工程技术不断进步，才使人类调控水资源的能力发生了巨大的“质的飞跃”。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所指出的，“当人们学会了修筑堤坝和水电站的时候，'江河泛滥、洪水横流'这一自上古以来就被认为是无法防止、无力抗拒的自然破坏力，变成了人类可以控制、驾驭的力量，并转而有利于社会（利用水来灌溉田地、取得动力）。而且，这一过程丝毫没有违反或改变自然规律，反而正是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掌握和正确运用，依靠科学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
纵观世界发展史，不难发现，任何一个发达国家，若没有特殊的气候地理环境形成天然水资源的充足保证，几乎无一例外都必须依靠水库大坝蓄水、跨流域调水来解决水资源的供应问题（即把丰水年/丰水期造成灾害的洪水蓄存起来，变成枯水年/枯水期的宝贵水资源）。因为目前除了修建水库大坝，人类还没有其他手段能从根本上解决天然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矛盾。所以，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水库大坝就成为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基础设施，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大江大河上纷纷开始水库大坝建设，并于六七十年代就基本完成了梯级水电工程开发，从根本上解决了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至关重要的水资源调控和保障问题。
需要特别强调和澄清的两个问题是：1.水电开发与水资源调控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大型水库在蓄积水资源的同时也积蓄了大量的势能，在放水过程中若不把这些能量用来发电，就会对水库设施和下游边坡造成巨大伤害。因此，水力发电只是水库建设的副产品，即使不利用水库进行发电，也必须建设足够的蓄水库。所以，水电开发的意义并非仅仅是发展清洁能源，更重要的是提高水资源调控能力、抗御洪旱灾害。2.水库大坝的本质是蓄丰补枯，目的是储备水资源，而非消耗和使用。水力发电只是利用水流的落差发电，并未消耗一方水。很多地方出现的河道断流、湿地萎缩、湖泊干涸，根本原因不是大水库太多、截断了河流，恰恰是大水库太少、蓄水能力太低而导致水资源严重供不应求。正如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权威机构不断强调的，“投资蓄水设施就是投资绿色经济”“有了足够的蓄水能力，才能实施生态调度，维护河流的健康生命”。
发达国家均建立了远高于我国的水资源调控能力
正因为水电开发和水资源调控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因此，以人均库容和水电开发程度为标志的水资源调控能力，在国际上不仅不存在什么“警戒线”，反而是越高越好！发达国家的水电开发程度平均高达80%（英国、瑞士、挪威等甚至高达90%以上），人均库容高达3184立方米。而我国目前的水电开发程度只有43%，仅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2；人均库容只有746立方米，仅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5。
我国与部分典型国家人均库容水平的巨大差距如下图所示。由此亦可见，欧美发达国家从未进入什么“拆坝时代”，反而正因为有了充足的水库库容，能吸纳更多的洪水、抵御更大的干旱，所以从根本上摆脱了洪旱灾害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国土面积、地表径流总量相差不多的中美两国在水资源调控能力上的巨大差距：中国9.8万座水库的总蓄水量仅为9000亿立方米，而美国8.3万座水库的总蓄水量高达14000亿立方米，是中国的1.6倍；美国的大型水库数量高达8724座，是中国的12倍；美国的人均库容是4700立方米，是中国的6.3倍！很多人知道中国的水库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三峡是世界最大的水电站，却不知三峡的库容量仅在全世界排名第27位（仅是世界前六大水库的20%左右），我国99%的水库是水资源调控能力不高的中小型水库，其中很多还是技术落后的病险水库。
水库库容足够大，洪水就是资源和财富，反之就是危险和灾害。美国、加拿大主要河流的防洪库容都足够大，其梯级水库的调节库容甚至高达河流年径流量的100%~200%；而我国洪涝灾害最严重的长江流域，目前三峡及上游40座梯级水库的防洪库容只是河流年径流量的13%！正因为汛期水量过于集中而调节库容远远不够，三峡大坝每年都要泄洪多次。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事件也会更加频繁，导致洪旱灾害的威胁也将更加严重。联合国预测2030年全球洪灾数量将比今天至少增加3倍。所以从2004年起，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权威机构就不断呼吁：“发达国家已拥有很多基础设施及大坝，在保障水安全及应对气候变化的蓄水设施建设上已有良好基础；而发展中国家限于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等因素，水库大坝基础设施还远远不足以提供所需的能源及水资源，以支撑其经济发展，因此建设新坝仍是当务之急。”
“水电妖魔化”严重制约着我国水资源调控能力的提升
虽然人类一切活动（拦河筑坝、修路盖楼、耕地种粮、挖煤采油等）都必然改变自然界的原貌，但国内舆论却长期存在一个怪象：唯独水电开发被打上了“破坏生态”的标签。十几年来，“水电妖魔化”舆论在社会上大行其道，严重影响了公众对水库大坝的认知，也干扰了我国水电水利工程建设。比如，“十一五”正是我国电力需求急剧增长的时期，水电开发却一度停滞长达4年；“十二五”常规水电的开工率只是规划的一半；“十三五”规划中常规水电年均增速在所有电源中倒数第一；我国最大战略水源地、对长江水资源配置具有极重要作用的金沙江龙盘水电站，早在2003年就被列入国务院相关规划、明确要优先开发，却一直搁浅至今，等等。
今年南方多省洪水成灾，暴露出的根本问题正是多年来“水电妖魔化”造成严重后果——我国水资源调控能力太低，然而“水电妖魔化”舆论却再次把公众对洪灾的关注导入歧途，不断炒作“以三峡大坝为代表的水电开发破坏了生态环境，人类自然会遭到报复”“应拆掉所有堤坝、释放自然的大脚”等等。
先天水资源条件比我国好得多的欧美发达国家，比我们提前半个多世纪就完成了本国大江大河的水电开发，并一直享受着水库大坝让经济社会发展免受洪旱灾害威胁的红利。即使2017年2月美国已运行50年的最高大坝——奥利维尔大坝发生安全危机、导致下游20万民众紧急撤离时，美国社会也没有掀起“反坝”舆论，因为人们深知，防洪、供水、灌溉都离不开水库大坝，需要做的是让大坝更安全，而不是拆掉大坝。而不断遭受洪旱灾害的我们，在“今年洪峰凶猛已超过1998年，三峡及上游水库群联合调度，多次让中下游躲过灭顶之灾”的情况下，相当多的公众认知却还在被“水库大坝破坏生态、水电开发已严重过度、三峡大坝迟早要拆”的谬论所羁绊。与欧美发达国家是多么大的鲜明反差！
建设生态文明、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亟须清醒地认识我们的国情和水情，破除“伪环保理念、愚昧生态观”的干扰。当前亟须明确两个重大原则问题：
1.洪旱灾害是最大、最迫切要解决的生态问题，不考虑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的“生态保护”是伪环保、伪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不仅强调“人类是自然系统的一部分，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同时更强调“人类与自然界其他生物不同，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有目的、有计划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并特别指出修水电站正是人类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的体现。然而，“保护江河原貌、人类最好啥也别做”等貌似尊重自然的环保理念，只片面强调人类要“敬畏自然”，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截然对立起来；而“拆掉所有堤坝，让江河自由奔涌”的主张，实质则是让中国50%的人口、35%的耕地、70%的工农业生产任由洪水吞噬、干旱绝收，回到“靠天吃饭、听天由命、被动依附自然”的原始和谐状态，与人类文明完全背道而驰。
2.“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是等出来的，而是依靠科学技术和艰苦奋斗建设出来的。国内外无数实践证明：让江河自由奔涌、人类啥也不做，往往是洪旱灾难不断、社会贫穷落后，用梯级水电开发将反复无常、破坏性的河流束缚住，却都是国富民强、人水和谐。多瑙河、莱茵河、哥伦比亚河、密西西比河、田纳西河等早就完成水电开发的欧美著名大江大河，无一不是风景优美、经济富庶之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的诞生地——中国浙江，更是以其自身巨变，完美诠释了“科学的水电开发是最重要的民生工程、生态工程”。浙江人均库容已超过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与美国人均库容水平相当。正因为建立了强大的水资源调控能力，浙江才从根本上改变了洪旱灾害频发的威胁，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才有了基础保障。
洪旱灾害是世界上破坏性最大的自然灾害，在中国尤甚。要从根本上克服先天不利的气候地理条件、摆脱洪旱灾害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威胁，亟须尽快提升我国水资源调控能力。
在复杂国际环境下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加快水电水利建设正当其时。这也是我们真正贯彻落实生态文明建设“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方针的应有之举。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0年第1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