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出，纵观人类历史，虽然每一次政权更迭都有着复杂的外部原因和多种表现形态，如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等等，但就其内部原因而言，都与执政者的腐败有本质上联系。执政者腐败程度较轻的时候，人民尚可忍耐。当腐败现象严重并且直接伤害到广大人民切身利益的时候，就有了起义，有了革命，有了新一轮的改朝换代。

    以往人们曾认为，腐败是长在剥削阶级身上不可治愈的癌症，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是不会被腐败打倒的。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发生后，人们的认识发生了根本变化。虽然苏联东欧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的具体原因各异，但在因腐败而丧失应有的先进性和执政能力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

    邵景均说，尽管我党在执政以前开展了长期的反腐败斗争和根据地廉政建设，但是一旦真正执掌了政权，一些党员干部就经受不住权力、金钱和美色的考验，滑向了腐败的泥潭。根据当时的统计，从1949年解放到1951年底，北京在市属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内部，查处贪污腐败分子650人，涉案总金额约15亿元(旧币)。同期上海发生的大大小小贪污案3002件，涉及3230人，涉案总额186亿元。其他地方这类贪污腐败现象也多起来。面对已经出现的和可能出现的腐败现象，毛泽东同志及时告诫全党，腐败现象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乱源，轻则引起群众的反对和不满，重则会引起“第二次革命”，造成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局面。党执政后最早领导的反腐败斗争是1951年12月开展的“三反”运动。这次运动创造了新中国初期的廉政局面，巩固了年轻的共和国政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反腐倡廉建设呈现出新特点。邓小平形象地指出:“打开窗户，新鲜空气进来了，苍蝇蚊子也进来了。”一些党员干部被腐蚀，不正之风来势很猛。党中央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改变以往靠群众运动的做法，坚持依靠教育和制度反腐败，反对和纠正领导干部特殊化，打击经济领域的各种犯罪行为，遏制了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经济逐步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由于种种原因，腐败现象易发多发。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腐败现象是侵入我们党和国家机关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党中央提出“反腐败三项工作格局”——坚持不懈地抓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加大了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力度。

    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高度重视。胡锦涛同志强调:“在和平建设时期，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的话，腐败就是很突出的一个。”党的十七大把反腐倡廉建设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一起，确定为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在继承中发展，在改革中创新，特别是在查办大案要案、深挖腐败分子、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治理商业贿赂、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邵景均认为，面对和平发展的大好形势，之所以总是坚定不移地反腐败，是因为党始终清醒地看到腐败现象的严重存在，看到腐败现象的严重危害:其一，腐败会改变我们党的性质。其二，腐败会使党失去执政地位。其三，腐败会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化为泡影。

    他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再加大反腐倡廉建设的力度，为什么腐败现象还是“易发多发”呢？胡锦涛同志对此作了精辟的分析:一是一些党员干部没有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经不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二是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各方面制度还不完善，权力运行还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三是社会上还存在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从我们的工作方面看，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得力，仍然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以上论述表明，造成目前这种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

    邵景均提出，在如何反腐败的问题上，不能“就腐败讲反腐败”，必须视野开阔，着眼于社会的整体进步和全面发展，从治标与治本、惩治和预防两个方面作出努力，尤其要注重治本，注重预防。一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地推进发展。二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四是建设科学、严密、完备、有效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五是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六是毫不放松地严厉惩治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