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头版对怒江水电开发指手画脚
2013/5/9 8:24:01 新闻来源:观察者网
纽约时报头版对怒江水电开发指手画脚 诬称其是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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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美国《纽约时报》刊登其撰写的长篇报道《中国重启怒江水电站大坝项目,怒江告急》,搜罗怒江梯级水电水利开发的各种危害,暗示中国进行怒江水电建设是仓促而非环保的,并指责开发计划对于当地居民和生态环境来说是一场“灾难”。
以下是《纽约时报》报道全文:
怒江发源于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一座冰川,其源头是一条晶莹剔透的小溪,进入缅甸后缓缓流经该国的丛林,水面宽广,水流浑浊。怒江是亚洲最天然的水道之一,在流向安达曼海的途中,长达1700英里(约合2736公里)的河道不受阻碍。
但怒江作为该地区仅存的自由流淌的河流之一的日子不多了。今年早些时候,中国政府重启了在怒江上游修建一系列水电站大坝的计划,此举震惊了环保人士。怒江上游位于中国西南的云南省,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简称Unesco)认定的一处世界遗产所在地的核心地区,是世界上生态最多样化和最脆弱的地区之一。
批评人士称,该项目将迫使数万名生活在云南境内高地上的少数民族搬迁,破坏20余种濒危鱼类的产卵地。地质学家警告称,在地质活动频繁的地区修筑大坝可能对下游居民构成威胁——这里距离上月导致近200人丧生的四川地震的发生地不远。Unesco定于下月讨论是否将该地区列入濒危地区名单。
纽约时报拍摄的怒江流域的传统农业作业。实际上这种水平低下的坡地农业带来了巨大的水土流失。
最大的输家可能还包括边境另一侧缅甸和泰国的数百万农民和渔民,他们依靠萨尔温江(怒江在东南亚的名称)维持生计。“我们在说的是一连串像小瀑布那样的大坝,它们会从根本上改变生态系统和依赖这条河流的下游社区的资源,”倡导组织——国际河流(International Rivers)的闫珂(Katy Yan)说。
2004年,中国前总理温家宝搁置了这个项目,今年3月卸任前不久,他又正式重启了这个项目。该项目加剧了长期发酵的地区紧张,其根源是北京方面计划在多条从中国流向其他缺水国家的江河上修筑大坝或让河流改道,以提振经济增长,并降低中国对煤炭的依赖。根据中国最新的五年能源计划,政府的目标是启动全国大约36个水电项目的建设工作,这些项目的装机容量加起来将是美国的两倍多。
迄今北京方面基本上对邻国的关切无动于衷,这些邻国包括俄罗斯、印度、哈萨克斯坦、缅甸和朝鲜。中国拒绝签署联合国的水资源共享协定,(原文特指1997年第51届联大签署的《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该公约允许“每一水道国均有权参加适用于整个国际水道的任何水道协定的谈判,并成为该协定的缔约方,以及参加任何有关的协商”。该公约遭到包括中国、法国、印度在内的5个主要国家的反对,另有25个国家弃权,仅33国持赞成态度——观察者网注)该协定将适用中国的13条跨境河流。中国前水利部部长汪恕诚曾在介绍中国的水资源政策时说,“要么为每一滴水而战,要么灭亡。”(汪恕诚的原话为“中国面临的挑战就是要珍惜每一滴水,否则就是灭亡。”——观察者网注)
在背包客喜欢光顾的宁静的丙中洛,那些珍惜怒江快速流淌的蓝绿色之美的人说,拟在云南境内建造的4座大坝,以及西藏已经在建的那座大坝,将不可逆转地改变旅游指南所称的东方大峡谷。这个长达370英里的峡谷山高谷深,覆盖着厚厚的森林植被。这里栖息着中国大约一半的动物物种,其中许多是濒危物种,包括雪豹、喜马拉雅黑熊和红熊猫。
薄雾笼罩下的村庄不可思议地依附在卡斯特地形的峰峦上,村民包括该地区的22个土著部落,大部分部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这个项目对当地政府来说是好的,但是对当地居民来说,简直就是个灾难,”42岁的万里说。2003年,他放弃了当会计的大城市生活,来这里开了一家青年旅馆。“他们会慢慢地失去自己的文化、传统、还有生活方式,然后就剩下一个平平淡淡的、毫无生气的水库。”
作为中国仅存的两条尚未被大坝截流的大河之一,怒江在环保人士当中拥有一批忠诚追随者,这些环保人士对中国许多水道遭受的破坏深感沮丧。3月,中国水利部公布了一项调查,称全国已有2.3万条河流完全消失,许多知名河流在污染之下退化。黄河在入海口处不过是一股发臭污水的细流,曾经水势磅礴的长江也因三峡大坝而变得平缓。三峡大坝项目耗资250亿美元(约合1541亿元人民币),迫使130万人搬迁。
对许多活动人士而言,怒江已成了最后一个阵地。“中国为什么就不能有一条不被人类破坏的河?”身在北京的著名环保人士汪永晨问道。近年来,她去过该地区12次。
反对者称,这个项目在温家宝退休前不久重新启动并非巧合,温家宝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当初他决定叫停施工,曾被视为中国初生的环保运动取得的一个标志性胜利。尽管温家宝没有完全取消这个项目,但地质学家出身的他当时誓言,在彻底评估环境影响之前,该项目不会继续。
但是官方并未发布任何评估结果,同时鉴于政府的目标是到2020年水力发电要占全国总发电量的15%,几乎无人认为该项目会因为环境方面的顾虑而放缓进度,尽管最初计划的13座大坝已减少至5座。环保人士杨勇称,“建大坝其实是关于协调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但是如果对项目没有一个科学的认识,结果只能是场灾难。”
一些专家称,鉴于中国电力需求巨大,而过于依赖煤炭已经使北京和北方其他城市的雾霾达到空前严重的程度,中国别无选择,只能在怒江上建造大坝。但是,很多环保人士不接受政府有关水电是“绿色能源”的断言,指出大坝形成的水库吞噬了大片森林和农田。他们称,被忽略的还有植被腐烂所产生的甲烷和二氧化碳,此类温室气体是加剧全球变暖的主要因素。
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的水资源专家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称,“中国称大坝环保,是为大举建造大坝正名。”切拉尼表示,北京还未能考虑到大坝将阻拦大量淤泥,使下游农民失去传统上给过度种植的土壤带来的季节性养分。
中国已经在大多数河流上都修建了大坝,但怒江迄今未遭打扰,这突显出云南西北部的偏僻,这里离云南省省会昆明有两天车程,沿途的山路上新近发生的滑坡证明了这一地区地质的不稳定性。
虽然在2004年被暂停,但在怒江上修建大坝的工作从未真正停止,在北京移除了所有障碍后,国有水电巨擘华电集团开始加大规划力度。
本月早些时候,在暮色降临其中一个大坝选址马吉时,爆炸的巨响回荡在山谷中,工人们日夜不停地在峡谷壁上炸出深洞进行测试。33岁的工人李佳旺称,工程师们依然在尝试确定这里的岩石能否承受1000英尺(304.8米)高的大坝。
华电和水利部都没有回应采访请求,但是这个工程要继续推进的消息已经吸引了大量的外地人,这可能扰乱这里脆弱的少数民族社区。45岁的农民工洪峰来自湖南,他最近在马吉的路边开了一家商店,他称大多数顾客都是从中国其他地方来修大坝的工人。他说,“我们就是来赚钱啊,赚完了就走。”
在可能被迫搬离这些被江水泛滥冲刷出的肥沃低地的大约六万人中,多数人没有这种选择。他们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农民,在几乎每一片平地都已被占用的情况下,很多人将被安置到人口密集的住宅小区,新小沙坝这个有124个单元的项目就是一例,该项目在大坝工程被暂停之前就动工了。
今年25岁的傈僳族人李甜一家被迫告别自己的土地。现在一个核桃加工厂打零工的李甜说,“以前我们自己种西瓜,多得吃不完。现在什么东西都要买。”
尽管地方领导对移民安置计划守口如瓶,但近年来他们努力将大坝工程包装为一件礼物,称其将帮助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脱贫。
但在濒临怒江、有着众多木房子的风景如画的茶腊村,26岁的农民余尚平不觉得自己和乡亲们贫穷。他说,“这里是我们辛苦修建起来的家园。但是如果政府要修坝,我们没有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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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生态江”的伪命题
《纽约时报》在报道中称怒江是“亚洲最天然的水道之一”、“该地区仅存的自由流淌的河流”,并引用所谓环保人士汪永晨的话称“中国为什么就不能有一条不被人类破坏的河?”仿佛保留怒江不被人为改变是一种对自然的尊敬。然而,至今为止,全世界还没有关于生态江的权威定义。
按照“不被人类破坏”这一原则界定,要做到保留生态江,不仅不能进行水电规划开发,而且不应该进行任何人为的开发建设。即便如此,事实上也很难真正做到保持原始生态。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把沿江流域的人都搬迁出去。必须承认,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想要保存整个一个流域的原始状态,确实太难了。而怒江沿线多年的人类生产活动,实质上已经破坏了怒江作为生态江的原始形态。
更重要的是,怒江是一条国际河流,其下游萨尔温江在泰国和缅甸境内。国际河流的开发与保留必然存在国际合作问题,泰国的水电人士曾明确表示“根据国际法,谁也没有权利剥夺我们合理使用萨尔温江水资源的权利”。事实上,怒江下游的泰国和缅甸早已开展了各类水电建设工程。早在中国政府暂停怒江水电开发之后的2007年,泰缅边境邻近湄索市的Haygui就开始修建名叫哈希(Hat Gyi)的水电站。该电站装机容量约为1,200兆瓦(或120万千瓦)。哈希电站于2007年年底开工,计划到2013-2014年全面投产,为泰国提供稳定的电力。
怒江流域拥有北半球绝大多数的生物群落类型,成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该地区面积仅占我国国土面积的0.4%,却拥有全国20%以上的高等植物、25%以上的野生脊椎动物;77种国家级保护动物和34种国家级保护植物。怒江中已知的48种鱼类有30多种为本区特有种,其中有4种被列入动物保护国际红皮书。
《纽约时报》称,“最大的输家可能还包括边境另一侧缅甸和泰国的数百万农民和渔民”。这一观点来源于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2006年的一篇论文。文章说“环保人士指出,在缅甸境内的萨尔温江修建水电站可能会对鱼类回游带来重大影响,进而使依赖捕鱼为生的家庭越来越难维持生计。”
然而根据我国有关研究机构的观察记载,怒江中的鱼类只有极少数是洄游性鱼类。怒江中只有一种是长途洄游性鱼类,而且这种鱼踪迹的最近几年在我国怒江已经难以发现。对于部分短途洄游性鱼类,建坝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短途洄游性鱼类完全可以到水库的支流中洄游产仔,适应新的环境。所以,怒江建水坝可能产生对于鱼类的不利影响是非常有限的。相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水电站建成之后,水坝建成后形成了水库水体面积大大增加,大部分非洄游性鱼类都会发生种群扩张,使总的渔产品产量都会大幅度的增加。这一结论,连世界上公认的反坝权威资料《大坝经济学》也不得不承认。
从这一角度看,怒江开发建坝以后水库养殖必将能吸纳的更多的劳动力,养活更多的渔民。
“文化传统”真的值得保留?
《纽约时报》引用一位名叫万里的旅店店主的话表达了对怒江地区建设水坝可能对当地人和文化造成的影响:“他们会慢慢地失去自己的文化、传统、还有生活方式,然后就剩下一个平平淡淡的、毫无生气的水库。”
这些让人难舍的“文化、传统、还有生活方式”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据一位多年从事水电工作的云南省全国人大代表考察,怒江流域傈僳族自治州98%的土地位于高山峡谷地带,土地资源十分贫乏。在狭小的陡坡地上居住着22个少数民族,总人口达45.36万人。全州有22万贫困人口,其中有12.7万人必需要易地安置才有可能摆脱贫困;有4.4万人已经基本丧失生存条件,受泥石流、滑坡危及生存的有2.3万人,还有几万农户仍居住在茅草房或杈杈屋内,至今仍保留着刀耕火种、人背马驮的原始生产生活方式,粮食年平均单产只有150公斤,生存条件极其恶劣。有相当一部分群众至今还一贫如洗,家徒四壁,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其贫困程度只能用“心痛”二字来形容。
几十年来,为扩大耕地面积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沿江两岸从江边到海拔2000米左右的原始森林已砍伐殆尽,在国家天然林保护政策实施后,当地人只能在陡坡地上壁耕生产;旅游业及民族文化的开发和发展则都因交通条件差而难有大的发展。
《纽约时报》称,大约有六万人因为修建水坝而“被迫搬离这些被江水泛滥冲刷出的肥沃低地”。而事实上,在中国山高谷深的西南地区,水系冲刷根本不可能带来什么淤积养料。相反,在贫困中挣扎的百姓,不得不把生命的希望寄托在脆弱的怒江的生态资源上。到现在为止,怒江沿岸,凡是有人聚居的区段已经被开垦得满目疮痍。正如何祚庥所说:“不把老百姓从山上请下来,他们还在刀耕火种砍伐树木,只有把居民请下来才能保护生态。”
在中国山高谷深的西南地区,水系冲刷根本不可能带来什么淤积养料。
早在水电规划之前,“生态移民”已经是怒江州政府为扭转生态—贫困—人口恶性循环局面而主动采取的重要举措。这种潜在的“生态移民”估计有12.7万人(全州需要通过易地安置以摆脱贫困的人数是127000人。其中(1),基本丧失生存条件的:44000人;受泥石流滑坡危及生存的:23000人。(2).30度陡坡地退耕还林和自然保护区需易地安置的:60000人 。
在《纽约时报》看来,数万人的移民是一个规模大到难以想象,甚至一定会产生旧有文化消亡和各种社会问题的棘手问题。而事实上,怒江地区水电开发产生的6万移民数量,不仅远远小于三峡工程时期的110万,也远小于为了长江下游性行洪的安全,退耕还湖搬迁的200万。如果考虑到我国每年上亿农民进入全国各大城市,数万人的移民规模实在难以称为“重大问题”。
怒江流域的居民
“环保主义者”们的故事
为了增强说服力,《纽约时报》引用环保人士汪永晨、国际河流组织的闫珂、以及所谓民间地质学家杨勇的话,反复表达对怒江兴建水坝的担忧,并指出建设大坝只可能是一场“灾难”。不过在听他们说话前,不妨看看这些环保人士的背景与知识。
汪永晨,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召集人。据方舟子回忆,汪永晨在反对怒江建坝的时候说道:怒江水电的发电量只有2000万度,这么一点电只要调剂一下就可以了吗,为什么为了这么一点电要把一条原生态的河流给破坏掉了呢?根据资料,怒江梯级开发的装机功率是2132万千瓦,发电量是1029.6亿度。“她连度和千瓦的概念都分不清楚,把2千万千瓦当成了2千万度,一下子把发电量降低到5000分之一。”
汪永晨和国内外一批反水坝组织甚至曾经不惜花钱找来一些龙蟠水电站的潜在移民到联合国召开的大会上去宣称他们反对金沙江上龙蟠(虎跳峡)水电站的建设。一度导致工程拖延。
国际河流组织则是一个1985年成立于美国的非政府组织,接受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它自称其使命在于“保护那些依赖河流生存的人们”,但该组织的全部工作就在于反对建坝——尤其是中国公司建设的大坝。他们甚至发行了名为《新的长城——中国海外水坝行业指南》的宣传材料,并明确希望其参与者向“中国水坝建设单位”施压、示威以及索取补偿。
至于“民间地质学家杨勇”,据知情人士透露,在中学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在重庆煤矿学校中专毕业后,曾被分配到了四川攀枝花的一个环保站。工作不到3年就迷恋上了漂流。参加了几次漂流之后,就索性辞职下海专门到国内外参与各种漂流探险。漂流探险毕竟只是一种娱乐活动,国家和社会都不可能长期资助这类活动。于是为了生计,很长一段时间内,杨勇主要从事给外国旅游、探险者当黑导游为生。自从杨勇和中国的反水坝组织勾结上之后,他就有了新的生财之路,那就是专门靠造谣诬蔑中国水电,骗取伪环保组织的各种资助。
据新闻报道的资料查阅,为了达到冒充地质专家骗人的目的,他曾冒充中国地质大学毕业生,冒充过中科学院的博士,冒充过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研究所的研究员。依靠编造虚假的专家身份,杨勇在某媒体和造谣记者的帮助下,骗取过某企业数百万美元的资助搞过“为中国找水”的欺骗活动。到头来水没找到一滴,倒让他在某电视台工作的儿子和他一起,东西南北的玩了个够。就这样一个没有干过一天地质专业工作的人,却成为了某些造谣诬蔑中国水电的记者最崇拜的地质“专家”。
目前,就是我国地质界最著名的院士,其社会知名度也远远不如这个考不上大学的骗子专家。
伪专家杨勇的骗术已经多次被揭露。早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期间,杨勇看到紫坪铺水电站大坝出现了十几公分的沉陷,就向媒体大声疾呼“大坝危险,急待评估”。该消息曾在社会上造成很大的恐慌,但对于水坝业内的工程技术人员,几乎都知道土坝出现少量的沉陷不仅是正常的,而且这将使得坝体更加密实、安全。
2003年11月底,世界河流与人民反坝会议在泰国举行,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参加的有绿家园、自然之友、绿岛、云南大众流域等。最终60多个国家的NGO以大会名义联合为保护怒江签名,此联合签名最后递交给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此专门回信,称其“关注怒江”。 随后,泰国的80多个民间NGO也就怒江问题联合写信,并递交给了中国驻泰国使馆。
我们知道任何组织都是要生存的,尤其是NGO这种民间团体。目前中国NGO的经费来源大部分是海外捐赠。据“地球村”年度报告介绍,“地球村”的经费来源主要靠国外的基金会支持。通常是做好项目策划,然后向福特基金会、美国能源基金会等组织申请经费援助,这部分占了所有经费来源的90%左右。 著名学者方舟子就此指出:他们这些“环保人士”都自称是NGO,是非政府组织,这些“环保组织”许多实际上是拿国外有政治背景组织的钱,像这样的还能不能算NGO,我觉得可以商榷。 他介绍说,“地球村”在2002年从英国驻北京大使馆获得了40.9万元的活动经费。这个“环保组织”在同一年从德国Heinrich Boell基金会获得了36万元活动经费,该基金会是隶属德国绿党的政治基金会,而德国绿党是德国的联合执政党,这不能说没有政府背景吧?
通过大坝之争,很多环保人士的确走到了前台,很多民间环保组织也声名鹊起,知名度大大提高。如此是否有了向海外机构要钱的资本呢?我们不得而知。
1/5的北海油田
《纽约时报》引用“部分环保人士”的话说,大坝形成的水库吞噬了大片森林和农田。他们称,被忽略的还有植被腐烂所产生的甲烷和二氧化碳,此类温室气体是加剧全球变暖的主要因素。但实际上只要分析怒江水电开发工程的规模和水平,就不难推知,这才是中国真正清洁能源所在。
几乎就在国务院发布《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的同时,中国也遭受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雾霾困扰。而以松塔和马吉为龙头水库,丙中洛、鹿马登、福贡、碧江、亚碧罗、泸水、六库、石头寨、赛格、岩桑树和光坡等梯级组成的“两库十三级”开发方案,全梯级总装机容量可达2132万千瓦,年发电量超过1000亿度。相当于每年开采、运输和燃烧5000万吨原煤,排放一亿吨二氧化碳。相当于我国每天要多开采、运输和燃烧近14万吨原煤。如果用55吨的火车皮来装,大约需要2490节火车皮。排起来,火车的长度相当于北京到天津距离的一半。
根据这一规划,怒江全部电站建成大约耗资900亿人民币,之后可以再其后数十年内得到稳定的电力供应。以英国为例,2013年北海油田的原油产量大约是每天200万桶左右,约合28万吨,相当于年产原油1亿吨,不计任何运输成本和损耗,全部投入发电,若按照内燃发电机40%的发电效率计算,则可产生大约5亿度电。如果计算运输和损耗,实际发电量则可能更少。
也就是说,怒江梯级电站开发产生的电能,大约相当于日产40万桶的大型油田用于发电的能量。而且比起几十年即将枯竭的油田,一旦建成,折旧期长达上百年的水电站寿命更长,且可以通过重建电站获得持续的电力供给。
如果考虑到水电比起火电的清洁环保和低碳排放,则这一工程将更具诱惑力。如果考虑到全部电站的建设成本仅为2011-2016年BP公司一家在北海油田的新增投资(10亿英镑),且运行全部13个怒江梯级电站只需3000左右工作人员。怒江电站比起需要近十万人力,每年耗资40-50亿英镑投资的北海油田,具备毫无争议的优势。
连《纽约时报》自己都不得不承认“根据中国最新的五年能源计划…..36个水电项目……装机容量加起来将是美国的两倍多。”面对中国飞速增长的需求和水电清洁环保的优势,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怒江水电站建设全面恢复的重要意义了。
纽约时报怒江水电怒江告急怒江水电重启环保主义者怒江开发怒江环保方舟子怒江水利头条
昨天,美国《纽约时报》刊登其撰写的长篇报道《中国重启怒江水电站大坝项目,怒江告急》,搜罗怒江梯级水电水利开发的各种危害,暗示中国进行怒江水电建设是仓促而非环保的,并指责开发计划对于当地居民和生态环境来说是一场“灾难”。
以下是《纽约时报》报道全文:
怒江发源于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一座冰川,其源头是一条晶莹剔透的小溪,进入缅甸后缓缓流经该国的丛林,水面宽广,水流浑浊。怒江是亚洲最天然的水道之一,在流向安达曼海的途中,长达1700英里(约合2736公里)的河道不受阻碍。
但怒江作为该地区仅存的自由流淌的河流之一的日子不多了。今年早些时候,中国政府重启了在怒江上游修建一系列水电站大坝的计划,此举震惊了环保人士。怒江上游位于中国西南的云南省,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简称Unesco)认定的一处世界遗产所在地的核心地区,是世界上生态最多样化和最脆弱的地区之一。
批评人士称,该项目将迫使数万名生活在云南境内高地上的少数民族搬迁,破坏20余种濒危鱼类的产卵地。地质学家警告称,在地质活动频繁的地区修筑大坝可能对下游居民构成威胁——这里距离上月导致近200人丧生的四川地震的发生地不远。Unesco定于下月讨论是否将该地区列入濒危地区名单。
纽约时报拍摄的怒江流域的传统农业作业。实际上这种水平低下的坡地农业带来了巨大的水土流失。
最大的输家可能还包括边境另一侧缅甸和泰国的数百万农民和渔民,他们依靠萨尔温江(怒江在东南亚的名称)维持生计。“我们在说的是一连串像小瀑布那样的大坝,它们会从根本上改变生态系统和依赖这条河流的下游社区的资源,”倡导组织——国际河流(International Rivers)的闫珂(Katy Yan)说。
2004年,中国前总理温家宝搁置了这个项目,今年3月卸任前不久,他又正式重启了这个项目。该项目加剧了长期发酵的地区紧张,其根源是北京方面计划在多条从中国流向其他缺水国家的江河上修筑大坝或让河流改道,以提振经济增长,并降低中国对煤炭的依赖。根据中国最新的五年能源计划,政府的目标是启动全国大约36个水电项目的建设工作,这些项目的装机容量加起来将是美国的两倍多。
迄今北京方面基本上对邻国的关切无动于衷,这些邻国包括俄罗斯、印度、哈萨克斯坦、缅甸和朝鲜。中国拒绝签署联合国的水资源共享协定,(原文特指1997年第51届联大签署的《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该公约允许“每一水道国均有权参加适用于整个国际水道的任何水道协定的谈判,并成为该协定的缔约方,以及参加任何有关的协商”。该公约遭到包括中国、法国、印度在内的5个主要国家的反对,另有25个国家弃权,仅33国持赞成态度——观察者网注)该协定将适用中国的13条跨境河流。中国前水利部部长汪恕诚曾在介绍中国的水资源政策时说,“要么为每一滴水而战,要么灭亡。”(汪恕诚的原话为“中国面临的挑战就是要珍惜每一滴水,否则就是灭亡。”——观察者网注)
在背包客喜欢光顾的宁静的丙中洛,那些珍惜怒江快速流淌的蓝绿色之美的人说,拟在云南境内建造的4座大坝,以及西藏已经在建的那座大坝,将不可逆转地改变旅游指南所称的东方大峡谷。这个长达370英里的峡谷山高谷深,覆盖着厚厚的森林植被。这里栖息着中国大约一半的动物物种,其中许多是濒危物种,包括雪豹、喜马拉雅黑熊和红熊猫。
薄雾笼罩下的村庄不可思议地依附在卡斯特地形的峰峦上,村民包括该地区的22个土著部落,大部分部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这个项目对当地政府来说是好的,但是对当地居民来说,简直就是个灾难,”42岁的万里说。2003年,他放弃了当会计的大城市生活,来这里开了一家青年旅馆。“他们会慢慢地失去自己的文化、传统、还有生活方式,然后就剩下一个平平淡淡的、毫无生气的水库。”
作为中国仅存的两条尚未被大坝截流的大河之一,怒江在环保人士当中拥有一批忠诚追随者,这些环保人士对中国许多水道遭受的破坏深感沮丧。3月,中国水利部公布了一项调查,称全国已有2.3万条河流完全消失,许多知名河流在污染之下退化。黄河在入海口处不过是一股发臭污水的细流,曾经水势磅礴的长江也因三峡大坝而变得平缓。三峡大坝项目耗资250亿美元(约合1541亿元人民币),迫使130万人搬迁。
对许多活动人士而言,怒江已成了最后一个阵地。“中国为什么就不能有一条不被人类破坏的河?”身在北京的著名环保人士汪永晨问道。近年来,她去过该地区12次。
反对者称,这个项目在温家宝退休前不久重新启动并非巧合,温家宝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当初他决定叫停施工,曾被视为中国初生的环保运动取得的一个标志性胜利。尽管温家宝没有完全取消这个项目,但地质学家出身的他当时誓言,在彻底评估环境影响之前,该项目不会继续。
但是官方并未发布任何评估结果,同时鉴于政府的目标是到2020年水力发电要占全国总发电量的15%,几乎无人认为该项目会因为环境方面的顾虑而放缓进度,尽管最初计划的13座大坝已减少至5座。环保人士杨勇称,“建大坝其实是关于协调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但是如果对项目没有一个科学的认识,结果只能是场灾难。”
一些专家称,鉴于中国电力需求巨大,而过于依赖煤炭已经使北京和北方其他城市的雾霾达到空前严重的程度,中国别无选择,只能在怒江上建造大坝。但是,很多环保人士不接受政府有关水电是“绿色能源”的断言,指出大坝形成的水库吞噬了大片森林和农田。他们称,被忽略的还有植被腐烂所产生的甲烷和二氧化碳,此类温室气体是加剧全球变暖的主要因素。
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的水资源专家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称,“中国称大坝环保,是为大举建造大坝正名。”切拉尼表示,北京还未能考虑到大坝将阻拦大量淤泥,使下游农民失去传统上给过度种植的土壤带来的季节性养分。
中国已经在大多数河流上都修建了大坝,但怒江迄今未遭打扰,这突显出云南西北部的偏僻,这里离云南省省会昆明有两天车程,沿途的山路上新近发生的滑坡证明了这一地区地质的不稳定性。
虽然在2004年被暂停,但在怒江上修建大坝的工作从未真正停止,在北京移除了所有障碍后,国有水电巨擘华电集团开始加大规划力度。
本月早些时候,在暮色降临其中一个大坝选址马吉时,爆炸的巨响回荡在山谷中,工人们日夜不停地在峡谷壁上炸出深洞进行测试。33岁的工人李佳旺称,工程师们依然在尝试确定这里的岩石能否承受1000英尺(304.8米)高的大坝。
华电和水利部都没有回应采访请求,但是这个工程要继续推进的消息已经吸引了大量的外地人,这可能扰乱这里脆弱的少数民族社区。45岁的农民工洪峰来自湖南,他最近在马吉的路边开了一家商店,他称大多数顾客都是从中国其他地方来修大坝的工人。他说,“我们就是来赚钱啊,赚完了就走。”
在可能被迫搬离这些被江水泛滥冲刷出的肥沃低地的大约六万人中,多数人没有这种选择。他们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农民,在几乎每一片平地都已被占用的情况下,很多人将被安置到人口密集的住宅小区,新小沙坝这个有124个单元的项目就是一例,该项目在大坝工程被暂停之前就动工了。
今年25岁的傈僳族人李甜一家被迫告别自己的土地。现在一个核桃加工厂打零工的李甜说,“以前我们自己种西瓜,多得吃不完。现在什么东西都要买。”
尽管地方领导对移民安置计划守口如瓶,但近年来他们努力将大坝工程包装为一件礼物,称其将帮助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脱贫。
但在濒临怒江、有着众多木房子的风景如画的茶腊村,26岁的农民余尚平不觉得自己和乡亲们贫穷。他说,“这里是我们辛苦修建起来的家园。但是如果政府要修坝,我们没有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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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生态江”的伪命题
《纽约时报》在报道中称怒江是“亚洲最天然的水道之一”、“该地区仅存的自由流淌的河流”,并引用所谓环保人士汪永晨的话称“中国为什么就不能有一条不被人类破坏的河?”仿佛保留怒江不被人为改变是一种对自然的尊敬。然而,至今为止,全世界还没有关于生态江的权威定义。
按照“不被人类破坏”这一原则界定,要做到保留生态江,不仅不能进行水电规划开发,而且不应该进行任何人为的开发建设。即便如此,事实上也很难真正做到保持原始生态。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把沿江流域的人都搬迁出去。必须承认,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想要保存整个一个流域的原始状态,确实太难了。而怒江沿线多年的人类生产活动,实质上已经破坏了怒江作为生态江的原始形态。
更重要的是,怒江是一条国际河流,其下游萨尔温江在泰国和缅甸境内。国际河流的开发与保留必然存在国际合作问题,泰国的水电人士曾明确表示“根据国际法,谁也没有权利剥夺我们合理使用萨尔温江水资源的权利”。事实上,怒江下游的泰国和缅甸早已开展了各类水电建设工程。早在中国政府暂停怒江水电开发之后的2007年,泰缅边境邻近湄索市的Haygui就开始修建名叫哈希(Hat Gyi)的水电站。该电站装机容量约为1,200兆瓦(或120万千瓦)。哈希电站于2007年年底开工,计划到2013-2014年全面投产,为泰国提供稳定的电力。
怒江流域拥有北半球绝大多数的生物群落类型,成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该地区面积仅占我国国土面积的0.4%,却拥有全国20%以上的高等植物、25%以上的野生脊椎动物;77种国家级保护动物和34种国家级保护植物。怒江中已知的48种鱼类有30多种为本区特有种,其中有4种被列入动物保护国际红皮书。
《纽约时报》称,“最大的输家可能还包括边境另一侧缅甸和泰国的数百万农民和渔民”。这一观点来源于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2006年的一篇论文。文章说“环保人士指出,在缅甸境内的萨尔温江修建水电站可能会对鱼类回游带来重大影响,进而使依赖捕鱼为生的家庭越来越难维持生计。”
然而根据我国有关研究机构的观察记载,怒江中的鱼类只有极少数是洄游性鱼类。怒江中只有一种是长途洄游性鱼类,而且这种鱼踪迹的最近几年在我国怒江已经难以发现。对于部分短途洄游性鱼类,建坝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短途洄游性鱼类完全可以到水库的支流中洄游产仔,适应新的环境。所以,怒江建水坝可能产生对于鱼类的不利影响是非常有限的。相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水电站建成之后,水坝建成后形成了水库水体面积大大增加,大部分非洄游性鱼类都会发生种群扩张,使总的渔产品产量都会大幅度的增加。这一结论,连世界上公认的反坝权威资料《大坝经济学》也不得不承认。
从这一角度看,怒江开发建坝以后水库养殖必将能吸纳的更多的劳动力,养活更多的渔民。
“文化传统”真的值得保留?
《纽约时报》引用一位名叫万里的旅店店主的话表达了对怒江地区建设水坝可能对当地人和文化造成的影响:“他们会慢慢地失去自己的文化、传统、还有生活方式,然后就剩下一个平平淡淡的、毫无生气的水库。”
这些让人难舍的“文化、传统、还有生活方式”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据一位多年从事水电工作的云南省全国人大代表考察,怒江流域傈僳族自治州98%的土地位于高山峡谷地带,土地资源十分贫乏。在狭小的陡坡地上居住着22个少数民族,总人口达45.36万人。全州有22万贫困人口,其中有12.7万人必需要易地安置才有可能摆脱贫困;有4.4万人已经基本丧失生存条件,受泥石流、滑坡危及生存的有2.3万人,还有几万农户仍居住在茅草房或杈杈屋内,至今仍保留着刀耕火种、人背马驮的原始生产生活方式,粮食年平均单产只有150公斤,生存条件极其恶劣。有相当一部分群众至今还一贫如洗,家徒四壁,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其贫困程度只能用“心痛”二字来形容。
几十年来,为扩大耕地面积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沿江两岸从江边到海拔2000米左右的原始森林已砍伐殆尽,在国家天然林保护政策实施后,当地人只能在陡坡地上壁耕生产;旅游业及民族文化的开发和发展则都因交通条件差而难有大的发展。
《纽约时报》称,大约有六万人因为修建水坝而“被迫搬离这些被江水泛滥冲刷出的肥沃低地”。而事实上,在中国山高谷深的西南地区,水系冲刷根本不可能带来什么淤积养料。相反,在贫困中挣扎的百姓,不得不把生命的希望寄托在脆弱的怒江的生态资源上。到现在为止,怒江沿岸,凡是有人聚居的区段已经被开垦得满目疮痍。正如何祚庥所说:“不把老百姓从山上请下来,他们还在刀耕火种砍伐树木,只有把居民请下来才能保护生态。”
在中国山高谷深的西南地区,水系冲刷根本不可能带来什么淤积养料。
早在水电规划之前,“生态移民”已经是怒江州政府为扭转生态—贫困—人口恶性循环局面而主动采取的重要举措。这种潜在的“生态移民”估计有12.7万人(全州需要通过易地安置以摆脱贫困的人数是127000人。其中(1),基本丧失生存条件的:44000人;受泥石流滑坡危及生存的:23000人。(2).30度陡坡地退耕还林和自然保护区需易地安置的:60000人 。
在《纽约时报》看来,数万人的移民是一个规模大到难以想象,甚至一定会产生旧有文化消亡和各种社会问题的棘手问题。而事实上,怒江地区水电开发产生的6万移民数量,不仅远远小于三峡工程时期的110万,也远小于为了长江下游性行洪的安全,退耕还湖搬迁的200万。如果考虑到我国每年上亿农民进入全国各大城市,数万人的移民规模实在难以称为“重大问题”。
怒江流域的居民
“环保主义者”们的故事
为了增强说服力,《纽约时报》引用环保人士汪永晨、国际河流组织的闫珂、以及所谓民间地质学家杨勇的话,反复表达对怒江兴建水坝的担忧,并指出建设大坝只可能是一场“灾难”。不过在听他们说话前,不妨看看这些环保人士的背景与知识。
汪永晨,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召集人。据方舟子回忆,汪永晨在反对怒江建坝的时候说道:怒江水电的发电量只有2000万度,这么一点电只要调剂一下就可以了吗,为什么为了这么一点电要把一条原生态的河流给破坏掉了呢?根据资料,怒江梯级开发的装机功率是2132万千瓦,发电量是1029.6亿度。“她连度和千瓦的概念都分不清楚,把2千万千瓦当成了2千万度,一下子把发电量降低到5000分之一。”
汪永晨和国内外一批反水坝组织甚至曾经不惜花钱找来一些龙蟠水电站的潜在移民到联合国召开的大会上去宣称他们反对金沙江上龙蟠(虎跳峡)水电站的建设。一度导致工程拖延。
国际河流组织则是一个1985年成立于美国的非政府组织,接受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它自称其使命在于“保护那些依赖河流生存的人们”,但该组织的全部工作就在于反对建坝——尤其是中国公司建设的大坝。他们甚至发行了名为《新的长城——中国海外水坝行业指南》的宣传材料,并明确希望其参与者向“中国水坝建设单位”施压、示威以及索取补偿。
至于“民间地质学家杨勇”,据知情人士透露,在中学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在重庆煤矿学校中专毕业后,曾被分配到了四川攀枝花的一个环保站。工作不到3年就迷恋上了漂流。参加了几次漂流之后,就索性辞职下海专门到国内外参与各种漂流探险。漂流探险毕竟只是一种娱乐活动,国家和社会都不可能长期资助这类活动。于是为了生计,很长一段时间内,杨勇主要从事给外国旅游、探险者当黑导游为生。自从杨勇和中国的反水坝组织勾结上之后,他就有了新的生财之路,那就是专门靠造谣诬蔑中国水电,骗取伪环保组织的各种资助。
据新闻报道的资料查阅,为了达到冒充地质专家骗人的目的,他曾冒充中国地质大学毕业生,冒充过中科学院的博士,冒充过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研究所的研究员。依靠编造虚假的专家身份,杨勇在某媒体和造谣记者的帮助下,骗取过某企业数百万美元的资助搞过“为中国找水”的欺骗活动。到头来水没找到一滴,倒让他在某电视台工作的儿子和他一起,东西南北的玩了个够。就这样一个没有干过一天地质专业工作的人,却成为了某些造谣诬蔑中国水电的记者最崇拜的地质“专家”。
目前,就是我国地质界最著名的院士,其社会知名度也远远不如这个考不上大学的骗子专家。
伪专家杨勇的骗术已经多次被揭露。早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期间,杨勇看到紫坪铺水电站大坝出现了十几公分的沉陷,就向媒体大声疾呼“大坝危险,急待评估”。该消息曾在社会上造成很大的恐慌,但对于水坝业内的工程技术人员,几乎都知道土坝出现少量的沉陷不仅是正常的,而且这将使得坝体更加密实、安全。
2003年11月底,世界河流与人民反坝会议在泰国举行,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参加的有绿家园、自然之友、绿岛、云南大众流域等。最终60多个国家的NGO以大会名义联合为保护怒江签名,此联合签名最后递交给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此专门回信,称其“关注怒江”。 随后,泰国的80多个民间NGO也就怒江问题联合写信,并递交给了中国驻泰国使馆。
我们知道任何组织都是要生存的,尤其是NGO这种民间团体。目前中国NGO的经费来源大部分是海外捐赠。据“地球村”年度报告介绍,“地球村”的经费来源主要靠国外的基金会支持。通常是做好项目策划,然后向福特基金会、美国能源基金会等组织申请经费援助,这部分占了所有经费来源的90%左右。 著名学者方舟子就此指出:他们这些“环保人士”都自称是NGO,是非政府组织,这些“环保组织”许多实际上是拿国外有政治背景组织的钱,像这样的还能不能算NGO,我觉得可以商榷。 他介绍说,“地球村”在2002年从英国驻北京大使馆获得了40.9万元的活动经费。这个“环保组织”在同一年从德国Heinrich Boell基金会获得了36万元活动经费,该基金会是隶属德国绿党的政治基金会,而德国绿党是德国的联合执政党,这不能说没有政府背景吧?
通过大坝之争,很多环保人士的确走到了前台,很多民间环保组织也声名鹊起,知名度大大提高。如此是否有了向海外机构要钱的资本呢?我们不得而知。
1/5的北海油田
《纽约时报》引用“部分环保人士”的话说,大坝形成的水库吞噬了大片森林和农田。他们称,被忽略的还有植被腐烂所产生的甲烷和二氧化碳,此类温室气体是加剧全球变暖的主要因素。但实际上只要分析怒江水电开发工程的规模和水平,就不难推知,这才是中国真正清洁能源所在。
几乎就在国务院发布《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的同时,中国也遭受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雾霾困扰。而以松塔和马吉为龙头水库,丙中洛、鹿马登、福贡、碧江、亚碧罗、泸水、六库、石头寨、赛格、岩桑树和光坡等梯级组成的“两库十三级”开发方案,全梯级总装机容量可达2132万千瓦,年发电量超过1000亿度。相当于每年开采、运输和燃烧5000万吨原煤,排放一亿吨二氧化碳。相当于我国每天要多开采、运输和燃烧近14万吨原煤。如果用55吨的火车皮来装,大约需要2490节火车皮。排起来,火车的长度相当于北京到天津距离的一半。
根据这一规划,怒江全部电站建成大约耗资900亿人民币,之后可以再其后数十年内得到稳定的电力供应。以英国为例,2013年北海油田的原油产量大约是每天200万桶左右,约合28万吨,相当于年产原油1亿吨,不计任何运输成本和损耗,全部投入发电,若按照内燃发电机40%的发电效率计算,则可产生大约5亿度电。如果计算运输和损耗,实际发电量则可能更少。
也就是说,怒江梯级电站开发产生的电能,大约相当于日产40万桶的大型油田用于发电的能量。而且比起几十年即将枯竭的油田,一旦建成,折旧期长达上百年的水电站寿命更长,且可以通过重建电站获得持续的电力供给。
如果考虑到水电比起火电的清洁环保和低碳排放,则这一工程将更具诱惑力。如果考虑到全部电站的建设成本仅为2011-2016年BP公司一家在北海油田的新增投资(10亿英镑),且运行全部13个怒江梯级电站只需3000左右工作人员。怒江电站比起需要近十万人力,每年耗资40-50亿英镑投资的北海油田,具备毫无争议的优势。
连《纽约时报》自己都不得不承认“根据中国最新的五年能源计划…..36个水电项目……装机容量加起来将是美国的两倍多。”面对中国飞速增长的需求和水电清洁环保的优势,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怒江水电站建设全面恢复的重要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