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特约撰稿人 王亦楠
今年夏季汛期,长江上中下游都出现了严重的洪涝灾害。我国最大的水利工程——长江三峡工程,也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
《中国经济周刊》特别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中国三峡集团总工程师张曙光、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王章立、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王亦楠等专家,回答公众关切,推出“三峡三问”专题报道。
今天刊发的是“三峡三问”之三。
“三峡大坝若建成,终将被炸掉”。这是当年建设三峡工程时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反对意见之一,做出这一预言的是我国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先生。
之后反对三峡、质疑三峡,甚至造谣三峡的很多言论,也常常拿黄万里先生的这句预言作为依据。时至今日,关于三峡工程是“轻率决策、遗祸无穷”的认知和论调依然存在。
近年来,一些自媒体也以“上世纪80年代三峡能否上马曾争议甚大”为依据,发布《三峡大坝欠一个向国人跪地谢罪的仪式》《三峡大坝何去何从》《今天的科学家没人敢出来说真话》等网络文章,甚至言之凿凿:黄万里当时预言的12个问题,有11个都应验了,三峡大坝迟早要拆。尽管这些自媒体的网络文章严重违背历史、违背科学,更违背事实,但对公众来说还是造成了相当大的困惑。
那么,上世纪80年代围绕三峡大坝建设的那场争议的焦点问题究竟是什么?当年反对意见中的那些预言,后来究竟是应验了,还是被实践证明错了?
“上世纪80年代三峡工程能否上马,的确在水电行业内部争议甚大,包括我自己当时也是反对派。”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向《中国经济周刊》讲述当年的争议:大家都知道三峡大坝决策前曾有巨大争议,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当时一些业内专家反对三峡上马,并不是像黄万里先生那样认为“三峡工程根本不该干”,而是完全认同三峡的价值,但在“该何时上马”这一时间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
因为,三峡工程投资巨大,当时水电都是国家投资,在国家财力又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水电业内很多人担心三峡一旦上马,势必影响全国其他的水电项目。比如,当时很多专家主张“先上虎跳峡、后上三峡”,因为两个水库的调节库容相当,但前者的移民压力、投资规模要远远小于后者。后来情况也表明这种担心不无道理,1992年决策三峡上马后,广西龙滩水电站的开工推迟了10年,1996年全国水电开工率是零。
“但是,现在回过头从国家大局来看,当时集中力量办大事、先干三峡绝对是英明的,因为越往后拖难度就越大,很可能就干不成了。”张博庭说。
张博庭还讲了一个历史细节:1984年4月国务院已经批准了150米大坝方案后,重庆市委向中央提出“150米坝高方案对重庆港及其附近航道没有改善,不能满足航运要求,建议把三峡大坝正常高水位提高到180米”。若满足重庆方面的这一要求,移民数量将从30万猛升至100多万,移民工作负担之大令很多人望而却步。1985年1月,邓小平同志在听取有关汇报后指出“三峡是特大的工程项目,要考虑长远利益,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进行”。
由于在开工时间、大坝高度等问题上有各种不同意见,1986国务院又决定重新论证三峡工程。所以,上世纪80年代那场争议的缘起和焦点,与今天很多人基于黄万里先生的反对意见而认为“三峡工程根本就不该干”是不一样的。
张博庭特别讲到,黄万里先生是我们非常敬重的前辈,他顶住压力、敢于谏言的品格难能可贵,但他当时对三峡的很多预言,以及对中国水资源情况的判断,被后来的事实证明确实都错了。比如,他断定“不出10年三峡水库的泥沙卵石就会淤死重庆港、长江就会断航,20年之内三峡只有投资没有收益”等等,都被后来的实践证实是错的。
此外,黄万里先生的《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原由简释》认为“中国水资源最为丰富,时空分布也合适,在全球为第一,不是张光斗说的第六”,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黄万里先生一直认为没必要调节水资源,所以一直不赞成包括三峡在内的水库大坝建设。
而事实证明,黄万里先生对中国水情的判断严重脱离了实际:中国的水资源量并非世界第一,人均水资源量更是低到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被联合国列为13个贫水国之一;中国水资源的时空分布都极不均衡,每年汛期(5月~8月)的来水量占全年70%左右。也就是说,本来就严重不足的水资源量中,2/3以上又都是威胁人们生命财产的洪水径流量,而冬春季节枯水又导致农业干旱。今年6月以来大家深刻感受到的多省市暴雨成灾,正是水资源时间分配极不均衡的体现。
张博庭深有感慨地说,再伟大的科学家也不可能总是100%正确。可惜的是,黄万里先生2001年就去世了,如果他能看到今日的三峡,以他追求科学真理的精神,一定会纠正他过去的错误看法,也决不会允许一些人炮制“黄万里神话”——打着他的旗号断章取义、颠倒黑白、造谣生事。
对于网络上一直甚嚣尘上的“三峡大坝迟早要拆”的说法和传言,中国工程院院士、水文学及水资源学家王浩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水资源,而天然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不是均衡分配的,人类不能靠天吃饭,必须有手段来调控。人类进化史长达10万余年,近100多年才用上电,近几十年才有了高铁,没有电、没有高铁、没有芯片,人类文明照常演进。但如果没有水,人类5天就会灭绝。水库、大坝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就是解决人类的水资源需求问题——把丰水年/丰水期造成灾害的洪水蓄存起来,变成枯水年/枯水期的宝贵水资源。如果没有这种调控能力,人类就只能回到听天由命的落后状态。
王浩院士特别指出,水库蓄水能力代表着人类对“天然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 这一矛盾的控制能力。先天不利的气候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国是个特别需要水资源调控的国家,一是严重缺水,二是水资源时空分布严重不均,洪旱灾害特别严重。
然而,中国目前的蓄水能力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太大。比如:中美两国的土地面积、地表径流总量相差不多,但美国水库的总蓄水量是中国的1.6倍,大型水库数量是中国的12倍,人均库容是中国的6.3倍。代表一个国家水库蓄水能力与河流径流量之比的库容系数,欧洲国家为0.9以上,美国为0.66,中国仅为0.3。而我国水资源量最丰富的长江,目前的库容系数仅为0.13。中国的人均库容仅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22%。
以上这些数字充分表明,欧美国家从来没有进入什么“拆坝时代”,否则怎么可能有远高于中国的人均库容。相反,正因为人均库容远远高于我们,他们能吸纳更多的洪水,抵御更大的干旱。人均库容这一指标,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水资源调控能力的高低,有了足够的水库库容,洪水就是资源和财富,否则就是危险和灾难。
中国三峡集团总工程师张曙光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对于三峡工程来说,三峡发电或许有其他发电方案可以替代,但三峡水库对于长江的水资源调控作用,没有任何其他手段可以替代。
除了巨大防洪作用外,三峡工程是我国最大的淡水资源储备库、长江大保护的重要生态屏障。从2003年投运到现在,三峡水库累计为下游补水2664亿立方米,这个数字相当于北京市73年的总用水量或6.8亿中国人一年的用水总量。三峡水库有效缓解了长江中下游生产生活生态用水紧张局面。
三峡建设前,长江中下游枯水期的最低流量不足4000立方米/秒,重庆到宜昌间的川江河段之凶险就如同“鬼门关”,不知吞噬了多少生命;三峡建设后,中下游枯水期的最低流量得以提升到不低于6000立方米/秒,川江河段变成了大型客轮可昼夜双向航行的黄金水道。在2014年2月上海抵御咸潮入侵、2015年6月为“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创造救援条件等几次重大水环境突发事件和海事危机的处理过程中,三峡工程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气候变暖问题加剧,极端天气事件会更加频繁,洪旱灾害的威胁也会更加严重,因此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权威机构从2004年起就不断呼吁“投资蓄水设施就是投资绿色经济”,并特别指出:“发达国家已拥有很多基础设施及大坝,在保障水安全及应对气候变化的蓄水设施建设上已有良好基础;而发展中国家限于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等因素,水库大坝基础设施还远远不足以提供所需的能源及水资源,以支撑其经济发展,因此建设新坝仍是当务之急”“有了足够的蓄水能力,才能实施生态调度,维持河流的健康生命”等等。
在各地暴雨成灾、洪水泛滥的今天,我们再来回顾联合国、世界银行的上述呼吁,格外感慨万千。因为,这十几年来,围绕三峡的这些有意或无意的谣言,误导了社会公众,干扰了政府决策,甚至导致一些事关国计民生、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水电水利工程搁浅至今,使我们的水资源调控能力还处在如此低的水平。
要想从根本上摆脱洪旱灾害对人民生命财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威胁,我们需要的不仅不是“拆掉大坝”,而是应尽快建设更多像三峡这样有调蓄能力的水利基础设施,保障水安全、粮食安全、国家安全。
专家结论
三峡工程的最主要功能是增强了水资源调控能力。三峡发电或许有其他方案可以替代,但三峡水库对于长江水资源的调控作用,没有任何其他手段可以替代。洪水并非不可对抗的天灾,克服先天不利的气候地理条件、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都迫切需要尽快提升水资源调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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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 国之重器
兴建三峡工程、治理长江水患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1919年,孙中山先生就提出了开发三峡的宏伟设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和关心三峡工程论证工作。在历经半个世纪的勘测设计、规划论证后,1992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三峡工程是治理开发长江的关键性骨干工程,也是世界上承担综合功能任务最多的水利水电工程。三峡工程坝址地处长江干流西陵峡河段、湖北省宜昌市三斗坪镇,控制流域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
历时20多年艰苦奋斗,三峡工程初步设计建设任务于2009年如期完成。
2018年4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赴三峡工程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三峡工程是国之重器,是靠劳动者的辛勤劳动自力更生创造出来的。三峡工程的成功建成和运转,使多少代中国人开发和利用三峡资源的梦想变为现实,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的重要标志。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优越性的典范,是中国人民富于智慧和创造性的典范,是中华民族日益走向繁荣强盛的典范。
目前,三峡工程已经连续10年实现175米试验性蓄水目标,防洪、航运、发电、补水等巨大综合效益显著发挥,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对保障流域防洪安全、航运安全、供水安全、生态安全以及我国能源安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峡工程防洪效益显著。三峡工程作为长江中下游防洪体系中的关键骨干工程,处于长江上游来水进入中下游平原河道的“咽喉”,可控制长江防洪最险的荆江河段95%的洪水来量,武汉以上三分之二的洪水来量。三峡工程建成后起到削峰、错峰的作用,对长江上游特大洪水的调节作用,是其他任何工程都不能替代的。三峡工程建成后,江汉平原最薄弱的荆江河段防洪标准从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可有效保护1500万人口和2300万亩耕地。自2003年蓄水运行以来,三峡水库已经累计实施拦洪运用53次,总蓄洪量1533亿立方米,两次拦蓄超过70000立方米/秒的特大洪峰,为长江中下游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提供了坚强的安全屏障。
今年,受近日长江流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7月以来长江流域多处河流及湖泊水文站点水位持续上升,长江干流监利至江阴段、洞庭湖湖区、鄱阳湖湖区等地水位已超防洪警戒水位,部分湖泊、堤坝超保证水位,长江中下游防洪形势严峻。为进一步减轻长江中下游地区防洪压力,有效控制干流河道的水位涨势,三峡水库下泄流量自7月6日起连续调减5次,5天内出库流量从35000立方米每秒减少至19000立方米每秒,后续三峡水库将按照长江委的调度要求进一步控制下泄量。
三峡工程绿电效益显著。三峡电站总装机容量达2250万千瓦,多年平均发电量882亿千瓦时。三峡电站于2003年7月实现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截至2019年底,累计发电量超1.2万亿千瓦时,为国家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绿色电能。三峡水电站发出的强大电力通过三峡输变电网络送往华中、华东、南方和川渝电网,直接受益的地区有华中、华东、华南和川渝地区,受益人口超过全国人口的一半。三峡工程电站节能减排效应明显,相当于节约原煤消耗约5.9亿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1.8亿吨、减排二氧化硫1180多万吨,其中2018年发电1016.2亿千瓦时,首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造国内单座水电站年发电纪录。
三峡工程通航效益显著。三峡工程蓄水后,改善了长江川江(重庆市至湖北省宜昌市之间的长江河段)660千米河道通航条件,万吨级船队可从上海直达重庆,船舶运输成本降低三分之一以上,使长江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三峡双线五级船闸2003年投运。截至今年6月,已经连续运行17年,累计运行16.34万闸次,通过船舶87.53万艘次,过闸货运量14.68亿吨。2019年,三峡船闸通过货运量达到1.46亿吨,超过设计通过能力(1亿吨)46%,是三峡水库蓄水前该河段最高货运量(1800万吨)的8.12倍,极大地促进了长江经济带发展和沿江航运的大发展。三峡升船机自2016年9月18日试通航。截至今年6月,累计安全有载运行9800厢次,通过各类船舶约10000艘次、旅客36万人,充分发挥了过坝快速通道作用,同时提高了枢纽通航调度的灵活性。
三峡水库补水效益显著。三峡水库蓄水后,库区及上游经济鱼类资源增加,近年来多次实施水库生态调度,促进了中下游经济鱼类繁殖,为发展渔业、改善环境、增加就业和提高民众生活质量带来有利影响。截至2019年9月末,三峡水库累计为下游补水2664亿立方米,有效缓解了长江中下游生产生活生态用水紧张局面。三峡工程蓄水后,原有三峡美景并未受太大影响,又增添了高峡平湖等新景观。三峡坝区成为中外游客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游客数量连年攀升,三峡大坝旅游区2019年接待游客达320万人。三峡工程正发挥其工业旅游典范效应,带动长江三峡旅游,进而促进长江黄金旅游带形成。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三峡水电站、葛洲坝水电站多次调增机组出力,满足湖北省高峰电力需求,支援当前抗击疫情各项工作。自1月24日0时至3月底,处在湖北宜昌的三峡电站和葛洲坝电站不断加大机组出力,累计调增发电计划30余次,一季度三峡电站、葛洲坝电站发电量达201.6亿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加3.7%,创历史新高,有力确保了湖北等受电地区抗疫用电需求。与此同时,在长江委、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的大力支持下,长江电力持续加大三峡水库向长江中下游地区补水力度,一季度三峡水库累计向下游补水量超100亿立方米,上游水位已消落至164.72米,有力支援长江中下游地区复工复产及春耕灌溉用水需求,充分发挥了大国重器的应急保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