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航

 作为中国最主要的可再生能源，在过去几年间，中国水电装机的分布特征出现了重大变化。在2007年底时，中国水电的开发重心主要位于中部，例如湖北是全国唯一一个水电装机量过两千万千瓦的省份，比第二位的四川省高出约1/3，是第三位的云南省两倍之多。然而在随后的几年中，随着行业开发的重点逐渐向金沙江，大渡河，澜沧江，雅砻江等流域西移，云南四川两省的水电装机以极快的速度增长，至2015年底时，它们的水电装机量已经远远甩开了排名第三的湖北省以及其他省份，构成了无可争议的第一梯队。

与火电有所不同，水电站在开发时，往往要受到环保和移民因素的约束，这使得水电的开发面临着更多的利益掣肘，历程也要比火电更为曲折，尤其是在生态环境和移民组成都较为复杂的西南地区。由于相关问题争议不断，在"十一五"期间，中国水电推进工作明显放缓，项目的核准装机量只达到规划文本中的1/3，是否应该在西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水电开发也始终未形成明确的共识。

这种情况，直到2009年，节能减排的压力加大后才有所缓解。在这一年，中国提出了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15%的目标，同时作出了2020年单位GDP能耗降低40%到45%的承诺。由于当时的风电和太阳能规模不大，因此在决策层看来，水电是最现实的推动节能减排的替代能源。自2010年起，中央政府开始逐渐对水电松绑，一批之前有争议的项目纷纷重启。这段曲折的经历投射到水电装机量上，表现在2010和2011年的水电装机增速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趋势，直到2013年后，西南地区解禁的水电项目逐渐落地投产，才推迟了水电装机增速放缓的势头。

水电发电小时数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在以水电为主，火电为辅的省份，比如云南，四川，湖北等地，水电更像是周期性行业，由于其他类电源的压缩空间非常有限，这些地区的水电受本地下游经济的影响更大。而在一些火电比重较大的省份，例如广东，贵州等，水电更像是增长型行业，由于其节能减排的清洁能源特性，可以受到政府和电网的额外照顾，在调度时可以挤占火电的发电空间，优先进行消纳。在这种情况下，水电的发电小时数更多的受到来水情况的影响，而并非像火电一样取决于当地经济，一言以蔽之，在火电行业，往往是由发电量决定发电小时数，而在水电行业，往往是发电小时数来决定发电量。

按照这一逻辑，就不难理解，为何在目前用电量增速下行的情况下，水电发电小时数并没有像火电发电小时数一样出现明显的下滑趋势。事实上，即便是云南和四川两省，水电成为主力电源也不过是近几年时间的事，而在此之前，大多时间都是一个增长型行业的角色出现在电力系统中，有优先消纳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来水情况往往比下游经济更能决定水电的发电小时数。例如在出现大范围旱灾的2009、2011、2013年，水力发电的小时数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尽管中国的水电这些清洁能源的需求十分迫切，而且水电的盈利较为丰厚，但由于水力资源所限，中国近年来的水电装机增速还是出现了不可避免地下滑。而且作为未来装机量前瞻指标的有投资额也有一定的下滑趋势。需要指出，目前的投资额之所以没有出现明显的下滑，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当下水电开发的重点，也就是西南高海拔地区的水电开发成本较高。但中国水电装机的增量开发逐渐收尾已是不争的事实。从这点来看，未来水电行业的投资重点由国内转向国外，相关的开发，设备，施工企业向国际市场发展，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在水电的开发，设备，施工方面，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起步并不算早，但巨大的开发市场与倾向性较强的招标模式，使得中国与水电相关的企业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统计显示，在全世界前十五大水电站中，中国占了七个，前十大水电站中占了四个，如果算上即将开工投产的乌东德和白鹤滩水电站，中国在这一表单中未来会占据更多位置。此外，在全世界最高的五座大坝中，中国占据了三席位置。这些从业经历都为中国水电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更多的筹码与亮点。

在公司层面，现在能在中国水电行业开发拥有一席之地的，大多是拥有大型流域主导开发权的央企。具体来看，目前实力最为雄厚的水电企业是拥有多座巨型水电站的三峡集团，其次是拥有乌江、金沙江中游、上游，以及怒江潛在开发权的华电集团。拥有红水河流域开发权的大唐集团排名第三，国电投、华能、国投、国电则分列4、5、6、7位，它们分别在黄河上游，澜沧江、雅砻江以及大渡河占据主导地位。

一站两网

横跨云南和四川两省的溪洛渡水电站，左右两岸机组所发电力却分属两大电网。左岸电站至宜宾直连国家电网，右岸电站至昭通将电源直送广东。其中，溪洛渡左岸机组按上网电价每千瓦时0.3218元结算；右岸机组按上网电价每千瓦时0.3421元结算。即同一座水电站发出的电力，接入右岸南网的上网电价比接入左岸国网的上网电价每度贵了0.0203元，呈现出 "一厂两价"的奇特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