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部前部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

　　7月8日至9日,中央水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以中共中央名义召开的水利工作会议,备受社会各界瞩目。

　　“这次中央水利工作会议,将迎来中国水利建设新高潮。”水利部前部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说,“要把握好历史机遇,将中国水利事业从近代水利推向现代水利。” 

 　　今年88岁的钱正英是新中国水利事业的领导者。她29岁时就被任命为水利部副部长,51岁起担任部长。直至1988年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她在水利部门工作了36年。

　　“我虽然离开了水利部,但是我仍在研究中国的水利问题。”这位水利界的元老回顾了中国水利60年间所走过的曲折历程,“经过多年努力,我们已基本完成近代水利,水资源开发利用已经到了世界水平前列,三峡工程就是一个标志。”

　　但是,钱正英也清醒地指出,“‘二战’以后,世界的先进国家已经开始进入现代水利。近代水利注重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而现代水利注重的是水资源的管理和水环境的保护。”

　　“中国正处于新的历史起点上。”钱正英说,“中国应当自觉地实现从近代水利到现代水利的转变。关键是要转变观念,树立人和河流和谐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观念。”

　　“水利对中国尤为关系重大”

　　《财经》:最近召开了高规格的中央水利工作会议。而在今年年初,中央还公布了“1号文件”《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对水利全面工作进行部署。这些事实是否说明,水利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了重视？

　　钱正英:是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水利的重要性。亚洲许多国家都重视水利,但水利对中国尤为关系重大,这是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决定的。中华民族的发展与治水分不开,大禹治水的传说就是反映了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的要求和愿望。

　　回顾历史,我感慨良多。从我小时候起,每天报上长篇累牍都是水旱灾害。旱的时候,不少地方以观音土充饥,甚至发生人食人的惨剧。大水的时候是一片汪洋,饿殍载道,流民遍野。连年的水旱灾害,每一次受灾人口都达千百万。

　　可以说,严重的水旱灾害,已经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基础了。1949年1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白皮书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各届政府都不能养活自己的百姓。为什么？因为水旱灾害频繁,粮食收成没有办法保证。而且水旱灾害最容易造成大量逃荒的流民,进而导致极大的社会稳定问题。

　　《财经》:其实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水利一直处于世界先进水平,都江堰、京杭大运河等都是享誉世界的水利工程。为什么在1949年之前水利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钱正英:中国的古代水利确实是很辉煌的,秦朝以后有三次水利大发展,分别是秦汉时期、隋唐时期和元明清时期,带动了人口大增长。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带来了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水利的基础学科开始建立,使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大为提高。

　　但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外侮内乱,国力衰退。水利不但不能赶上世界的发展,相反已有的水利设施都无力维修,效益退化。世界各国进入了近代水利,中国却停滞不前,甚至于古代水利的成果都毁坏了。

　　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加快了进入近代水利的步伐,追赶那些已经进入近代水利的国家。经过60年的奋斗,中国水利发生了历史性、根本性的变化。现在中国人口13亿多,比建国之初多了两倍,中国人民衣食无忧,社会稳定,靠的是什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建设了各种水利工程,常遇水旱灾害得到初步控制。

　　刚解放的时候,中国的灌溉面积只有2亿多亩,现在已经有10亿多亩了,保障了粮食的供应,不再靠天吃饭。农业建立了高产稳产的基础,城市工业也得到快速发展。现在大江大河都控制住了,都平稳了,支流的洪水基本上也能够得到控制。比如,去年长江上游的暴雨,如果没有三峡大坝,肯定紧张得一塌糊涂,压力不会小于1998年。

　　虽然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但并不是一帆风顺,中间经过了很多的曲折和挫折。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追求政绩,不愿意往这块投入。义务劳动现在没有了,也没有资金投入,中小型的水利工程没有继续修建,过去修的一些有损害也得不到及时维修和整治提高。

　　“中国人的水资源够用” ？

　　《财经》: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水资源开发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目前中国水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钱正英:一般认为,中国水利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水多、水少、水脏”。不过,对这三个问题需要具体分析。

　　水多,指的是洪水问题。洪水是中国的大患,江河洪水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江河洪灾则是由于人类在开发江河冲积平原的过程中,进入洪泛的高风险区而产生的问题。历史上,人类为了开发江河冲积平原,不断修筑堤防,与水争地,从而缩小了洪水宣泄和调蓄的空间,当洪水量超过人们给予江河的蓄泄能力时,堤防溃决,形成洪灾。

　　我们应当实行战略转变,要从无序、无节制地与洪水争地转变为有序、可持续地与洪水协调共处。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堤防系统已经达到25万千米的规模,不宜再增建和加高,而应在现有基础上进行加固,并充分利用各类分、蓄、行洪区,解决超标准的洪水。

　　水少,指的是水资源量问题,多以人均狭义的水资源量为衡量的指标。所谓狭义水资源,是指降水后形成的河、湖等地表径流和地下浅层水的径流,并不包括全部降水。而人均水资源量指标,又包含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因素。在湿润和半湿润地区,既有灌溉农业,又有雨育农业,可以养育的人口较多,人均水资源量可能并不是很高;而在干旱地区,虽然单位面积产水量不高,但因人口较少,人均水资源量却可能相当高。

　　因此,对于不同气候区的人均水资源量,其实是没有可比性的。例如,根据2007年水资源公报,处于干旱区的新疆,人均水资源量为4123立方米;而处于湿润区的江苏和广东,人均水资源量只有650立方米和1673立方米。中国东部受季风的影响,各年间降水变化较大。在半干旱和半湿润地区,遇降水较多的年份,各种用水特别是农业用水会比较充分;而遇降水较少的年份,各种用水紧张、农业用水不足,就会感到水荒。因此,水少的问题是出现在某些年份的某些地区。

　　《财经》:建国以来进行的大规模水利建设,对调剂年际和年内的水资源分配发挥了很大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用水可能越来越多,中国的水资源问题能否支持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钱正英:一些人的认识仍停留在粗放的农业社会的水平,误以为发展工业将大量增加用水。其实,进入工业社会后,农业人口将减少,粗放农业有条件改造为现代农业,现代农业加现代工业用水总量将比粗放农业用水量减少。

　　事实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经济结构中二三产业的比重相应提升,以及社会文明水平的提高、环保意识的增强、循环经济的发展,许多发达国家的用水总量已从快速增长转为微增长、零增长以至负增长。

　　美国人上世纪70年代前后有两次对本国水资源的评价,第一次认为水不够,第二次研究发现,水资源完全可以支持社会经济继续发展。中国自1997年以来,也开始进入微增长时期。只要实现战略转变,中国的水资源完全可以支持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我和一位英国人讲过,我说中国人的水资源够用,中国人能自己解决粮食问题,说中国人养活不了中国人是没有道理的。

　　从1999年开始,我们在中国工程院组织跨学科、跨部门的研究团队,持续工作了12年,完成了六个研究项目,第一个项目就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报告的结论是:通过建设节水高效的现代农业,中国可以基本立足于现有规模的耕地和灌溉用水量,满足今后16亿人口的农产品需要。但必须严格控制人口的继续增长,同时加强需水管理,做到在人口达到零增长后,需水也逐步达到零增长。中国水资源的总体战略是: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持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财经》:您认为中国水利主要问题并非洪水和水资源量,那应当是什么？

　　钱正英:水多和水少都是自然赋予我们的条件,中国水利面临的真正危机在于,不少地方由于水质污染和水资源过度开发造成水环境的不断退化,其主要表现为水质恶化、地下水位下降、河湖干涸、湿地消失等等。

　　这种退化趋势如不能及时有效扭转,将威胁到中国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才是当前中国水利面临的最大问题。

　　“利用要有限度,改造必须适当”

　　《财经》:水环境退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您是怎么认识到这个问题的？

　　钱正英:2000年7月,当时的副总理温家宝同志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了我们关于《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的汇报,报告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可。2001年元旦的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温家宝同志向我提出:“关于水资源的合作很愉快,愿意继续合作。”于是,我们这个科研团队又选定了《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我参加了第一次考察,亲眼看到,许多内陆河流由于上中游大量引水灌溉,使下游水量减少以至断流,河流的终端湖泊干涸,形成荒漠。有些河流在中游水库蓄水之日,即下游断流之时。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我看到世界第五大内流河塔里木河下游的终点台特马湖已化为沙漠,原因就是西大海子水库的建设令一边的河道干涸了。

　　与此同时,由于水利建设和管理的粗放,许多大中型灌区大水漫灌,灌区土壤盐碱化非常严重。在沙漠边缘地区,由于超采地下水,天然植被衰亡,加重了沙化,甚至出现了“人进沙进,人退沙退”的局面。这次考察,我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开始对过去的水利工作进行反思,认为过去水利工作中的主要问题是水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粗放和过度。

　　“非典”之后,国务院开始正常办公。国务院有一个学术讲座,温总理点名要我去讲水利,我就讲到这些问题,我对在座的部长们说,“这不是现任水利部长的责任,是我当年当部长时的责任。”

　　《财经》:这种承担责任的勇气,非常难能可贵。

　　钱正英:周恩来总理说,活到老,学到老。我在学习的过程中,越来越认识到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人类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对河流开发利用和改造的力度不断加大,引发了河流自身和周边环境的一系列问题。

　　中国近几十年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进行水利建设,海河、辽河等河流的开发利用率已经大于40％,超过国际公认的合理值,影响了河流的自然功能和永续利用。我过去主持水利部工作,犯了一个错误,只注重社会经济用水,没认识到首先要保证河流的生态与环境需水;只研究开发水源,而不注意提高用水的效率与效益。现在我们水利部门留下来的传统思维仍是注重社会经济用水,对生态与环境需水注意不够,注重开发利用水资源,对保护与节约水资源注意不够,这个错误的源头在我。

　　在反思的基础上,针对中国河流的现状和问题,我们提出了“人与河流和谐发展”的新观点:一方面,人类为了本身的发展,必须开发、利用和改造河流;另一方面,利用要有限度,改造必须适当,不能损害河流的自然功能,要保持河流的永续利用。从水资源的战略角度看,要转变观念,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还提出,目前中国在水资源管理方面存在许多误区,水利部门要从传统的供水管理转向需水管理。近年来我利用各种场合宣传这些观点。

　　《财经》:从供水管理转向需水管理,是不是说,水利工作的重点不是调水而是节水？

　　钱正英:对。整个水利工作都应贯彻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的“三先三后”精神,将水资源投资重点转向节水、防污和环保。各地水利投资,要改变“中央投资用于开源,地方投资用于节水”的做法。

　　此外,还应积极、有步骤地推行水价改革。西方国家把推行水价改革作为加强需水管理的首要措施;在中国,实践证明,推行水价改革也是促进节水的非常必要和有效的措施。当前,许多城市的自来水管网漏损水量达到15％甚至20％以上,工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浪费严重,主要原因就是水价太低。

　　自觉从近代水利转向现代水利

　　《财经》:建国之后,一直提倡“改造自然”。从“与天斗其乐无穷”的斗争思想,到“人与河流和谐共存”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理念,是一个非常重大而可贵的思想转变。

　　钱正英:客观地说,建国之初改造河流也是对的。“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河流不整治也不行。和谐共存也要有一个基础,如果不能实现对河流的一定的控制,你要和谐,它不和你和谐。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用工程技术把大江大河都控制住了,江河建成了新的格局。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已经到了世界水平的前列,三峡工程就是一个标志。之前我们的主要问题是水资源没有充分开发,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保护水环境,特别要防治污染和地下水超采。当然,从全国来说,各个地区发展并不平衡;我国的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南地区水利发展还比较滞后,这也是我当部长时留下的问题,还需要修建一些大、中型水利工程;在东、中部地区,需要加强中小水利工程的整修和管理并防治污染。

　　《财经》:近年来,您一再呼吁中国水利要从近代水利转向现代水利。近代水利和现代水利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钱正英:近代水利注重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而现代水利注重的是水资源的管理和水环境的保护。“二战”以后,世界的先进国家已经开始进入现代水利。经过多少年的努力,中国从整体来说,基本完成近代水利,现在应该自觉地转变发展方式。

　　《财经》:毕竟中国还是一个工业社会,还没有进入后工业社会阶段。

　　钱正英:中国地域辽阔,发展很不平衡。例如,在新疆,我们就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新疆并不是因缺水而不能办工业,而是因为没有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农业生产过于粗放。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较低,导致用水过多,影响环境。在最缺水的吐鲁番市,当地领导同志总结他们的矛盾是:以95％的水资源支持为GDP贡献5％的农业,只剩5％的水来支持为GDP贡献95％的工业。

　　但从整体来说,中国社会开始从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的阶段,水利要适应后工业社会时期的要求,我们应自觉把水利工作逐渐引入到后工业时期,实现从近代水利到现代水利的转变。从传统的供水管理为主,转向以需水管理为主。从过去的“粗放管理,过度开发”,转向加强水资源的管理,保护水环境。

　　中国水利必须从近代水利走向现代水利。要实现这个历史性转变,关键是要转变观念,树立人与河流和谐发展的观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我相信,这一次水利高潮,将消除过去高潮中存在的不同程度的盲目性和片面性。特别希望能够弥补我过去主持水利工作中存在的“重大型轻中小型、重骨干轻配套、重建设轻管理、重水量轻水质”的缺点,将水利建设带入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