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水博

曾经兼任过毛泽东文字秘书的李锐，是国内外公众都十分熟悉的，在中国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李锐的刚直不阿、才华横溢和一生追求真理、致力于政治改革的品行是世人皆知的。但是，恐怕只有水电业内人士和一些十分熟悉李锐的同志，才知道李锐一生最钟爱的事业和最大贡献是开创了新中国的水电事业。

初次结识李锐是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四届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当时我已经研究生毕业后在水电学会工作多年，并荣幸的作为当年水电学会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在那次大会上当选为学会副秘书长。李锐老部长是我们水电学会当之无愧的创始人，也是我们每次开会必请的重量级人物。李锐老部长也总会不负众望的带给我们精彩绝伦的演讲发言。记得那次会议发言的最后，才华横溢的李锐老部长用一首七言律诗的结尾，真实的代表了我们水电工作者的忧虑和无奈：

老去无穷遗恨篇，至今水电未优先。

呜呼大禹今何在？酸雨烟灰满地天。

十几年过后，今年的四月十五日，我和从昆明赶来的水电老专家青长庚一起去北京医院看望李锐。作为水电界的后人，几乎每年的4月初我们都要去给水电界知名的老前辈李锐祝寿。今年91岁高龄的李锐老部长突然患病住院，我们的祝寿也不得不推迟几天。尽管，还在病榻中，一谈起水电李锐老人就显得十分的兴奋。李老兴致勃勃地讲述了他开创新中国水电事业的经过。

1948年沈阳解放后，李锐曾随陈云参观过丰满水电站，那时他就听说鸭绿江早建了大水电站。1952年，国家将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李锐以自己上大学时读工科为由，坚决要求离开多年坐而论道的岗位，于这年秋天调到北京，分配在当时的燃料工业部主管水电建设。这个部有部外的煤、电、油三个总局，水电则是一个部内局，不为人重视，实际受计划司管辖。李锐到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感觉到没有水电的机构不能适应水电发展，因此，他不怕人家议论的“闹独立性”，坚持让水电成为燃料工业部下属的第四个总局——水力发电建设总局，这样就便于在全国范围内“呼风唤雨”的开发建设水电了。

当时，水电的技术力量是很有限的。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有个水电处，其中有一些在美、英留过学的工程师，抗战时在四川、云南、贵州历尽艰辛，修建过几座装机容量各几千千瓦的小型水电站，他们大部分留在总局，少部分在四川、福建和武汉几个地方水电单位工作。为发展新中国的水电李锐局长在全国共组建了8个水电勘测设计院、一个科学研究院和几所水电专业学校。为具体了解前苏联水电开发的经验教训，1954年到1955年间，燃料部派出一个电力代表团去前苏联“取经”，在前苏联访问了四个月。回来后，李锐在《水力发电》月刊上发表了5万字的长文“苏联水力发电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经验”。当年新中国的水电人争取各种机会大力宣传水电的优越性，中国水力资源及其开发条件是世界第一，我国有能力做到多快好省地优先发展水电。经过极大的努力，“一五”期间我国就上马了新安江、刘家峡这样的大型水电站，而且新安江四年建成发电，投资同火电相当。

然而，历史却和执著水电的李老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1958年1月，中央南宁会议有过关于三峡上马的“御前辩论”，中央接受了李锐不上三峡的意见。李老趁此机会提出“水主火辅”的电力建设方针。随后八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国家还正式提出力争十年之内水电比重达到50%的目标。那时，我国社会上下才和全球同步，开始重视水电开发。然而，令人永远遗憾的是，这种全社会正确认识水电、重视水电开发的局面不过是李锐和当年中国水电人昙花一现的梦想。

1959年发生的“庐山事件”，彻底的改变了李锐和中国水电的命运。由于李老被列入“彭德怀反党集团”，水电部也纠出了一个“李锐反党集团”。从总局领导到全国水电系统，受批斗、撤职等影响的有二百多人。这个“反党集团”的三项罪名是：反火电、反水利、反三峡，简称“三反分子”。整个水电事业蒙冤“三反”，新中国的水电事业也好像被打入冷宫。“文革”十年，水电系统更成为全国受害最深的重灾区。从总局到科研、勘测设计、中专学校等，所有水电机构通通被“砸烂”、撤销（甚至连水电总局的全部资料都被烧掉了）。当时只有个别院所负责人顶住了“开除党籍”的威胁，侥幸保留下来。1979年李锐复出，回京重新担任水电部负责水电的副部长。复职后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用了三年的时间，恢复所有被砸烂的水电机构，召回原来的工作人员。总算为我们国家今天的水电事业保留下来一些必要的“种子”。

1982年，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李锐也被调任中组部担任副部长，为我国紧迫的政治体制改革选拔人才。然而，这却不能不算是新我国水电事业的一大损失。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李锐的仕途也并不顺利。尽管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才华横溢、刚直不阿的李锐，总能在我国历次的政治斗争中坚定地站在正确的一方。然而，至今很多人对李锐的评价仍然是毁誉参半。他用自己一生的执著和挫折经历所感悟出来的真理，往往却不容易被普通人接受。这也难怪，从某种意义上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不分场合的总说实话往往是不着人带劲的。鲁迅先生讲述过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一家人生子，大家都来祝贺，有的说这孩子将来能当官，有的说这孩子长大能发财。这不过都是恭维、讨好主人的说法。只有一个人说“这孩子总有一天会死掉”才是大实话。的确，这就像李锐爱说的大实话，有时候听起来确实是让人很不舒服，但是，如果我们能放平心态，听听实话总是没有什么坏处的。

客观地讲，要说李锐是反火电、反水利、反三峡的“三反分子”，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当年的国家的经济能力和投资体制就决定了水电的投资必然会与火电、水利、三峡的投资发生矛盾。他们不找出理由反对水电就得不到投资。水电不“三反”也同样获得不了国家投资，无法发展。所以，当年不仅李锐是“三反分子”，几乎所有敬业的水电人肯定都是“三反分子”，包括我自己在内。只不过有的人反对的态度比较隐讳、克制，不像李锐和黄万里那样激烈和执著。这里我们需要特别交代一下，尽管三峡是全球最大的水电站，但是，由于单位千瓦的投资远远高于其它中型水电站，而且专属于长江水利委员会管辖规划设计，所以，水电与三峡的关系无疑也是一种投资竞争关系。当年，对三峡建设的争论之所以如此激烈，最主要的原因不是三峡工程技术上的难度让人难以判断，而是大多数水电人都不愿意让三峡上马，害怕挤压中国水电极为有限的投资。大家可以想象，由大批的水电专家专门给三峡挑毛病，其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的。

时过境迁，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彻底解决了水电与其它行业发展的矛盾。今天，我们的社会不是投资紧张，而是很多人有钱发愁没有地方去投资。水电人不仅再也不用靠“三反”来保证自己的事业正常发展了，而且，水利、三峡也已经成为我国水电事业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三峡的成功建设，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国和全世界的水电形象代表。遗憾的是像李锐、陆钦侃等一批老水电专家年事已高，无法真切的感知外部社会的巨大变化，很难释怀和改变他们自己的三峡情结。或许他们始终对三峡的上马，耽误了我国其它水电的开发速度耿耿于怀。其实，所有这一切恰恰都是缘于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和对事业的热爱。90多岁高龄的李老至今仍然非常支持怒江水电的开发；同样90多岁的陆钦侃老专家，还亲自撰写文章，建议提高虎跳峡水电站规划的坝高，增加水资源调节和发电的能力。有人曾经造谣说虎跳峡电站的上马是为三峡擦屁股的工程。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当年反对三峡的水电人，反对上三峡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求先建设包括虎跳峡在内的一批长江上游的水电站。让中国早一天、快一点、尽可能多的用上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实现可持续发展。

让人非常遗憾的是，当年我们的前辈梦寐以求的长江上游水电开发，目前虽然已经全面铺开，但却依然是困难重重，非议不断，开发的速度明显受到谣言和社会舆论的严重制约。我国原来预计2020年电力装机达到9亿千瓦，其中水电装机应该达到3亿千瓦。而实际情况很可能是我国将提前十几年前达到电力装机9亿千瓦的目标，但同时水电的装机可能还不到1.5亿，比原定的规划比重减少了50%。以至于现在我国煤炭产量以每年2亿多吨的速度增长，仍然难以满足巨大的社会需求。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生态和环境问题。在这种严峻的现实面前，一些喜欢炒作环保问题的精英甚至包括我们的个别环保官员，非但没有意识到能源结构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还不惜用制造谣言的方式纷纷指责我国水电开发速度过快。前不久还有一位《南方周末》的记者专门收集发表了各种污蔑长江上游水电开发的谣言。《凤凰卫视》至今还有一个专门污蔑中国水电开发的“江河水”栏目。

由于错误宣传的误导，目的在于最有效的保护生态环境，同时根本解决我国水资源和能源问题的水电开发，被一些喜欢哗众取宠的无知人士人为的妖魔化。然而，作为水电事业的后来人，我至今却非常庆幸能从事水电，这样一项造福中国、造福人类、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同时也为我能有幸结识到中国水电界里的一批有思想、有水平的时代精英感到骄傲。他们尊重知识、尊重科学、淡薄名利、不惧强权品格深深的感染了我，尽管这种影响难免让我在当今社会中时常感到诸多的不适应。但是，我仍然无怨无悔。尊重科学、不惧权威、追求真理，用自己的学识做一个对社会发展有用的人，是我们新老水电人共同的追求。

探访李锐，难免让人浮想联翩。不过，毕竟与李锐老部长的年龄段和现实感触不同，我不得不把李老当年的诗句简单的改写一下，以便恰当表达我们当代水电人的心结。

改革开放遗恨篇，至今水电未优先。

妖魔大禹增矿难，酸雨碳气满地天。

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的心结一定会得到世人的理解。但愿那一天能早一点到来，不是为我们的事业，而是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世界，为我们人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