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上午，《能源评论》记者如约走进贺恭的办公室。

　　这里和楼下不远处北京著名地标之一西单路口的繁华热闹形成鲜明对比，四壁挂满了他亲自撰写或友人赠送的各种书画条幅，很难让人与一个曾经是中国五大发电集团之一的企业老总的办公室联系起来，这里分明就是一个艺术殿堂！浓郁的书卷气息、雅致的用具陈设，沉静的空灵之美，让记者赞叹不已。

　　对于我们的赞叹，淡然谦逊的贺恭，始终微笑以对。

　　我们的采访就从赫然悬挂在整面墙壁上的一副他临写的《兰亭集序》书法长卷开始。

　　“书法讲究的是‘雅’和‘势’，无‘雅’便无艺术，无‘势’便无神韵，这都与作者的经历和修为有关。没有修为，作品没有雅境；经历不足，气韵便无根基。”贺老指着他亲笔撰写的“山水海天”牌匾说，“这四个字，是我总结自己水电工作的座右铭，也是我一辈子理解和追求水电的精神境界。我将这四个字解读为‘璧立千仞、上善若水、海纳百川、天道酬勤’”。

　　“其实，我的书法与我的水电工作经历有很大关系。我如果没有几十年的水电工作经历，我的书法便不会是今天的这个样子。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书法之‘势’形成的根基。”

　　今年67岁的贺恭，籍贯内蒙古，出生于书香世家。1966年毕业后到云南从事水电工作。作为专家型领导，他研究和从事水电四十余载，亲自参与并指挥了云南漫湾电站和三峡工程等多项国家重点水电项目的立项和建设。

　　贺恭认为，总结中国水电百年历史，成就很多，也很辉煌。但他认为最重要的成就是“两个跨越”，“第一是中国水电数量和质量发生了跨越性变化；第二是中国水电开发理念发生了跨越性变化。换言之，中国水电已从过去以开发为主，过渡到了兼顾环境、民生、生态、文明协调共生的水电发展新阶段。”

　　而面对中国水电未来发展，贺恭坦言，真正的考验还在继续。

定位之争：加大保护还是加快开发

　　2010年9月，中国百年水电纪念大会公布了一组数字：我国大陆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技术可开发装机容量和经济可开发装机容量分别为6.9亿千瓦、5.4亿千瓦和4.02亿千瓦，中国水电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2亿千瓦的装机容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一。面对这些数字，有的人欢呼雀跃，有的人却充满疑虑。

　　中国水电发展的速度是太快了？还是太慢了？

　　贺恭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我国水电发展的速度应该更快，尤其是国家清洁能源、节能减排等目标的提出，对我国水电发展速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我国目前水电开发状态还难以适应这些新目标的要求。” 

　　早在2007年，贺恭在“绿色能源论坛”上就指出，多年来整个国家对水电的定位不够准确。2009年，贺恭再次发出类似质疑。但几年时间过去，各方对水电在国家经济格局中的定位描述仍不清晰。

　　“尽管水电事业被媒体和社会肯定，但当前水电定位仍存在问题。各界对水电定位一直难以取得共识。”

　　“那么，真正阻碍水电定位达成共识的原因是什么呢？”记者问道。 

　　“我认为，不明确的定位与人们对水电作用认识的不一致有关。大家都知道，水能资源开发的好处是十分明显的，但也会带来两个最明显的负面影响。第一，水库会改变河流形态，对生态环境会产生影响。第二，山川形态的改变会带来移民问题和动植物保护等问题,而移民是天底下最难的事情。正因为正面和负面作用并存，才使得水电准确定位问题变得比较困难。”贺恭说。

　　从最著名的云南省怒江水电开发方案中关于“两库十三级”水电开发之争起，国内“主张水电开发派”和“反对水电开发派”的争论就没有间断过。主张者坚持应该加速开发，反对者则认定应适度“弃水”—“不是所有河流都要开发殆尽。”

　　贺恭认为，这种论战不仅无助于解决水电定位问题，反而容易导致极端主义思想。“我们当然应该对大自然心怀敬意，但也不能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水电不仅是可以开发和利用的能源，可以造福人类，更重要的是开发好水电，可以在更大范围保护环境，保护水资源，也就保护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我们应把两者理性地结合起来，从这个角度重新定位水电。”

　　“例如，前一段我去怒江考察，发现那里的水土流失非常严重，如果再不好好开发和通过开发保护和治理环境，它的生态环境会越来越恶化。所以，我认为，水电的定位要从国家能源战略调整的角度考虑，要让水电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有序开发。再以二滩水电站为例，以前那里的环境干热，建成水电站后，当地同志们说，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受，这里变得湿润多了，气候得到非常明显的改善。如果国家能源工作的决策者、水电企业的管理者、环保主义者以及生活在水资源附近的老百姓，能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我国水电开发的未来就会更加顺利、美好。”贺恭激动地说。

审核之策：分步审批还是合二而一

　　200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电力项目投资管理由审批制转变为核准制。国家的初衷是为了加快电力项目的建设速度，但由于程序操作上的原因导致此后更多的电力项目进展不顺，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优化水电开发审批程序，是政府当前最应紧迫解决的问题。”贺恭加重了语气。

　　在贺恭看来，这种核准制的执行方式存在很大问题。审批制时期，整个项目只有通过审批才能施工。将审批制改成核准制后，企业被允许先开始施工准备工程建设，到最后国家核准后再正式开工。

　　“也就是说，水电建设被分成‘拿路条’和‘拿核准’两步。路条是同意启动前期准备工作。拿到‘路条’后，水电企业就可以开始前期建设，比如修进站公路、建供电、供水设施、修建导流设施等。这些工作，投资少则几千万元，多则上亿元。这些钱已经成了水电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理说，这样建设的工程应该算是得到国家认可了吧？但是，不行。按照我们国家目前实行的《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法》规定，完成前期建设的水电项目，还要等待国家第二步审批程序，即‘正式核准’。水电项目方必须再次提交相关的规划建设用地、水资源论证、环境保护、电网接入等各相关部门的各种审批意见、文件，所有这一切申报材料都具备后，才可能拿到正式的核准文件。而事实上，上述这些材料在项目前期时已经全部提交过！”

　　“这样做根本没有必要嘛。”贺恭坚定地表示。

　　贺恭举了一个民营企业投资水电的例子。一家民企在云南金沙江计划投资建设水电站。这家民企并未将投资水电看作“捞一笔”的机会，而是作为战略性投资，在各方面都进行了充分准备。“路条”拿到后，前期建设如期完成，但就因为没有及时获得核准文件，数年来，被作为“违规”项目对待，工程不能顺利进行。据悉，经过多方努力，最近才获得核准，而其工程已基本完成，准备开始发电。

　　正如贺恭所说，像这样的例子目前不在少数。2008年，除了三峡项目和抽水蓄能项目，全国几乎没有其他大型水电项目被国务院核准建设。2009年，华能、华电在金沙江的两个水电开发项目被环保部叫停，而这两个水电项目早在2007年就拿到了有关部门允许开展前期工作的“路条”。 

　　贺恭认为，从根子上说，目前我国实行的水电工程核准程序，违反了水电建设自身规律，是基于将水电与火电混同考虑的结果。水电与火电不同的是，一旦前期建设开始，鉴于水电准备工程与主体工程的密切衔接和防洪渡汛的要求，工程自身就将全面展开，也就意味着巨大的投资已经进入，不论投资主体是谁，都是百姓的血汗钱，都应该珍惜。既然“路条”已经给了，就说明国家已经认可了这个项目，给了“路条”就等于同意建设，不应该再等待二次审批。主管部门应该重点做好各个层面水电建设规划，确定好流域开发战略和重大项目的建设顺序，从宏观层面上把握好建设方针和布局，这才是大事情。

　　“所以，我曾多次建议，国家应该简化审核程序，要按照水电建设规律，将两次审核合并为一次审核，加快推进水电建设速度，不断提升水电建设质量，这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这个问题上，贺恭再次表现出他一如既往的磊落和坚定。

战略之惑：西部之缓与东部之急

　　在中国，一提水电，不能不提到西南，提到西部发大开发。1998年金融危机席卷亚洲，国际化程度日深的中国政府果断提出加大国内基础设施投资力度，“西部大开发”概念被第一次响亮提出。“西电东送”、“南水北调”、“西气东输”“青藏铁路”等四大世纪工程在随后10年时间里，成了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大项目”。而西部的水电自然成了西部大开发和西电东送的主角。 

　　当初，人们对“西电东送”的期望值不可谓不高，不仅东部地区期待西部的“远水”能解东部资源匮乏的“近渴”，西部地区自身更是希望借助东部之需撬动西部振兴的大幕。　 

　　但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一政策执行至今，发挥的作用仍然有限。“多少年来，西部水电的开发对东部地区的支持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贺恭说。“东部地区也曾经给‘西电东送’留出了空间，但是西电发展的速度无法满足东部地区用电增长的速度，西电发展过慢，东部发展过快，一快一慢，加剧了供需矛盾，于是，东部只好自己再找路径解决用电难问题。东部很多火电、核电项目的上马就是这个原因。”

　　而相对于我国西电开发缓慢的现状，国外特别是与我国相邻的东亚国家，在水电开发方面已经在大踏步走。贺恭不无不痛心地告诉记者：“比如怒江，流到国外就是萨尔温江，目前，因为担心开发对下游造成影响，所以一直不敢放开开发。而缅甸已对萨尔温江作出了开发规划，六个梯级，达1500多万千瓦，已有两级在中国企业帮助下进行建设。这应该促使我们对怒江开发进行认真的思考”。

　　但一个当前无法回避的事实是，西电东送南线水电发展遇到了很多阻碍，已经开工的项目推进慢，新的项目上马难。

　　贺恭直言，解决这个问题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在国家规划指导下加快发展。要利用当前西部大开发的契机，把西电东送的势头加大，让西部的水电能够在调整中国能源东西部结构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当然，要使水电的春天春潮滚滚，除了加快电源建设、还必须与电网建设形成合力，仅靠水电孤军奋战是不行的。这对当前发展水电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已经丧失了很多时间，我们不能再等了。”贺恭说。

　　移民之路：国家之业也是民生之机

　　谈话中，贺恭多次提到了他参与多年的三峡工程建设，说到动情处，他起身翻开了一本今年他和几位老同事参观三峡大坝时留下的影集。照片上的他，站在三峡大坝上，尽管银发满头，但眼神一如13年前那个头戴蓝色工程帽、向中央领导汇报截流成功的现场总指挥一样神采飞扬。

　　作为当年的参与者和如今的关注者，贺恭认为三峡最大的壮举就是110万的移民。有位外国政要曾说，现在世界上人口不到百万的国家有20多个，三峡百万移民就等于在搬一个国家。

　　人数还在其次，移民后续安置是个大课题。对照国家“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的移民目标要求，“搬得出”容易实现，“稳得住”则较困难，“逐步能致富”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而这些，都需要相应的政策措施如资金措施等予以保证。

　　正如贺恭所说，我国水电开发面临的移民压力远远大于环保问题。以重庆库区为例，6.3万人靠农业安置，人均耕地不足0.5亩。此外，扶持扶助标准也偏低，农村移民后期扶持，每人每年600元，城镇移民困难扶助，每人每年400元，难以从根本解决其稳定、致富问题。

　　贺恭认为，我国中小水电站的移民后遗症涉及到上千万人。如何把“电”作为支持经济发展的基础力量，让移民的生活不因水电开发“变坏”，而是变得“更好”，按照这个思路去换位思考移民问题，问题就容易向着好的方面转化。

　　“目前，国家对长期补偿政策缺乏规划，而这是非常紧迫的。”贺恭说。以前，国家及对口支援地区对移民进行的是“输血型”援助，近年，国家开始了“造血型”援助。毋庸置疑，这将对移民长期生计和库区稳定带来新的机遇。

　　贺恭认为，移民规划首先还应从水电电价做起，实行“同网同价”、“同质同价”，一方面使水电流域开发能滚动得起来，更在于可将移民后期扶持资金从电价中解决一部分。“如果政府能够这样做，并告知移民，他们相当是以居住地换成对电站的投资，像股东一样可以从中长期受益，那么移民肯定会主动关心水电站的发展和未来，而移民问题也可以比较有效地得到解决。”

未来之路：“四赢”利益和四个机遇

　　水电百年纪念大会前后，水电是否要加速发展一度被热议。一个重要的问题落在了未来目标上—2020年我国是否能够实现装机容量3.8亿？毕竟我们的装机经过了100年，总量才实现2亿千瓦。而再增加几乎同样数量的装机却只有10年时间，是否有点太冒进？我们靠什么来支撑这个目标呢？难道非要将祖国大小河流全都建成水电站不行？　

　　面对我们的一系列疑问，贺恭显得不急不躁，他耐心列举了目标实现的两方面条件。

　　“现在未开发水电地域分布比较宽，我国十三大水电开发基地遍布全国，虽资源留存量程度不一，但均有继续发展的空间。水资源密集地区主要在西南的几条大江河上，至少有二、三十个大项目具备开发条件，一、二十年内可产出超过1亿千瓦的容量。所以，只要规划得当，开发有序，建设地域不是问题。目前我国已经在建开发的水电项目就有8000万千瓦，技术、资金不是问题，环境方面也在采取相应的措施，关键是要做好规划，让水电有益于国家、老百姓、地方和生态。”

　　这正是贺恭思考多年，被他总结为有利于中国水电未来发展模式的“四赢”战略。

　　说到这里，贺恭停顿了一下，说：“3.8亿的目标和西部大开发一样都是契机。我们还有两个机遇，那就是为了改善环境，节能减排，我们国家做出了两项承诺，到2020年碳排放要在2005年基础上降低40%—45%，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例要占到15%。非化石能源当中主要是水电、核电、风能、太阳能，加上其它比较小的，像生物质能、潮汐能等，但是水电要成为主要角色。

　　这样，三个大的目标和一个战略决策就构成当前水电发展的四个机遇，这是促进水电大发展千载难逢的好机遇，我们一定要抓住。一定利用好这四个契机，促成水电的飞跃。

　　“当然，机遇必然伴随挑战，规划完善需要一个过程、保护好环境需要一个过程、解决电价政策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我们不能等，我们必须在干中解决问题，在干中寻求突破。”

　　每当说到水电的希望和建议时，贺恭总会露出了他沉稳的微笑，他的神情让人想起那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在短暂的几小时采访中，他向我们描述的不仅是他对水电的思考和建议，更有数十年游走于大江大河对水所生发的特有感情和感悟。

　　水，成就了贺恭的水电事业，也成就了他的书法和文学艺术。在他的作品中，写水的书法很多，写水的诗词也很多，他的精神气质似乎也充满了水的灵动与执着，平和，谦逊，奔放，淡定。......

　　2003年，他在自己六十岁生日时创作的《古风·花甲抒怀》中总结到：“回首六十年，攀峰壁千仞。高山流水志，海阔天空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