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近年水电开发的主阵地，西南三江流域稍有水电开发举措，都会被卷入争议的舆论漩涡

　　2009年12月15日，一场水电引发的口水战定案，《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章轲告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名誉侵权案终审胜诉。

　　2007年12月20日，章轲在《第一财经日报》发表《水电开发该降温了》一文，其中引述水利专家刘树坤的观点：“目前我国大部分河流的水资源开发程度高达80%以上，四川、云南等西南地区一些河流的水资源开发程度甚至高达100%。”

　　四天之后，张博庭在博客上发文反驳，称国内水电开发程度只有20%左右。该文冠以“社会不需要无知无耻的绿色人物”的标题，并使用‘活宝’、‘恬不知耻’、‘糊涂虫’、‘弱智’等语言，被法院认定为“侮辱性言论”，损害了章轲的名誉权。

　　名誉侵权案虽已有定论，但水电开发困局并未告终。学术讨论乃至政策层面的纷争，并非法院的份内事。

　　水电曾是世界公认的优质清洁的可再生能源，但近几年却面孔模糊起来。连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水电部原部长钱正英也开始公开反思国内水资源开发情况，如2005年发表的《人与河流和谐发展》演讲与文章（与他人合作）称，对河流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带来水质污染等不少问题。在后来的公开言论中，她还表示自己对水资源开发历史负有一定责任。

　　张博庭对钱正英前述文章也曾公开撰文争鸣，力挺中国水电继续大规模开发。

　　据《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了解，因生态、移民等方面备受争议，近年国内大批水电项目被搁置。水电开发何去何从，已成业界普遍“心病”。

　　在争议中缓行

　　本刊记者近日以“反对水电开发”为关键词在百度搜索，显示结果超过7万条，反对者与支持者各执一词，争辩激烈。

　　分析各类舆情，其中反对开发的观点关键是两条：一是“水电开发破坏生态环境”；二是“水电越开发，群众越贫困”。

　　1950年代开发的新安江水电站，因移民安置不当，让当时主持开发的原水电总局局长李锐在晚年自责，他在去年11月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祸是我出的。”

　　重庆市原副市长、国务院三峡建委原副主任甘宇平曾告诉本刊记者，有关部门当时作过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1980年代中期，全国修建大小水库8.6万多座，移民逾千万人，由于对水库移民复杂性认识不足，造成许多遗留问题，上千万移民中，安置较好、生活稳定的仅占1/3，有的越搬越穷，温饱都得不到解决，长期成为一些地区的不安定因素。

　　1980年代中期后，中国乃至全球最大的水电项目三峡工程开始重新证论，涉及百万移民的“世界性难题”。去年11月，三峡工程的重要推手之一、两院院士潘家铮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坦承，三峡工程论证时“对移民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些”。

　　但潘家铮坚持认为三峡工程对生态利大于弊。在他看来，综合各种影响，这一巨型水利水电项目是成功的。

　　张博庭说，几年下来，反对水电已经形成“一边倒”的现状，一些“极端环保人士”对世界水电开发进行“污蔑”，不仅影响到社会公众，还影响到决策。他撰文称，自2007年底以来，除了三峡的扩机增容和抽水蓄能，我国再未新核准过一个大型水电项目。

　　经本刊记者长期调研观察，作为我国近年水电开发的主阵地，澜沧江、金沙江、怒江三江流域稍有水电开发举措，都会被卷入争议的舆论漩涡，长期不断。

　　“挺坝派”和“反坝派”的争论，在2004年到2005年间的“怒江建坝之争”中达到高潮。

　　目前，澜沧江、金沙江、怒江水电开发不少项目已经放缓，其中，怒江水电开发受争论困扰6年有余，至今仍未获批开工。

　　能源战略之需

　　面对争论，潘家铮认为，水电开发的影响有利有弊，工作做得好，可以做到利大于弊，“弊”是可以设法减免的。一些人看不到水电开发带来的“利”，或者不愿意提，而对“弊”揪着不放，这有失公正。

　　去年3月初，潘家铮考察向家坝、溪洛渡水电站工地现场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不论从能源的可持续发展看，还是从能源结构的优化、从减轻环境污染的要求来看，或者从改变西南地区穷困落后面貌来看，中国发展水电都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一个优化发展的趋势。

　　云南省发改委副主任、能源局局长马晓佳亦持此论。他称，水电是我国能源规划目标的战略选择。《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建成3亿千瓦水电装机容量。几十年来已建成的装机容量只有1.72亿千瓦，要实现规划目标，需在10年内新增装机近1.3亿千瓦，而大型水电的建设工期通常也要10年左右，“任务显然十分紧迫。”根据国家能源数据，我国现有8亿千瓦装机容量中，煤电占比70%以上，水电仅占20%多。相反，许多水资源丰富的发达国家的水电装机比重在70%以上，有些国家甚至已宣布停止对本国煤矿的开采。有研究认为，我国煤炭按现有速度可开采时间仅百余年。

　　就减排目标而言，水电亦相对煤电有显著替代效益。以三峡电站为例，按设计年发电量847亿千瓦时测算，相当于每年节约燃煤50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亿吨。

　　去年底，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0%～45%。

　　此外，本刊记者在澜沧江、金沙江、怒江等流域调研中，当地干群希望以水电开发带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呼吁也颇为强烈。

　　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记者与环保、移民、水利、农业、林业及人大、政协的民族干部进行座谈，听到最多的是这样一些充满期待的感叹和呼声：“怒江极度贫困，难道要让群众饿着肚子、光着屁股看着江水白流吗？”“历史上我们发展森工、畜牧都无法持续，现在希望在怒江（指水电开发），出路在怒江！”

　　在怒江岸边，看着滚滚江水奔涌而去，一位和记者一起走访的地方干部感叹：“这白白流走的是油啊！”

　　单一化取向待变

　　在一些“水电开发派”看来，水电引发的争议很多是操作层面所致。

　　马晓佳称，长期以来，我国水电开发的发展方式存在着建设目标单一化（发电）、建设成本单一化（工程造价）的倾向，不少项目没有切实考虑电站所在地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生态环境改善等综合目标的实现，在投入上没有合理考虑移民和环境保护成本，这是我国水电开发产生一系列突出问题的主要原因。

　　贵州省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胡登晓也认为，“西电东送”因为未在电价中充分考虑能源开发所付出的环境和移民成本，电价偏低，对库区的回报偏低，加剧了东西部发展不平衡，也导致部分群众不满。

　　本刊记者在溪洛渡、向家坝两座电站所在地云南省昭通市调研看到，还有很多农民生活贫困。受访的多位业内专家和地方干部认为，过去水电开发以工程建设、发电目标为重，将移民、生态、库区社会经济发展等置于从属配合地位的思路和方式，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

　　潘家铮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日后水电项目应更重视移民因素。他认为，应该树立“四个一”的开发理念：“建设一座电站，带动一方经济，改善一片环境，造福一批移民”，如果能够真正做到这“四个一”，中国水电就能可持续发展。

　　马晓佳也建议，水电开发应充分发挥发电、防洪、灌溉、航运的综合效益，变“发电”的单一目标为能源供给、移民致富、环境保护的统筹目标，合理制定利益分配机制，综合考虑东西部送受电区之间、上下游之间的利益分配和效益返还，这在政策调整上是可以做到的。

　　他分析，以怒江水电项目为例，按“一库四级”的规划，年发电量可达300多亿度，目前水电平均上网电价低于火电约0.1元，如果实现“同网、同质、同价”，把水电可提高的0.1元用来解决移民和环保问题，即意味着每年最少有30亿元用于移民和环保等工作，理论上可以做到每年用于每位移民的资金几万元，高于目前城市居民平均收入水平。

　　受访专家和地方干部均认为，许多问题都可以在制定政策和抓落实上解决，如理顺电价机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移民长效补偿机制，并针对目前一些政策一刀切不适用问题，建议因地制宜，出台区域性政策，建立各具特色的开发建设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