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建设集团董事长杨继学：中国标准“走出去”需政府推动
2012/3/21 9:01:07 新闻来源：中国能源报
□本报记者 胡学萃 《 中国能源报 》（ 2012年03月19日 第 20 版）
■杨继学
中国能源报：去年，您在接受《中国能源报》采访时说，中国企业要带着标准“走出去”，请您从您所熟知的水电行业来谈谈“中国标准”现在的成绩和所面临的困难。
杨继学：近年来，伴随着中国企业加快 “走出去”的步伐，海外承接工程量连续保持强劲增幅，中国标准也开始走出国门。目前取得一些成绩，但也面临很多问题。
在我看来，在“走出去”过程中选用中国标准，一是有利于提高中国标准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扩大中国标准的运用范围，增加中国企业在竞标过程中的竞争优势；二是有利于提高中国企业在项目履约过程中的执行能力；三是带动中国企业在“走出去”同时，拉动中国相关产品、设备、材料的出口，可以收获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目前，我们在配合国家经济外交和贯彻“走出去”战略而实行的对外优惠贷款援助项目和无偿援助项目上基本上实现了中国标准。例如伊朗莫拉萨德拉水电站项目利用中国政府对外优惠贷款，采用中国标准施工，项目已完工，工程质量受到业主信赖，在随后的伊朗其他工程项目实施中均默认采用中国标准施工。
另外，在一些没有本国标准体系或标准体系不健全的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为中国标准赢得了一席之地。如我公司在东南亚的缅甸萨泰导流洞开挖和临时衬砌及闸门竖井开挖和衬砌项目、缅甸巴鲁昌3号水电站引水洞项目均采用了中国标准。
但是现在中国标准在国际项目上还只是“点”的突破，运用上十分有限，一般只是在某个具体项目上使用中国标准，并未完全被某个国家或地区全部接受和普遍认可。中国标准“走出去”面临的主要问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文化。目前国际承包业大部分集中在亚洲、非洲、南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本国标准体系建设水平很低，并且很多国家和地区以往属欧美国家的殖民地，其标准基本上沿用欧美国家的标准体系，再加上其政府部门和企业要员大多有欧美国家留学经历的，接受过西方教育，他们头脑中“殖民文化”根深蒂固，对欧美标准“情有独钟”，这是中国准备“走出去”的最大障碍。
其次就是要挑战欧美标准的既有模式。由于欧美最初发展行业标准的时候，中国没有参与进来，所以在这些行业标准里没有包含中国元素，而且欧美发展行业标准时间久远，体系完善，发行的行业标准早已得到国际普遍的认可，使得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遇到了经营理念、经营模式、经营方法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并在国际项目履过程中举步维艰。
还有就是语言的问题。尽管国家很早就开始了标准的翻译工作，但是至今公开的英文版标准很少，未能形成中国标准完整的英文版体系，阻碍了中国标准走出去的步伐。
针对上述问题，我建议作为企业的任务就是做好项目、扩大市场、提高品牌，在推动中国技术“走出去”方面只能是尽力而为，在个别项目或个别领域上推广和运用中国标准，而在整体上还需要政府和国家行业组织做工作，主要建议一是主动参与一些国家的工程建设标准体系的建立；二是积极参与国际上的一些标准化的活动；三是加快部门协调，促进标准编号统一；四是组织系统的标准翻译工作；五是对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的企业给予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
中国能源报：拿海外项目来说，虽然中国能建现在的海外业务遍地开花，但风险仍然不可小觑，无论是利比亚大撤退、还是今年的苏丹人质劫持事件，都给“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敲响了警钟，如何看待当下中国能建在海外面临的风险？
杨继学：主要面临的是四个方面的风险：
首先是政治风险，众所周知，我们的海外工程大部分集中在亚非拉，这些地区政治动荡。如利比亚战争直接导致利比亚房建人员撤退，项目停工，国内社会治安状况极差，项目战后重建时间尚不能确定；南、北苏丹分离后，相互较劲，国内反政府组织伺机作乱，发生了挟持中资企业人质事件，要挟政府答应政治条件；同时北苏丹国家支柱产业石油收入锐减75%，给我们正待实施的苏丹麦洛维灌溉项目融资增加难度，开工时间还将继续延长。
缅甸部族武装冲突和政府单方面搁置“中电投”投资开发的密松水电站项目等，导致七个在建项目停工，面临撤退局面，后续影响还在持续；
中东、北非局势还在进一步恶化，欧美国家继续加大对叙利亚、伊朗的经济制裁力度等，国际政治形势动荡起伏，给国际工程市场开发增加了难度，也给在建项目管理社会公共安全管理增加了许多不安定因素。
此外，2012年是全球政治周期与商业周期叠加的一年，美国、德国、法国、俄罗斯等多个主要经济体将面临政府选举。面对国际经济下滑、失业率居高不下等问题，政治家可能不顾客观经济现实，对现行经济政策做出不合时宜的调整，使脆弱的国际经济复苏进程雪上加霜，持续爆发通货膨胀，甚至经济危机，造成国际经济萧条或国民经济趋于恶化。美国政府或将继续推行定量货币宽松政策加大美元大幅贬值，欧洲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也使得欧元大幅震荡，促使人民币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主要货币政策及汇率走势对项目实施影响巨大。2012年以前在建和新上的以美元、欧元等外币为计价货币的项目面临巨大的经营汇兑风险，给国际工程管理带来了巨大考验。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是中国能建在海外面临的最大风险。
2012年我们的国际工程新上项目数量大幅增加，项目管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国际工程合同类别增多，由单纯的施工合同向以EPC、DB总承包合同为主的方式转变，加大了项目管理履约风险。
国际工程新进入的国家越来越多，项目环境越来越复杂，国别风险和新的项目环境风险增加。
项目资金来源渠道多，结算支付延迟，办理程序多样化，欠发达国家信用低、财务枯竭等，增大了项目结算支付风险。
项目覆盖范围更广，涉足领域更多，管理难度前所未有，如厄瓜多尔索普拉多拉水电站项目、苏丹麦洛维灌溉项目、委内瑞拉农业发展项目等，对国际工程项目管理提出了更加严峻的考验和更高的要求。
保函种类呈多样化，业主要求越来越高，条款苛刻，执行合同意识差，导致没收保函风险仍然存在。
还要特别提到的是社会公共安全风险，今年1月28日，中国水电集团29名员工遭到苏丹反政府武装劫持（另有1人遇难），此次事件再次敲响了海外中国员工安全的警钟。
■杨继学
中国能源报：去年，您在接受《中国能源报》采访时说，中国企业要带着标准“走出去”，请您从您所熟知的水电行业来谈谈“中国标准”现在的成绩和所面临的困难。
杨继学：近年来，伴随着中国企业加快 “走出去”的步伐，海外承接工程量连续保持强劲增幅，中国标准也开始走出国门。目前取得一些成绩，但也面临很多问题。
在我看来，在“走出去”过程中选用中国标准，一是有利于提高中国标准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扩大中国标准的运用范围，增加中国企业在竞标过程中的竞争优势；二是有利于提高中国企业在项目履约过程中的执行能力；三是带动中国企业在“走出去”同时，拉动中国相关产品、设备、材料的出口，可以收获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目前，我们在配合国家经济外交和贯彻“走出去”战略而实行的对外优惠贷款援助项目和无偿援助项目上基本上实现了中国标准。例如伊朗莫拉萨德拉水电站项目利用中国政府对外优惠贷款，采用中国标准施工，项目已完工，工程质量受到业主信赖，在随后的伊朗其他工程项目实施中均默认采用中国标准施工。
另外，在一些没有本国标准体系或标准体系不健全的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为中国标准赢得了一席之地。如我公司在东南亚的缅甸萨泰导流洞开挖和临时衬砌及闸门竖井开挖和衬砌项目、缅甸巴鲁昌3号水电站引水洞项目均采用了中国标准。
但是现在中国标准在国际项目上还只是“点”的突破，运用上十分有限，一般只是在某个具体项目上使用中国标准，并未完全被某个国家或地区全部接受和普遍认可。中国标准“走出去”面临的主要问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文化。目前国际承包业大部分集中在亚洲、非洲、南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本国标准体系建设水平很低，并且很多国家和地区以往属欧美国家的殖民地，其标准基本上沿用欧美国家的标准体系，再加上其政府部门和企业要员大多有欧美国家留学经历的，接受过西方教育，他们头脑中“殖民文化”根深蒂固，对欧美标准“情有独钟”，这是中国准备“走出去”的最大障碍。
其次就是要挑战欧美标准的既有模式。由于欧美最初发展行业标准的时候，中国没有参与进来，所以在这些行业标准里没有包含中国元素，而且欧美发展行业标准时间久远，体系完善，发行的行业标准早已得到国际普遍的认可，使得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遇到了经营理念、经营模式、经营方法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并在国际项目履过程中举步维艰。
还有就是语言的问题。尽管国家很早就开始了标准的翻译工作，但是至今公开的英文版标准很少，未能形成中国标准完整的英文版体系，阻碍了中国标准走出去的步伐。
针对上述问题，我建议作为企业的任务就是做好项目、扩大市场、提高品牌，在推动中国技术“走出去”方面只能是尽力而为，在个别项目或个别领域上推广和运用中国标准，而在整体上还需要政府和国家行业组织做工作，主要建议一是主动参与一些国家的工程建设标准体系的建立；二是积极参与国际上的一些标准化的活动；三是加快部门协调，促进标准编号统一；四是组织系统的标准翻译工作；五是对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的企业给予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
中国能源报：拿海外项目来说，虽然中国能建现在的海外业务遍地开花，但风险仍然不可小觑，无论是利比亚大撤退、还是今年的苏丹人质劫持事件，都给“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敲响了警钟，如何看待当下中国能建在海外面临的风险？
杨继学：主要面临的是四个方面的风险：
首先是政治风险，众所周知，我们的海外工程大部分集中在亚非拉，这些地区政治动荡。如利比亚战争直接导致利比亚房建人员撤退，项目停工，国内社会治安状况极差，项目战后重建时间尚不能确定；南、北苏丹分离后，相互较劲，国内反政府组织伺机作乱，发生了挟持中资企业人质事件，要挟政府答应政治条件；同时北苏丹国家支柱产业石油收入锐减75%，给我们正待实施的苏丹麦洛维灌溉项目融资增加难度，开工时间还将继续延长。
缅甸部族武装冲突和政府单方面搁置“中电投”投资开发的密松水电站项目等，导致七个在建项目停工，面临撤退局面，后续影响还在持续；
中东、北非局势还在进一步恶化，欧美国家继续加大对叙利亚、伊朗的经济制裁力度等，国际政治形势动荡起伏，给国际工程市场开发增加了难度，也给在建项目管理社会公共安全管理增加了许多不安定因素。
此外，2012年是全球政治周期与商业周期叠加的一年，美国、德国、法国、俄罗斯等多个主要经济体将面临政府选举。面对国际经济下滑、失业率居高不下等问题，政治家可能不顾客观经济现实，对现行经济政策做出不合时宜的调整，使脆弱的国际经济复苏进程雪上加霜，持续爆发通货膨胀，甚至经济危机，造成国际经济萧条或国民经济趋于恶化。美国政府或将继续推行定量货币宽松政策加大美元大幅贬值，欧洲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也使得欧元大幅震荡，促使人民币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主要货币政策及汇率走势对项目实施影响巨大。2012年以前在建和新上的以美元、欧元等外币为计价货币的项目面临巨大的经营汇兑风险，给国际工程管理带来了巨大考验。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是中国能建在海外面临的最大风险。
2012年我们的国际工程新上项目数量大幅增加，项目管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国际工程合同类别增多，由单纯的施工合同向以EPC、DB总承包合同为主的方式转变，加大了项目管理履约风险。
国际工程新进入的国家越来越多，项目环境越来越复杂，国别风险和新的项目环境风险增加。
项目资金来源渠道多，结算支付延迟，办理程序多样化，欠发达国家信用低、财务枯竭等，增大了项目结算支付风险。
项目覆盖范围更广，涉足领域更多，管理难度前所未有，如厄瓜多尔索普拉多拉水电站项目、苏丹麦洛维灌溉项目、委内瑞拉农业发展项目等，对国际工程项目管理提出了更加严峻的考验和更高的要求。
保函种类呈多样化，业主要求越来越高，条款苛刻，执行合同意识差，导致没收保函风险仍然存在。
还要特别提到的是社会公共安全风险，今年1月28日，中国水电集团29名员工遭到苏丹反政府武装劫持（另有1人遇难），此次事件再次敲响了海外中国员工安全的警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