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水博
西南大旱发生之后，国外一些极端环保组织极力渲染是中国的水坝建设造成了下游湄公河的干旱。我国政府对此作了一系列相应的解释和说明。然而，清华大学的著名学者秦晖教授，却认为我国政府所作的说明和解释不够妥当，并从专业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09年4月10日的《经济观察报》发表了秦晖教授的名为《湄公河枯水之思》的长文。客观的说，秦晖教授的确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作者。文章中秦教授一方面表达了赞同我国建水坝不是造成湄公河干旱的态度，同时，又从民主政治的高度对我国政府的表态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这篇围绕着西南干旱展开的文章，不仅涉及到水坝建设和干旱的专业问题，而且还涉及到我国的国际关系和民主政治问题，因此，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关注。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秦教授从水利水电专业的角度出发所提出的一系列观点，直接够成了他评判和处理某些国际关系和民主政治问题的基础和理论根据。文章发表之后，让不少不了解水利水电的人，都感觉到秦教授说的非常有道理。然而，作为一名水利水电专业工作者，却发现秦教授的崇尚民主精神固然可嘉，但是，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上却不够严谨。对于一些他自己所不了解的专业技术问题，喜欢望文生义的按照自己想当然的理解去解释。笔者认为，秦教授的这些错误的解释，如果不能加以纠正非常容易误导公众，甚至还会影响到我们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对外政策和民主政治建设。为此，本文将本着对公众负责的态度，认真的对秦教授文章的每一个章节，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评论。如有不当之处，也希望秦晖教授和大家予以批评指正。
一、关于“出境流量占哪里的13.5%？”
秦晖教授在其文章的“出境流量占哪里的13.5%？”一节中，对我国使馆为了回击谣言所阐述的关于我国澜沧江的处境流量仅占湄公河的13.5%的说法，似乎非常不满。秦教授强调说“对于中国使馆官员的上述回应，笔者却觉得很不妥当，也无助于澄清问题。相反它还极容易授人以柄，给人以中国明显在‘忽悠’别人的印象。尤其是，据说这种回答并非使馆原创，而是根据国内水电部门的说法做出的，就更令人不可思议”。
虽然接下来秦教授的一些解释，似乎也是比较合理的：既如果不是考虑湄公河的整条河流，中国澜沧江的水流量确实不能说只占百分之多少。因为，很显然在澜沧江的出境处的湄公河，澜沧江的流量就可以说是占湄公河的百分之百。不过，因此秦晖教授就要认为强调水量的百分比就是“中国明显在‘忽悠’别人”，可就是大错特错了。笔者认为，虽然这次反对中国水坝的声音主要来自泰国，但是，如果不是整个东南亚地区全流域的干旱，湄公河也绝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枯水情况。所以，中国使馆回应造谣污蔑的时候，当然要针对全流域说话，而不能仅仅对紧连中国边境和泰国的某些河段进行解释。湄公河下游的居民虽然没有造谣污蔑中国水坝，但不一定就都没有疑问，所以，强调百分比是应该的。
尤其令人不可理解的是，秦晖教授似乎对中国的水电部门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反感。因此，他就想当然的认为这个13.5%，一定是中国水电部门的说法。并且，秦晖教授还要说明使馆采用了水电部门的这些说法，就是要忽悠别人。笔者认为，秦晖教授反感水电部门的不正常情绪和过于自信的态度，已经让他的逻辑思维出现了混乱，并且想当然的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如果秦晖教授具有一定的水文专业知识，他就应该知道澜沧江的水量到底能占湄公河的百分之几，中国的水电部门是无权公布的。因为，中国在上游既无办法、也无权利测定下游湄公河各支流和河口的流量。因此，中国水电部门原则上是无权宣布澜沧江的流量占湄公河百分之几的。现在的占百分之几的说法，最终是由下游的专业机构湄公河委员会认定的结论。所以，秦晖教授文中关于“极容易授人以柄，给人以中国明显在‘忽悠’别人的印象”说法，确实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表述。如果这“忽悠人”的说法只是秦教授个人的发明，那么我们可以说，想忽悠人的正是秦教授自己。如果秦教授所说的情况属实，确有东南亚国家的某些人在这个问题上认为是中国在“忽悠别人”的话，那么就请告诉他们，忽悠人的绝不应该是中国，而是他们自己。
二、关于“高坝大库对下游‘无影响’？”
关于“高坝大库对下游‘无影响’？”，秦教授批评说“此次下游发生异常枯水当然有旱灾因素，但由于中国已在上游修建了那么多高坝大库，所以要说径流量变化完全是自然原因，恐怕需要证明。所谓蒸发水量很小、电站运行不耗水，因此水电开发就对下游水情无影响，明显是违背常识的搪塞之词。道理很简单：通常水库对河流下游流量的影响都不是由于什么‘蒸发’或‘耗水’（你当水库是烧锅吗？），而是由于拦蓄与排泄。水库下闸拦水、开闸泄洪，下游的水情都会大变，否则还谈得上什么水库的‘防洪、抗旱’功能！”
首先我们应该指出，秦晖教授这些振振有词的批评，犯了一个无的放矢的错误。秦教授说的“中国已在上游修建了那么多高坝大库，所以要说径流量变化完全是自然原因，恐怕需要证明”说法，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无中生有的炒作。建设水坝的目的本来就是要对河流的水量进行调节，所以，中国方面绝不会愚蠢的去强调说什么“径流量变化完全是自然原因”（注意，这与说造成特大干旱完全是自然的原因有本质的不同）。当然，这也就用不着秦教授所说的什么证明了。随后秦晖教授慷概激昂的质问“水库下闸拦水、开闸泄洪，下游的水情都会大变，否则还谈得上什么水库的“防洪、抗旱”功能”，虽然非常有道理，但是对象完全错了。应该被质问的似乎不是别人，而正是秦教授自己。因为中国政府一再强调的，只是中国建水坝建设不会加剧下游湄公河的干旱，而发明“水电开发就对下游水情无影响”的似乎不是别人，正是秦教授自己。
对于中国政府答复国外质疑的“水库面积不大，蒸发水量很小、电站运行不耗水”，秦晖教授也极为不满。秦教授认为这“明显是违背常识的搪塞之词。道理很简单：通常水库对河流下游流量的影响都不是由于什么‘蒸发’或‘耗水’（你当水库是烧锅吗？）”的批评，也非常没有水平。这里秦晖教授的逻辑思维，出现了常人所不应该有的错误。因为正常的人对水坝建成后，会不会影响下游的基本考虑，一定有河流的总水量会不会减少。水库的渗漏、蒸发和水力发电的耗水，都是人们担心减少下游水量的重要方面。不仅中国政府的这一解释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即使政府官员这样的简单的解释，对于一些非专业人士来说，也并不能消除他们所有的疑虑。科学网上就有一位非常认真的网友对我表示说：水电站本身不耗水的问题很好理解，但对于水库的渗漏和蒸发不会加剧下游干旱的理由，希望我们水电专业人士给出更详细的解释。为此，我还特地赶写了一篇《水库蒸发不会加剧湄公河干旱》科普文章。总之，在这个问题上笔者与秦晖教授的意见截然相反。我觉得中国政府不但应该解释，而且解释的还不够清楚、明白。要想充分说明上游建水坝不会加剧下游的干旱，一定要说清楚水库“蒸发”和“耗水”的影响问题。
此外，本节中关于水库作用的问题，秦晖教授的一些望文生义的解释也是有问题的。例如，秦教授解释说“库容（特别是调节库容）越大，影响下游的时间越长。于是按水库大小就有 ‘日调节’、‘月调节’、‘季调节’、‘年调节’和‘多年调节’之分”。就是错误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三峡是我国最大的水库，但是，三峡却不是一座多年调节水库。既然，我国最大的三峡水库都不是多年调节水库，那么如果秦晖教授的说法能成立，显然我国就不可能再有多年调节的水库了。但是，事实上我国还是有很多多年调节的水库的。例如黄河上的龙羊峡，虽然库容比三峡小得多，却是典型的多年调节水库。因此，秦晖的“按水库大小就有”不同的调节水库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同样在这一节中，秦晖教授的“要知道，中国出境流量诚然只占湄公河入海水量的14%，但中国澜沧江干流上的电站都是高坝大库，其总库容要占到湄公河全流域水库库容总量的70%以上（糯扎渡水库起用后更会达到近90%），而干流库容更是达到100%，因为境外湄公河干流上迄今尚无一坝。这些水库的调度运行对下游的影响（如下所述，不一定是坏的影响），岂能仅以自然来水视之！不要说近下游，就是远下游乃至河口段，至少理论上也不能排除这些库容产生影响的可能。”更是一种独出心裁的胡言乱语。
用已建水库水与所谓的水库总库容量的比较几乎毫无意义，这样比较只能起到误导公众以为是我国水库占湄公河总水量的作用。例如，我国怒江上游仅建设了两座极小的水库，我们能不能因为整个怒江都没建设其它水库，就去强调这两个小水库占“全流域水库总量的100%”，因此，就要说它“不要说近下游，就是远下游乃至河口段，至少理论上也不能排除这些库容产生影响的可能。”。反过来说，假设我们在怒江上建立了一个库容几百亿的大水库，而下游则建了更多的、更大的很多水库，这样虽然我们所建的水库库容所占的“流域总库容的比例”并不大，但是一样可以让怒江断流一年。因此，水库对河流的影响控制能力，只能以水库库容与河流的总径流量相比较才有意义。
如果秦晖教授在写文章的时候，能够先去查一查有关资料就会知道湄公河多年平均人海水量为4750亿立方米。而我国在澜沧江已经建成的三座水库的库容分别9.2亿、9.4亿和14亿立方米，已经成未能成功蓄水的小湾水电站的总库容也不到150亿。再怎么算，也不应该有“其总库容要占到湄公河全流域”的担心。实际上，我国澜沧江目前已建的水库蓄水量，还占不到湄公河总流量0.7%,即使加上还没有蓄多少水的小湾的全部库容，也不过是湄公河总流量的3.5%左右。我国水库的实际蓄水量与秦晖教授的“要知道”占70%的说法，有着几十倍、上百倍的差距。然而，不管秦晖教授在这里所犯的低级错误，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这些错误说法和数据如不纠正，都将会极大的误导公众，甚至还可能会起到加剧下游国家对我国建水坝不满情绪的作用。
不求甚解的秦晖教授，似乎还非常的性急。居然好像发现了什么特大秘密一样在文章里面强调说“特别有趣的是，官员不知为何说澜沧江上只有这‘三个水库’，事实上中国媒体都报道过更大得多的第四座水库——小湾水电站。该库已在2009年9月25日投产发电，拥有近300米高的世界最高双曲拱坝，装机容量号称仅次于三峡，库容达153（一说146）亿立方米，几乎是前三个水库库容总和的5倍。以当地平均径流计，如果全部拦蓄（亦即使近下游完全断流），从空库到蓄满库容也需要四个半月以上的时间。”
不错，小湾水库确实是已经建成了。但是，自 2009年9月25日投产发电以来，由于遭遇到了特大干旱，为了保障下游的正常用水，我们新建的小湾水电站几乎完全放弃了蓄水。到今年初湄公河委员会开会的讨论时候，小湾水库的水位还保持在水库的最低发电水位。这恰恰说明了我国为了保障下游河流的水量，所做出的巨大牺牲。
其实，我们不主动提及这个刚刚建成的小湾水库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按理说这个小湾水库建成之后，应该对下游发生重大的水资源调节作用。按照湄公河委员会专家的计算，我国澜沧江上的水库全部建成之后，将能够增加枯水期35%到40%的水量。假设小湾水库是在早一年建成的话，那么无论是对我国的云南还是下游湄公河的居民的抗旱，都将带来巨大帮助。现在，一个还不能发挥出作用水库，本来就已经非常令人遗憾了，我们确实也没有必要再去刻意强调它的存在，然后再去解释它不能发生作用的原因。
当然，那些总是想方设法挑拨下游国家与我国的矛盾的人，绝不会放过小湾水库恰好在干旱之年刚刚建成蓄水的情况。对于我的上述解释就是秦晖教授恐怕也不会服气。不过，为了避免无谓的争论。我们还是要用数据说话。图1，是湄公河委员会2010年3月5日所发布的《湄公河干流低水位状况初步报告》中，紧靠我国的清盛水文站一份水文图。其中黑色的曲线是今年的水文数据资料。由图可见，即使我们今年遭遇到了建国以来最大的干旱，但是，出境的水流量虽然略低于多年平均值，但仍然高于历史上最枯年份。这充分说明：即使在大旱之年我国已建的水库，还是发挥出了一定的水量调节作用。正是由于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牺牲了小湾水电站的蓄水和发电，所以，小湾的建成蓄水确实没有加剧下游的旱情。（这也是湄委会的《湄公河干流低水位状况初步报告》的意见）。
图1. 清盛水文站历史水位对比图
三、关于“拦洪济枯，还是蓄清排浑？”
关于“拦洪济枯”秦教授是这样认为的。他说“其一是拦洪济枯，这是一种‘正调节’。通常做法是在汛前尽量降低坝前水位，腾空库容，汛期尽量多蓄少泄，以降低下游洪峰，并在汛期结束时接近满库容。在枯水期则除了完全释放自然径流外还要放出库水，降低坝前水位，直到下一个汛前降到最低，以增加下游流量。这样调节可以使下游洪水减轻，枯水不枯，洪枯流量趋于均衡。通常情况下，下游都欢迎这样的影响。然而，这与水库、电站自身的发电与排沙考虑是有冲突的。”
应该说明秦晖教授的这些解释是独出心裁的。首先，所谓的“正调节”与“反调节”的说法，在水电界有明确的定义。一般是指梯级电站之间的水量相互调节的关系，而不是指水库的防洪和供水作用。其次，秦晖教授关于我国的“通常做法是在汛前尽量降低坝前水位，腾空库容，汛期尽量多蓄少泄，以降低下游洪峰，并在汛期结束时接近满库容”说法，绝对是他自己异想天开的一种想象。因为，我国的季风性气候导致河流普遍峰枯水量差距很大，通常河流汛期的水量要占到全年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到目前为止，我国几乎还没有一座水库的库容能够达到河流径流量的80%的。所以，秦教授幻想的“汛期尽量多蓄少泄，以降低下游洪峰，并在汛期结束时接近满库容”的情况，在我国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
按照我国防洪法的规定，所有具有防洪作用的水库在汛期必须把水位降到汛限水位以下运行，这样才能保障在洪峰到来的时候，具有足够的吸纳洪水的能力。只有在汛末才容许防洪水库蓄水，并准备在随后的枯水季节发挥供水的功能。这才是我们国家现行的“拦洪济枯”的具体运行方式。当然，秦晖教授自己所想象的那种“拦洪济枯”在世界上某些个别地方也是可能的，例如，美国的胡佛和埃及的阿斯旺。因为那些水库的库容大的相当于整条河流的年径流量的几倍，所以，它们才有可能采用秦教授设想的方式进行“拦洪济枯”。不过在我们中国这样的水库一个也没有。不但现在没有，今后也永远不会有。因为，我们国家还找不到建设一座水库可以存蓄一条河流的几年水量的地形条件和社会环境。
不仅秦晖教授关于我国水库“拦洪济枯”的解释，是他自己异想天开的结果。而且，这种异想天开的解释，也存在违背事实的缺陷。例如，秦教授说的“这样调节可以使下游洪水减轻，枯水不枯，洪枯流量趋于均衡。通常情况下，下游都欢迎这样的影响。然而，这与水库、电站自身的发电与排沙考虑是有冲突的”说法，就完全不符合胡佛和阿斯旺的实际情况。这些特大型水库的防洪发电供水效益都非常的好。关于泥沙淤积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胡佛和阿斯旺的情况与中国河流情况并不一样，它们的“拦洪济枯”与泥沙并没有什么大的矛盾。我们千万不能把中国河流的泥沙含量高情况，想当然的用到国外的所有河流上去。
由于我国没有国外那种可以放心的吸纳全部洪水的特大型水库，所以，处理在防洪和供水的关系上，就难免会出现难以兼顾的现象。但是，即便是我国“拦洪济枯”的运行方式对于发电也是只有好处，绝无坏处。因为它可以让水电站减少洪水期的弃水和增加枯水期的发电量。
对于“蓄清排浑”，秦晖教授的解释是“其二是与上述做法几乎相反的蓄清（清水即枯水）排浑（浑水即洪水），即在枯水期下闸‘蓄清’，汛期则敞泄‘排浑’。因为洪水多沙，蓄之易淤，蓄清排浑便于水库排沙防淤、维持库容。同时水电出力取决于流量和水头两个因素，枯水期流量本来就小，‘蓄清’维持坝前高水位有利于发电。但对下游而言，这实际上是一种‘反调节’，如果贯彻到底会导致洪枯变化趋于极端，与下游防洪抗旱的需求是相反的。”
秦晖教授关于“蓄清排浑”的解释，更是自己拍脑门得出来的猜想，与我们实际中的“蓄清排浑”有着本质的差别。根据我国防洪法中要求的防洪水库在洪水期间必须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的要求，我们几乎可以说，我国所有的防洪水库，都必然是要按照蓄清排浑的方式运行的。因此，根据我国的国情“蓄清排浑”绝不会与“拦洪济枯”发生任何矛盾。这更不是什么两种根本对立的水库运行方式，而是对同一种运行方式分别强调不同方面的效果的表述。要知道人们建造水库的目的就是要“拦洪济枯”，实行“蓄清排浑”的运行是要保证水库“拦洪济枯”的作用能够长期有效的发挥。然而，如果一个水库的为了“蓄清排浑”就不能“拦洪济枯”了，那么我们还要建设这个水库干什么用呢？
此外，秦晖教授关于“同时水电出力取决于流量和水头两个因素，枯水期流量本来就小，“蓄清”维持坝前高水位有利于发电”的想当然解释，也有明显的逻辑缺陷。我们既然知道 “水电出力取决于流量和水头两个因素”，而且也知道了“枯水期流量本来就小”，那么显然应该想办法在枯水期之前，就解决好水库的水位问题（实际当中，我国就是这样运行的）。为什么非要死心眼的等到“枯水期流量本来就小”的时候，再去想办法蓄水提高水库的水位呢？再说假设你要指望等到枯水期再去提高水位，必然会导致“流量本来就小，就会变得更小（甚至完全没有了）”。这种让发电的两个必要因素中，居然少了一个的做法，显然，也就不能再发电了（或者发电很少）。所以，秦晖教授把水库在枯水期的蓄水解释为“蓄清”是完全错误的。如果秦教授能够认真一点，事先查阅过任何一座“蓄清排浑”的水库的实际水位记录，就会发现：几乎全中国也找不到一个为了“蓄清”非需要等到枯水期才蓄水的水库。
除此之外，秦晖教授的“因此水库经营主体的自身利益（库容维护、发电）和上下游的防洪抗旱所需的运行方式常常是矛盾的。中国水利实践中这类矛盾并不少见。极端的例子是，陕西与河南因三门峡水库问题发生的矛盾，就曾几度引发废弃该库的议论。”的结论，也非常不靠谱。陕西与河南关于三门峡的矛盾，不是什么“水库经营主体的自身利益（库容维护、发电）和上下游的防洪抗旱所需的运行方式”的矛盾，而是所有的调蓄水资源的大水库都需要占用（淹没）一定的土地的必然矛盾。为了调节天然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不均，必须要有大水库来存蓄洪水。同时，大水库必然会对上游产生一定的土地淹没损失。因此，几乎所有的大水库都会有下游希望建水库，上游反对的情况存在。但是要知道，这种矛盾实际上与水电开发的关系并不大。因为，如果只考虑发电没有调蓄水资源的需求，所有的水电站都可以做成多级的径流式。这样根本就不用建什么水库，而且总的发电的总量也不会有什么变化。
由此来看，秦晖教授的“至于澜沧江上的这些高坝大库，则因为澜沧江在中国境内基本上是峡谷河段，沿江人口、耕地不多，所以这些大型水库主要只是用于发电，没有什么防洪抗旱的考虑。但是下游的湄公河却多宽谷与平原，人口密集，是各国的经济中心。只考虑水库维护与发电的运行方式与下游防洪抗旱的需要产生矛盾，完全是可以想象的。”解释，就显得更不符合逻辑了。按照一般的规律和秦教授从三门峡得到的经验，分明应该是中国反对建水库，而下游国家希望建水库。现在分明是中国建大坝淹没了中国自己的土地，让下游国家享受到了额外的水资源调节的利益。当然，因为发展的需要我们中国自己也希望充分的开发利用了自己水电资源。这本来就是一件双赢的大好事。但是，我们秦教授却非要挑拨说什么“只考虑水库维护与发电的运行方式与下游防洪抗旱的需要产生矛盾，完全是可以想象的”。
实际上，水库的发电运行方式与下游的防洪抗旱没有任何矛盾。防洪抗旱的本质就是通过拦洪济枯让河流全年的水量趋于平均。而水力发电也绝对希望全年的发电能力尽可能的均匀。以解决水电站夏天因为洪水大多，不得不弃水和冬天水少，发电能力不足的矛盾。否则，我们只要多建一些径流式的水电站，根本就没有必要淹没很多土地建造大库容的调节水库。除此之外，通过建设大水库调节好湄公河的水量对中国本身也是极为有利的。我国云南正在打造澜沧江-湄公河的出海通道，这些都非常需要有上游大水库对全年水量的调节作保障。
秦晖教授的“这位官员大概没有听说中国的水库一向有‘蓄清’之论。但是这次这些水库是否进行了蓄清，本该由我们的水电部门出面澄清。如果我们的水库不但没有蓄清，反而进行了放水济枯，那就是为下游抗旱出了大力，更应该大加宣传才是。可是我们的有关部门却对此保持缄默，自认‘无影响’，却王顾左右而言他地大谈“蒸发量”，这很耐人寻味”抱怨，非常可笑。秦教授竟然认为，我国的水电部门应该出面澄清我们到底有没有蓄清的问题。其实，这种要求确实是强人所难。因为，秦教授自己所发明的“蓄清”只是他自己头脑里的一种薏想，在我国的实践当中，根本就不存在。所以，在秦教授没有把自己的“发明”说出来之前，我们水电部门的专家们怎么会知道秦教授所理解的“蓄清”原来是指在枯期蓄水的意思呢？即便“中国的水库一向有‘蓄清’之论”，但却从来也没有秦教授发明的那种“蓄清”现象存在。
总之，我们解释水库的蒸发量是非常需要的，解释秦教授发明的根本不存在的“蓄清”却是难以办到的。对此问题的争论，我还是建议秦晖教授最好仔细的到全国查一查、找一找，看看有没有一座专门在枯期蓄水的水库。如果没有能找到，今后也就不要再这样想当然的胡说了。更不要以这种近乎造谣的方式指责我们“却王顾左右而言他地大谈‘蒸发量’”，有意无意的挑拨我们的国际关系。
四、关于“两种相反的批评何以共存？”
关于这一段“两种相反的批评何以共存”的论述，秦晖教授的文章似乎已经表白了自己的爱国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过即便如此，我还是要指出，秦晖教授的一些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不管是一个水库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河流的水量，对下游影响都一定是一致的。只不过，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可以对同一事实作出完全不同的解读。此外，秦晖关于“水库对下游水情影响的好坏，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的说法，也是有点问题的。任何水库的水资源调节作用主要是让下游受益。所以，水库对下游的影响绝对应该是利大于弊。不过，因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事存在。所以，如果成心去挑毛病的话，再好的事情也能找出来严重的“问题”来。其实，世界上的反水坝组织为了污蔑水坝建设，从来都是采用首鼠两端的态度来给水坝挑毛病的。如果秦晖教授注意，就能发现所有污蔑水坝的言论，都有“两种相反的批评共存”的怪现象。几年以前，我就写过一篇《警惕反水坝的悖论》的文章，专门介绍过这种“两种相反的批评共存”的矛盾问题。所以，秦晖所发现的“两种相反的批评何以共存？”的现象其实非常正常，根本就不必大惊小怪。
对于依靠造谣污蔑来煽情的反水坝宣传来说，出现“两种相反的批评共存”的局面，确实是再正常也不过了。例如，我们国内有位人称汪“敬畏”的著名的反水坝精英，在别人批评她造谣污蔑扼杀水电，破坏了温室气体减排的时候。她曾经狡辩说，我不反对水电，我只是反对建设高坝大库，我们赞同建设坝高15米以下的小水电。最近，西南遭遇到大旱，当人们追究他们造谣破坏建设有调蓄功能的大水库的时候。她又狡辩说，我们不反对建水利大坝，只反对建设水电大坝。众所周知，能够调节水资源的水利大坝，一定是高坝大库，而只能发电的水坝，一定是小水坝。说来说去，你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反对什么，支持什么？总之，对于那些经常造谣污蔑水坝的人物和言论，我们大可不必过于较真，如果你非要认真，一定会发现，它们的谎言几乎总是自相矛盾的。
五、关于“为什么得不到感谢只招骂？”
关于为什么得不到感谢只招骂？的问题，笔者认为我们不仅不能只怪人家有偏见，而且应该首先责怪我们的秦晖教授自己就有很多偏见。例如，秦教授所说的“其实我想，问题就出在我国有关方面那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无影响’说。既然你说是无影响，那么那些实际上受到了有利影响的人们就不会感谢你，而那些受到不利影响的人，他们是不相信你的‘无影响’说的，因为你的说法确实没有根据。但是他们的抱怨就有根据吗？应该说也没有，因为你没有通报水库的调度运行状况，别人实际上并不能客观地评估你的‘影响’如何。然而你用什么‘蒸发量’来说事，别人就可以说你在糊弄人。”的情况，本身就是一种偏见。
首先，我们中国方面从来没说过建水坝“无影响”的蠢话，而只是强调不会造成下游旱灾，反而有利于缓解旱情。因此，如果没有偏见，秦教授根本就不必去担心“那些实际上受到了有利影响的人们就不会感谢你”。例如，湄公河委员会早在09年5月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就曾阐述说：中国在澜沧江上的水坝全部建成之后，将会减小湄公河17%的洪水，同时可增加枯水期40%的水量。2010年3月5日湄委会还再次发布了《湄公河干流低水位状况初步报告》，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说明中国的水坝建设已经大大减轻了湄公河早期的旱情。面对官方机构和学术团体的这些正式表态，我们怎么能无视事实的说什么“那些实际上受到了有利影响的人们不会感谢你”的傻话呢？
其次，所谓“那些受到不利影响的人，他们是不相信你的‘无影响’说的”的情况，也只是一些极端人士和部分被误导的民众。我们应该相信大多数民众都是相信科学、尊重事实的。例如，干旱出现以来湄公河委员会的CEO伯德先生，就多次表示“先前一部分人声称泰国北部和老挝的缺水是中国建坝引起的。湄委会在以前的说明中已经说明，没有证据支持这种说法，当前湄公河的问题确实是区域干旱所至”。再有，秦晖教授的“因为你没有通报水库的调度运行状况，别人实际上并不能客观地评估你的‘影响’如何。”的说法也完全不符合事实。根据最近的新闻报道，正常人都应该知道，东南亚出现特大干旱之后，我国不仅向下游国家通报了相关的水文数据，而且还特地组织过下游国家的有关人员到我国的几座水库实地参观考察。
秦晖教授最大的偏见，还是他反复强调“你用什么‘蒸发量’来说事，别人就可以说你在糊弄人”的态度。因为，我国的澜沧江水库目前没有引水的需求，是众所周知的。因此，渗漏蒸发量损失的大小确实是人们判别总的水量是否能受到影响的关键因素之一。合理的解释蒸发量问题，绝对是必要的科普，而绝不是什么忽悠人。不能因为我们的秦教授暂时还理解不了的问题，别人就不能进行解释。更不能因为中国政府的解释，秦晖教授自己不理解，就要认定这是在糊弄人。
当然，秦晖教授的“而且我们一些部门似乎认为别的国家也和我们一样，对这类事情都会按官方的‘通稿’统一口径，所以只在乎政府官员的态度。我在当地就曾听到一些中资公司人员说：‘他们政府都不说什么，那些NGO组织和民间传媒还嚷嚷个啥？’然而这些国家的体制与中国截然不同。在他们的体制下，民间舆论与官方言论在国际关系上往往是一种‘唱红白脸’的关系。官方不好说的话让民间去说，既对国外相关方面施加了压力，又给官方留下回旋余地。事实上，在面临困难时执政者一般都希望对外转移压力，他们也乐于见到这种民间舆论。我们自己喜欢以‘外交无小事’为由管制舆论，不善于用‘唱红白脸’的方式扩展国际上的话语权也就罢了，如果把这套思维搬到国外，以为搞定了官方就万事大吉，对民间舆论或者板起脸来呵斥，或者随便拿‘蒸发量’之类的话来‘忽悠’，恐怕起不到好效果。西方外交往往是对政府比较强硬，对民间舆论就软语相商，所谓‘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我们以往对此只是讥笑，但采用相反的做法对我们真的有利吗？”的解释，到还真是有些道理的。
不过，秦教授的这些关于民主政治和外交艺术的建议对于水库建设来说却没有什么直接意义。因为当前的事实是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和技术人员，大都是理解和支持我们在上游建设水坝的。只有民间的一些极端环保组织才坚决反对。他们和我们国内的一些极端环保组织一样，都是要依靠国际上的反水坝的极端环保组织提供经费的。所以，只要他们一天不出来造谣反坝，就一天没有人给钱花。所以，东南亚的极端环保组织造谣污蔑和反对中国的水坝建设，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只不过这次发生特大干旱之后，又给了他们一个借机造谣炒作的机会。其实这也和我们国内的极端环保组织完全一样，特大干旱发生之后，国内几乎每个极端的反坝人士也都要跳出来表演一番。
关于秦晖教授提到的“他们政府都不说什么，那些NGO组织和民间传媒还嚷嚷个啥？”的问题，我认为并不是因为“是一种‘唱红白脸’的关系。官方不好说的话让民间去说”的原因，而是由目前东南亚国家特殊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我们知道这次造谣污蔑中国水坝导致干旱的声音，主要来自泰国。我们也都知道，最近以来泰国的红衫军游行示威，闹得整个泰国政府都无可奈何。在这种局面下，几个极端环保组织出来发表一些污蔑中国的胡言乱语，还有什么可稀奇的呢？
一个国家政府和民间分别唱红白脸的情况是有可能存在的，包括我们可能也会利用这种方式解决某些棘手的外交问题。然而，对于建水坝对下游影响的好坏，是一个客观的现实，绝不会出现官方和民间一致反对的可能。所以，也就用不着采用“‘唱红白脸’的关系。官方不好说的话让民间去说”的方式。秦教授的顾虑，是因为他把自己头脑中固有的反水坝思想，想当然的强加给了东南亚国家的政府了。然而，根据笔者与东南亚的官员和一些技术人员的接触以及湄公河委员会的正式报告来看，我相信他们还都是真心希望我国尽快在澜沧江上建设好水坝，来帮助他们解决水资源问题的。
不仅如此，目前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政府，也已经和我国的很多公司机构，建立了联合开发他们国家水电项目的合作关系。这完全能说明他们对水电开发的支持态度。再说上游国家进行适当的水资源开发，下游国家更受益的现象，在全世界也都普遍公认。美国当年为了让上游的加拿大尽快开发水电，以便有效的调节美国境内的水资源，甚至不惜提供数亿美元的巨额资助。在我国国内的情况也不例外，秦晖教授也多次列举了黄河上游的陕西和下游河南的关于三门峡的争论，也都是下游更希望上游建水坝调节水资源，以减少洪涝和干旱的威胁。
总之，在水坝建设必然会有利于下游的基本事实的面，秦晖教授根据反坝组织的一些片面宣传就断言“如果把这套思维搬到国外，以为搞定了官方就万事大吉，对民间舆论或者板起脸来呵斥，或者随便拿‘蒸发量’之类的话来‘忽悠’，恐怕起不到好效果”的担心，和所谓“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种种比喻，实在显得幼稚和可笑。
六、关于“建立信息共享与多边协商机制”
如果秦晖教授比较关注时事新闻就应该知道，为了揭露极端反水坝组织的造谣污蔑，这种协商机制已经开始建立了。只不过，秦晖教授所提到的“却不愿提供库容大出十多倍的、具有多年调节能力的关键性‘龙头’小湾水库的资料？”的说法，还是一种偏见。据我所知，我国组织的下游国家的技术人员参观我国澜沧江的水坝建设的活动，就包括参观小湾水电站。这说明我们并不想隐瞒小湾的水文情况，而的确是小湾水电站刚刚建成，当时还没有机会蓄水到水库的正常发电水位，难以发挥出水库的作用，恐怕也确实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水文资料可以提供。
关于协商机制，秦晖教授说“而我们听到的最多的抱怨还不是关于中国做了什么，而是他们不知道中国到底在做些什么，他们埋怨中国有关方面拒绝与他们沟通，说中国有关方面对NGO及民间舆论有成见，只愿与官方打交道。他们向中国使馆和中资机构了解有关情况，经常碰钉子。而西方公司在这方面就热情得多，很多西方公司在这里建设的工程都主动邀请NGO和民间媒体来参观，召开会议解答各种问题。我们在中资公司的一些朋友则从反面证实了这种情况，他们说西方公司善于公关，会笼络NGO与民间媒体。”。
按照秦晖教授的建议，似乎是我们国家的政府应该积极的与国外的极端环保组织建立联系，否则就不能算是建立了信息共享的协商机制。并且，秦晖还举出了国外公司善于笼络NGO的例子。
笔者绝对不赞同秦晖教授的这种说法。如果是客观公正的NGO组织，一定会从政府所公布的正式材料中得到正确的结论。如果是对恶意造谣的极端组织，恐怕没有比揭露其谣言更有效的办法了。别说是我国政府不宜直接与国外的极端NGO接触，就是我们在国外的跨国公司，也不能这样干。因为我们国家的跨国公司没有西方那种意识形态输出的政治责任和义务。如果需要和当地的NGO沟通，也一定不能绕过当地政府。根据国际法的不干涉内政的基本准则，我们的跨国公司在任何时候也不能成为当地反政府组织和势力的帮凶。
七、关于“国外要协商，国内更要协商”
根据秦晖教授一贯提倡民主政治的态度，我觉得秦晖教授文章这段的内容，也许是秦教授要写这篇文章的最主要目的。秦晖教授说“这次北湄公河极枯事态，一些国外舆论指责中国搞大国的‘霸权’。笔者在许多场合都回应了这种指责，我认为这里的确不涉及霸权问题。因为要说水电部门的‘霸气’，他们在国内应该要比在国外霸气得多。虽然在像湄公河这样的问题上，下游国家舆论对中国有如上所述的批评。但是平心而论，我认为与水电利益集团在国内的一些行事相比，他们对国外的批评还是更为重视的，来自国外官方的批评尤其如此。来自国外民间（如民间媒体、社团及NGO组织）的批评，通常被认为不受重视，其实也比在国内面对类似情况要好。”
我们知道秦晖教授一贯是崇尚民主的，所以，对国内外的NGO的活动秦教授几乎是毫无保留的一概支持。笔者作为科技人员尽管也希望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但是，我认为提倡民主精神绝不能脱离科学的态度。那些打着民主旗号的形形色色的骗子，绝不可能是要实现民主，而不过是哗众取宠，甚至是报有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因此，并非NGO就天然正确，反对政府就一概应该支持。相反，只有坚持科学精神，用事实求是的态度揭露和清除那些造谣惑众和伪科学的假民主，才能真正的推进我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
笔者理解秦晖教授这段文章的意思，是想借国际反坝势力的攻势为国内的极端环保组织鸣不平。秦教授认为我国水电部门太霸气，极端环保在中国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我个人的感觉却与秦教授完全相反。目前，我国国内的极端环保组织、人士，不仅可以任意的造谣污蔑中国的水坝建设不受任何追究，而且，很多还都因为造谣有功，获得了各种各种各样的荣誉和大奖。至于政府官员与环保组织和人士的协商和沟通，秦晖教授也大可不必担心。中国的极端环保组织，早就懂得怎么样利用官方的关系来达到自己的各种目的。否则就不会有怒江水电开发居然被谣言搁置了7、8年，和按照十一五规划开工建设的金沙江水电，也被莫名其妙的叫停的怪事了。
至于和专业人员的当面沟通，恐怕极端环保组织是极不愿意的。因为他们现在利用控制舆论在群众所编造的那些谣言，是绝对不敢与专业人士当面沟通的。所以，几年前应环保组织要求公布怒江环评资料的要求，我们就曾经组织过专业人员和环保组织代表的当面协商沟通。但是，那些到处造谣的精英们，都不敢来参加面对面的沟通协商。如果现在我们的秦晖教授，坚持认为自己文章中的那些污蔑水电的说法是有根据的，那么我们也非常欢迎秦晖教授本人能给极端环保组织做个表率，与我们就有关水电发展的谣言与事实，进行当面的协商和沟通。
总之，笔者所要说明的是：目前害怕协商沟通的绝对是造谣惑众和哗众取宠者，而不是水电部门和尊重科学和事实的科技人员。在这一方面，我们中国确实还缺少一种合理的沟通机制，以至于让一批有国外资助的极端环保组织钻了空子。因此，我倒是非常同意秦晖教授的“这次‘湄公河论争’如果能够为我们国内水电部门处理与各利益相关方的关系提供启示，也是意义重大的。”的说法。
同时，我也很赞同秦晖教授的“在今天的中国，改革与开放从来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过程应该对我们处理国内事务提供借鉴。”的原则性意见。我非常赞赏秦晖教授强调民主的态度，不过也还是要提醒秦教授，在提倡民主的同时，千万不能偏离科学。任何脱离科学，违背事实的“民主”一定是假民主。如果不了解、掌握一定的科学知识，总是不顾事实的任意发挥各种想当然的“民主意见”，绝对不会对我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有任何益处。目前，我国很多极端NGO组织和精英的最大问题，都是强调“民主”有余，而注重科学不足。这已经给我国的科学发展和民主化建设，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包括秦晖教授所发表的这篇漏洞百出的《湄公河枯水之思》和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也不能不算是我们“民主有余，科学不足”的一个深刻教训。
对照参考秦晖的文章《湄公河枯水之思》：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00409/22147722408.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