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搜狐绿色

　　【访谈背景】

　　6月17日，《科学时报》发表了一篇长文《震区，设防之思》对此次汶川大地震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从各种媒体转载的情况来看，似乎很多人都非常赞同该文章中的观点。

　　据说，原水利电力部老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也给病中的潘家铮院士写信，希望水电界能对这篇文章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解释。为此，我们特请水电专家张博庭到搜狐绿色科技栏目接受《科学时报》记者夏爽的访谈。

访谈现场 水电专家张博庭（左）和主持人：《科学时报》记者

【访谈实录】

主持人：今天，我们就请水电专家张博庭围绕这篇文章中提到的一些主要问题，与广大网友进行交流。

　　张博庭：的确文章作者这种地震后的深刻反思，确实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但是，如果从科学的观念出发，经过深入地思考，我总感觉《科学时报》的这篇文章在反思地震设防的过程中，还存在某种不足。也许是由于受严重地震所造成的巨大伤害的影响和作者本身专业的局限，难免会使作者出现某些偏离科学精神的偏差？下面我就针对《科学时报》文章中一些有争议的观点和说法，进行一些必要的阐述和说明。是否有道理，请作者和广大读者指正。

　　文章首先列举了发达国家地震后人员损失的情况，因而对我国地震的设防问题提出了诸多疑问。这些疑问几乎都是地震发生会社会上普遍流传的，并且很多也都是有一定道理的。对地震的危险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思想麻痹、建筑物的标准不够科学，质量差等问题都是存在的。不过，我觉得这些问题都仅仅是一些表象，而深层次的原因，还是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不足。

　　一个人的科学素养常常会深刻的影响人们思想。由于我国公众的整体科学素养不高，地震发生之后很多人都喜欢挖掘、谈论甚至吹捧能够预报地震的“事后诸葛亮”。我觉得《科学时报》的这篇文章，虽然对民间科学对地震的探索采取了非常宽容的赞赏态度，但是，始终也没有摆脱科学素养不高的公众情绪化的影响。此外，文章虽然对我国灾害的巨大损失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反思，但是，似乎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我国社会的整体经济水平还比较低。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欠发达国家遭遇地震后的损失都要比发达国家惨重的多。这就充分说明，地震设防的最关键因素不是简单的认识问题，而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主持人：关于地震的预报，文章似乎倡导这样一个观点，认为虽然短期的地震预报是不可能的，但是长期的地震预报还是可行的。

张博庭：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否恰当，还有待于探讨。众所周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我们对天气的预报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准确进行短期预报，然而，至今还不能进行准确的长期预报。但是，这种关系为什么到了地震预报上，就会变成短期预报不准，而长期反倒能够预报了呢？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明确，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对所谓地震预报的理解，是与天气预报的科学概念是不同的。由于目前地震的科学的局限性，我们还不能从科学机理上分析预报地震的发生。所以，我们目前的所谓地震预报，不过是根据历史上地震发生的统计资料和自然现象所做出的一种概率性的预测。正是这种概率的预测，才会具有越是长期的，越有可能相对“准确”的性质。因为对于任何小概率事件的估计，当然是时间越长概率出现的可能性越高。这种反常的现象恰恰说明，我们人类目前对地震还不能进行科学的预报。

　　由于人类对地震的了解程度有限，我们目前的科技水平根本无法从科学理论上去准确地解释和预报地震。根据一些自然现象和历史资料，我们也许可以从概率的角度去预测地震。但是，这种预测只能作为研究探讨，而不能作为地震预报发布。因为它的准确性实在是太低了，以至于我们的社会根本就无法承受这种预报的误差。只有那些不必对自己的错误预测承担任何责任的“民间科学家”和业余研究人员，才敢不断的去预报地震。（当然对一些长期预报，根本就不存在这种问题）

　　地震发生之后，也引起了社会上一场关于地震能不能预报大争论。对于这一类的问题，不同科学素养的人反映是截然不一样的。主流科学家和一些坚持科学理念的科技工作者（例如，新语丝的方舟子等），根本就不相信什么“有人早已经就预报出来了这次地震”的传言。他们坚定的指出：即使有人比较准确地预报过这次地震，那也一定是在他们众多失败的预报中，蒙上的一次巧合。而一些鼓吹特异功能和伪科学的人士以及特别喜欢炒作自己的“民间科学家”们，则强烈的坚持说地震是可以预报的。由于我国社会的整体科学素养不高，社会上也有相当多的人，认同地震是可以预报的。可能是因为受到灾后巨大损失的惊吓和舆论的压力，大地震之后，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也曾颁布过几次所谓强余震预报。但是，大多数都是虚惊一场，而且，还造成了极大的社会混乱。很快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恢复了正常，不再发布所谓的地震预报。应该说，我们的社会已经从震后的极度恐慌中，恢复了科学和理性。

　　《科学时报》在这种情况下发表的文章，当然不会再去强调说地震是可以预报的。但是，作者文章里似乎还总是不能摆脱对地震科学预报的肯定态度。因此，就提出了一种虽然地震的短期预报不可能，但是长期预报还是可以的模糊观点。并且列举出一系列文章，以说明地震长期预报的“准确性”。应该说这种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我们目前的地震预报实际上就是地震的概率预测，所以，也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说越是长期的、大范围的预测，肯定是准确性高一些。这也是一种概率科学。而且这种科学的方法也是我们当前正在广泛使用着的。例如，我们国家正式颁布的地震区划图，本质上就是这样一种基于概率的长期地震预测。

　　由于地震预报的困难和地震所带来的巨大损失，大的地震灾难发生后一些对于为什么不能预测、预报地震的质疑，非常容易让人产生强烈的认同感。最典型的表现，恐怕就是唐山大地震之后，曾经有很多灾区的百姓追打地震局的工作人员。这次大地震发生后质疑地震局还不如癞蛤蟆的声音，同样是不绝于耳。地震之后还有很多人都声称他们早就预报出来了此次汶川大地震，只不过由于没有受到国家地震部门的重视，所以，没有能及时发布出来。这些伪科学大师的炒作，非常有诱惑力，因为，无论如何毕竟你科学家没有预报出来这次大地震，而他们不管以前蒙错过多少次，反正这次总算是蒙上了。而且，不管是真假毕竟还有人替他们大肆宣传着，甚至包括我们《科学时报》的这篇文章作者。

　　而对于《科学时报》文章中的所谓地震长期预报来说，预测将发生地震的情况就更为有利了。恐怕这也是为什么《科学时报》这篇文章，能够得到很多人认同的根本原因。但是我觉得，尽管那些所谓准确地进行了长期预报的人们可能蒙对了；尽管我们不得不立即修改我们的地震区划图，但是，除了概率分析我们仍然不能从那些预报大师们那里，得到任何关于地震长期预报的经验或者理论。实际上我们修改我们长期地震预报结果（地震区划图）的依据，还只能是我们的概率统计数据。对待地震的长期预报和短期预报一样，因为，我们目前都只能使用概率的统计数据去预测，而不能进行准确的科学预报。

　　另一方面，应该说在关于地震的认识、测报、建筑抗震技术的水平方面，我们与国外并没有太大的差距。但是，在经济能力上的差距则是非常巨大的。目前我国制定的抗震规范并不落后，但是，由于这些规范实施的时间不长，让所有的建筑达到抗震的标准，还要有相当长的一段自然更新时间。特别是实际当中，民间建筑能有多少真正严格按照抗震规范去做呢？尤其是那些刚刚富裕起来的人们，所关心的主要是能够住上宽敞、气派的大房子，而不是房屋的抗震能力。所以，根据这次地震部门的统计，死人最多的既不是穷人，也不是富人，而就是那些刚刚进入小康的家庭。因为真正穷人的草房子比较破旧，虽然倒塌了，但死亡率并不高。富人的房子质量好，不容易倒塌。只有小康之家的房子虽然比较新，但是，一般只是外表气派但标准不高，通常是简单的砖砌加混凝土预制板的建筑物。而预制板已经被公认是最容易砸死人的棺材板。总之，我国地震之所以人员损失惨重，最主要不是我们在科学技术上的差距，而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以至于工民建筑物的抗震、防震能力明显不足。文章把这些问题归于国家体制问题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印度、土耳其那些号称民主的欠发达国家，地震后的死亡人口比例，也并不比我们低。

　　然而，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建筑物抗震能力的这种情况也不是绝对的。相对于普通的工民建筑物，我国的水库大坝在这次地震中的表现，让很多人特别吃惊。在经历了大大超过地震设防的特大地震之后，居然没有一座水库大坝被震垮，没有一个水库引发次生灾害。有关专家解释说，这是因为我国的水电建设起步较晚，设计、建设技术比较先进，建设质量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也毫不逊色。但是，非常遗憾文章的作者却没有注意到我国地震中这一突出的特点。而且，还得出了一系列令人难以接受的判断和结论。

　　主持人：作者对于地震能否进行长期预报的不同看法，必然导致对具体问题的不同意见。例如，文章在“大型工程：坚固还是布局？”一节中，对紫坪铺大坝的抗震设防标准，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文章指出“地震烈度区划图或者地震动参数区划图，只规范一般建筑物的抗震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规定，对于重大建设工程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必须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并根据地震安全性评价的结果，确定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大型水库无疑既是重大建设工程又是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因此必须逐个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不能仅依赖地震烈度区划图或者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张博庭：这个说法本身是非常正确的，但是这种质疑是非常没有道理的。事实上，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规定，所以，我们建设的紫坪铺大坝才没有严格按照地震烈度区划图进行设防，而是提高了一定的地震设防的标准。这说明我们紫坪铺大坝的设计并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确实已经做到了“逐个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不能仅依赖地震烈度区划图或者地震动参数区划图。”但是，对于如何才算是科学的安全评价，文章也提出了不同意见。

　　主持人：文章认为“1989年12月，由国家地震局地震分析预报中心完成的《四川省岷江紫坪埔水库枢纽工程基本烈度复核报告》”和“1990年1月，中国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赵同新、李敏等编制的《四川岷江紫坪铺水利枢纽工程诱发地震危害性评估报告》”，对紫坪铺的安全性评价是不准确的。

张博庭：文章还特别提到“2002年初，四川省地震局李有才、四川地矿局物探大队曹树恒因研究四川震情需要，查阅了《四川省岷江紫坪铺水库枢纽工程基本烈度复核报告》，发觉这份报告存在十分重大的问题。通过近一年的反复研究，提交了《〈四川岷江上游紫坪铺水库枢纽工程基本烈度复核报告〉几个问题讨论》。认为坝区及其附近地区应是未来大地震（7.5级左右）的中心位置。”

　　主持人：文章强烈地质疑“汶川地震后，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初步调查统计，地震最大烈度达11度，破坏特别严重的地区超过10万平方公里，而紫坪铺水库紧靠震中。汶川地震证实了李有才、曹树恒的判断。那当年国家地震局地震分析预报中心和中国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的两份报告是怎么写出的？怎么通过的？”

　　张博庭：地震发生后对于类似的这种预测失误的质疑，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容易产生强烈的认同感。不管是用什么方法，毕竟人家是预测对了，而你们国家地震局地震分析预报中心完成的《四川省岷江紫坪埔水库枢纽工程基本烈度复核报告》确实是预报低了。事实上，国家地震局地震分析预报中心的这种错误的地震预报，不过就是在坚持紫坪铺水库的地震区划评价标准。

　　由于科学上对地震发生机理的不确定性，导致我们人类对地震的认识还停留在极为肤浅的水平上。我们今天所依据的地震区划图。还都不是严格科学理论分析的产物，而是历史资料的统计结果。《科学时报》这篇文章中前面也已经提到我国“对地震危害的分布研究，起源甚早。1954年李四光就提议利用中国历史地震资料来制定地震烈度分布。1956年12月出版了《中国地震资料年表》，1960年4月出版了《中国地震目录》，1970年编制完成l∶400万《中国主要构造体系与震中分布图》，20世纪70年代发布了《中国地震烈度区划图（1977）》和各省级地震烈度区划图，1992年《中国地震烈度区划图（1990）》发布。”

　　这些情况清楚的表明，我们国家的地震区划图不是什么科研的结果，而就是历史资料的统计和概率分析。所以，“1989年12月，由国家地震局地震分析预报中心完成的《四川省岷江紫坪埔水库枢纽工程基本烈度复核报告》结论为：‘坝址影响的地震烈度最大可达七度’，与地震动参数区划图对都江堰地区的评价一致。”就是体现了当前我们的地震科学水平的结论。而四川省地震局李有才和四川地矿局物探大队曹树恒所提交的《〈四川岷江上游紫坪铺水库枢纽工程基本烈度复核报告〉几个问题讨论》，只能被认为是个别学者个人的研究意见。尽管该意见“认为坝区及其附近地区应是未来大地震（7.5级左右）的中心位置”被随后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所证明。但是，在我们还不能确认，该学者个人的研究方法是科学的、可靠的之前，我们就不能排除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有某种“蒙上”的成分。这就与很多声称已经成功的预测了汶川大地震的人士们一样。你如果要再让他们准确的预测出下一次地震，他们肯定都做不到。四川省地震局李有才和四川地矿局物探大队曹树恒，如果能够给出一套对地震区划的更科学的计算方法，对我国现有的地震区划，都重新进行计算、更正，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至今还只能把它当成个别学者的一种个人看法来对待。

　　至今为止，科学界决不会相信任何可以准确预报地震的承诺，不管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尽管有人可能曾经蒙上过。同理，我们国家对于地震区划的确定原则，也不会因为个别学者的预言就轻易的加以改变。汶川大地震之后，我们国家迅速颁布了新的地震区划分布，但所依据的也绝不是个别学者的研究成果。而仍然是“1954年李四光就提议利用中国历史地震资料来制定地震烈度分布”的原则。当然，如果四川省地震局李有才和四川地矿局物探大队曹树恒确有自己独创的一套理论支持，并且能够用科学的理论，说服地震界的主流科学家们，重新制定一套划分地震区划的理论体系，当然也是一件大好事。不过，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几乎微乎其微。

　　至于文章对“中国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赵同新、李敏等编制的《四川岷江紫坪铺水利枢纽工程诱发地震危害性评估报告》是怎么通过的？”的质问。似乎就更没有什么道理了。请注意该报告的名称，已经写得非常清楚是《四川岷江紫坪铺水利枢纽工程诱发地震危害性评估报告》。而这次汶川地震从各方面来分析，都不大可能是有水库诱发的。这几乎是得到全世界各国科学家一致认可的结论。所以，《四川岷江紫坪铺水利枢纽工程诱发地震危害性评估报告》至今为止，还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况且，目前世界上所记录到的最大水库诱发地震也只有6.5级。

　　总体来看，国家地震局地震分析预报中心和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所给出的正式报告，确实是有些偏于保守，一点也不敢突破现有的结论。这恐怕是因为作为国家科研部门正式颁布的报告，必须要有科学的依据，尽管这种“科学”的水平还不够高，但是，我们还只能按照它去判断。而四川省地震局李有才和四川地矿局物探大队曹树恒们，则没有这种限制，他们可以和社会上随便发布地震预报而不必负责的“民科”们一样，随便的发布地震预报。说错了也没有人会注意，蒙对了就可能一举成名。再进一步看，那些猜对了紫坪铺大坝将会遭遇特大地震的学者们，还曾经强烈建议立即停建、甚至要求炸掉紫坪铺大坝，否则，将给成都平原带来巨大灾难，等等、等等。

　　地震之后必需炸掉紫平铺的意见都已经被事实证明，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杞人忧天，甚至也不排除是一种别有用心的危言耸听。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也有理由怀疑，那些曾经预测紫萍铺将发生特大地震的预言，也可能是一些人士在利用自己的专业身份，故意制造阻止紫萍铺工程上马的口实的一种巧合呢？总之，紫萍铺成功接受特大地震洗礼的事实已经证明，尽管一些人对地震级别预测得比较接近，但是，其所得到和所建议的结论却完全是错的。还是我们依据国家的地震部门现有的按照统计学的规律制定地震区划，并按照一定的安全系数的建设水坝工程的方式比较科学。它既可以让我们国家的工程抗震在现有的科技水平上，有一定的科学标准可循，同时也能保证在出现意外的时候，也不会造成严重的次生灾害。

　　主持人：“当年的广东新丰江水库，建设前未做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大坝按地震设防烈度6度设计。水库建成蓄水后，小地震活动频繁，后经地震安全性评价认证，对大坝按8度进行了抗震加固，大坝加固的费用相当于原投资的一倍。”

张博庭：也不值得人们大惊小怪。因为，我们建设水坝所依据的地震区划，仅仅就是历史资料的概率统计，现实当中肯定会存在着很多意外的情况。水库建成后一旦发现有异常，加大抗震投入恰恰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态度。否则，我们不可能事先把全国所有的水库都按照能抗9级地震去设计。当然，我们也能看出来，作者在这里提及这个问题，无非是要为了后面追问修复病险水库的巨额费用打下伏笔。

　　对于这次汶川大地震，文章质问“按新丰江水库的经验，加固这些出险水库需要多少投资？该谁来买单？”。我们觉得作者的这种质问，非常可笑。遭遇这么大的天灾，遭受这么大的损失，请问作者，你说到底应该由谁来买单呢？作者为什么不去质问汶川大地震之后，很多房子倒塌了，人被砸死了，由谁来买单，由谁来偿命呢？难道只有让水库都像民房那样在地震中垮掉了，不能修了，也不用修了，我们就不用质问由谁来买单了吗？难道只有让水库在地震中都垮掉了，我们才能满意吗？难道水库大坝成功地经受了大地震的考验，没有一座垮掉，没有造成任何次生灾害，而仅仅需要进行一些维修，反倒成了罪过吗？客观地说，在中国确有一批对国家发展抱有敌意的反坝集团和人士，他们对中国水坝在地震中没有垮掉的表现确实是极为不满的，所以，他们才会不去考虑地震中毁掉的房子怎么办，而喜欢专门拿维修水库的资金来源做文章。

　　这种质疑可以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典型体现。那些拼命制造反对水坝谣言组织和人士，总是不会放过任何造谣污蔑我国水坝建设的机会。特大地震发生之后，即便我们的水库大坝全都毫发无损，他们同样也可以说“你看水坝的建设根本就谈不上什么科学，遭遇超过抗震设计标准几十倍的特大地震，居然还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出。起码能够说明，我国的水库大坝设计建设中，存在着巨大的浪费”。如果，我们的水库大坝遭遇不测，哪怕只有一座垮塌了，造成了一定的次生灾害，他们肯定就更要大做文章了。

　　还好，我们国家按照科学发展观规划、设计、建造的所有水坝，都经受住了特大地震的严峻考验。这充分证明，我们现有的水坝设计、建设不仅是科学合理的，而且完全性也是可以令人放心的。所有的水坝遭遇超过地震设防的特大地震，出现了震损，而无一垮坝。这恰恰是我们水坝设计、建设者所希望的最科学、最理想的结果。然而，即便如此，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士，还是要用“维修费用谁来买单”之类的问题，来挑拨公众对水坝的不满情绪。

　　主持人：文章还要进一步强调“如此众多的水库出现险情，不能不让人们思考川西的“梯级开发”，仅以岷江上游为例，已经建成或在建的水电站共计有9个，从下游往上依次是紫坪铺、映秀、太平驿、福堂、姜射坝、铜钟、金龙潭，最上面是天龙湖。还有一个规划中的观音岩水电站尚未动工。”。

　　张博庭：这种说法只能说明作者对水资源和水电开发，还缺乏基本的了解。世界上最成功的水资源和水电开发的典范，美国的田纳西流域的梯级开发程度，比起我们的岷江梯级开发毫不逊色，但是，它却是全世界把一个水旱成灾的重灾区，变成丰衣足食的粮仓的最成功范例。目前，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水电梯级开发程度，普遍都已经达到80%以上，而我们国家的水电开发目前只有百分之二十多。特别是西部落后地区，水电开发程度至今还不到10%。这才使得我们国家，每年不得不开采大量的煤炭，以满足我们日益增长的经济发展和人民需求。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环境问题。尤其是在全人类都面临着温室气体过量排放的巨大威胁的今天。我们国家还要不要发展？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还要不要提高？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充分的利用我们的可再生能源。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我国西部地区还有90%的水电能源等待开发的现实，优先开发利用水电，不仅是所有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而且也是我们中国政府重要的能源发展政策，同时它还是全球能够承受中国快速发展的最大可能和希望。在这种局面下，经历了远远超过设防烈度的特大地震之后，一些水库、大坝仅仅出现险情，而无一垮坝，简直是再理想也不过的事情了。这怎么还能成为一些人，质疑甚至攻击污蔑我们国家能源发展方针政策理由呢？

　　文章还列举了一些地质学家，早就对这种“梯级开发”表示了忧虑。文章特别提到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唐邦兴研究员认为：“岷江流域其实并不适合建水库。岷江流域处于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在地质构造上是个大断裂带，其地貌、地质、气象条件，均对建水电站不利。”（《特别策划：我们需更多水坝？都江堰怒江建坝惹争议》2003年11月11日人民网）

　　应该说这种说法，属于明显的无知。最近世界水电专家香港大学的副校长李焯芬，在回答香港媒体的水库诱发地震的提问的时候回答说：“是的，在大江大河上修这种大坝，是可以诱发地震的，我们叫这种地震叫"水库诱发地震"。就是你修一个坝以后，它会诱发一些地震，为什么这样讲？绝大部分的大江大河，其实就是在下边有一些断层，水流过的时候就把有一部分的断层的沙土把它冲走，就形成了河谷。”（《灾后重建 应否停建大坝水库?》2008年06月10日 凤凰网）。李校长的话非常有针对性，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唐邦兴研究员认为的：“岷江流域其实并不适合建水库”的话，那么恐怕全世界都不能修建任何水库了。这也几乎也是了解水电专家们的普遍看法“‘如果断裂带上不能开发，整个中国西南的水电站都不能开发了’，马怀新说。因为西南山区本身就是若干个断裂组成的，关键问题是把地质结构进一步搞清楚。”（龙门山断裂带：震后水电重建争议，008-06-27南方都市报）

　　某些地质学者强烈的反对建坝，这也许是当前中国学术腐败的一种怪现象。有很多专家在自己的本专业内搞不出什么名堂，就特别喜欢利用自己的职业身份，炒作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内行不内、外行不外”是这类所谓专家成名的突出特点。由于国际上有一股强烈的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势力。因而，反对水电开发利用程度很低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库建设、水电开发，就是这样一个可以进行炒作的，并且非常容易一举成名的热门话题。文章也说到2003年四川修建这批梯级电站时，现任四川省地矿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范晓就曾向有关部门提出警告。范晓曾经信誓旦旦的预言“四川岷江上的紫坪铺水库坝高156米，库容9.63亿方，其上游还有一系列的梯级大坝，面对岷江上游曾多次发生7级以上地震的强震区和大规模山崩堵江溃坝的历史背景，一旦类似叠溪、松潘大地震的事件重演，后果将不堪设想。”（《巍巍大坝，安乎危乎？》2004年11期《中国国家地理》河流专辑）

　　应该说，由于地质工作者的身份，范晓这种“一旦遭遇大地震紫萍铺大坝后果将不堪设想”的欺骗说法，当时曾经让社会上很多人，对我国西南地区的大规模水电建设感到忧心忡忡。对于这种危言耸听的炒作，专业人士多次依据科学的理论专门写文章予以驳斥。例如，我国著名的水库地震专家陈厚群院士，曾经在《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会议》郑重的向大会宣布“为在我国西部开发丰富的水能资源并进行脱贫致富，在高地震区进行高坝大库的建设是难以避免的。对高拱坝的抗震安全，并不存在难以逾越的技术障碍”。（《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会议论文集》2004年10月北京）。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的专家也曾经多次在文章中强调“现代人类建筑的摩天大楼要比水坝的抗震难度大的多，现代人们既然可以在东京、洛杉矶这样的地震高发区放心的建设大楼，就根本用不着担心水坝的抗震能力。就现有的工程技术水平而言，只要正确的认识到了地震的强度，人们完全可以采用相应技术手段解决水坝的抗震问题。根本不存在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危言耸听的危险。”（《评范晓的“水电工程对地质环境的影响及其灾害隐患”》水博文集2006-2-8 云南电力新闻网）。但是，在当时来看，这些争论毕竟还都是专业人士们写在纸上的“笔墨官司”，大家各说各的理由，似乎谁也难以说服谁。

　　然而，2008年5月12日，就在距离紫坪铺水库17公里的汶川，确实发生了比反坝精英们多次威胁说“后果不堪设想的”松潘大地震还要大得多的8级特大地震。然而，被范晓点名警告的“四川岷江上的紫坪铺水库高坝”，不仅没有发生任何“不堪设想的后果”。而且，还在地震中立了大功。例如，紫坪铺水库形成的宽阔水面，为地震后道路的严重塌方和空中气候受阻的救灾提供了可靠的水路保障；震后不几天（5月17日）紫坪铺水电站就率先恢复发电，为灾区的抢险救灾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不仅如此，水库的11亿库容，成为震后危机四伏的堰塞湖的最后屏障，保障着整个成都平原免受堰塞湖溃决的威胁。

　　更令预言“紫坪铺大坝将不堪设想”的精英们难堪的是新华社的这段新闻：“24日上午，温家宝首先来到位于岷江上的紫坪铺水库，察看大坝安全情况。听说这座担负着为成都平原供水重任的大坝在地震中经受住了考验，基本稳定，温家宝十分高兴。他说，这表明大坝的设计、施工质量是过硬的，希望大家继续努力，抓紧修复大坝的3条裂缝，进一步确保大坝的安全。”很显然，汶川大地震之后，范晓先生所编造的并被反坝精英们广泛传播的紫坪铺的“不堪设想”，居然就是成功地经受了特大地震的考验，并被温总理表扬的“表明大坝的设计、施工质量是过硬”的理想后果。对于这样一个反坝人士造谣后被事实无情揭露的典型事例，我们《科学时报》的文章作者竟然还要拿出来论证支持自己的观点，简直是有点令人匪夷所思。

　　文章还特别列举了最近范晓为了掩盖对紫坪铺水库错误预言的失败，而发表的一篇暗示是紫萍铺水库诱发了汶川大地震的文章中所提到的内容“我国总结了可能产生水库诱发地震的7项定性标志：一、坝高达于100米，库容大于10亿立方米；二、库坝区有活动断裂；三、库坝区为中新生代断陷盆地或其边缘，近代升降活动明显；四、深部存在重立梯度异常；五、岩体深部张裂隙发育，透水性强；六、库坝区历史上曾有地震发生；七、库坝区有温泉。”“紫坪铺水库符合了上述七项的前六项。”（《汶川大地震的地下奥秘》《中国国家地理》2008年6月号）”

　　尽管，范晓这种说法本身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它的欺骗性在于一般的公众根本就分不清，水库诱发一般的地震与诱发大的构造地震，是绝对不能同日而语的问题。地震的概念非常的宽泛，一辆载重汽车的经过甚至小孩燃放一个鞭炮也可以造成局部的地下震动，但是，这种地震和汶川大地震的山崩地裂的地震绝不可能是一样的。水库诱发地震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尤其是对于修建在地震带上较大的水库而言，不诱发地震可能到是非常罕见的情况。但是，由水库诱发的地震通常都比较小，大多数是属于地壳受力改变后的地应力调整或者局部的构造微动。真正能够触发地球板块大规模运动的构造地震的水库，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少见。它需要很多意外的巧合因素。我国所建设的几万座水库，至今几十年也只有一个新丰江水库诱发出了一个6.1级的构造地震。所以，紫萍铺水库可以诱发地震几乎是毫无疑问的。范晓的这种说法本身没有原则性的错。但是，如果简单的用普通水库诱发地震的标准和理由，误导或者代替紫坪铺水库与汶川大地震的关系，可能就好像：听说喝水也能噎死人，于是有人就断定某个人的死因一定也是喝水噎死的一样可笑。

　　也许正是由于受到了这种误导，文章的作者随后竟然理直气壮的质问“在这样的地质环境上，建设如此巨大的水库，请问谁能排除其诱发地震的可能性？”。的确，我们谁也不能排除水库诱发地震的可能性。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所有的大水库必然会诱发地震，但是，水库诱发地震并不是制造地震。即使是对于大的构造地震，水库的诱发也只不过是由于水库蓄水的后的浸润，降低了板块之间的摩擦力，把原来该地区正在积蓄的地震能量，提前释放出来了。所以，水库诱发的地震一般都是非常微小的。即便就是恰巧像新丰江水库一样，原来该地区已经存在潜在的大型构造地震，经过水库蓄水诱发出来的结果，也是一定好事情。因为板块之间摩擦力的减小，地震能量被提前、分散的释放，总是会起到减小原有地震震级的作用。请问这种有可能够提前释放地震能量、减小地震灾害的好事情，我们为什么就不应该去做呢？不能排除其诱发地震的可能性，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为了论证紫萍铺水库诱发地震的可能性，文章提到“1979年，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胡毓良、陈献程在《我国的水库地震及有关成因问题的讨论》中告诉我们：“到目前为止,发现诱发地震的有新丰江、丹江口、柘林、参窝、黄石、佛子岭、南冲、前进等8个水库。其中6个为1亿立方米以上库容的大型水库，2个为中型水库。”而紫坪铺水库库容11亿立方米。”。按照文章的口气，或许文章的作者认为，对于水库诱发地震来说，紫坪铺水库似乎已经大的惊人了。其实，事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水库诱发地震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根据香港大学李焯芬副校长的介绍，我们知道大部分的水库几乎都是修在地震带上，所以，水库诱发地震的情况比较普遍。但是能够引起板块的错动的大型的构造地震的情况却是少得可怜。全世界有几十万座水库，至今只有4起造成了6级以上的构造地震。其中就包括《科学时报》文章中提到的我国新丰江水库。要知道新丰江水库的库容已经达到了120多亿，要比紫坪铺整整大出一个数量级。这样大的一个水库也才仅仅诱发了一次比汶川大地震小几百倍的6.1级地震。而且，这还是我国有史以来，唯一的一次由水库诱发的6级以上的地震。

　　除此之外，我国还有众多同样处在西南地震带上的，而且比紫萍铺水库建得更早、库容也大得多的水库，例如，龙羊峡、二滩等特大型水电站不仅也都符合范晓在《中国国地理》文章里面提到的判别水库诱发地震7条标准中的6条以上，而且无论是库区的地震烈度、坝高都比紫萍铺高，库容都比紫萍铺大得多，建设时间也都比紫萍铺水库更长。总之，从各方面来说龙羊峡、二滩都应该更容易诱发大地震，但是，同样也没有引起过如此之大的构造地震。这个结论还可以扩展到全世界。按照水库诱发地震的各种可能性排序，全世界像二滩那样在各方面都超过紫坪铺的水库至少有成百上千座，但是，迄今为止所诱发出的最大地震，也要比这次汶川地震小几百倍。更何况紫坪铺水库不仅本身的库容就不大，而且一直都水位不高。2005年蓄水后，2006年川渝遭受特大干旱，2007年紫坪铺水库几乎到了“破库取水”的程度，直到2008年地震发生时，紫坪铺的水库里也仅有区区3亿库容。实际上，如果严格按照“库容大于10亿立方米”的具体条件，紫坪铺几乎可以被排除在外。如果我们把这些实际情况，都如实地告诉公众，难道还会有人像作者那样认为紫萍铺水库对于诱发大构造地震来说，已经足够大了吗？是不是公众也会很容易的和全球的地震专家们一样，自然得出汶川大地震不大可能是由于紫萍铺水库因起来的结论呢？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已经有专业人员揭露。范晓先生在这篇《汶川大地震的地下奥秘》文章中所列举的紫坪铺水库的地震观测数据，根本就不是紫坪铺水库蓄水后的数据，而是蓄水前的对比数据。这些数据本来是要用来对比蓄水后是不是会增加地震的频度的。为什么范晓先生非要使用蓄水前的地震数据蒙蔽公众呢？据专家介绍可能是因为紫坪铺水库蓄水后地震的发生情况，基本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不过，如果范晓把蓄水后实测的结论如实告诉公众，会不利于制造紫坪铺水库蓄水引发了地震的悬念。

　　主持人：文章还提到“此次抢险救灾，四川面对有溃坝险情的69座水库、高危险情的310座水库，动用了多少专家与兵力，消耗了多少物资，尚未见统计数据，已经知道的是，为了防范唐家山堰塞湖溃决，绵阳曾准备迁移上百万人口。”

　　张博庭：文章作者这样叙述的目的，无非就是要暗示大家，一个唐家山堰塞湖就让灾区承群众受如此之大的威胁，付出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如果追问几百座震后病险的水库“动用了多少专家与兵力，消耗了多少物资”一定会是大得惊人的天文数字。其实，这是作者的一个严重误解。人造的水坝和天然的堰塞湖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这种无味的担忧正是一些人缺乏基本的水利科学概念的体现。一般来说大型水库、水电站的存在不仅不会增加危险，而且还是我们抵御天然堰塞湖溃决风险的最重要屏障。例如，文章所提到的“为了防范唐家山堰塞湖溃决，绵阳曾准备迁移上百万人口。”的这一点就很能说明问题。紫坪铺水库震损后还有3亿多库容，而天然形成的唐家山堰塞湖最高的时候也只有2亿多库容。但是，为什么紫坪铺下游的几百万人不用疏散，而唐家山下游的人员就不得不进行疏散呢？这是因为，人造水库的设计建造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即使存在某种危险性一般也都是可控的，这是不能与天然堰塞湖的危险性相提并论的。不但如此，人造水库在震后还是保障群众免遭天然堰塞湖威胁的最有效手段。试想如果我们在绵阳市的前面，也建有一座紫坪铺那样的大水库，我们根本就不必对唐家山堰塞湖有任何的担心。也就是说，天然形成的堰塞湖和人造水库是截然不同的。不管是平时还是遭遇大地震后，真正都能起到防洪和保障群众安全重要作用的，只能是依据科学建造起来的水库。

　　发生特大地震是千年不遇的特大天灾，有那么多房屋建筑物不幸倒塌，有那么多无辜的人不幸毙命，而我们的水库、大坝。没有一座出现了垮坝、没有造成任何一起次生灾害。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恰恰就是因为我们对地震造成的“有溃坝险情的69座水库、高危险情的310座水库”所采取的及时、有效的处理措施。遭遇特大地震出现震损，而居然不出现一例垮坝事故，这可以说是我们水库抵御特大地震的最佳方式。要做到这一点，取决于我们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是水坝工程科学合理的设计、施工和建设。另一方面就是及时、有效的救灾和对病险水库处理。正像有些专家指出的，遭遇如此巨大的特大地震，如果我们所有的水库都没有出现任何震损和危险，只能说明我们的水库建设标准过于保守，浪费。如果由于我们对已经经受了大地震严峻考验的震损、病险水库的处理不当，造成了震后的次生灾害，那也将是我们水库建设者的严重失职。

　　有意思的是，那些对我国水电建设抱有成见的人，似乎总是不肯放过任何造谣、炒作的机会。所以，对震后出现的病险水库，反坝人士们似乎特别感兴趣。然而，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到，早在地震发生后不几天，四川省水利局的一位负责人就在新闻发布会上告诉大家。我们水利工作者已经制定出计划，要在汛期到来之前的6月20日，完成对所有水库的除险加固任务，保证水库安全渡汛。而且就在6月22日，新华社也正式发布了有关部门宣布完成了震区所有水库安全渡汛的准备工作的消息。这就是说，震损水库的安全性无需过分担心，我们水利工作者既然能够让所建设的水库、大坝成功地抵御特大地震，也更有信心修复病险水库战胜任何洪水，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不过，我们也要警惕反坝人士首鼠两端的挑拨煽动，在遭遇地震抢险救灾、保障人民生命安全这一点上，不管“动用了多少专家与兵力，消耗了多少物资”我们也不能吝啬。作者大可不必被一些反坝人士制造的谣言所蛊惑。

　　主持人：文章认为“在横断山脉的大规模“梯级开发”促使人们思考灾害防范的着眼点到底应该放在哪里。现在，人们更多的是着眼于建筑物的抗震能力。似乎只要能造更结实的建筑物，我们就可以不顾地质条件，将工程与建筑物随意布局，哪怕是放在断裂带上。”

　　张博庭：对于作者的这种片面看法，我们只能遗憾的告诉作者，的确如此，我们就是要利用水库的抗震能力，在地震断裂带上建造水库。不过，对于大型工程我们从来也没有“不顾地质条件，将工程与建筑物随意布局”。尽管一些大型工程也确实会在特大地震灾害中，遭受严重的震损破坏，但是，我们科学的水利水电工作者也还不至于，因此就要诚惶诚恐的逃离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所面临的世界就是这样残酷。地球上的土地面积是极为有限的，在巨大的人口压力面前，我们人类不可能躲开所有的地震断裂带。就连比我们人口压力小得多的美国都做不到，我们更做不到。为了人类的生存发展，我们不仅必须要再地震带上建水库，我们可能还不可避免的要在地震带上修公路、建桥梁、建高楼大厦。我们人类之所以敢于这样做的依据，就是现代科学的抗震技术。在这方面，发达国家已经给了了我们极好的启示。

　　众所周知，就在我国汶川大地震发生几天以后，我们东临的日本，也发生了一场7.2级的大地震。然而，让人吃惊的是日本的大地震仅仅有10个人丧生。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几年前美国的旧金山发生的特大地震，同样也只有少数人丧生。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地震记录都表明，发达国家的地震死亡人数，总是大大地少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很显然，我们人类发展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和所有的自然灾害人类必须面对一样，地震灾害的发生不可避免，躲开地震带的幻想也不可能实现。只有我们人类的科学发展，建造能够抗震的建筑物，才是抵御和战胜地震灾害的最有效手段。

　　令我们感到十分庆幸的是，与普通的房屋工民建物不同，我国大型水电站和水坝的开发建设普遍比较晚。所以，尽管我们国家的普通工民建筑物的质量，与国外相比还具有较大的差距，但是，在大型水坝的建设上，我们的国家在世界上不仅没有落后，而且还比较的先进。所以，如同国外大地震后只有几个人丧生一样，相对来说我国西南水电大坝的抗震安全性是可以令人放心的。

　　主持人：文章认为“汶川地震告诉我们，那些不顾地质条件布局的工程在震后留下了多少定时炸弹；为抢险救灾平添了多少紧迫而危险的工作；当初使这些工程得以通过的经济可行性分析，加上巨大的抢修、加固费用后，全部沦为一堆废纸，而社会公众将被迫为这些豪迈的决策买单。”

　　张博庭：首先，说所谓“不顾地质条件布局的工程”完全是一种不符合事实的污蔑。如果那样的话，作者文章前面曾经提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规定，对于重大建设工程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必须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并根据地震安全性评价的结果，确定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大型水库无疑既是重大建设工程又是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因此必须逐个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不能仅依赖地震烈度区划图或者地震动参数区划图。”的说法，岂不是在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发生特大地震，也决不会是什么“工程在震后留下了多少定时炸弹”，而是所有的人类建筑物，确实都有可能在遭遇特大地震后变成定时炸弹。我们工程建设所追求的目标，是要尽量避免产生次生灾害。人类不可能完全抵御地震，但是，我们可以用科学技术的手段控制、减少地震所造成的损害。为达到这一目标，即使是必须要担负“巨大的抢修、加固费”我们也要在所不辞。这不仅不能说是“当初使这些工程得以通过的经济可行性分析”，遭遇特大地震后就“全部沦为一堆废纸”，而是工程建筑可靠度（科学性）的一种体现。“强震可修”恰恰是我们“当初使这些工程得以通过的经济可行性分析”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拿震区的水电工程来说，震而不垮、损而不溃，可以说就是我们最合理的设计、最科学的布局。否则，除了选择逃离地震区之外，我们不知道作者是否还有什么其它高招。

　　文章强调说“就拿震区的水库建设来说，我们考虑到这些因素，就会意识到，灾害防范的视野，不能局限于建筑物。它首先应关注的是对国土资源的合理利用。”的说法非常正确，作者也许不知道，一般大型水库的抗震安全系数，要比普通工民建高出十倍。其原因就在于“灾害防范的视野，不能局限于建筑物”。这也一直是我们国家水库建设的基本出发点。但是，在如何具体的合理利用国土资源的问题上，我们不能与文章作者苟同。我们的合理利用一定是要建立在实事求是、科学发展基础之上的，而绝不可能简单的逃离现实和夸夸其谈的说教。

　　主持人：文章说“汶川地震用近7万个生命的代价警告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极为重要的视角——社会经济系统的安全。北川这样的地方，就根本不适宜人口聚居；活动断层附近，就不应建设大型工程；地质条件高度不稳定的地区，安全绝对优先于任何其他目标。如果经济建设规划无视这些问题，一场灾害将打乱整个国家的正常运行，甚至将国家拖入困境。”

　　张博庭：尽管作者“社会经济系统的安全”的说法是否准确还有待于推敲，然而，言论的错误却在于走到了极端。文章所说“北川这样的地方，就根本不适宜人口聚居”是大家都公认的结论。不过，这谈不上是什么“汶川地震用近7万个生命的代价”的警告。不仅在这次大地震之后，即便就是在这场地震之前，北川县也一直在考虑如何整体搬迁的问题。类似的情况在西南地区绝不仅仅是个案。普通公众也许不知道，但是我们专业人员非常清楚，几年前曾经引起社会巨大关注的瀑布沟水电站，所淹没的汉源县城，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因为考虑到汉源县存在着巨大的滑坡威胁，非常需要整体搬迁。根据地质情况，优化开发利用国土资源，一直是我们水电开发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显然，在不能保障居住安全的地区，开发建设水电站，早就是我们因地制宜的优化利用国土资源的一种具体政策。只不过像作者那样的外行同志，根本就不了解、不知道罢了。

　　文章结论的错误还特别在于，认为不能适应人类居住的地方，就同样不能进行工程开发。事实恰恰相反，根据国土优化利用的原则，有些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恰恰就是应该进行工程开发建设。这次汶川大地震的结果，也已经用事实证明了水电大坝的抗震性能，要比一般的公民建筑物高得多。8级特大地震竟然没有让一座水坝溃决，没有产生任何次生灾害，为什么我们的作者，还要固执地认为地震区域内不适合人群居住的地方，也不能建设水库大坝呢？

　　我们所提倡的“安全绝对优先于任何其他目标”的依据一定要是科学的、适度的，否则，我们恐怕只能在地震区域内停止一切人类活动。那么这个世界上恐怕就没有我们人类可以生存的地方了。因为，即便世界上就是还有一些没有地震的地方，那里可能还会有火山、台风等等灾害。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可以说幻想没有任何自然灾害的地方，在这个地球上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文章所说的“如果经济建设规划无视这些问题，一场灾害将打乱整个国家的正常运行，甚至将国家拖入困境”的说法也不够科学。巨大的地震是人类不可抗拒的灾难，对于这一类突发灾难，无论如何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打乱整个国家的正常运行”，否则，人定胜天的幻想就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事情了。

　　主持人：“如果我们依然不反思这些问题，不在翔实、客观的调查和严谨的分析基础上，在公开而广泛的讨论中形成一组基本原则，以规范整个社会的规划与建设工作，我们将继续暴露在本可避免的风险之下。”。

　　张博庭：我非常认同文章的这种结论，不过我们还要补充一个非常重要的遗落，那就是我们在反思地震设防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能偏离科学精神，不能否定科学发展。自然界的风险是永远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人类生活将“暴露在某种风险之下”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用科学发展的办法实事求是地面对地震灾害，是我们人类唯一正确的选择。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自然，用发展办法解决问题，是我们抵御、战胜一切自然灾难的唯一可行方式。否则，一旦脱离了科学发展观，即使我们能够“反思了这些问题，也能在翔实、客观的调查和严谨的分析基础上，规范整个社会的规划与建设工作”，我们还能得到什么结论呢？恐怕只能像作者一样，除了提出逃离所有的地震区的天真幻想之外，不可能给出什么解决实际问题的可行办法。

(责任编辑：史少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