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疯狂妖魔化水电的《南方周末》答疑解惑

文/水博

继2008年4月3日《南方周末》发表质疑水电开发的《西南水电大跃进：相当于八个三峡工程筹建》之后，我曾经写了一篇《妖魔化水电，无知、偏见还是别有用心？》的文章予以答复。04月10日《南方周末》再次刊发记者曹海东的《西南水电为何疯狂 危害生态后患无穷》文章（下称南文）。然而，文章内容却不免让人再次感觉到《南方周末》反感、敌视中国的水电开发的心理几乎已发生了变态。文章中一些说法的荒谬程度，用《南方周末》记者自己的话说，真是有点令人“瞠目结舌”。

文章一开始就说“现有的长江流域管理规划无法约束各大水电公司的行为，是西南水电大跃进的根本原因，而新规划在2009年才会修订完毕”

这种说法应该属于明显的无端污蔑。南文引用瓮立达的话解释说“西南水电现在疯狂上马，是因为国内正在使用的旧长江流域管理规划无法约束水电公司的行为，而新的长江流域管理规划将在一年后才能完成。在此之前，长江上游如此巨大的水电开发规模将给长江上游各个地区的环境和居民的生活产生严重的影响。”

我觉得瓮立达所说的“，西南水电现在疯狂上马，是因为国内正在使用的旧长江流域管理规划无法约束水电公司的行为，”完全是他表述个人情绪的一种不负责任的言论，不仅没有任何说服力，甚至可以说是对我国政府现行的水利、水电和环境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机构的公然污蔑。

我国的水电开发当然要根据国家规划，依法进行。水电公司按照现有的国家规划开发水电，是完成国家计划保证我国经济发展和实现节能减排的重要步骤。分明是国家水电公司按照国家规划。依法正常地进行水电开发，而因为个别人自己对我国的水电开发报有敌意，就别有用心的说成是“旧长江流域管理规划，无法约束水电公司的行为”。那么我们请问《南方周末》和翁先生，您能跟大家说清楚，这原因到底是我们国家现行的长江流域管理规划制定错了呢，还是国家水电开发公司不应该遵照国家规划开展建设呢？如果脑子没有问题的，一定不会说水电公司不应该按照国家规划开发水电吧？话又说回来，如果水电公司真的敢不按照国家规划开发水电，翁先生和《南方周末》不是更要有的说了吗？

其实，所谓长江流域管理规划只是一种综合的规划，并不能用来具体指导长江流域水电开发工作。真正能够用来指导长江流域水电建设的，是长江流域水电开发专项规划。这些专项规划是在十几年前，根据现有的长江流域综合规划，由国家专门的水电管理部门制定和批准的。目前，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全世界水资源矛盾的加剧，国家对江河流域的管理要求确实需要有所变化。最近，负责长江流域综合规划的水利部门，认为原来制定的长江流域管理规划需要进行部分修订。目前正在开展修订原有的长江流域综合规划的有关工作。这本来是国家工作中一项再正常不过的活动，却被个别人拿来当成攻击、诬蔑我国水电公司依法进行水电开发的口实。

奇怪的是，既然是“新的长江流域管理规划将在一年后才能完成”，《南方周末》和翁先生又凭什么会确信新的长江综合规划一定会对现有的长江流域水电开发专项规划加以限制呢？众所周知，随着全世界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的压力，200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高峰会议以来，水电开发已经越来越得到全世界的重视和支持。2004年联合国在北京专门召开了《水电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并发表了支持水电开发的《北京宣言》。在此基础上，2006年的《世界水资源的报告》第七条几乎是全文照搬的引用了《北京宣言》的有关内容，重复对水电开发的支持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如果不出意外，我们新修订的长江流域综合规划，不仅不会限制现有的水电开发规模，而且还应该更加大水电开发的力度。我的这种说法并非没有根据，最近美国就因为节能减排的需要，重新兴起了小水电的开发热潮。再说，假设新修订的长江流域综合管理规划，真的和原有的专项规划发生了巨大的矛盾，也必须还要通过政府管理部门的协调加以解决。尤其让人难以容忍的是，在没有公布新规划的具体内容的情况下，翁先生和《南方周末》凭什么就预言“在此之前，长江上游如此巨大的水电开发规模将给长江上游各个地区的环境和居民的生活产生严重的影响。”呢？难道我们现有的长江规划的目的，就是要破坏环境和严重影响人民生活吗？

总之，这种无中生有的批评、诬蔑，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来形容都已经不合适了，唯一的解释就是《南方周末》对我国水电的仇视程度，已经到心理变态，丧心病狂、语无伦次的地步。

南文说“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制定了以防洪、发电、航运为主的流域管理规划，而“生态功能摆在了次要位置”。事实上，真正的流域管理规划，包括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航运、生态等多样性功能。”

难道我们以前的流域规划真的像《南方周末》说的那样不考虑供水、灌溉和生态问题吗？只要稍加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这种说法明显的不符合事实。大家都知道我国的南水北调是什么时候开始实施的。请问南水北调是不是从长江调水？南水北调的目的是不是供水、灌溉？我们已经实施的南水北调难道会不包括在长江流域综合规划中吗？包括了南水北调的长江规划，能说是不考虑供水和灌溉吗？此外，关于生态等多样性功能也不可能不包括在我国的长江规划中。我国的葛洲坝水电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建造的，该工程已经对中华鲟等鱼类的保护采取了很多重要措施，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难道随后制定长江流域总体规划，居然不考虑这些已经建设成的工程？

再说，如果《南方周末》这种谎言成立，按照它前面的后制定的规划应该约束以前的建设事实的逻辑，现有的长江规划出台之后，葛洲坝水电站似乎应该立即拆除所有的生态保护设施。难道不是吗？总之，我觉得《南方周末》所编造这个谎言的水平非常低。我们国家的“流域管理规划，”从来都是要“包括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航运、生态等多样性功能。”的，尽管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具体的标准可能会有所不同。

南文说“曾在亚洲理工学院攻读流域管理规划博士学位的于晓刚对此深有体会。他现在是云南环保组织云南大众流域的负责人。他介绍，流域管理是一个多样性的生态系统，目的就是要把人类活动与生态系统进行综合管理。正是这种认识差距，在过去的十多年内，水电公司做的规划主要是发电规划，把发电作为了江河开发的首要目标。”

早就听说那个云南“大众流域”是一个喜欢造谣诬蔑中国水电开发的极端环保组织。看来，果然不假。难道《南方周末》不知道，于晓刚说的什么“在过去的十多年内，水电公司做的规划主要是发电规划，把发电作为了江河开发的首要目标”，完全是睁着眼睛胡扯？河流开发规划从来都是政府的职责，我国的水电规划也必须是由相关的管理机构制定。至今为止，从来也没有一个规划是由水电公司制定的。况且，说什么“把发电作为了江河开发的首要目标”也完全是一种不符合事实的污蔑。众所周知，我国最大的水电站三峡的首要目标就是防洪。

南文说“相比财大气粗的水电公司，还要靠国家掏钱才能搞规划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不得不“落后”，直至2007年国家才启动新一轮的长江流域综合管理规划的修订，计划用三年时间完成。”

《南方周末》的这种说法极不可信，而且还具有明显的逻辑错误。首先，水电公司再财大气粗也没有权力制定规划。其次“国家掏钱才能搞规划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也从来没有“落后”过。请注意，修订规划，并不是以前没有钱制定规划。再有“2007年国家才启动新一轮的长江流域综合管理规划的修订，计划用三年时间完成。”的原因，并不能说是因为钱少。显然，按照《南方周末》此文的逻辑，如果真要是钱少，似乎就更没有必要去重新修订规划了。这里关键的错误是《南方周末》还是理所当然地认为水电公司自己也能够做规划。

南文说“正因如此，水电公司拼命在流域综合管理规划完成之前，按照上个世纪90年代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规划设计，上马水电站”。

这又是《南方周末》不负责任的胡说。按照我国2020年达到水电装机3亿千瓦的规划要求，我国每年至少要投产1000到1500万千瓦的水电。我国长江上游的水电站，目前只有极少数进行了开工建设。尽管有大量的水电资源亟待开发，至今国家有关水电和环境监管部门对水电建设项目的审批还是相当的严格。例如，非常凑巧去年一年，全国经国家发改委核准的大型水电项目只有260万千瓦。还不到一个三峡工程的1/7。难道这就是“拼命在流域综合管理规划完成之前”“上马水电站”的表现吗？其实，我们国家积极开发利用水电，不仅符合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大趋势，而且也完全是科学、有序、正大光明的。根本就没有必要“拼命赶在”什么之前“开发水电”。只可惜我们《南方周末》的造谣宣传，也不知道挑个好时机。

南文说“水电公司按照原规划采取的做法可谓来势凶猛，连原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在2007年“长江论坛”上也对此表示：“下手太狠了，每一米都不放过。”毕竟，国际通行惯例是河流开发利用率一般不超过40%，跨流域调水不超过20%。”

对于瓮立达的这种说法，我也觉得可信度不高。汪恕诚原来就是电力部最后一任专门负责水电的副部长。应该说对所有的水电开发规划，他都是最高负责人。即便是以前的规划存在有什么不足和问题，他也有权利和义务去更正。可以说除了在他调走之后出台的怒江水电开发规划，所有国家水电规划都是他领导下的作品。试想、堂堂的共和国部长能够糊涂到不顾事实的自己批评自己吗？

当然，我觉得汪部长说出“下手太狠了，每一米都不放过。”之类话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不过那很可能是针对某一个胡乱开发的小流域、小水电站或者某一个局部地区的批评。如果此话真的是指整个长江，显然也不符合事实。比如，我国长江自葛洲坝以下，就再也没有规划任何水电站。分明是已经“浪费”了几十米的水头，所谓“每一米都不放过”又从何说起呢？总之，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南方周末》和某些人喜欢断章取义的利用部长的某些话，拉大旗、作虎皮，达到某种其它目的。

所谓“国际通行惯例是河流开发利用率一般不超过40%”的说法，也是不准确的。我已经在很多地方写文章，强调注意水资源的利用率与水资源开发率的区别。请问那些根本就分不清水资源开发与水资源利用的区别，就大肆宣扬河流水资源的开发率也不能超过40%的人士，能不能讲出道理来？或者拿出哪一个具体的国际规定来支持自己的说法呢？

记者的文章把这些话说成是原水利部汪部长说的，我觉得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部长把我们习惯的开发和利用混在了一起，用来表示水资源应用罢了。由于在业内一直没有明确地强调过水资源开发和水资源利用的区别，很多水利专家包括我自己也经常会犯这种误用“开发利用”表示利用的错误。不过，我敢确切地说如果去问汪恕诚部长本人，他一定会明确地说明40%的限制是指水资源的应用。因为，汪恕诚部长的学术水平很高，头脑也相当清楚，当年汪恕诚兼任我们学会的领导，下面我所说的国际上关于40%利用率限制理由的解释，就是当年听汪恕诚部长说的。

通常情况下，河流系统用水的70%会变成污水，返回到河流里。因此，一旦河流的用水率超过40%，大约就会有28%的污水进入河流。这样原来剩下的60%河水里大约就会含有一半的污水。这就会对河流的生态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国际上对水资源的利用率的不宜超过40%的限制原因就在于此。而对水资源的蓄水开发，因为只是一种储备性的开发，不仅不应该有什么限制标准，而且很多情况下还可能是越高越好。

南文中“隐患无穷----如今，屡试不爽的超前赛跑已经让水电公司肆无忌惮。”的说法更是可笑。

例如，记者说“一位参与金沙江上一座装机一千多万千瓦水电站环评的学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环评会议上，水电公司并不让学者谈论移民以及地质灾害方面的问题，”我很想让《南方周末》把这位环评专家的名字报出来。我相信这位所谓的环评专家很可能是和移民、地质毫无干系的所谓专家。而是属于那种对自己的专业领域内的问题不感兴趣，甚至总是敷衍了事的瞎对付。而对于一些容易引起社会上炒作的，非本专业内的问题特别感兴趣。前不久，我就写文章批评过一位考察完怒江，拿钱做完了怒江的环评报告之后，居然还不知道怒江电站有多大作用的，“内行不内，外行不外”的所谓专家。我想《南方周末》所说的这位专家，八成就是属于那种“内行不内，外行不外”的喜欢哗众取宠的炒作“专家”。只可惜《南方周末》在报导这种专家意见的时候，也不知道动脑子想想，假设是一名地质专家参加环境评价，如果不让他谈论地质灾害，那还要他来干什么呢？

南文说“目前水电公司的开发模式是“下一级库尾接着上一级大坝”，江河变成了一个个“平湖”，那些以前在急流和中、浅水环境中生活的鱼类，将无法适应库区的静流深水环境。”

这又是一个老掉牙的污蔑水电的说法。《南方周末》不要以为谎话说的人多了，就变成了真理。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所有水电站水轮机出水口，往往必然就是一片激流浅滩。不信，《南方周末》的记者们去看看，过去只能在长江上游产卵的中华鲟，就在已经在葛洲坝的下面建立了新的产卵场。

南文说“密集的水电开发还会破坏许多人文历史景观。目前西南水电的开发涉及到世界遗产3处，国家自然保护区12处，国家风景名胜区13处等。金沙江阿海以上的梨园、两家人、上虎跳峡(龙蟠)三个电站均位于三江并流世界遗产区内。若按规划中的水电站开工建设，一些曾经被誉为中国鬼斧神凿般的历史文化景观，将会随着水电站，慢慢沉入水底。”

《南方周末》这种说法也不可信。据我所知，按照原有规划即便开发完了水电，虎跳峡也根本不可能被淹没。人们可能不了解，水电开发根本就不是全流域的淹没，不管是任何景观，只要我们觉得需要保护，都可以通过适当的调整水坝的高度和位置达到保护的目的。当然，在建设之前被人造谣诬蔑一番是避免不了的了。就像当年的三峡将被淹没炒作的十分热闹，建成之后大家都看到了，不仅三峡都还建在，而且还形成了更加美丽的小三峡。三峡大坝本身和周围也形成了炙手可热的重要景观。《南方周末》的这种宣传不过就是一种“故伎重演”的把戏。

南文说“长期研究地质的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工程师范晓说，目前规划的河流水电站基本都在地震活跃地带上。岷江流域有龙门山地震带，大渡河流域与雅砻江流域有炉霍-康定地震带，金沙江流域有东川-嵩明地震带、马边-昭通地震带、中甸-大理地震带等。在范晓看来，这些水电站在建设过程之中，极有可能诱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如此，未来水电工程的维护成本将很高。”

这是一位公众熟知的反对建坝的地质学者，发表过很多“专业”的反坝意见。我已经多次专门写文章批驳过他的“专业”谬论。以怒江地区为例，怒江现在就是因为江水湍急不断的深切河谷，为了适应河谷的变化，两岸不断的要发生崩岸和滑坡。怒江水电建成之后，江水的能量将被用来发电，河谷不再被深切，两岸的崩岸和滑坡最终将从根本上得到减轻。关于地震，我只想提醒《南方周末》注意一个问题；日本的东京、美国的旧金山都是地震高发区，他们敢在那里建高楼，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在山沟里建设水坝？一些更具体的理由，可以去查看有关驳斥范哓的文章。

南文说“而对于动辄几百米的大坝高库，长期研究垮坝威胁的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力学所总工程师刘树坤则有几分担心：如果一座100米高的大坝垮坝，水头可达50米，速度可达30m/s，“房毁人伤”，普通河水比较急时才达到3m/s左右。”

我需要先更正《南方周末》的一个说法，刘树坤先生已经退休八年之久，如果我们国家没有编外总工程师的设置，他早已经不能再算是什么总工程师了。而且，《南方周末》重复他所列举的这些数据，也不知道要想说明什么问题。要知道对于我们水电工程而言，即使20米高的大坝，我们也要保证它不能垮坝。而且，坝的建设高度越高，安全度要求越高。全世界的实际情况也都是水坝越高，垮坝率约低。《南方周末》的记者们可能不懂，工程建设的科学性就要体现在这里。

南文说“中国社科院环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郑易生多次在怒江水电站问题上振臂高呼，希望决策层慎建。他颇带几分遗憾地说，中国目前已经有了三峡等几个大型水电站，为何不仔细观察研究这几个工程的实际情况，然后总结经验再定夺是否上马其他水电站？为何现在这么慌忙上马？”

我觉得《南方周末》的文章非常没有水平，强调一个社科院的研究员的振臂高呼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再说，这位研究员振臂高呼得很可笑。中国不仅建了三峡等几个大电站，还建了丰满、新安江等经历了半个世纪考验的大电站。全世界早就建成的大型电站就更多了。为什么研究员不相信以前的电站的实际情况，已经被充分总结过？而且一定会对现在的水电建设者有所帮助呢？研究员为什么不去总结完全可以总结的经验，而非要愚蠢的振臂高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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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文说“随着各大水电集团在长江上游建设一个又一个破纪录的水电站，一个潜在的危机是，建设的电站很可能面临水资源紧缺或者无水的境地。”

《南方周末》的这种说法，又是一种无知的体现。水电站只是利用一下水的动能，水轮机里又没有“黑洞”，水电站的建设和水资源的紧缺又有什么关系呢？这里面的道理，说来话长，由于篇幅的关系，就请《南方周末》自己先科普一下吧！

南文接着说“这也意味着，下一步要么不进行西线调水，要么这些已经在建或者规划的水电站的投资浪费。地质学家杨勇一再表示，西线工程与水电站之间争水的状态在所难免。”

《南方周末》的这种担心则是完全多余的。西线调水最多也只能占一定的比例，不可能把长江水都调光。再说，水电开发所创造的能源，也是与应用的时间成正比的。不管将来的变化如何，只要我们用一天水电，就能节约一天能源，创造一份财富。以怒江水电开发为例，不到1000亿的投资，每年一千多亿度的电量，每年相当于产煤5000万吨，不到三年就可以收回全部的建设成本。我真不明白，我们的《南方周末》为什么非要用“替古人担忧”的态度，跟水电开发较劲呢？

南文说“翁立达以黄河为例解释，黄河最多的年均来水量在五百多亿立方米，但是近年急剧减少到三百多亿立方米，而目前已经建成的水库库容已达六百多亿立方米，“全部装进去都装不满”。长江也可能面临这种情况。翁立达清楚记得，2006年长江三峡蓄水蓄了一个多月，这出于很多人的意料。如果按照原有的规划长江上游的水电站全部建设起来，那么在9月、10月之时，长江三峡基本蓄不满水。加之，目前长江上游的水电开发都是不同的法人主体，利益冲突严重，“到时肯定要抢水””

《南方周末》的这种解释的方法特别有欺骗性。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要求水电建成之后，一定要一次性的蓄满水。例如，我国黄河的水资源比较紧张，黄河上的龙羊峡水电站，建成20多年了，至今还没有达到过最高水位。美国科罗拉多河上的水电站具备了年径流量的4倍的蓄水能力。按照《南方周末》文章的逻辑，科罗拉多河的水电站一旦蓄水，还不得是4年河流都没有水了？然而，事实上水电站是要人来控制的，它仅仅是把河流的管理权交给了人类。没有水库我们无法调节水资源，只能听天由命，但是建了水库之后，如果需要我们也完全可以模拟自然状态下的河流进行管理。因此，河流上的水库蓄水能力高于年径流量是大有好处的，可以实现河流水资源的多年调节。遇到丰水年多蓄一些水，遇到枯水年多放一些水。

所谓抢水的说法也十分的荒谬，我不知道下游电站怎么才能与上游电站去抢水？此外，即便是上游电站把水“枪”走了，只要它发电，它就必然要把水放下来。咱们《南方周末》在危言耸听的制造和传播污蔑水电站的谣言的时候，也应该增加一点基本的科技知识和逻辑概念。

南文说“2006年9月到11月间，长江口连续遭遇三次咸潮袭击。咸潮沿着河道进入内陆，则会导致用水企业设备氧化、腐蚀，土壤盐度升高，甚至直接危害农作物。这种损失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南方周末》的这种说法是有可能的，我们知道2006年我国的长江上游遭遇到了特大的高温和干旱。幸亏我们已经有三峡工程储蓄了上一年的一部分水，所以才会在2006年的前段时间没有把干旱的严重影响传播到下游。到了9至11月间，三峡水库的储水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为了保证下一年使用，可能会要在适当时机补充蓄水。这样必然造成下游的缺水。应该说明的是，如果没有三峡等水电站的蓄水调节，2006年的咸潮威胁可能就会发生在炎热的夏季，而且肯定会更严重、更致命。此外，如果我们能够建有更多水电工程，让长江具备了跨年度的调节能力。我们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避免这种枯水年的灾害。这才能体现出流域的水库蓄水量高于河流年径流量的跨年度的生态保护作用。很显然，解决这类问题的根本出路，恰恰在于尽快完成西南地区（长江上游）的水电开发，实现人类对河流水资源时空分布的调控。否则，即便“这种损失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我们也束手无策。

总之，针对南方周末得这篇《西南水电为何疯狂 危害生态后患无穷》的奇特文章，我不知道本文能否解答《南方周末》对“西南水电为何疯狂”的所有疑问。但是，对于我国西南水电开发，由于那是严格按照国家规划，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的有序开发，因而我敢确信它绝不可能“危害生态后患无穷”。而真正让人担心造成“危害生态后患无穷”的，恰恰是《南方周末》哗众取宠的文风和不负责任的误导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