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从防洪抗旱、保证国家粮食安全，还是从调整能源结构和保证国家能源安全的角度看，“我国必须在更加重视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继续建设水利大坝和跨区调水工程”。
10月19日，在成都举行的第一届堆石坝国际研讨会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原水利部部长汪恕诚明确表示，水电将在我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汪恕诚并非最近第一个对水电开发表达出带有明确支持倾向性意见的高官。9月25日，国家能源局局长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与欧美等水电先行国家相比，中国的水电开发程度非常低，并认为是有人夸大了开发水能资源对环境的影响。
会议当日，汪恕诚还告诉本报记者，对我国发展水电的政策的形成，除了之前所涉及的生态保护、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关键点之外，还有一个新的背景就是，我国已经向国际做出承诺，在未来的一次能源中将有相当大的比例是由非化石能源提供的，而且，在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上这些指标将被量化，这就要求我国必须找到可以替代目前化石燃料所供应的新的能源，而水电无论从技术成熟度还是从可开采的规模来看，值得关注。
水能开发程度之辩
汪恕诚在当日的演讲中称，目前我国水能的理论储藏值为6.94亿千瓦，可开采值为5.42亿千瓦，而目前我国实际的开发量只有1.8亿千瓦。由此，水电开发比例也就是30%多一些。
而美国的这一数字是70%以上，欧洲的冰岛和挪威则更高，超过了90%。
“说我国的水电开发比例不高，实际上是包括了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我国目前所开发的水能占总可开采水能的比例不高，另外就是，水电站在总的电力供应中所占的比例不高。”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副总工程师胡斌告诉本报记者。
目前中国水电装机容量1.72亿千瓦，在整个电力装机当中大概占24%，但是由于水电发电小时没有火电那么高，所以在发电量当中所占的比重只有16%。
“水能资源，是化石能源以外，可再生能源当中比重最大的，目前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当中的比重主要是靠水能资源获得”，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说，“美国在六七十年前就做了中国现在做的事情”。
美国的水能资源开发，包括田纳西州流域、丹佛水库的开发，很多都是当年罗斯福新政时候建设的。
“世界上并没有一个通用的标准来判断一个国家水能可以开采的程度”，汪恕诚说，挪威的水资源开发之所以能够达到90%以上，这与其水资源分布特点有关——在挪威，水从发源地到流入大海，中间的距离不长，所以，一次性就开发相当大的比例。但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幅员辽阔，水资源成梯度分布，只能进行梯度开发，在一条江河建多个大坝，而修建多个大坝势必导致水流变慢，使得生长于激流中的鱼类就面临生存危机。
此外，中国水资源分散分布的特点也决定了我国在水资源开发中，势必牵涉到更多的移民问题，这也是长期以来导致水资源开发引起争论的关键点之一。
“所以，一个国家的水资源开发到什么程度，要根据这个国家的水资源分布的特点来分析。”汪恕诚说。
转变开发观念
与环保主义者甚至国家的决策者对在我国大规模发展水电的谨慎甚至反对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水电集团的巨头们，对大规模开发水电有些急不可耐。
“滚滚长江日夜流，流的都是煤和油。”国内一家大型水电开发建设集团的高层对记者说。
这位水电集团高层给记者算的一笔账是，对水电开发是不是经济的分析，除了要看到其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破坏的一面，还要看到，如果不发展水电，为了获得相应的能源供应就必须有相应规模的火电，也就会排放相应的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等污染气体，同样是对生态的破坏。
当然，在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副总工程师胡斌看来，尽管国家对水电开发一度表达出了比较谨慎的态度，并要求对一些水电项目可能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进行较为严格的评估，但并不是说国家就不允许进行水电开发了。
“只是说水电开发商在进行水电项目开发中要更加重视项目可能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规划建设中尽可能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胡斌告诉记者。
“对于中国的水电开发来讲，资金和市场已经不是我们面对的主要问题，大坝产生的生态环境和公共安全问题必将引起世界的高度重视。”水利部副部长矫勇称。
“中国的大坝建设和水电开发要实现四个转变。”国家大坝委员会主席、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贾金生说。
这四个转变是：在认识上，既要强调改造和利用自然，又要强调保护和适应自然；在决策上，既要注重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又要强调社会可接受、环境友好；在运行管理上，既要重视工程运行安全，实现传统功能，又要重视综合调度、生态补偿和生态安全；在效益共享上，既要重视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又要重视受影响的个人利益，实现统筹发展。
“当然，这势必会导致水电开发的成本升高。”胡斌告诉记者。
而水电价格过低一直被水电开发者认为是影响水电发展的重要体制性因素，其中，水火电同质不同价久受诟病。
不过，针对水火电同价改革，张国宝最新的表态是，试点工作正在研究，还未启动，即使启动，也是很小范围内，不会大范围展开。
来源:中国三峡工程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