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潘家铮（李永立）
2012/8/1 7:59:01 新闻来源：中国能源报
李永立 《 中国能源报 》（ 2012年07月30日 第 20 版）
我知道潘家铮的名字是在1985年他调到水利电力部任总工程师的时候。我见到潘总是在那以后的一次办公厅支部大会上，他由史大桢部长和娄溥礼副部长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知道他长什么样儿。听他读着入党志愿书，我就想起小时候看的那部电影《创业》里的章总。真的，在那时年轻的我的心里，有大学问的人模样就应该像章总那样――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说话时字字到位，准确精练。
潘总刚到部里来的时候由陈东平当秘书，我还在机要室管文件。有一天我看到东平拿着一篇写得工工整整的稿子去复印，就问了一句。东平说，潘总写了篇散文，想去复印。并告诉我：“这篇东西特有意思，复印完给你看看”。那次看到的稿子就是收在《春梦秋云录》里的一件童年趣事，我一下就被那幽默的语言和风趣的情节迷住了。当时我就想，要能在他身边工作，一定能学到很多东西。没想到，在若干年后居然成真。1993年4月，组织上真的把我安排到潘总身边工作了，而且这一呆就是近二十年，直到现在。这么多年来我与他朝夕相处，使我有机会细细地体会、感受一位大师的思想和风采。
当秘书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帮他整理讲话和文章，并输入到计算机里，以便修改和保存。就在整理、录入、校对过程中，我有机会、也必须细读每一篇文章，这使我弄明白了一件事：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听他的讲话。
一个无畏的知识分子
1996年4月下旬，潘总的胆囊炎又犯了。史大桢部长去医院看望时建议，河南渑池有个专治胆结石的医院，建议他去那里看病，并可在附近三门峡的一个电力疗养院休养一下。
要是看过《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的人就会知道，渑池就是蔺相如在“完壁归赵”后陪同赵王与秦王相会之地。为什么整理潘总的文章时能让我想起蔺相如？有两个原因：一是这本《文选》（注：《潘家铮院士文选》）的第一篇文章《为扭转我国质量下降的现象而斗争》，就是他撑着病躯在渑池三门峡电业局疗养院那窑洞式的房子里写的。1996年的5月26日，他把写好的稿子让我寄出去。寄前我认真地看了一遍，说句实话，真把我吓了一跳。文章的内容我不能全记住，只有那一句振聋发聩的“质量问题是政治问题，党和政府要承担责任”的话让我过目不忘。即使现在，我们党已十分开明，人民的民主意识也大大增强，仍很少有人在文章中直接点执政党的名的。细想一想，那确实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可是在当时说出那样尖锐的话，况且是白纸黑字，万一再有个运动，那可真是铁证如山了。我现在想起来都心有余悸，在把稿子发出去之前，还特意到他房间里问了一句，有的话要不要改，他回答很干脆：“一字不改”。那天我觉得这稿子在我手里沉甸甸的，本来可以由疗养院里的服务台代发，可我不放心，专门坐了一个“摩的”到陕县县城的邮局里用挂号信寄发给了《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杂志社。我还盼着杂志社的编辑们胆子小点，把文章里的某些“罪言”删掉呢。
在这篇文章发表几个月后，工程院的一位同志对我说：“朱总理前几天来院参加一个会议，还问潘家铮来了没有……”。再后来，大概在1997年初，我看到国务院下发了一个文件《质量振兴纲要（1996年――2010年）》。
让我想起蔺相如的第二个原因，是我又想到我国历朝历代总有一批知识分子以国家、民族的兴衰为己任，直到忘己舍身。这些人在生活上可能表现得很谦和，与世无争。可是当遇到关系国家和民族大局问题时却又表现出异乎常人的无畏。
在潘总身边工作以后，我常惊异于他的敢言。无论是《为扭转我国质量下降的情况而斗争》还是《新春寄语》、《我们需要再反一次党八股》，或者是一些反对伪科学的文章，都能看到他对政治失误和社会不良行为毫不留情的抨击。
更有意思的是，我曾有机会读到他早年写的一部诗歌评论《积木山房诗话》的手稿，里面也有他自已的诗句，我记得那里边有这样一联:“身遭劫后难言勇，情到深时不觉痴”。当时我想到的是，这是经历过磨难的人的人生总结，难怪俗语里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话，没经历过挫折和磨难的人才会由于不知深浅而表现出无所畏惧的样子。可是，后来看到他写的内容尖锐的文章越来越多，与那联诗对照，我不禁困惑，像潘总他们这一代经历过“反右”和“文化大革命” 两次“触及灵魂”的冲击的知识分子，无论在心灵和肉体上都受过磨难和煎熬，按理说应是锋芒尽褪了，可是为什么写出来的文章还如此锐利，何曾有半点儿“难言勇”的怯懦，倒是有些“不觉痴”的味道。
十八年奋战 圆了三峡梦
我记得1997年三峡工程大江截流前一个多月，很多新闻媒体要配合截流的宣传做一些节目，纷纷前来采访潘总。10月14日，三峡总公司技术委员会在北京的紫玉饭店开会，中央电视台的人马前来采访拍摄，主持的记者就是白岩松。在采访结束时，白岩松很随意地问了潘总一句：截流时您会不会坐在主席台上呀？潘总说：这要看情况和安排，也许不会吧。没想到，这个回答竟一语成谶。半个月以后，也就是10月31日，潘总因胆囊炎急性发作住进了医院，因为情况紧急，当天晚上就被推进了手术室。那一天晚上，钱正英副主席和汪恕诚部长一直守候在手术室外，直到凌晨1点医生出来报告手术成功后才离开。这一天距大江截流只有八天。这八天对于潘总来说留下了一个终生的遗憾。他太爱三峡工程了，那是他晚年魂牵梦萦的一个地方。若把三峡工程建设比做一场战役的话，他岂止是一个战士，他是这场战役指挥集体中的一员，一位参谋长。可是，就在大决战到来之前，只差八天，他病倒了，不能亲临那个战场了。可以想象得出，这在他心中留下了多大的遗憾啊。
潘总手术后非常虚弱，一直躺在病床上。一天早上他为难地对我说：“小李，去问问护士，8号那天能不能借咱们一台电视机，看一看大江截流。”我找了医院，对方还不能解决。正好那天陆延昌副总经理到医院看望，临走时对我说：“潘总无论需要什么东西，有什么要求，直接跟我说。”我说：“他只想8号那天能借一台电视，看看三峡截流。”陆总动情地说：“我回去就让办公厅的同志送来”。当天，总值班室的同志就把电视送到了病房。
11月8日那天，潘总早早儿的就醒了，让我给他打水盥洗，又让我把电视机打开，把病床摇高，然后就靠在那儿，静静地等着。截流的直播开始了，他就一直靠着床静静地看。不知饿、不说话，也没有表情，从早上8：00看到晚上5：00。那一天，他的心情我无从揣摩，但是，看着他手术后明显消瘦而苍白的脸，看着他那聚精会神的样子，我忍不住想流泪，我觉得他一下子老了很多，我从他身上看到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事业心和爱国心。
潘总老了吗？是的，年龄上是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大江截流后过4天，就是他整七十岁的生日。容貌上也是老了，身体瘦了虚了，精神上有些疲惫了。但是，他的工作责任心丝毫未减。大江截流后的第二天，他就让我把笔和稿纸拿来，说工程院那边还有许多事情必须完成。当他实在无法执笔时，就躺在病床上叫我坐在床边说：“我写不了，我说，你记。”他说一句，我就记一句，那天记下来的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道德行为准则》的初稿。有谁能想到，这个约束几百名工程院院士的准则的草稿是他躺在病床上拟就的呢。当然，这个准则不收录在这部文选中，如今已作为指导工程院院士行为的重要文献收录在中国工程院的年报里。
常常有人问我：“你跟潘总这么多年了，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总觉得难以启齿。我想说我学会了做人，可是又怕人家笑话。“都什么年代了，真本事没学到，学做人，太迂腐了吧？”确实，在潘总这样的大学者身边呆十年，双博士学位都应该读出来了，可是我既愚又惰，只取得了个函授研究生称号，似乎是荒废了大好时光。但是，我多少也学了些东西，首先还就是怎么做人，这是从文章背后学到的。
如果非要问我学到点什么实质性内容的话，还有一个回答：“学会一点思维方法”。这么说同样可能引人发笑：认为幼稚或吹牛。是的，思维是非常深奥的学问，我只不过从潘总身上和文章中学到一点点，略有心得而已。这一点点就是唯物辩证法，就是要在思维中有意识地应用一点辩证法。当然，知识产权是马克思的，大家也都读过点辩证法，但真要运用它去分析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就很难做到。潘总不是哲学家，可我总觉得他的言行深符辩证原则，在他熏陶下，潜移默化地也影响了我。当然，要达到自然而然地运用，且能融汇贯通、得心应手，那又是一个更高的境界了，是目前我所不能企及的。
(注：该文为潘家铮同志秘书给《潘家铮院士文选》写的跋，题目为编者所加，文章有删节。)
我知道潘家铮的名字是在1985年他调到水利电力部任总工程师的时候。我见到潘总是在那以后的一次办公厅支部大会上，他由史大桢部长和娄溥礼副部长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知道他长什么样儿。听他读着入党志愿书，我就想起小时候看的那部电影《创业》里的章总。真的，在那时年轻的我的心里，有大学问的人模样就应该像章总那样――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说话时字字到位，准确精练。
潘总刚到部里来的时候由陈东平当秘书，我还在机要室管文件。有一天我看到东平拿着一篇写得工工整整的稿子去复印，就问了一句。东平说，潘总写了篇散文，想去复印。并告诉我：“这篇东西特有意思，复印完给你看看”。那次看到的稿子就是收在《春梦秋云录》里的一件童年趣事，我一下就被那幽默的语言和风趣的情节迷住了。当时我就想，要能在他身边工作，一定能学到很多东西。没想到，在若干年后居然成真。1993年4月，组织上真的把我安排到潘总身边工作了，而且这一呆就是近二十年，直到现在。这么多年来我与他朝夕相处，使我有机会细细地体会、感受一位大师的思想和风采。
当秘书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帮他整理讲话和文章，并输入到计算机里，以便修改和保存。就在整理、录入、校对过程中，我有机会、也必须细读每一篇文章，这使我弄明白了一件事：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听他的讲话。
一个无畏的知识分子
1996年4月下旬，潘总的胆囊炎又犯了。史大桢部长去医院看望时建议，河南渑池有个专治胆结石的医院，建议他去那里看病，并可在附近三门峡的一个电力疗养院休养一下。
要是看过《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的人就会知道，渑池就是蔺相如在“完壁归赵”后陪同赵王与秦王相会之地。为什么整理潘总的文章时能让我想起蔺相如？有两个原因：一是这本《文选》（注：《潘家铮院士文选》）的第一篇文章《为扭转我国质量下降的现象而斗争》，就是他撑着病躯在渑池三门峡电业局疗养院那窑洞式的房子里写的。1996年的5月26日，他把写好的稿子让我寄出去。寄前我认真地看了一遍，说句实话，真把我吓了一跳。文章的内容我不能全记住，只有那一句振聋发聩的“质量问题是政治问题，党和政府要承担责任”的话让我过目不忘。即使现在，我们党已十分开明，人民的民主意识也大大增强，仍很少有人在文章中直接点执政党的名的。细想一想，那确实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可是在当时说出那样尖锐的话，况且是白纸黑字，万一再有个运动，那可真是铁证如山了。我现在想起来都心有余悸，在把稿子发出去之前，还特意到他房间里问了一句，有的话要不要改，他回答很干脆：“一字不改”。那天我觉得这稿子在我手里沉甸甸的，本来可以由疗养院里的服务台代发，可我不放心，专门坐了一个“摩的”到陕县县城的邮局里用挂号信寄发给了《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杂志社。我还盼着杂志社的编辑们胆子小点，把文章里的某些“罪言”删掉呢。
在这篇文章发表几个月后，工程院的一位同志对我说：“朱总理前几天来院参加一个会议，还问潘家铮来了没有……”。再后来，大概在1997年初，我看到国务院下发了一个文件《质量振兴纲要（1996年――2010年）》。
让我想起蔺相如的第二个原因，是我又想到我国历朝历代总有一批知识分子以国家、民族的兴衰为己任，直到忘己舍身。这些人在生活上可能表现得很谦和，与世无争。可是当遇到关系国家和民族大局问题时却又表现出异乎常人的无畏。
在潘总身边工作以后，我常惊异于他的敢言。无论是《为扭转我国质量下降的情况而斗争》还是《新春寄语》、《我们需要再反一次党八股》，或者是一些反对伪科学的文章，都能看到他对政治失误和社会不良行为毫不留情的抨击。
更有意思的是，我曾有机会读到他早年写的一部诗歌评论《积木山房诗话》的手稿，里面也有他自已的诗句，我记得那里边有这样一联:“身遭劫后难言勇，情到深时不觉痴”。当时我想到的是，这是经历过磨难的人的人生总结，难怪俗语里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话，没经历过挫折和磨难的人才会由于不知深浅而表现出无所畏惧的样子。可是，后来看到他写的内容尖锐的文章越来越多，与那联诗对照，我不禁困惑，像潘总他们这一代经历过“反右”和“文化大革命” 两次“触及灵魂”的冲击的知识分子，无论在心灵和肉体上都受过磨难和煎熬，按理说应是锋芒尽褪了，可是为什么写出来的文章还如此锐利，何曾有半点儿“难言勇”的怯懦，倒是有些“不觉痴”的味道。
十八年奋战 圆了三峡梦
我记得1997年三峡工程大江截流前一个多月，很多新闻媒体要配合截流的宣传做一些节目，纷纷前来采访潘总。10月14日，三峡总公司技术委员会在北京的紫玉饭店开会，中央电视台的人马前来采访拍摄，主持的记者就是白岩松。在采访结束时，白岩松很随意地问了潘总一句：截流时您会不会坐在主席台上呀？潘总说：这要看情况和安排，也许不会吧。没想到，这个回答竟一语成谶。半个月以后，也就是10月31日，潘总因胆囊炎急性发作住进了医院，因为情况紧急，当天晚上就被推进了手术室。那一天晚上，钱正英副主席和汪恕诚部长一直守候在手术室外，直到凌晨1点医生出来报告手术成功后才离开。这一天距大江截流只有八天。这八天对于潘总来说留下了一个终生的遗憾。他太爱三峡工程了，那是他晚年魂牵梦萦的一个地方。若把三峡工程建设比做一场战役的话，他岂止是一个战士，他是这场战役指挥集体中的一员，一位参谋长。可是，就在大决战到来之前，只差八天，他病倒了，不能亲临那个战场了。可以想象得出，这在他心中留下了多大的遗憾啊。
潘总手术后非常虚弱，一直躺在病床上。一天早上他为难地对我说：“小李，去问问护士，8号那天能不能借咱们一台电视机，看一看大江截流。”我找了医院，对方还不能解决。正好那天陆延昌副总经理到医院看望，临走时对我说：“潘总无论需要什么东西，有什么要求，直接跟我说。”我说：“他只想8号那天能借一台电视，看看三峡截流。”陆总动情地说：“我回去就让办公厅的同志送来”。当天，总值班室的同志就把电视送到了病房。
11月8日那天，潘总早早儿的就醒了，让我给他打水盥洗，又让我把电视机打开，把病床摇高，然后就靠在那儿，静静地等着。截流的直播开始了，他就一直靠着床静静地看。不知饿、不说话，也没有表情，从早上8：00看到晚上5：00。那一天，他的心情我无从揣摩，但是，看着他手术后明显消瘦而苍白的脸，看着他那聚精会神的样子，我忍不住想流泪，我觉得他一下子老了很多，我从他身上看到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事业心和爱国心。
潘总老了吗？是的，年龄上是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大江截流后过4天，就是他整七十岁的生日。容貌上也是老了，身体瘦了虚了，精神上有些疲惫了。但是，他的工作责任心丝毫未减。大江截流后的第二天，他就让我把笔和稿纸拿来，说工程院那边还有许多事情必须完成。当他实在无法执笔时，就躺在病床上叫我坐在床边说：“我写不了，我说，你记。”他说一句，我就记一句，那天记下来的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道德行为准则》的初稿。有谁能想到，这个约束几百名工程院院士的准则的草稿是他躺在病床上拟就的呢。当然，这个准则不收录在这部文选中，如今已作为指导工程院院士行为的重要文献收录在中国工程院的年报里。
常常有人问我：“你跟潘总这么多年了，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总觉得难以启齿。我想说我学会了做人，可是又怕人家笑话。“都什么年代了，真本事没学到，学做人，太迂腐了吧？”确实，在潘总这样的大学者身边呆十年，双博士学位都应该读出来了，可是我既愚又惰，只取得了个函授研究生称号，似乎是荒废了大好时光。但是，我多少也学了些东西，首先还就是怎么做人，这是从文章背后学到的。
如果非要问我学到点什么实质性内容的话，还有一个回答：“学会一点思维方法”。这么说同样可能引人发笑：认为幼稚或吹牛。是的，思维是非常深奥的学问，我只不过从潘总身上和文章中学到一点点，略有心得而已。这一点点就是唯物辩证法，就是要在思维中有意识地应用一点辩证法。当然，知识产权是马克思的，大家也都读过点辩证法，但真要运用它去分析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就很难做到。潘总不是哲学家，可我总觉得他的言行深符辩证原则，在他熏陶下，潜移默化地也影响了我。当然，要达到自然而然地运用，且能融汇贯通、得心应手，那又是一个更高的境界了，是目前我所不能企及的。
(注：该文为潘家铮同志秘书给《潘家铮院士文选》写的跋，题目为编者所加，文章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