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眉花白，面带微笑，百无禁忌。

　　在告别国家能源局9个多月之后的一个下午，这位卸任的中国能源“大管家”张国宝，畅谈中国能源问题。

　　内蒙古窝电如何破解？

　　优先把热电机组的电上网，然后有多余的空间才让给其他发电方式，包括风电。

　　《21世纪》：在今年南方电荒时，内蒙古却存在窝电问题。

　　张国宝：我到锡盟看了，确实有这个问题，那边的风机怎么不转，当地人说，原来的小变电站容量不够，等变电站弄好以后再发电。我到了蒙东的呼伦贝尔，那里的伊敏、宝日希勒、鄂温克电站都发电不足，下达计划不到4000小时。

　　跟我同去考察的内蒙古能源局同志介绍，到了冬季，这个问题特别突出。因为冬季供热的问题比较突出，首先要保证居民供暖，热电联供。要保证供暖，得让热电机组先开起来，优先把热电机组的电上网，然后有多余的空间才让给其他发电方式，包括风电。

　　《21世纪》：内蒙古电网的问题就这么僵持着，无解？

　　张国宝：无解。那你说怎么改？要说有解，只有一个办法，把内蒙古电网划给国家电网，只有把内蒙古电网划给它，或者在内蒙古电网当中持有较大的股份，这个问题才能解决。

　　如果这么做，外界肯定又有评价，说国家电网更加垄断了。但如果不这么做，就只能维持目前的僵局。

　　拆分电网无助于电网监管

　　一个区域内不可能同时有几个电网公司，这就需要有监督部门。

　　《21世纪》：有观点认为，电力体制改革不彻底。您怎么看这种判断？

　　张国宝：全世界没有一个统一的电力体制模式。

　　法国到现在为止就一张网，而且厂网不分，发电公司和电网公司也是一家，就一个法国电力公司，法国电力公司是国有公司，比我们还要垄断。

　　日本是另外一种模式，分九个电网，相互连接但管理都是独立的。日本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煤炭，所以不存在像中国这样的跨区域能源交换问题，互相之间电力交换很少，都基本上在自己区域当中平衡。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电力体制改革是一样的。也不是所有国家都有电监会，我们这套模式是借鉴英国模式。我们去考察英国厂网分开，他们有个电监会，所以我们也建立了电监会。而有的国家没有电监会，日本就没有，电力监管也归能源部门管。

　　《21世纪》：有观点认为电网太强大，所以电监会监督职责发挥不出来。将大电网拆分以后是不是监管起来相对容易一些？

　　张国宝：电力体制改革时，就一张网还是几张网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最后的结果既不是一张网，也不是几张网，而是南、北两个电网。不管怎么拆分，在某一个局部区域当中，或者某一个省的范围内还是一家电网公司，一个区域内不可能同时有几个电网公司，还是会面临自然垄断的问题。这就需要有监督部门，电监会成立的目的是监督，不能让电网在自然垄断的情况下搞垄断，否则成立电监会干什么？现在的问题是电监会有没有起到这个作用？靠拆分电网解决不了电网的自然垄断问题。

　　《21世纪》：电力改革的一个方向是主辅分离，有观点认为国家电网在分离辅业方面滞后，对此您怎么看？

　　张国宝：这真是不能怪国家电网，他们恨不得早把辅业这个包袱甩出去，但是谁来接这个盘子？国家电网继承了电力部的衣钵，凡是别人不要的都得留在电网公司，包括电力施工企业、维修企业、设计院。国家电网也感到是个包袱。过去，国家电网公司的领导找过我多少次，说赶紧分，但问题是怎么分？谁说了算。

　　国家电力体制改革工作小组成立于2002年3月，由当时的国家计委牵头，原国家经贸委、国家电力公司、中组部、中央企业工委、中编办、财政部、法制办、体改办，以及广东省等相关部门和单位组成，具体负责电力体制改革的实施工作。工作小组组长由当时的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担任。这个机构最初设在国家发改委，2003年1月电监会成立后移交到电监会。现在主任还是张平，执行机构在电监会，实际上电监会也需要和国资委、发改委、能源局协商一致才行。

　　在经历多个部门的多次磨合后，目前国家已在9月底确定了主辅分离方案。根据这个方案，电力勘察设计、水火电施工和电力修造企业与电网企业分离，河北、吉林、上海等14省（自治区、直辖市）辅业企业与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公司重组为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天津、山西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辅业企业与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中国电力顾问集团公司重组为中国能源建设集团。

　　《21世纪》：既然电网拆分解决不了问题，恢复竞价上网会有效果？

　　张国宝：竞价上网不是没尝试过，而是都以失败告终。因为许多地方电力还短缺。

　　浙江也竞过。在1998年，我还带人考察过，那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经济最疲软的时候，浙江的电也有一点富余，在全国率先搞的竞价上网，后来电力紧张以后浙江率先取消了竞价上网。现在浙江已经多少年不竞价了。

　　后来，电监会第一任副主席宋密在东北也抓竞价上网试点，结果电力公司和地方政府有意见，也只好停了下来。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种竞价不是正规的竞价，竞价要有一个前提，即电力相对富余。而我国的电力本身处于一种紧缺状态，供不应求怎么竞价？像今年这么大电荒，怎么竞价？

“三华”特高压电网是必然选择

　　我是赞成上特高压的,我认为这是一种技术进步，可以解决能源分布不均衡格局下对能源的需求。

　　《21世纪》：对于发展特高压电网，外界有很多争论。您怎么看待这些争论？

　　张国宝：我赞成发展特高压。我认为这是一种技术进步，它可以更好地满足中国能源分布不均衡格局下人们对能源的需求。

　　为什么要发展？2010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已达9.62亿千瓦，是1978年的16.84倍，装机容量从世界第21位跃居到世界第2位；全社会的用电量到了4.19万亿千瓦时，比1978年增长16.78倍；220千伏以上输电线路长度达到44.3万公里，增长了19.1倍，变电容量20.8亿千伏安，增长了81.6倍。电力工业无论从量上还是质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什么叫量变到质变？这么大的变化，你的技术不变，电的数量可以无限增加，能这样吗？电都增加这么多了，电力系统难道不要变吗？

　　随着电网规模的迅速扩大和电压等级的不断升高，电网稳定破坏事故却日益减少。上个世纪70年代电网稳定破坏事故年均9次，1981~1987年减少到年均6.7次，1987~1997年降到年均2次，1997年以来主网没有发生过稳定破坏事故，而同期北美、欧洲、日本和巴西都发生过大面积停电事故，中国的电网技术已经跻身国际先进水平。

　　据我了解，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中有400多人提过发展特高压的提案。

　　外界对特高压输电线路，特别是有无必要把华北、华中和华东区域电网用特高压交流输电线路连成“三华”（即华北、华中、华东）同步电网持有异议，主要有两条意见：一是建设特高压同步电网，特别是“三华”同步电网，担心同步电网规模太大，系统发生严重故障引发跨网、存在造成大面积停电的安全隐患；二是既然特高压电网交流输电存在争议，能否跨区域输电只发展特高压直流输电，但这些议论多局限于感性看法上，在科学计算方面的论证不足。

　　对上述异议，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到电力科学研究院进行了科学论证。电力科学研究院构建了三种方案，一种是500千伏方案，即维持现有的500千伏电压网架，各大区域间以直流输电线路相连。第二种是“三华”特高压异步方案，即华北、华中以1000千伏交流相连，形成同步电网；华东电网与华中电网以直流相连，为异步区域电网。第三种是，“三华”特高压同步方案，即用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将华北、华中和华东三个区域电网联接成“三华”同步电网。

　　通过计算机模拟计算，和前两种方案相比，第三种方案减少了直流馈入，交直流协调发展，承受严重事故能力强。这一计算机模拟计算还得了科技进步一等奖。没有人能找出这种计算机模拟计算并不科学。不赞同搞“三华”电网的没有拿出计算依据，只是凭自己的感觉认为不安全。

　　随着我国电力装机容量越来越大，而我国资源禀赋又必然要进行跨区输电，“三华”特高压电网不是优和劣的选择问题，而是电网发展的必然选择，否则不能满足电网的稳定要求。

　　关于发展特高压，在科技中长期规划、“十二五”规划、国务院颁布的发展重大装备的文件都有明确的表述。如果说专家的意见，搞电力系统的两院院士，如中科院的严陆光、清华大学的卢强、电科院的周孝信院士都赞成，没有电力系统的院士不赞成。

　　《21世纪》：除了安全性问题，人们也质疑特高压电网的经济性问题，认为远距离输电的成本可能比输煤的成本还高。

　　张国宝：输电和输煤都是能源远距离输送的方式，要因地制宜、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不存在相互排斥的问题。电力部的老领导史大桢部长说，远输煤、近输电是电力部上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当时各大区电网都未相联，煤很廉价，运输也不像现在这么紧张，运价也很低，而输电线路当时只有220千伏，不适于长距离输电。但现在煤价、运价都有了很大提高，输电技术也有了很大进步，500千伏交直流甚至±800千伏直流、1000千伏交流已开始使用，远距离送电成为可能，经济性也在提高，所以远输煤、近输电的看法不是一成不变的。

　　东中部地区缺煤、缺电现象会长期存在，跨区域输电必须提上议程，目前华东地区每吨煤价格已经超过1000元，通过全过程的输煤输电经济性比较，西部地区煤炭就地发电，特高压输送到东中部消费端，电价可以低于当地的平均上网电价。

　　同时，发展特高压输电技术，跨区域调剂，可以在更大电网内消纳那些稳定性差的清洁能源，如水电、风电和太阳能等清洁能源。

　　《21世纪》：如果建设特高压电网，在技术方面，我国能够自主吗？已经建成的项目效果如何？

　　张国宝：技术已经研发出来。我国不靠别人的技术而真正自主研发出来的只有少数几个，特高压算一个。前苏联是发展过一个1140千伏的项目，但由于政治解体、经济下滑的原因废止了。当时他们的技术现在看起来非常老化，开关都是用机械式的开关，现在开关都是六氟化硫开关。我们的特高压技术已经被国际电力联盟吸纳为国际标准，巴西甚至俄罗斯、美国已开始与我国洽商建设特高压输电线路。

　　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建设了±800千伏直流线路。一条是云广直流（西起云南楚州市，东至广东广州市），一条是向上直流（西起四川向家坝，东至上海奉贤），都运行得很好。在世博会之前，我带巴西能源部部长去看过向上直流项目，他原来根本不相信中国有这个技术，参观后他改变了观点。过去巴西想用±600千伏，他回去以后，巴西也准备要建从美山水电站到里约热内卢的±800千伏直流。

　　特高压交流项目也有两条，一条是晋东南到荆门1000千伏交流特高压试验示范工程，另一条是发改委刚刚批准的，皖电东送1000千伏淮南到上海特高压交流输电示范工程项目。

　　第一条线路目前的运送能力是240万千瓦。所以反对特高压的就抓住这一点质问：1000千伏交流应该送500万千瓦，怎么就送了240万千瓦？

　　实际上发改委批文批的只是第一期工程，文件中明确是输送250万千瓦左右，主要是为了考验设备有没有问题，只上了一半的变压器，一期没有问题以后才上了第二期变压器，今年11月份就可以建成，具备送500万千瓦的能力。

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是难题

　　试图分解到各个省，会面临一个问题，如果地方突破了怎么办？

　　《21世纪》：目前，广受争议的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是怎么提出来的？

　　张国宝：去年在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时，我是起草小组成员，在讨论过程中我提出，要不要有个指标，到“十二五”末我们能源生产多少，消费多少？

　　但是并未讨论出结果，为什么得不出结论？道理非常简单。到“十一五”末我国的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已达到32.5亿吨，在“十一五”期间增加了8亿吨。如果“十二五”同比增长，就达到40亿吨。但是现在我们的煤炭产量已经占了全世界46%，再加8亿吨，那么全世界一半的煤都在中国。这样，中国减排的压力就更大了。

　　这样就提出了一个“能源消费门槛”的动议。但是，实际的经济发展和人对能源消耗的需求，仅靠一个指标也是难于控制的。所以在“十二五”规划中难于确定一个能源消费总量。

　　后来，又发生很多事情，比如福岛核电站危机，中东、北非乱局，南方电荒，能源问题进一步凸显出来。“能源总量控制指标”的说法又被提出。但具体是38亿吨还是40亿吨，还待进一步讨论。

　　《21世纪》：设置总量目标，能达到政策预期吗？

　　张国宝：不管目标最后定在多少，但如何控制住是难题。如果控制不住，只不过出了一个数字而已，这种数字是导向型的，还是约束性的？

　　实际上，“十一五”期间我们也提出了一个总量控制目标，但结果是总量的“天花板”早突破了，没有控制住。现在试图分解到各个省，也会面临一个问题，如果地方突破了怎么办？就算将这个目标定为约束性指标，有什么手段约束得住？都值得研究。

　　《21世纪》：有很多专家说，与其对能源消费进行控制，不如施行资源税改革，通过提高资源的价格这种经济手段来控制能源消费的增长更为有效。

　　张国宝：资源税也不能完成达成控制消费的目的。资源税改革的效果，第一是增加资源生产省的税收，第二把能源价格抬高。能源价格提高后，能不能把价格顺出去？如果不让顺出去，又会产生煤电矛盾。如果顺出去，最后又传导到价格上，通胀的问题怎么控制？（《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王尔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