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水博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科学家蒋高明研究员，是一位人们都比较熟悉的名字。2006年3月4日,《新经济导刊》评出2005年度“十大环保风云人物”，蒋高明正是十大风云人物之一。在其后自己的自述介绍中，他曾这样描述自己“我和刘建国出现在所谓“风云人物”名单中。这是因为刘教授“在世界最顶级的学术期刊《Nature》上发表了对中国环境的整体评价，我深度参与到评论水电开发对环境的影响中。对我们的参与，他们可以总结为：外来的外行刘建国和隔行的外行蒋高明。”

按理说中国顶级的研究机构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首席科学家，本应该以植物学界同行所认可的研究成果而著称，但是，我们这位首席却是以阻碍怒江开发的环保“风云人物”而被公众所熟悉的。不仅如此，一提到科学家人们不免要产生一种本能的信任和敬仰，要说是首席科学家当然更是让人肃然起敬的称谓。然而，我们这位首席科学家的水平，却着实让人难以恭维。也许是因为中国的学术腐败现象已经渗透到了各个方面，连最高学术头衔的院士都可以造假取得，何况一个研究所的首席呢？想到这里，我就鼓起勇气开诚布公的说说我对咱们这位首席科学家的一些看法。如有不当之处，非常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据我所知我国的某些科学研究项目上，是有首席科学家的称谓的，但是，对于一个具体的科研机构是否也需要有首席科学家的设置，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一个科研机构不像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可能会包含很多不同的学术领域、不同的项目，在侧重不同领域专家之间区分出首席和次席确实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当然，根据中国目前的官本位盛行的现状，用首席科学家的称谓当作一种增加官位的方式，也是极有可能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到底有没有首席科学家研究员的设置，蒋高明具体是如何获得首席科学家称号的我不知道，但是，在其当选为“十大环保风云人物”之后的一篇自述性的介绍文章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出蒋首席出众的一些特点。用蒋首席自己的说法是“向权力诉说真理”。而我对他的印象则是“向权力卖弄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喜欢“向权力”发力这一点是肯定的，不管是诉说真理，还是卖弄自己，蒋首席获得成功成名的诀窍就是十分懂得向权力发力。

蒋首席虽然是山东大学生物专业的毕业生，但是，我觉得他的基础知识非常糟糕。通过他对怒江问题的评论中居然分不清装机容量和发电量，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对高中物理知识的掌握是不及格的。当然，由于我国的教育体制的关系，对于一些文科专业的学生，物理学的很少，分不清功和功率之差别到也是情有可原。但是，对以一个理工科的大学生、博士、甚至是某科研领域的首席研究员，如果也出现类似的问题，我们似乎就可以断言这个人科学素养并不高。也许有人对我的这种说法不赞同，的确，隔行如隔山，实际当中确有很多科学家在其他领域说出一些外行话的情况。我们能不能就因为说过一句错话，就断言这个科学家没水平呢？当然不能，但是，如果这个说错话的科学家不仅表现出基础科学知识贫乏，而且，连起码的科学态度、科学精神都不具备，那么我认为基本上可以推论，这个科学家的水平和素养不可能很高。通过怒江问题的争论，我发现蒋高明先生不仅对高中的物理知识掌握不够，他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也是极为差劲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先看看蒋高明先生自己写的文章：

“参与怒江水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是2004年9月的事情，我参加了由北京水电科学院委托的项目“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陆地生态影响评价”,项目主持单位是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持人为中心副主任欧阳志云博士，我负责陆地植物部分。我承担的项目费用是8万元，是属于“使了人家的钱”的那类专家，业主也希望我们为他们多“美言”。我带领相关单位的20多名专家，沿怒江峡谷进行了为期2周的地面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我提出了怒江开发将会“造成200平方公里陡坡上的土壤连同上面的生态系统出现不可挽回的损失”的核心观点。

这个观点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首先对此做出反应的是清华大学的赵南元先生，次日一大早他就发表文章反驳。文章据赵自己称是“赶紧辟谣”，是在网络上发表的。赵使用的题目是《“高明”的糊涂》，火药味很浓，大有先生训小学生之意。赵抓住我的一个主要破绽就是我不懂水电上的千瓦时。

后来，一个叫水博的变本加厉，以“学术腐败”和怀疑中国科学院有没有“首席研究员”等为由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再后来，著名人士方舟子也参与了怒江争论，他在回答《纽约时报》记者提问时说，“该环评报告无法公示纯属法律原因。那些公开信签名者应该知道这个法律问题，因为他们中的有些人（例如蒋高明研究员）参与了环评，手中应该有该环评报告”。文章捎带上了我，意思我泄漏了“国家机密”。如果罪状成立，我够坐牢的份了。

对赵、水、方对我的指责，我从来没有争辩过，因为我明白自己并没有做亏心事。今天，本书主编曹保印先生约我写稿，我才有机会澄清一些事实。第一，我是植物生态学工作者，还不敢称植物学家；第二，我可能对水电的单位搞错，因我毕竟不是水电专家，但在我的文章里，谈的是生态问题、世界遗产问题、地质灾害问题、移民问题等，这几点在水利部在云南召开的论坛上我都是这么说的。之所以用水电的数据，是写文章的引子，不应当就此评判我是“高明的糊涂”、“隔行的外行”(《新语丝》上类似的话还有不少)。第三，方舟子错了，我没有看到过最后的报告，无密可泄。我在研究报告提出的反对意见，有没有被采纳我一概不知道。因为业主后来就不找我们了，他们只要我们的名字。

关于那个水电单位不分，原因是这样的：我是从中国科学院环境评价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中心提供的《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陆地生态影响评价报告书》直接抄的数据，现在该电子版文献还在。”

看到蒋高明先生的这篇解释文章，我基本上已经断言蒋首席的科学素养、科学精神是有问题的。即便就是“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中心提供的《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陆地生态影响评价报告书》的数据”也是错的，也丝毫不能说明蒋高明的错误引用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这种数据的错误引用，前提是先有错误概念在自己的脑子中。此外，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环境评价项目的负责人，在对该项目进行完考察和环境评价任务之后，居然还不知道这个项目的用处到底是什么？作用有多大？我不知道，在根本就不了解一个工程项目的作用是什么的情况下，我们蒋首席怎么能够去评价这个项目的环境影响呢？打一个比喻，难道我们的蒋首席评价工程的环境影响的时候，不管对厕所和对核电站都是一样看待的吗？

评价完了一个工程项目之后，居然还不知道这个工程有什么用处，作用到底有多大？这样的科研工作者还能说有任何一点科学精神吗？这样的环境评价还能是科学的吗？当然，由于我国的社会风气问题，这种只顾赚钱，根本就不会认真完成项目的情况似乎并不少见。但是，一般脑子没毛病的人都会意识到这种“不严谨的态度”问题是绝不能拿到桌面上来说的。然而，我们蒋首席居然敢把这些作为自己错误引用数据的理由来阐述。这说明我们蒋首席似乎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种不严谨的科研态度是与科学精神格格不入的。由此可见，不仅我们蒋首席的科学知识是缺乏的，而且科学素养、科学理念、科学精神都是很有问题的。

在那篇自述文章中，蒋高明还抱怨说“业主后来就不找我们了，他们只要我们的名字”。这也说明蒋高明先生根本就没有丝毫的廉耻感觉。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根本就不认真地了解项目的基本情况，就发表所谓的环评意见做法是违反了起码的科研道德。我觉得如果业主单位今后继续还让蒋高明这样做完环境评价之后，居然还都不知道项目到底有多大用处的“科学家”来搞环境评价，那才真是业主单位的负责人大脑进水了呢。

具体来看蒋首席至今引以为荣的“怒江开发将会“造成200平方公里陡坡上的土壤连同上面的生态系统出现不可挽回的损失”的核心观点”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我说最大的问题就是蒋首席似乎根本就不知道水库湿地也是自然界中极为重要的生态形式。而且，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环境问题之一，恰恰就是湿地的总量不断的减少。对于依靠在陡坡上用刀耕火种的方式种植求生的怒江人民来说，改变这种严重的水土流失局面，变陡坡耕种为水库湿地难道不是一种积极的生态保护措施吗？如果，蒋首席把陡坡种植的耕地变成为生态效益更高的水库湿地，都看成是“丧失领土”，那么、我们国家在长江下游搞的退耕还湖政策还不是在搞“卖国求荣”吗？

这样的一脑子浆糊的科学家是如何成为首席的一直是疑惑不解的问题。不过，看过蒋首席自传式的介绍文章《向权利诉说真理》，我们似乎又找到了答案。这个诀窍就是善于“向权利卖弄自己”。尽管蒋首席自认为是在向权利诉说真理，但是我觉得他不可能诉说出什么真理。因为，根据我们对蒋首席在怒江开发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基础知识和科学素养，我们可以断言他不可能具备对真理的判别能力。

不管蒋首席自己的主观意愿如何，根本就不是什么真理，还非要当成真理来诉说，那当然不能避免变成卖弄。根据蒋首席的自述文章介绍，我感觉蒋首席的这种喜欢把自己独出心裁的一些想法当成真理“向权利”卖弄特点，甚至可以追溯到蒋首席上研究生到承德实习的时候。他发现任何问题（也不排除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决不会放弃卖弄的机会的。他也许根本就不习惯像一般正常人那样，懂得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和通过正常的渠道提出意见、解决问题。

在怒江开发问题上，蒋首席的表现也是超常的。让很多人费解的是；自己曾经承担怒江水电环境评价工作，需要他认真仔细的了解怒江情况的时候，他根本就不去了解，在根本就不知道怒江水电开发会有什么作用的情况下，就急于发表自己的先入为主的“核心观点”。而在环评结束之后，又多次和社会各界人士一起，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公示环境评价报告。这种本职工作中本应该了解的情况都不肯认真了解，而非要事后通过媒体的炒作方式，向中央有关部门要求了解情况的知情权的举动，是不是一种“向权利卖弄自己”体现呢？

上述意见，是我在看到蒋高明的《向权利诉说真理》一文后就产生的一些疑问。本来早就想说出来让大家评判，但是，考虑到蒋首席的文章中已经表示出对我质疑他的极大不满，或许我对中国科学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的设置问题的质疑，确实是我的孤陋寡闻。我不愿意让人认为我是因为个人恩怨、面子，才与素不相识的蒋首席过不去的。所以，我选择了沉默。然而，最近随着怒江水电开发的启动，蒋首席又在《新京报》上发表了一篇《怒江水电开发还得权衡利弊》的煽情文章，为了使大家不被所谓“首席”的招牌所迷惑，我觉得还真是应该先说一说我对这种喜欢卖弄的“首席”的一些看法。此后，有关蒋首席的《怒江水电开发还得权衡利弊》文章观点的具体意见，我将另外撰文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