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淡水项目主任马超德对媒体表示，长江中下游的水资源和生态问题是后三峡时代必须重视和审慎研究的命题，当下批评三峡工程是无意义的，因为这座大坝的存在已成既定事实。

　　21世纪经济报道7月21日报道 12月28日17时，三峡大坝上游水位降至169.57米，这比今年试验性蓄水曾达到的最高水位171.43米下降了1.86米。

　　由于长江已全面进入枯水期，三峡水库今年已无法实现175米的目标蓄水高度。在此之前，三峡蓄水和长江中下游雨量减少的双重影响，使得中下游水位空前下落，部分江段甚至出现船舶搁浅的情况。

　　而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三峡蓄水时代的到来，长江流域各省近日纷纷出台建坝计划截江蓄水。随着湖南开始在湘江上修坝，江西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也已进入刚刚获批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的视野。

　　“长江中下游的水资源和水生态问题，是后三峡时代必须重视并审慎研究的命题。”WWF（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淡水项目主任马超德对本报记者表示。

　　此前，各方对三峡工程影响的关注，集中在移民问题和上游的地质、生态问题；但随着工程竣工后水库开始正常蓄水，长江中下游的水资源和水生态问题开始凸显。

　　马超德参与主持的“长江流域气候变化脆弱性与适应性研究”在北京成功首发后，被带至前不久在哥本哈根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会场。这份研究报告对后三峡时代长江流域四大生态系统的变化做出预警。

　　“当下再去批评三峡工程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座大坝的存在已经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马超德认为，目前需要做的，是析清三峡蓄水对中下游的实际影响方面和程度、并拿出可操作的应对方案。

　　毕竟，从河道航运到农业灌溉、从工业生产到城市生活，中下游平原区的8000多万人都仰赖这一江之水。

　　给三峡工程一个客观、公正的位置

　　《21世纪》：今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干支流普遍缺水。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和三峡大坝蓄水时代的到来，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缺水问题如何解决？

　　马超德：长江流域的水资源非常丰富，但仍然面临着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水资源短缺问题，这包括水质性缺水和水量性缺水。在目前已有干支流水利工程的情况下，如何通过科学调度、理性运营这些水电站进行水资源调配，以满足不同地区和不同时空在水量、水质和水温、水流过程上的要求，是后三峡时代流域管理的核心命题。

　　长江的问题本来就很复杂，三峡大坝等水利工程上马后改变了中下游的水情状况，又牵涉到不同区域的资源利益和生态权益问题，使得情况更为复杂。但我认为，无论情愿或不情愿，我们已经进入后三峡时代，对于三峡大坝应不应该建的批评已没有任何意义，国内外的专家都要面对这一既定事实。

　　现在的重点，是研究根据中下游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如何进行多目标的水资源调度，确保长江的环境流，维护健康长江。经过近年来WWF和中国三峡集团总公司成功的合作与交流，双方拟签署五年的合作备忘录，希望以务实的方式、开放的姿态，充分吸收国内外经验来全面研探这一问题，探索行之有效的调度方案。

　　《21世纪》：怎样判断和减轻三峡大坝对中下游水资源和水生态的影响程度？

　　马超德：首先应对流域变化的相关数据有一个系统的收集、整合和分析：三峡工程建成以后，中下游湿地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河口生态系统等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要厘清，这些变化中，哪些是三峡工程的影响造成的，哪些是气候变化的自然因素造成的，哪些是其他人类活动引起的。要给三峡工程一个客观、公正而相对准确的定位，把任何问题都归于三峡工程的做法是不科学、不务实，不利于正视和解决问题的。

　　力争把这几类的变化研究清楚，把源头找到，然后针对这些变化的源头提出战略和技术上的应对措施。比如，针对气候变化的因素，我们用了三年时间同国家有关部委、科研院校合作完成了“长江流域气候变化脆弱性与适应性研究”，针对水资源、农田、森林、草地、湿地、河口六大生态系统提出了全面的适应性措施。而针对其他人类活动，包括工农业污染、湿地破坏、改变河道、采砂，以及非持续性的渔业经营等问题，需要各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案。

　　针对后三峡时代如何进一步推动“绿色水电”和“低影响水电”标准在中国的推广，按照中国国情和河情的实际制订中国的标准，注重抓贯彻与落实。目前有必要应用国际上推行的“环境流”理念、方法和措施，来研究如何科学、多目标地调度三峡工程的水量，以满足对长江中下游生态的需求，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要综合考虑流域影响

　　《21世纪》：近年来，不少中下游地区为应对缺水问题，纷纷在支流上马水利工程，比如湖南已经动工修建湘江大坝、江西也加紧筹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这些地方的“护水运动”会给流域生态带来怎样的影响？

　　马超德：不少支流的水利工程该不该上，现在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我们也非常关注这些工程可能带来的生态影响。比如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从孙中山提出工程构想，到现在几乎一百年，还是有很多争议，对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影响，对湿地生态系统的破坏，对迁徙鸟类、洄游鱼类、长江江豚等关键物种的打击，对江湖阻隔带来的水质下降是超越目前人类知识、经验和能力的。其他的包括对建坝还是筑闸的方案，包括大坝要修多高、蓄多少水，目前都没有一个透明的成熟结论。为解决某一个问题而忽视一系列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等战略性、前瞻性问题是不理智的，历史自有公论。

　　后三峡时代，整个长江流域系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需要生态系统去适应、需要人类活动去调整。江湖关系是天然所成，“户枢不蠹、流水不腐”，是有生态学上的道理的。而许多水利工程，不管是坝也好，还是闸也好，都是阻断了江湖的这种自然连系。哪怕仅仅阻断一个月，也会给生态系统带来很大的影响，并导致水资源的进一步分化。这些影响不少我们目前的科技水平所能预测和解决的，人类往往过于高估自己控制自然的能力。

　　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切实落实科学发展观，由于会涉及流域影响区域和我们的后代，新上水利工程的决策必须慎之又慎。这不是花几个月做一份环评报告就可以的。

　　我们真诚地希望各级政府决策中能够发挥国内外专家、学者的优势，采取多元化、多渠道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制订流域和区域发展战略。

　　《21世纪》：我们的环评机制应怎样改善？


　　马超德：对于未来的水电站规划建设，要综合考虑水利工程对于整个流域和区域的影响，尤其是明晰我们水资源开发的底线在哪里。如果破过这个底线，我们的流域生态系统就会出现系统性问题，那么整个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会受到巨大影响。

　　目前的情况是，环评各地都在做，但是流域战略环评做得比较少。一条江河上单个大坝的单独影响相对容易评测，但如果数个大坝都在这条河流上建呢？这就涉及到一个叠加影响的问题。因此，我们要有一个整体的战略：这个区域、这片流域应该建多少水电站比较合适？流域生态的红线在哪里？所以，流域战略环评应该做在前面，然后再针对个体工程做单独环评，而再不能走跑马圈水、无序开发的旧有道路，真正实现科学保护优先，有序、健康、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