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1975年那个黑色八月（下）
2012/8/30 7:35:15 新闻来源：中国能源报
《 中国能源报 》（ 2012年08月27日 第 20 版）
洪水过后的疫病
官方数据显示，除了《遂平县志》提及“水后病死103人”外，均未提及灾后染病而死的灾民数量，而从张广友披露的官方数据的来源来看，这些数据本就未曾包含灾后染病死亡数据。迄今为止，关于七五·八溃坝事故灾后疫病而死的人数，尚无任何官方数据。
所幸，虽然当日没有留下任何新闻报道，但一位曾亲自参与救灾的医务工作者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使后人不难窥见当日疫病之凶猛：
“我们的任务是在指定的区域内扫描般地一遍遍巡诊，救治外伤伤员和其他病员。任务很重，平均下来一天要走六十里。需要救治的灾民很多，水灾中死去的人就死去了，活下来的人大多都有外伤，砸伤、挤伤、撕裂伤都有。由于天热，大多数伤口已经开始发炎和腐烂，有些外伤非常严重，而医院太少，根本容纳不了如此多伤员，剩下的活儿自然全是我们的。几乎每天都有人死去。除外伤之外，由于灾后人们无处栖身，加上尸横遍野，与苍蝇蚊子大量繁殖伴随而来的是肠炎和疟疾的暴发流行……千里平野了无生机，大地被扒光了衣服那样赤裸着，只是这里那里到处可以看见腐烂了的尸体——已经比刚下来的时候少多了。最初几天，专门调来掩埋尸体戴着防毒面具的工兵部队一个团一天只能往前推进半公里。这会儿，没来得及掩埋的尸体在八月的阳光下已经开始溶化，组织液奶油般融入周围的土地。从这些变了形的尸体上你仍然能辨认出他们是男是女。许多人保持着生命终结那一刻的最后姿势……化验员小葛是个小兵，十三岁就参军了，军龄已有四年，所以也是老兵了。老兵归老兵，毕竟没见过这阵势，她对腐尸的反应最强烈。每遇到一具尸体，她都要大叫一声，几乎呕吐，然后远远地绕开。而在绕道的时候总会遇到更多的尸体，结果惊叫不止，常常是她的惊叫比尸体本身弄得大伙更紧张。几天之后她就不再绕道了，再后来她不吐了，再后来她干脆连叫都不叫了。”（项小米，《记忆洪荒》）
天灾背后是人祸
突如其来的暴雨当然是七五·八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更关键的原因，其实是人祸。
其一，“以蓄为主”建坝的后患。在大跃进期间，中原地区遍地大筑水坝。仅1957-1959年，驻马店地区就修建了水库100多座。仅仅如此还不够，50年代初“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到大跃进时期，已经被彻底抛弃，改成了“以蓄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社队自办为主”。水利专家陈惺曾经提出过异议，认为在平原地区以蓄为主，重蓄轻排，将会对水域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地表积水过多，会造成涝灾；地下积水过多，易成渍灾；地下水位被人为地维持过高，则易于盐分聚积，易成碱灾。涝、渍、碱三灾并生结果不堪设想。但这样的忠告无人理会，“以蓄为主”迅速成了水利建设之“纲”；越重视“蓄”，就代表着越“革命”，所以，陈惺设计的驻马店境内的大型水库宿鸭湖水库，也被省水利厅一位副厅长认为原设计过于保守，擅自作了几处关键的改动。例如:他认为“闸门设计太大”，便将原设计的12孔排水闸门砍去7门，仅剩5门；再如淮河豫皖交界处的班台分洪闸，本来是按800立方米秒排水量设计，共为9孔，但由于“以蓄为主”的思想指导，水文数据被人为减小，只建造7孔；1959年水闸建成后，在1961年又人为堵闭2孔。在垮坝前夕，驻马店地委曾雨前电报通知各大型水库：“可能出现伏旱，不要轻易放水。”也是这种“以蓄为主”思路指导的后果。
其二，大跃进大炼钢铁导致水库上游植被破坏严重。张广友在随中央慰问团在灾区采访时，“有位专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次降雨量大，集中是在驻马店地区的泌阳和舞阳、确山三个县。这三个相毗邻的县境内，共有四座大型水库(即：板桥、东风、薄山、石漫滩)，同是50年代修建的。其中泌阳县境内就有两个。一个是板桥水库，另一个是东风水库。这四个大型水库这次垮坝的有两个：一个是板桥水库，另一个是石漫滩水库。而同在泌阳县境内的板桥和东风水库，一个垮了，一个没垮。那么，差不多是同一时间修建的，同一地区相距不过200里的这四座大型水库，降雨量差不多，为什么两个垮了，两个没垮？”但专家们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说了就会被扣上“质疑毛主席、质疑文化大革命”的帽子，所以，他们只能私下对张广友说：“治理江河应当是先治本，后治标，或者是标本兼治。我们这些年来实际上是只治标，不治本，或者说忽视治本。这是中国水利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种倾向。中国是个少林国家，森林覆盖率本来就很低，农业集体化中的“杀猪砍树”，“大跃进”中的大炼钢铁，以及后来学大寨中的开荒修梯田，使国土的森林和植被覆盖率大大减少，水土流失愈趋严重，结果是“吃了祖宗饭，造了子孙孽……上游山区森林植被率低，这是这次造成两座大型和50多座中小型水库垮坝的根本原因。”
（内容来源：钱钢《世界最大的水库垮坝惨案——1975年驻马店大水》、河南省水利厅编《河南“75.8”特大洪水灾害》、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驻马店五十年》。）
（胡学萃/整理）
洪水过后的疫病
官方数据显示，除了《遂平县志》提及“水后病死103人”外，均未提及灾后染病而死的灾民数量，而从张广友披露的官方数据的来源来看，这些数据本就未曾包含灾后染病死亡数据。迄今为止，关于七五·八溃坝事故灾后疫病而死的人数，尚无任何官方数据。
所幸，虽然当日没有留下任何新闻报道，但一位曾亲自参与救灾的医务工作者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使后人不难窥见当日疫病之凶猛：
“我们的任务是在指定的区域内扫描般地一遍遍巡诊，救治外伤伤员和其他病员。任务很重，平均下来一天要走六十里。需要救治的灾民很多，水灾中死去的人就死去了，活下来的人大多都有外伤，砸伤、挤伤、撕裂伤都有。由于天热，大多数伤口已经开始发炎和腐烂，有些外伤非常严重，而医院太少，根本容纳不了如此多伤员，剩下的活儿自然全是我们的。几乎每天都有人死去。除外伤之外，由于灾后人们无处栖身，加上尸横遍野，与苍蝇蚊子大量繁殖伴随而来的是肠炎和疟疾的暴发流行……千里平野了无生机，大地被扒光了衣服那样赤裸着，只是这里那里到处可以看见腐烂了的尸体——已经比刚下来的时候少多了。最初几天，专门调来掩埋尸体戴着防毒面具的工兵部队一个团一天只能往前推进半公里。这会儿，没来得及掩埋的尸体在八月的阳光下已经开始溶化，组织液奶油般融入周围的土地。从这些变了形的尸体上你仍然能辨认出他们是男是女。许多人保持着生命终结那一刻的最后姿势……化验员小葛是个小兵，十三岁就参军了，军龄已有四年，所以也是老兵了。老兵归老兵，毕竟没见过这阵势，她对腐尸的反应最强烈。每遇到一具尸体，她都要大叫一声，几乎呕吐，然后远远地绕开。而在绕道的时候总会遇到更多的尸体，结果惊叫不止，常常是她的惊叫比尸体本身弄得大伙更紧张。几天之后她就不再绕道了，再后来她不吐了，再后来她干脆连叫都不叫了。”（项小米，《记忆洪荒》）
天灾背后是人祸
突如其来的暴雨当然是七五·八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更关键的原因，其实是人祸。
其一，“以蓄为主”建坝的后患。在大跃进期间，中原地区遍地大筑水坝。仅1957-1959年，驻马店地区就修建了水库100多座。仅仅如此还不够，50年代初“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到大跃进时期，已经被彻底抛弃，改成了“以蓄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社队自办为主”。水利专家陈惺曾经提出过异议，认为在平原地区以蓄为主，重蓄轻排，将会对水域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地表积水过多，会造成涝灾；地下积水过多，易成渍灾；地下水位被人为地维持过高，则易于盐分聚积，易成碱灾。涝、渍、碱三灾并生结果不堪设想。但这样的忠告无人理会，“以蓄为主”迅速成了水利建设之“纲”；越重视“蓄”，就代表着越“革命”，所以，陈惺设计的驻马店境内的大型水库宿鸭湖水库，也被省水利厅一位副厅长认为原设计过于保守，擅自作了几处关键的改动。例如:他认为“闸门设计太大”，便将原设计的12孔排水闸门砍去7门，仅剩5门；再如淮河豫皖交界处的班台分洪闸，本来是按800立方米秒排水量设计，共为9孔，但由于“以蓄为主”的思想指导，水文数据被人为减小，只建造7孔；1959年水闸建成后，在1961年又人为堵闭2孔。在垮坝前夕，驻马店地委曾雨前电报通知各大型水库：“可能出现伏旱，不要轻易放水。”也是这种“以蓄为主”思路指导的后果。
其二，大跃进大炼钢铁导致水库上游植被破坏严重。张广友在随中央慰问团在灾区采访时，“有位专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次降雨量大，集中是在驻马店地区的泌阳和舞阳、确山三个县。这三个相毗邻的县境内，共有四座大型水库(即：板桥、东风、薄山、石漫滩)，同是50年代修建的。其中泌阳县境内就有两个。一个是板桥水库，另一个是东风水库。这四个大型水库这次垮坝的有两个：一个是板桥水库，另一个是石漫滩水库。而同在泌阳县境内的板桥和东风水库，一个垮了，一个没垮。那么，差不多是同一时间修建的，同一地区相距不过200里的这四座大型水库，降雨量差不多，为什么两个垮了，两个没垮？”但专家们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说了就会被扣上“质疑毛主席、质疑文化大革命”的帽子，所以，他们只能私下对张广友说：“治理江河应当是先治本，后治标，或者是标本兼治。我们这些年来实际上是只治标，不治本，或者说忽视治本。这是中国水利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种倾向。中国是个少林国家，森林覆盖率本来就很低，农业集体化中的“杀猪砍树”，“大跃进”中的大炼钢铁，以及后来学大寨中的开荒修梯田，使国土的森林和植被覆盖率大大减少，水土流失愈趋严重，结果是“吃了祖宗饭，造了子孙孽……上游山区森林植被率低，这是这次造成两座大型和50多座中小型水库垮坝的根本原因。”
（内容来源：钱钢《世界最大的水库垮坝惨案——1975年驻马店大水》、河南省水利厅编《河南“75.8”特大洪水灾害》、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驻马店五十年》。）
（胡学萃/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