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博

由国内一些反坝组织召集的“江河十年行”，吸引了不少媒体记者。难免会借考察之机给记者灌输一些不科学或者是伪科学的环保理念。日前参加活动的一位《科技日报》的记者李禾，在科技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水电开发利用：为何难以“绿”到底？》（下称李文）的评述文章，就体现了这一结果。回答这篇文章所提出的问题，不仅是答复记者李禾本人，而且是对“江河十年行”伪科学、伪环保宣传的必要揭露。

一、关于水电与高耗能企业

李文对水电不能绿到底的第一个质疑，是水电带动了高耗能企业。这个表面上看到的现象，却没有反映出问题的实质。由于水电的可再生能源性质，利用的只是水的势能，不需要耗费其它任何资源，所以，水电的经济性是其它任何发电形式都无法比拟的。水电的低成本必然带来低电价。例如，今年我国五大电力集团全部严重亏损，而长江三峡公司却仍然大幅盈利。水电可能再生能源的这种不消耗资源和低成本的优越性是全世界公认的，因此，全世界都是水电比例越高的国家，电费越便宜。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事。水电的这种低成本、低电价，在带给我们全社会低电价福利的同时，也必然会对高耗能企业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为了降低成本，我国很多高耗能企业都建立在西部水电站附近。这是市场经济竞争的必然结果。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根据这种表面现象，就简单的认为是西部的水电开发带动了高耗能企业的发展。实际上高耗能企业之所以能存在和发展，主要是因为整个社会对高耗能产品的需求所决定的。即使我们没有比较便宜的水电，高耗能企业也还是要存在，高耗能产品也还是要生产。只不过它会选择相对比较便宜的火电附近。例如，我国的煤城唐山市就有钢铁生产的基地。唐山钢铁生产基地出现的根本原因，决不是因为唐山的煤矿必须要消耗掉它生产的煤炭，而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发展，需要大量的钢铁。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国际分工的问题，如果，国家的经济能力比较强，可以依靠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换取更多的高耗能产品，当然是最好的。但是，目前我们国家的经济能力，还远远达不到这一点。到目前为止，不仅我们的高耗能产品需要自己生产，我们还要大量的出口高耗能产品，换取外汇。以满足我们国家整体发展的需要。

将来也许会有一天，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我们也可能会停止所有的高耗能产品生产，完全依靠进口解决我们的需求。不过实现这一理想的前提是，世界上有了其他比我们更贫穷的国家，需要依靠出口高耗能产品来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产品。目前，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我们正在控制和减少高耗能企业的生产。但是，千万不要以为高耗能产品可以不生产、少生产了。从全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高耗能产品也是人类文明发展所必需的。只不过由于国际的分工不同，这些产品往往更多的要有发展中国家来生产。几乎所有的具有相应资源的国家，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都要经历这样一个阶段。从全人类的角度看，生产高耗能产品也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江河十年行的记者在二滩看到的黄磷厂，如果没有二滩水电站确实不会建在哪里。但是，黄磷还是要生产的，没有二滩，它们可能要建在三峡，没有水电他们可能就要建在火电、核电厂附近，甚至也可能要建在广州、杭州、上海这样的区域。唯一不同的就是，那样的话黄磷生产的成本高了，市场上黄磷的价格也要高一些罢了。

所以，二滩水电生产出了便宜、清洁的水电并不是一种罪过。它吸引来了高耗能企业是由于我们国家现阶段发展的特性和需要所决定的。加强对高耗能企业控制和管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解决的问题。然而，即便现在确有一些高耗能企业由于管理不善，造成了污染也不能否定二滩水电的绿色能源性质。这就好像我们不能因为有人用菜刀杀了人，就认定菜刀生产商也是杀人犯一样的简单。

二、关于水电与火电

李文说“一方面，二滩的‘绿电’让众多高污染、高能耗企业聚集到攀枝花市，另一方面，攀枝花人很失望地告诉记者：‘我们至今还用不上二滩电站的电。’攀枝花市的居民用电价并不比别的地方低。”。

应该说这种说法是非常幼稚的。到底用没有用上水电，并不是体现在居民电价上。我国东北的丰满水电站因为建设得早，早已经没有固定资产折旧，目前的上网电价还只有几分钱，然而，当地居民电价从来也不可能低到几分钱。即便全国普遍的情况是水电上网电价比火电低0.1元左右，但是，一旦到了电网里，水电与火电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具体到用户更不可能用水电的就便宜一些，用火电的就贵一些。实际当中通常都是把进入电网的全部水电和全部火电综合平均后的电价。目前我们享受的电价中已经包含了低价的水电，如果没有水电，我们的现有电价肯定要有所上浮。

李文说“与二滩发电量不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川省一部分小火电却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记者了解到，近在毗邻的攀枝花市，就在二滩电站建设的同时，上马了几座火电站，供给居民用电，而攀钢也建立了自己备用火电站。据有关资料，在二滩开工建设之后，川渝电网又开工建设了一批火电站，如广安电厂2×30万千瓦(1996年开工)、重庆珞璜二期2×35万千瓦(1996年开工)、成都热电厂2×14万千瓦(1996年开工)等。这些火电厂挤占了原本在规划中属于二滩水电站的负荷。”

文章所说的这种情况确实存在。火电的建设周期快，单位千瓦的建设成本低，所以，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严重缺电的情况下往往是火电机组首先得到发展。而一旦经济发展进入平缓期，火电与水电争市场的情况有时确实非常严重。况且，二滩电站的建设还有一定的特殊性。二滩水电站是由世行贷款修建的，建设初期我国的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还不到3元，而建成后的还贷期，人民币兑美元的比价已经达到了8元左右。汇率的变化导致二滩水电站的建设成本大幅度增加。因此，二滩电站的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奇高，电价也相应的比一般常规水电高很多。所以，在供大于求的市场环境下，二滩水电难免受到火电的挤压。造成较大的可再生能源的浪费。

不过，不能否认出现这种资源严重的浪费的局面，还有我们伪环保反坝组织的一份功劳。正是他们总是千方百计的造谣污蔑水电开发，阻碍我国所有的水电的建设，而对消耗资源、破坏环境的火力发电却总是网开一面。所以，文章中所提到的那些火电建设项目，从来也没有遭受过任何环保组织的非议。相反倒是生产绿色电力的水电建设，不断的遭受到各种造谣、诬蔑。这种情况还反映在我国的江河水污染上。与我们提倡科学发展的专业工作者不同，伪环保组织从来都是只反水坝，不反污染。例如，我们建设的三峡水电工程，就带动了几百座污水处理厂。由于从根本上治理了污染，使得长江的水质总体上有了极大的好转。然而，面对这样明确的事实，反坝组织还免不了要造谣污蔑三峡。例如，李文中就引用了反坝人士范晓说的“三峡水库从蓄水以来，主要支流的“水华”现象一年比一年严重”谎言。尽管我们国家的环保部和水利部的水质监测的结果都说明，三峡建成后长江水质得到了改善。但是，极端反坝人士还是能在1000多平方公里的三峡水库内，找到个别地点，从而制造出“三峡水库从蓄水以来，主要支流的‘水华’现象一年比一年严重”的谎言。

很多人都奇怪，为什么国内有这么多的专业人士和NGO组织，都热衷于反对水电、反对水坝。其原因就在于国际上有一些专门的颜色革命组织，能够为反水坝活动和组织提供经费。至于火电和水污染，尽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性极大，但是，反对这些真正的环境污染对抑制欠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没有太大的作用，所以，国外的一些颜色革命组织对此没有什么兴趣。因此，不反火电，专反水电；不反污染、专反水坝就是国内外伪环保的一个显著特点。

三、关于行业垄断与地方保护问题

李文说“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认为，二滩卖电难的困境完全是人为因素所致，是典型的政策失效、计划失效和制度失效，这表明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包括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挥潜在增长需求的严重障碍。”

可能记者不知道，这是一条早已经过时的旧闻。正是二滩卖电难的问题催生了我国2002年的电力体制改革。改革把我国的发电企业与电网企业已经分开，就是要防止再出现这种，让与电网有关的高价污染的小火电上网，让与电网无关的清洁的水电浪费的不正常局面。现在，这种问题早已经不存在了。不但如此，去年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出台了《节能发电调度办法》，要求电网必须优先接受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电力。目前，不仅低成本的水电必须要优先上网，就是对比火电成本高得多的风电、太阳能发电，国家还要求电网进行补贴，保证其优先于火电上网。

李文中的“特别是一些相关的政策无形中“鼓励”市场分割，如谁建电厂谁收地方税，导致买别人的电等于向别人纳税，无形中刺激了地方保护。”说法，也非常没有说服力。能源电力不同于一般工业产品，对于地方经济而言，是否需要外部输入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税收，而是取决于资源。就像我们国家绝不会由于害怕开采、生产石油的税收留在了国外，就不愿意进口石油一样。一般来说，东部资源缺乏的省份决不会拒绝西电东送的电力能源，所谓“无形中刺激了地方保护”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从李文中所引用的几年前的过时资料来看，说明记者根本就不了解我国电力发展的基本情况，写文章之前也没有进行任何实际调查，只不过在江河十年行的过程中，根据一些道听途说的反坝传言就发表议论。其结论当然是非常幼稚、可笑的。

四、关于水电的自身环境代价

李文说“水电难以“绿”到底，除了出路问题，其本身也有环境负面影响。范晓说，传统观念认为水电是无污染的‘绿电’。那是由于当时认识的局限，很多事物的认识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随着当前我国大坝越建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环境方面的负面影响显现出来。首先，有的水电排放温室气体，特别是热带地区的森林等植被被淹没、腐烂后，会产生并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对水中生物和生态系统的破坏，包括形成水库后，水流速较缓，大量污染物可在水中不断累积，造成水质恶化，三峡水库从蓄水以来，主要支流的“水华”现象一年比一年严重；加剧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移民等。”

记者李文在这里仅仅引用了范晓的一些说法，作为评价水电自身环境代价的依据。我认为这种态度是极不正常的。既然记者亲自参加了江河十年行的考察，为什么就不能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讲述一些基本的事实呢？范晓是国内最有名的造谣专家。一贯喜欢打着专家的旗号，制造污蔑水电的谣言。例如，为了诬蔑中国的水电开发。几年前他曾经在著名的反坝刊物《中国国家地理》上信誓旦旦的造谣说，紫坪铺大坝一旦遭遇松潘那样的大地震，后果不堪设想。然而，今年5.12就在紫坪铺17公里远的地方爆发了比范晓所警告的松潘大地震还要大几十倍的汶川大地震。结果，我们的紫坪铺大坝安然无恙，只遭受的了非常轻微的表面损坏，5天以后就恢复了发电。

其实，在这里范晓造谣宣传的漏洞也非常明显。例如范晓所说的“首先，有的水电排放温室气体，特别是热带地区的森林等植被被淹没、腐烂后，会产生并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就有非常明显的逻辑漏洞。多年前南美巴西的一个水电站，由于淹没了大量的热带雨林，确实观察到了水库散发出较多的甲烷等温室气体。因此，很多反对水坝的人士就经常以这样一个特殊事件，来作为水电业排放温室气体的证据。

实际上，天然植物有生、有死、也有腐烂，即便我们不建造水库，也经常会有天然湿地排放温室气体的现象。不过，由湿地排放的温室气体与燃烧化石能源排放的温室气体是有本质的不同的。因为水库和湿地中的碳源是极为有限的，湿地排放的二氧化碳最多只是把水库中淹没的植物中的碳元素，全部变成含碳的温室气体排放出去。即便有一些水库在建成的初期排放高一些，但最后也会逐渐减少直到零排放。而火力发电的碳源来自人们开采地下的煤炭。随着源源不断的开采，源源不断的燃烧，构成了地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

在我国，由于人口密度高，林木资源相对紧缺，所有的水库淹没前都会把树木作为宝贵的薪柴清理出来，加以应用。所以，即使在水库建成的初期，我国也不可能会有这种“热带地区的森林等植被被淹没、腐烂后，会产生并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的情况存在。世界上除了巴西、加拿大等人口稀少的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水库都不会有这种情况。

关于“形成水库后，水流速较缓，大量污染物可在水中不断累积，造成水质恶化”的说法，也只是一种猜测的可能性，前提我们是向水库中排放了大量的污水。如果我们没有排放较多的污水，水库不仅不会造成任何水质恶化，而且还会提高水质。因为，水流速度的减慢可以起到沉淀净化作用。实际当中很多水库的水质都会在水坝建成后得到提高，例如，新安江千岛湖有名的“有点甜的矿泉水”。另外，指望不建水坝减少水污染的作用也极为有限。众所周知，我国淮河的下游没有任何水坝，但是，严重的排放仍然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水污染。事实充分证明，解决水污染的根本措施就是减少排放，治理污水，与河流上建不建水坝没有必然的联系。

李文中的所谓“加剧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也是一种污蔑水电的谎言。所有能够建造水电站的地方，必然都是天然河水蕴藏着巨大的能量，这些水流的能量不断的冲击河谷、深切岸坡势必会造成自然河流经常发生滑坡、崩岸和泥石流。然而，水电站建成后，河水的能量将被用来发电，河水不再继续深切河谷。最终一定会减少自然河段的滑坡、泥石流灾害。如果客观的观察，我们一定会发现，几乎所有水电站都是建在经常发生地质灾害的河流上。而建成之后，都会大大减少那一地区的地质灾害。尽管水电站刚刚建成后还会有少量的地质灾害发生，但是，随着水电站建成时间的增加，这一地区的地质灾害肯定会越来越少。例如，国外的一些老水电站以及我国半个世纪以前建造的东北丰满水电站和新安江千岛湖等，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担心那里会发生滑坡、泥石流。

据此，我们不难发现李文中所说的“传统观念认为水电是无污染的‘绿电’。那是由于当时认识的局限，很多事物的认识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随着当前我国大坝越建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环境方面的负面影响显现出来”，完全是颠倒黑白的胡言。显而易见，不管是水库温室气体排放，还是滑坡、泥石流，本文中所有批评水电可能具有的负面影响，几乎都会随着水电站建成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况且，任何人自己也可以看到，目前几乎世界上所有的水电站，都是生态环境良好的旅游休闲胜地。

李文还说“按照国际上公认的标准，对于河流水资源的开发不能超过40%，我国的标准为50%。”

非常有意思的是，很多参加完江河十年行的记者都会不厌其烦的重复这样一个谎言。看来参加江河十年行的记者和那些冒牌的“专家”们根本就不理解什么叫水资源开发。他们经常把水资源开发与水能开发混为一谈。对于水能开发利用国际上从来都没有什么40%的限制。而都是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认为开发利用程度越高越好。如果有哪位冒牌的专家不服气，就请他把有关国际规定的根据拿出来让我们大家看看。记者说我国标准为50%也是无稽之谈。我们国家的水能资源总量为6万亿千瓦时，技术可开发量为2.4万亿，经济可开发量为1.7万亿。目前已经开发利用的大约有0.4万亿。无论从哪里算，也凑不出一个50%来。

总之，通过《科技日报》记者的这样一篇错误百出的文章和以前一系列参加江河十年行的记者所采写的造谣污蔑我国水电的文章，我们不难发现：江河十年行活动的一些突出特点。就是利用某些新闻记者的无知和作风不严谨，根本就不管考察中到底看到了什么真实情况。千篇一律的以参加了考察作为借口，传播一些所谓的冒牌专家的说法编造出的谎言来蒙骗社会公众。及时地揭露这些欺骗宣传，避免误导公众，是我们每一位专业科技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过，对于“水电为何难以“绿”到底？”本身，倒没有什么争论的价值。因为，世界上确实没有不产生副作用的事物，包括风能和太阳能也都不会绿到底。只要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就不会否认这一结论。

附：参考原文

水电开发利用：为何难以“绿”到底？

来自：科技日报　发表时间：08-12-11

记者李禾

水电是可再生能源，由于发电不需烧煤排污，又被称之为“绿电”。2008年10月末，记者跟随“2008江河十年行”考察组来到了四川攀枝花市。在距离攀枝花市区46公里的雅砻江上，建有著名的二滩水电站，在三峡电站建成之前，它曾是全国最大的水电站。然而，从建成之日起，二滩水电站就遭遇了卖电难的问题，被认为是“三巨”项目，即巨额投资、巨大浪费、巨额亏损。二滩的“绿电”该往何处去呢？

———第一现场———

攀枝花拥有丰富的钒、钛、铁等矿产，是一个资源型城市。汽车刚进入攀枝花市，记者就闻到了淡淡的化学品气味。当地人告诉记者，攀枝花市位于金沙江一级支流雅砻江的河谷地带，空气污染不易扩散。不过在10月21日，攀枝花迎接了全国模范卫生城市大检查，企业基本都停工了，加上刚下过一场大雨，空气污染已经减轻了很多。

记者来到了川投电冶公司黄磷厂的旧址，它位于二滩水电站大坝下游8公里、攀枝花市上游约30公里的雅砻江左岸，旁边是一个有几千人的小镇得石镇，离盐边县城也只有几公里。

在2002年7月，该黄磷厂发生了重大“毒雾”弥漫事件，造成挖泥磷的一名民工当场被烧死，周边的盐边县和攀枝花市居民的大混乱和大撤离。黄磷提炼属高污染、高能耗产业，黄磷本身有毒，5％液态黄磷灼伤即可致人死命。而攀枝花不产黄磷，该厂的原料均来自于云南等地。

这样一个高污染企业为什么要建在远离原料产地的攀枝花市呢？建在这里的主要原因是离二滩水电站距离近。盐边县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会长罗兴全说，这个项目选址之初就遭到强烈反对，因为“它污染很严重，离城市太近，要建也应该建在下游人口少的地方”。

据悉，黄磷厂和二滩水电站是同一个业主：四川省政府下属的四川省投资公司。作为四川省投资公司下属的几个效益较好的项目之一，黄磷厂盈利的一个先决条件，就在于能就近获得廉价电力———用电不到2角钱1度，仅为电网供电价的三分之一。

2007年10月，黄磷厂再次发生事故，企业终于搬迁到攀枝花市火车站附近的钒钛工业园区。目前，钒钛工业园区除了川投电冶公司黄磷厂外，又招商引资进了2家民营的黄磷厂，它们到攀枝花最主要原因也是为了就近使用二滩的水电。

———水电之困———高能耗企业的廉价能源

其实，水电成为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的廉价能源，甚至是盈利的主要来源现象并非罕见。2007年，攀枝花市钒钛工业园区就自称为“高能耗工业园区”，尽管今年，这块牌子的字眼儿变成了“钒钛工业园区”，但是二滩的廉价水电依然是攀枝花市对高能耗、高污染企业招商引资的主要“吸引点”。

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勘探大队总工程师范晓说，与雅砻江同为长江支流的岷江流域，产业布局也好，发展模式也好，也是有一些问题的。岷江上游地区以前主要是大规模的水电开发，产生很多电力，利用电力搞了很多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阿坝州建了几个工业园区（水磨镇工业园区、漩口镇工业园区、桃关工业园区等），基本的产业结构都是高耗能、高污染。岷江上游是四川需要重点保护的生态屏障，以上的做法，对整个长江领域、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有很大的问题。

5·12地震以后，本应借灾后重建的机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选择真正适合这个地区的发展模式。而那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是不应该在河流上游的山区里发展的，因为那些地方无论是土地承载力，还是其他承载率都是有限的，一旦被破坏了就很难恢复。

市场份额被小火电挤压

一方面，二滩的“绿电”让众多高污染、高能耗企业聚集到攀枝花市，另一方面，攀枝花人很失望地告诉记者：“我们至今还用不上二滩电站的电。”攀枝花市的居民用电价并不比别的地方低。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困境呢？其实二滩水电站自1998年建成投产以来，到2002年累计亏损十几亿元，面临“卖电难”的市场环境。也就是说，二滩电站建设期间，重庆脱离了四川省，成立了直辖市，川渝分家后的重庆，只接纳了二滩大约1/3的电量，而在当初设计时，二滩绝大部分的电量应该由重庆来接纳。也就是说，330万千瓦的发电能力，实际的供电量是128万千瓦，只有三分之一多一点。

与二滩发电量不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川省一部分小火电却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记者了解到，近在毗邻的攀枝花市，就在二滩电站建设的同时，上马了几座火电站，供给居民用电，而攀钢也建立了自己备用火电站。据有关资料，在二滩开工建设之后，川渝电网又开工建设了一批火电站，如广安电厂2×30万千瓦(1996年开工)、重庆珞璜二期2×35万千瓦(1996年开工)、成都热电厂2×14万千瓦(1996年开工)等。这些火电厂挤占了原本在规划中属于二滩水电站的负荷。

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掣肘

二滩水力发电的生产运行成本是每度电3分钱，而大多数小火电的成本至少在1毛钱以上，在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电煤紧缺和价格上涨中，其成本还在不断攀升。那么，为什么成本低的二滩水电站不能正常发电，发的电只能廉价卖给高污染企业，而成本高的小火电站却不断上马呢？

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认为，二滩卖电难的困境完全是人为因素所致，是典型的政策失效、计划失效和制度失效，这表明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包括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挥潜在增长需求的严重障碍。

我国的水电、火电分布不均，全国规划中的十大水电基地有7个分布在西部，而十几年来，国内大多数省份特别是东部省市均大规模投资兴建火电，发展“大跃进”。鉴于西部水电相对过剩，有关专家曾提出“西电东送”的解决方案，以解决像二滩这样的国家重点项目所面临的困难。但由于全国电网上网难、输电设施滞后、政企和厂网不分、实施电价地方保护等，“西电东送”面临很多障碍。特别是一些相关的政策无形中“鼓励”市场分割，如谁建电厂谁收地方税，导致买别人的电等于向别人纳税，无形中刺激了地方保护。

自身环境代价并非为零

水电难以“绿”到底，除了出路问题，其本身也有环境负面影响。范晓说，传统观念认为水电是无污染的“绿电”。那是由于当时认识的局限，很多事物的认识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随着当前我国大坝越建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环境方面的负面影响显现出来。首先，有的水电排放温室气体，特别是热带地区的森林等植被被淹没、腐烂后，会产生并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对水中生物和生态系统的破坏，包括形成水库后，水流速较缓，大量污染物可在水中不断累积，造成水质恶化，三峡水库从蓄水以来，主要支流的“水华”现象一年比一年严重；加剧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移民等。

按照国际上公认的标准，对于河流水资源的开发不能超过40%，我国的标准为50%。中国治理荒漠化基金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杨勇说，目前，岷江水资源开发量已超过80%。而大渡河、雅砻江等长江支流上，很多水电工程同时在开工建设，一段时间后，环境的负面影响也将集中显现出来。

■新闻缘起

“江河十年行”是绿家园制定的一项旨在关注和监督中国西部水电开发的长达十年的行动计划。每年组织10—20名记者，到四川的岷江、大渡河、雅砻江，云南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沿岸进行考察，回来客观记录报道那里发生的变化。该活动实施两年来已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在扩大公民对公共环境事件的知情权和对公共政策的参与权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008年“江河十年行”将分为四川和云南两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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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滩水电站在1991年开工建设，1999年全部建成投产，到2002年，是全国已经建成的最大的水电站。其投资285亿，装机总容量达到了330万千瓦，年发电能力可达170亿度。其国家批准的工程总投资285.5亿元，其中世界银行贷款9.3亿美元，国外商业贷款1.5亿美元，股东投人资本金20亿元，国内贷款176亿元。

二滩水电站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川省投资最密集、工程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建设项目，是世界银行建行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对单个项目提供贷款额最大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