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一个寻常的周六中午，记者意外地接到西南地区某小水电协会会长徐军（化名）的电话。他一开口就说，“我想聊聊我们省的小水电，说说没娘的孩子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当天上午，从外地赶回来的他，看了《小水电困局》的系列报道后，特意委托秘书联系记者，希望能够在电话中向记者反映当地小水电的情况。

　　8月13日，能源周刊推出专题报道《小水电困局》，在覆盖四川、贵州、云南、江西、浙江等省市小水电的调查的基础上，从电价、环保、监管等三方面剖析了小水电缘何深陷亏损泥淖。

　　50分钟的通话里，徐军虽有时会提高声调，但更多的时候是在用平淡的语气和记者唠叨。作为一个小水电行业的资深研究者，他一再强调要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角度全面地看待小水电。

　　徐军说，正是由于投资体制与管理体制不匹配，才使得民营资本的介入扰乱了“一池春水”。

　　在小水电发展的前两个阶段，主要是出于解决农村用电难题而投建项目，一般无关乎投资回报，小水电的开发利用“按部就班”的推进着。

　　近年来，民营资本逐渐取代国有资本，在小水电市场中份额日趋增加。逐利的民资本可以刺激市场活力，但在相应的配套管理体制未能出台或有效落实的情境下，蜂拥而上的民营资本“跑马圈河”，一切似乎乱了套。

　　徐军对此感触颇深。在他看来，电价、税收、利息等方面延续旧制无疑会加重民营资本的负担，加之行业分配不公，小水电的利润空间一再缩减，多省亏损运营，苦不堪言。

　　其实，小水电更像一个没娘的孩子，“谁都管，谁都不管。”能源局、发改委、水利部、环保部都只管理其中的一方面，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主管部门“大家长”对小水电的生存发展问题进行长远、科学的规划与管理。

　　徐军说，这次匆匆从外地赶回省里，是由于当地政府又在试图通过协商的方式压低小水电电价，让利给地方国有企业和支柱性产业。他希望本报能够帮助呼吁，给小水电企业留一些生存空间。

　　“救市可以理解，但不是小水电企业不想让利，是根本无利可让。几厘钱看似不多，可对于已经低到底的价格怎么降？”隔着电话，记者还是可以感觉到徐军的不满，但更多的是深深地无奈，最后化成一阵苦笑。

　　徐军说，当生存成为难题的时候，小水电企业根本没有钱去搞管理体制改革、员工培训、技改、植被恢复等。对这些问题，他并不回避，甚至认为，“四无”电站，也并非全是民营资本逐利的错。“审批、设计、验收成本已经占到总投资成本的20％，手续越来越繁琐、复杂，经常是电站建成了，手续还没完全拿下来。”

　　审批、核准、验收的标准与要求至今不统一，虽不至于“无法可依”，但具体要求很模糊。

　　仅以验收标准为例，目前普遍采用的还是2000年的国标标准，但该标准适用于25万千瓦以上装机的大型水电站，对低于25万千瓦的中小水电站参照执行。而小水电如何参照执行，至今未有配套细则出台，混乱是不言而喻的。

　　徐军告诉记者，去年某市120余座水电站面临验收，通过率尚不足6％。但未通过验收的水电站因当地电力供应紧张并未关停，仍在运行，这样的“四无”电站在西南并不鲜见。

　　“小水电现在效益不好，难过；效益好了，也同样难过。”徐军说，就目前的市场环境而言，小水电企业能做的很有限。管理体制不顺，没有“大家长”的小水电的日子怎么过，还得看接下来的政策。(王彩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