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阵能源战略防中国能源安全受到威胁
2012/4/1 8:25:14 新闻来源：新华网
王康鹏 韩子遇 刘丽丽 陈少智
[导读]能源安全，素来与石油息息相关。如何保障每年进口的石油，不因战争、游资炒作等因素发生价格剧烈波动和断供，已成中国能源安全需要考量的首要问题。
能源安全，素来与石油息息相关。
1974年11月，国际能源署在石油危机中成立，首次提出“以稳定原油供应和合理价格”为中心的能源安全概念。四十年后，能源安全的重要意义今非昔比。
经济学家们发现，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依靠本国资源来满足发展需求。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每一次经济衰退，都发生在油价涨到峰值之后。而能源资源价格高位急跌，企业加快去库存，与实体经济衰退相互作用，加重了经济危机。
如果仅从石油来看，2012年，中国石油对外依赖度，达到56.5%。业界公认的原油对外依存度，上限不宜超过60%。
“维护13亿人口能源资源永续利用，是永恒的忧患。”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如是认为。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看，任何一个大国崛起，都难以摆脱能源高消耗。2012年，即便中国将GDP增速计划降为7.5%，但能源总消费增长率，也不会低于4%。专家预计，中国能源消费峰值出现，可能还需要再等30年。
“从长期来看，到2020年，在最重要的45种矿产品中，我国仅有6种能够基本自给。即使是我国储量丰富的煤炭资源，也可能需要大量进口。”国内一位能源专家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如何保障每年进口的石油，不因战争、游资炒作等因素发生价格剧烈波动和断供，已成中国能源安全需要考量的首要问题。
2012年年初，世界未来能源峰会上，温家宝总理提出，各国应考虑在G20的框架下，建立全球能源市场新机制。
这被外界看作是在全球能源大变局下，中国高层的应对思路。
另一个不同于石油危机时代的情况是，全球已经进入“低碳时代”。在实现现代化路程中，过于依靠石油煤炭等高碳能源，也成为中国能源安全一大软肋。
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提出要“优化能源结构，推动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安全高效发展核电，积极发展水电”。
而美国以非常规天然气实现能源独立的道路，亦值得中国借鉴。
世界能源大变局中，作为能耗大户的中国，能源安全亟需“顶层设计”。
全球能源新版图
持续数月的伊朗石油禁运风波仍未休止。
记者 王康鹏 韩子遇
3月24日，美国再度施压，坚持要对仍大量进口伊朗石油的国家进行制裁，并抛出了12国黑名单，要求这些国家必须减少从伊朗的石油进口。黑名单中，中国排在前列。
这对中国，绝不是个简单问题。美国所要求的减少石油进口，触及的是中国能源安全底线，必需的能源需求如何得到保障？
2011年，中国近六成的石油消费，依赖从国外进口。这其中，包括有来自伊朗的石油。
而对美国来说，即使中东局势再紧张，对其能源安全的冲击也不那么致命。
因为，美国能源供应的80%左右，已经由本土解决。
目前，美国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占其进口总量的比例，已降至15%以下。
中美截然不同的处境背后，是全球能源格局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依托“能源独立”战略和非常规油气的大规模开发，北美地区已崛起为可跟中东比肩的全球能源高地，世界能源、经济乃至地缘政治版图正在悄然而变。
“能源的安全运输、有效供给和市场稳定，符合新兴经济体、发达国家和能源输出国的共同利益，也有利于消除经济危机的隐患和影响。”年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出席世界能源峰会时指出，各国可考虑在G20的框架下，建立全球能源市场新机制。
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在国际场合系统阐述中国未来能源发展战略，这被外界看作是在全球能源大变局下，中国高层的应对之策。中国，亟需在世界能源新棋局中占有主动。
能源供应版图之变
中东，当之无愧的“世界油库”，这里储存着石油资源1740亿吨，天然气资源量128万亿立方米，分别占到全球的1/3和1/4。在全球能源市场，中东地区举足轻重，世界石油供需能否保持稳定平衡，与中东息息相关。
正因如此，中东地区一直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敏感神经所在。为了保护好自己的能源供应安全，美国不惜劳师远征，一次次在中东地区燃起战火，中东历次战局背后，无不飘荡着石油黑金的影子。
而如今，事情正在发生着微妙变化。中东油气在美国能源供应版图中的重要地位，正在逐步弱化。从奥巴马政府的一系列举措看，美国在石油进口上似乎出现了明显的“去中东”之势。
2001年，美国从中东进口的原油达到历史最高值266.4万桶/天，在总进口中的比重为28.6%。
此后，美国从中东进口的原油数量及其占总进口的比重，均呈现下降趋势。至2010年，该比例已下降至18.5%，十年间下降超过10个百分点。
2011年，美国从中东进口的石油比例继续下降，为15%左右，中东波斯湾成为了美国原油进口削减幅度最大的地区。与此同时，美国本土的能源产出持续增长，“能源独立”战略一步步成形。
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2011年，其国内原油产量比上年上升3.6%，至每天平均570万桶，为2003年以来最高。天然气产量从2007年的20.2万亿立方英尺，上升至2010年的22.4万亿立方英尺，一度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
“美国的能源供应，正在静悄悄地发生革命性转变，其对中东等高风险地区的进口依赖明显减弱，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棋。通过来源多元化，美国在能源政策上的自由度在增加。”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评价说。
曾经严重弭患“中东石油依赖症”的美国，何以完成了如此变化？
这与美国政府已坚持多年的“能源独立”战略不无关系。
2005年，美国通过《能源政策法》，正式确立了面向21世纪的长期能源政策，控制能效、保障能源供应成为重点。2007年，美国政府再度出台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能源独立与安全法案》，可再生能源产量目标大幅度提高。
奥巴马上台后，提出了更高的能源安全要求和更加明确的能源独立战略。
“保证美国能源供应安全的惟一办法，是永久性地减少对石油的依赖”，而解决办法之一，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寻找和生产更多石油”，“以将我们国家从对外国石油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并控制我们的能源未来”。在公开演讲中，奥巴马如此说。
在此战略指导下，美国的能源自给率不断上升。2011年前10个月，美国能源自给率达到历史性的81%，这是美国自199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11年全年，美国整体能源自给率为78%，“能源独立”战略已见成效。
“美国本土的能源产量增长，大大增加了美国的能源安全系数。从全球能源市场来讲，这是一股新的重要力量，首先是会增加市场供应，这对中国等依赖海外能源进口的国家来说，也有着积极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能源战略专家夏义善说。
与美国相邻的加拿大，同样正在崛起为全球能源市场中新的“生力军”。通过真正实现大规模的油砂开采，加拿大油砂产油量目前已达150万桶/天，超过卡扎菲时代之前利比亚的石油出口总量。
公开资料显示，加拿大仅西部阿尔伯特（Alberta）省的油砂资源剩余可采储量，就达到1431亿桶，这使得加拿大石油储量在全世界排名第三，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预计到2015年，加拿大油砂产量还将继续增长至210万桶/天。
美国本土油气产量的大幅度增加和加拿大油砂的规模化开采，使北美地区在世界能源供应版图上迅猛崛起，全球能源结构因此而重塑。北美地区成为油气新一极，而中东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地位开始有所下降。
“最迟2020年、最快2013年底，美国石油和汽油的生产量就将超过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美国将成为世界领先的能源生产商；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石油开采量的激增，将使得北美地区成为‘新中东’”。花旗发布的报告中这样预测。
硬币的两面
北美地区能源产量的迅速增加，美国本土能源自给率的提高以及对中东石油进口依赖度的减弱，正在对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深远影响，这一影响将带来全球能源格局之变。
“美国能源独立，对中国等能源消费大国不是一件坏事。北美能源产出增加后，将改善全球的能源供应状况，有利于抑制国际能源价格因短缺而上涨。目前，北美地区的天然气价格已经比其他市场低了不少。”夏义善告诉记者说。
美国减少对中东石油进口，给中国增加进口提供了机会。中东国家的石油产能，将有能力更多地从美国转向中国这样的石油需求大国。
迹象可以从“石油王国”沙特阿拉伯得到例证。2009年底，中国从沙特阿拉伯进口的石油量，首次增至每日100万桶以上，而沙特对美国石油出口20年来首次降到每日100万桶的水平以下，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沙特最大的石油出口国。
不过，如果就此得出美国“能源独立”就完全利好中国的结论，恐怕是没有看到硬币的另一面。
“美国减少中东石油进口，对中国确实是一个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是需要付出成本的，中国不可能坐享其成。中国在中东拿的油多了，相应的在这个地区需要承担的国际责任也会增加。”陈凤英说。
在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经济发展与战略中心主任高士宪看来，美国石油进口“去中东化”本身就是一个两面性的东西。
“当美国石油安全系于中东之时，它不会容许中东出现失控。但当美国减少从中东进口石油后，这一地区的重要性，至少在能源安全上的重要性，对美国来说就会减弱，它对这一地区的安全保障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强。美国可能会容许一个局势更加混乱的中东存在，这是中国需要面对的挑战。”高士宪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那么，缺少了美国的强势存在后，维护能源安全的重担，将由谁来承担？未来中东地区的能源供应是不是安全的？怎么保障能源战略通道的畅通无阻？这一切，已成为中国在这场能源大变局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2011年，中国石油表观消费量为4.7亿吨，增速虽低于近十年7.1%的
平均增速，但同比增长仍达到4.5%；原油表观消费量估计在4.54亿吨，同比增长3.4%。也就在这一年，中国原油的对外依存度突破了55%，进口量超过2.5亿吨。
在进口来源上，中国的海外油源主要集中在中东和非洲，进口份额分别为51%和24%，这两地的石油进口占中国石油进口量的3/4。同时，“世界油库的阀门”霍尔木兹海峡、“东方直布罗陀”马六甲海峡等油气战略通道是否畅通无阻，也是影响中国能源安全系数的因素。
“中国对能源安全不能掉以轻心，对重要油气来源地和油气战略通道的保障，需要占据主动。” 夏义善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推动全球能源治理
“在这场全球能源大变局中，受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国。能源安全问题，越来越明显地具有全球性质，亟需通过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机制和框架来实施全球治理，实现各国能源集体安全。”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副司长范必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在中国决策层面，构建起全球性的能源安全机制，已经成为重要的路径选择方向。
有专家认为，当前，很多有关能源资源的全球议题还停留在讨论层面，很多国际组织只具有论坛性质，缺乏约束力和实质治理作用。国际能源资源领域出现的贸易纠纷、投资争端，还很难在统一的框架下得以有效协调。
许多国际组织认识到：能源资源的全球性自由流动，亟待国际组织发挥国际协调和政策制定的统领约束作用。很多国际性组织已开始有意识地制定有约束力和影响力的能源技术标准、产业政策、管理制度和交易规则，但受组织本身影响力所限，这些约束规则还只能局限在区域范围内。
而无论是能源资源的供应国还是消费国，国际组织还是研究机构，只要参与能源资源产业链，都是寻求己方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主体，客观上有可能损害他方的利益。要确保每个参与主体利益最大化，而不使任何参与者受到损害，就要从全球治理的高度，确保能源资源市场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平衡能源资源市场参与方的共同利益。
2012年1月16日，第五届世界未来能源峰会在阿布扎比开幕，各国政要、能源企业巨头云集。会议的亮点之一，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会议并讲话。这也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出席该峰会。
“为了稳定石油、天然气市场，可考虑在G20的框架下，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建立一个包括能源供应国、消费国、中转国在内的全球能源市场治理机制。要通过协商对话，制定公正、合理、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构建能源市场的预测预警、价格协调、金融监管、安全应急等多边协调机制，使全球能源市场更加安全、稳定、可持续。”温家宝发出呼吁。
这是中国政府领导人首次在国际场合系统阐述中国未来能源发展战略，并提出了解决未来能源问题的现实性建议。由此，这也被外界看作是在全球能源大变局下，中国高层作出的应对之策。
“在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中,G20顺利实现了制度升级，成为应对危机的主要平台，并初步显示了治理成效，国际社会普遍接受G20成为今后开展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由于G20的权力结构和制度建设具有成本优势，在该框架下构建全球能源资源市场治理机制具有可行性。”范必对记者指出。
在G20中，包括美、日、德等能源资源的主要消费国家与地区，俄、澳、沙特等全球重要的资源输出型国家，还包括了中国、印度等非常关注能源安全的11个新兴经济体国家。
能源安全问题，对G20国家有着非常广泛的共同关切基础。
如果此构想顺利成行，可望有效应对全球能源格局变化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也为中国能源安全提供全球性的集体保障。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能源外交研究中心主任、前驻俄罗斯武官王海运接受采访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治理机制，非常符合中国的能源安全主张。中国主张各种不同类型国家实现共同能源安全，这就要求能源供应国、消费国、中转国必须加强协调、实现互补。
在一份由范必牵头撰写的研究报告中提出，应在G20框架下，制定公正、合理、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形成大宗能源资源市场的预测预警、价格协调、金融监督、安全应急等多边协调机制，使全球能源资源市场更加安全、稳定、可持续。
其中，安全，包括供给安全，及时、充足、经济地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能源资源；利用安全，在开发、生产、转换、仓储、运输、消费等各个环节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
稳定，包括价格稳定，减少暴涨暴跌引发风险；供需稳定，保持生产与消费供需平衡；政策稳定，有效协调各国政策及相关标准，减少不确定性风险。可持续，包括能源资源的合理开采、高效利用，全产业链相关参与方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报告建议，将全球大宗能源资源市场治理机制纳入G20框架下，需要分步骤实施，分阶段推进。中国政府应当积极推动，有所作为。中方可在国际场合，按照双边与多边相结合的原则，就建立能源资源市场治理机制与G20国家积极磋商，在适当的多边场合，向国际社会正式提出建立这一机制的建议，并积极推动其付诸实施
全球大宗能源资源市场治理机制的框架设想
第一，建立信息通报机制。在能源资源供应市场中，建立全球信息沟通机制，提高能源资源交易的透明度，减少或取消对能源资源市场的行政干预或垄断。建立全球能源资源交易数据库，协调各国通报能源资源的生产、消费数据，要求有关机构公布交易头寸、保证金数额等重要指标。加强对需求预测，引导消费需求，保障市场的稳定供应。
第二，建立价格协调机制。制定市场竞争规则，建立价格平抑机制。进一步放开价格管制，打破个别国家和企业对某些能源资源的价格垄断。建立能源资源期货市场和全球储备体系，当价格波动严重异常时，通过增加保证金头寸、动用储备等措施，缓解价格波动。建立各国能源资源的补贴、生产、贸易、投资政策的协调机制，防止各国单独制定政策产生的外部性。
第三，建立金融监督机制。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与能源资源市场体系改革联系起来，建立全球能源资源衍生品市场的金融监督机制，加强对资本流动和金融创新的监督，防止能源资源过度金融化和杠杆化，减少金融或矿业寡头对商品市场的大肆投机和价格操纵行为。
第四，建立安全应急机制。建立全球能源资源安全应急机制，制定必要的应急预案，针对能源资源运输供应过程中的突发事件开展联合演练。各相关国家要及时通报安全信息，例如威胁海、陆运输通道安全的犯罪活动，地震海啸等不可抗力引发的供应中断，以及其他原因造成的大范围环境损害等。
第五，建立合理消费机制。引导国际能源资源消费趋向清洁、低碳化，在国际社会建立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国民经济体系。推行绿色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形成节约环保型社会组织体系。
第六，建立自由开放的贸易投资机制。进一步放开价格管制和管道限制，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建立区域和全球能源资源统一市场。。。
G20即20国集团，1999年12月16日在德国柏林成立，由原八国集团以及其余十二个重要经济体组成。20国集团成员涵盖面广，该集团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占到了全球90%，贸易额占全球的80%，已成为全球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
页岩油埋葬石油产量峰值说花
旗近期发布报告，分析北美石油产量大增的影响。花旗认为页岩油的突破粉碎了石油产量峰值说这一支撑石油价格长期走高的理念。国内石油产量大增使得美国进口大幅减少，将推动WTI-Brent价差进一步拉大。FT认为美国对国外能源依赖减少将大幅改善经常账户收支，从而支撑美元走强，改变美元与油价之间负相关的关系，影响美联储超宽松货币政策，深远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
1.北达科他州正在埋葬石油产量峰值（peak oil）的理念，前者正在引领美国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石油生产商。
全球石油生产已经达到峰值或正在达到峰值的理念支撑着油价长达十年的上行趋势中的大部分。这一理念被供给总是不能达到各国政府和IEA设定的乐观预测的事实所支撑。IEA总是习惯于对来年非OPEC国家石油供给做出大幅增长的预测，但总是在接下来18个月里面将这些预测值调低。
2. 这一模式看起来面临变化，主要是由于美国新的页岩油的开发。来自页岩油（以及附带的页岩气）的产量增长非常迅速，带动美国石油总产出上升，即使是在阿拉斯加和加州的传统石油产量继续其结构性下滑和墨西哥湾石油产量刚刚从漏油事故后缓慢回升的情况下。
此次美国石油产量飙升的主要驱动力量是页岩油，包括北达科他（Bakken），德克萨斯（Eagle Ford和Permian Basin）等。
3.花旗预期美国石油产量将大幅超出预期，并预期行业的预期将大幅落后于现实情况，正如多年来对待页岩气那样。
自2000年代中期起，公司开始将改革了整个美国天然气供给图景的破碎技术应用到页岩油生产。这一成果已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石油生产国。
页岩油产量的上升已经显著影响了石油市场，来自于Bakken和Eagle Ford以及其他地方的石油，是导致WTI油价与Brent油价以及全球其他原油价格指数脱钩的关键驱动因素。
没有这些产量的增加，美国石油进口量将比现在高出1百万桶/每天。随着页岩油产量加速增长，花旗预期产量到2020年至少将上升2百万桶/天，其对油价影响力将更大。墨西哥湾的石油产量回升将可能导致额外增加1.7~2百万桶/天的产量。如果对加州页岩油开发的政治障碍被克服，那么有望再增加1百万桶/天。
4.供给大幅上升导致需求下降，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其影响。国内产量上升已使得美国净石油进口总额从2007年中期超过1300万桶/天下降到2011年末的800万桶/天，美国如今已在过去60年以来第一次成为炼油产品的净出口国。国内需求中由进口石油满足的比例从2005年的60%下降至2011年的45%。
花旗预期美国进口要求将进一步下降，随着美国越来越接近自给自足以及墨西哥湾石油产量上升，花旗预期WTI与Brent之间的价差将达到更高的水平，类似美国天然气与欧洲之间的模式。
能源独立之路
构建在G20框架下的集体能源安全机制，是中国应对全球能源变局的外部努力，而要为中国的能源安全再加码，立足国内、力争能源独立则不可偏废。能源安全概念的由来，与石油危机有关。1974年11月，国际能源署（IEA）在石油危机中成立，首次提出“以稳定原油供应和合理价格”为中心的能源安全概念。
记者 刘丽丽 韩子遇 陈少智
而在当下中国，能源安全并非石油这般简单。2012年1月的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说，“必须要增强忧患意识；维护13亿人口能源资源永续利用，是永恒的忧患”。
中国的能源资源条件，为典型的“富煤、缺油、少气”。对此，2005年12月2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有关能源形势与能源安全问题的报告中，提到“节约优先、立足国内、煤为基础、多元发展”的十六字方针。
这一系列方针，在2007年的《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中再次得到体现。
目前，《中国能源“十二五”规划》尚未出台；而现在看，针对中国资源禀赋和现实国情制定的十六字方针，并不过时。
“煤老大”与“硬缺电”
2012年3月22日，国家能源局发布了《煤炭工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接近能源局的专业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该规划的草案早已成型，但内部争议较为激烈，修改频频，导致现在才出台。
《规划》提出，“十二五”主要目标，是到2015年，我国煤炭生产能力达到41亿吨/年，形成10个亿吨级、10个5000万吨级大型煤炭企业。
在“十一五”末的2010年，世界煤炭产量达53.3亿吨标准煤，比2005年增加9.5亿吨，其中，中国占这一增量的74.7%。
煤炭是中国的主体能源，在一次能源结构中占70%左右。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煤老大”主体能源地位不会改变。
中国生产的煤炭，一半用于火力发电。在火电总装机占全国70%、发电量占80%的情况下，怎么评价煤炭对中国能源安全的作用，都不过分。 “2012年，煤炭供应没有问题”。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有关人士对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全国生产供应能力远期看也没有问题，“需要担心的反倒是煤炭过剩”。
中国煤协解释说，中国用煤高峰期的供应紧张，并非因为缺煤，而是因西北地区、尤其是晋陕蒙等地的煤炭产量过于集中，交通运输瓶颈制约所致。
“比如山西煤炭资源整合，整合前产6亿多吨煤，现在整合完后，能产8亿多吨。”中国煤协有关人士说，今后数年，随着产能释放，中国煤炭产量还会稳步增加。
多年来，中国电力体制改革进展缓慢，电价市场化机制尚未建立，导致煤电之争日益白热化，政府对煤炭市场的干预力度不得不不断加大。今年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中电国际董事长李小琳表示，由于煤价连续上涨，火电亏损严重，发电积极性受挫，“硬缺电”态势开始显现，国家中长期电力保障堪忧。
中电联出具的材料显示，我国火电投资规模在2005年为2271亿元，2008年降至1679亿元，降幅为21.99%；2011年再降至历史低位1054亿元。
2011年，缺电一度席卷全国，已经成为中国能源安全第一隐患。业内估计，今夏的中国电力缺口，可能达到4000-5000万千瓦。中电联统计部主任薛静认为，火电新增规模大幅减小
、投资下降过快，因发电能力不足而造成的“硬缺电”现象，在所难免。采访中，多位专家认为，必须尽快推进中国电力体制改革，实现电价市场化，使得燃料成本得以顺利疏导。
然而，要维持煤电的中国能源老大地位，环境问题目前又成为第一制约。比如煤炭，大规模开采引发的水资源破坏、瓦斯排放、煤矸石堆存、地表沉陷等，对矿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煤炭燃烧还产生大量二氧化碳等有害气体，使得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压力巨大。
2012年1月1日，新修订的《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开始实施。与2003年旧标准相比，新标准大幅收紧了氮氧化物、二氧化硫和烟尘的排放限值。
按环保部官员的公开说法，这一新标准中的每个控制限值均有对应的成熟、可靠的控制技术；火电行业虽然需要增加环保投入，但总体而言，产生的减排和环境效益与企业的投资强度相比，达标成本处在合理水平。
不料，新标准施行3个月以来，中国火电行业叫苦连天。煤电价格倒挂已使火电企业大面积亏损；新的环保标准在他们看来是雪上加霜。
大唐集团总经理翟若愚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表示，如果要达到最新环保要求，中国现役煤电机组中约94%的机组需要进行除尘器改造，80%的机组需要进行脱硫改造，90%的机组需要进行脱硝改造。
“十二五”期间，发电企业在这方面的一次性投资费用需要达到2000~2500亿元，每年增加的运行费用约900亿—1100亿元。翟若愚说，“发电企业要完成‘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恐怕力不从心”。
中电联秘书长王志轩公开撰文称，新标准过于严格，并不合理。“过高的环保要求只能使火电企业倒闭或者造假”。
中电联初步测算估计，按照新标准，需要完成环保设施改造的煤电机组共约6亿多千瓦，要在2年半的时间内实现达标排放几乎不可能。
火电行业的表态，令环保部门压力骤增。
在中国，火力发电所用原煤超过煤炭总消耗量的1/2，排放的二氧化硫占全国总排放量大约1/2，其它如烟尘和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排放量所占比重也较高。火电行业的节能减排成效，直接影响国家“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能否完成。
回归传统能源？
今年两会，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2年要“优化能源结构，推动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安全高效发展核电，积极发展水电，加快页岩气勘查、开发攻关，提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比重，加强能源通道建设，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
报告中的非化石能源，并未提到近年来一度风光无限的光伏、风电，而是强调核电和水电。
事实上，中国的光伏和风电产业，眼下并不“开心”。
目前，新能源已成为产能过剩治理的重点目标；风电和多晶硅生产设备已从“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中删除。
新能源阶段性退潮，是前期极度膨胀导致产能过剩埋下的苦果，缺少了有效市场支撑，一哄而上吹起的新能源“麻烦缠身”。
国内风机整机制造商，目前达80家，风叶、塔筒制造商100多家，每年产能超过3000万KW，三倍于年装机量；多晶硅项目遍布全国，已建和在建的项目年总产能将达17万吨，超过当前全球销量的2倍。
产能过剩成定局，洗牌已经开始。
新能源的软肋，在于成本过高，主要依靠政府补贴维持简单再生产。其适度降温，回归经济的清洁能源水电和核电，回归以清洁煤为基础的火电，越来越成为业界共识。
目前，回归传统能源、挖掘更多的增长潜力，是当下维护能源安全的权宜之计。从政府的举措看，目前已经显露出明显的转向迹象，冰封数年的水电项目审批正在重启。
“十一五”期间，中国水电一度被妖魔化，曾有环保官员宣称其比火电污染还要严重；而如今，我国水电建设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国家全面加速了水电项目的审批。未来5年，中国水电将开工建设1.6亿千瓦。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即将发布的“可再生能源‘十二五’”规划提出，在“十二五”期间，将有超过60个的重点水电站开工建设。
进入2012年，随着政策上的逐渐走强，核电新建项目审批的重启声也日渐高亢。
2012年2月以来，整个核电行业发展的利好不断。据一位接近国家核安全局的人士透露，在2月中旬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之前由环保部讨论并原则性通过的《核安全规划》被要求再度修改。《核电中长期规划》已上报国家发改委。这样，两大支撑核电项目重启的基础性文件，目前均已明朗起来。
2月21日，国家能源局宣布，全面启动在运在建核电站应对超设计基准事故安全技术研发计划。
一位接近国家能源局的专家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此计划首批设立项目共计13项，预计将在2013年前后完成，且研发成果将向我国核电在运在建机组推广，“届时，‘二代+’核电站，将会在总体上满足国际公认的三代核电安全标准要求”。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到2015年，中国必须将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提升到11%左右，否则无法完成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达15%及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降低40%-45%的目标。
“节能是最大的能源”
在曾培炎提出的能源安全十六字方针中，“节约优先”排在第一位。
国家信息中心一位能源专家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要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引导合理能源消费的理念，过于浪费和高耗能的产业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调整压力。
有能源行业人士认为，在工业化中期制定能源消费总量限额，类似“刻舟求剑”。而华北电力大学教授曾鸣则认为，国际惯例确实没有天花板机制，但中国还要依据中国国情来办，“能源消费总量天花板机制，基本符合现阶段或者不久的将来中国能源供应安全、提高效率和节能减排的整体盘子”。
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帮助各类用电终端不断提高用能效率，在满足同样产出的情况下，减少能源投入，减少排放，即需求侧管理（DSM）。
“喊了20年，需求侧管理始终在中国没有真正开展起来”。曾鸣1991年就在欧洲做需求侧管理研究，回国后虽然做了几十个课题，但需求侧管理现在才真正得到重视。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吴钟瑚表示，可把能源总量控制看作是一种强制推进节能的方法，“但从操作层面讲难度非常大，必须有措施控制存量和增量”。
吴钟瑚认为，“十一五”的节能目标虽然基本实现，但也采取了一些行政和非常规的手段。 “真正有效的，法规之外，还是要靠行政命令。”吴钟瑚说，“完全靠市场推动有障碍，比如节能设备有市场需求，但价格高，节能不节钱，老百姓不买”。
另一个节能的高招，是合同能源管理。这是真正的舶来品，1997年受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的支持开始在国内试行，由当时的国家经贸委牵头，组织北京、山东、辽宁三家公司做试点。
所谓合同能源管理，就是节能服务公司出资为业主进行节能改造，业主将未来节约的能源费用作为节能服务公司的收入。
“从1997年的三家公司，到2004年几十家公司，到2010年四五百家，现在已经有2000多家。”中能联盟节能减排咨询中心副主任兰绍辉介绍该行业的快速发展时说。
但该模式在中国也遭遇水土不服。兰绍辉说，“主要是钱要不回来”，部分企业缺乏诚信，这导致该行业一直在探讨如何降低风险。
据中电联统计，2011年中国全社会用电量4.69万亿度，比2010年增长11.7%；人均用电量3483度，比2010年增加351度，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BP 2030世界能源展望》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能源赤字将增加8亿吨油当量，全球一半以上的液体燃料需求将来自中国，中国在所有类别的燃料上的能源短缺都将扩大5倍。
“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他山之石
更长远来看，中国的能源独立之路，或可学习美国的“能源独立”样本。加速非常规油气的开发，可以作为中国在能源新棋局中的下一个重点布子方向。
美国“能源独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开发的突飞猛进。在美国，产量爆发式增长的页岩气在能源市场上带动了一场革命。 2006年至2010年间，美国页岩气产量从1万亿立方英尺上升至4.8万亿立方英尺，占2010年美国天然气总产量的23%，如果拿2010年产量和2000年产量对比，则翻了12倍。
统计数据表明，因为页岩气的大发展，使美国在2009年已经超越俄罗斯，成为全球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预计到2035年，美国页岩气在天然气总产量的比重要上升到49%，成为天然气生产的绝对主力，美国将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
“美国页岩气能够取得大发展，政府给予了很好的补贴政策、开采技术的突破性进展等，都是有利因素，更重要的是，美国本土的丰富页岩气资源储量是前提。值得庆幸的是，中国也存在着这样的资源禀赋，这为中国下一步提升能源安全提供了资源基础。”国土资源部油气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车长波说。
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中国页岩气储量评估活动结果，我国陆上页岩气的地质资源潜力为134.42万亿立方米，可采资源潜力为25.08万亿立方米（不含青藏区），与美国页岩气24万亿立方米的可采资源潜力大体相当，也与我国常规天然气资源潜力大致相当。按照中国当前天然气消费量计算，如果完全开采，25万亿立方米页岩气可供中国使用近200年。
2012年3月16日，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和国家能源局研究制定的《页岩气发展规划(2011—2015年)》正式对外发布，由此启动了中国版“页岩气革命”。该规划在“十二五”能源分规划中率先出台，显示了中国政府对其的厚望。
“加快页岩气勘查、开发攻关”，亦被写入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页岩气发展规划(2011—2015年)》指出，2015年我国将探明页岩气地质储量6000亿立方米，可采储量2000亿立方米，产量规划目标为65亿立方米；展望2020年，我国页岩气产量预计将达到1000亿立方米规模。
“‘十二五’末期65亿立方米的产量，绝对数并不是太高，但要看到目前页岩气开发基本是才起步，页岩气产业需要尊重规律、循序渐进的来做。长远看，如果能达到千亿立方米开采规模，中国的能源结构有望由此改变，中国有这样的潜力。”车长波说。
在2011年6月，我国进行了首次页岩气探矿权招标，包括中石油、中石化等在内的6家国内企业参与了投标。据了解，在数月之内国土资源部还将举行第二轮页岩气区块招标，同时，我国政府正在制定一项向页岩气开发企业提供补贴的政策。
如果我国的“页岩气革命”由此顺利发动，中国在全球能源安全棋局上有望成为与美国一样的重要角色，中国的能源安全将有新保障。按照《页岩气发展规划(2011—2015年)》，2020年我国页岩气产量有望达600亿—1000亿立方米，届时将占到天然气消费总量20%—30%。预计到2030年，产量有望与常规天然气相当，与美国接近，中国的能源独立将不再是一个梦。
两个软肋
“中国能源安全的软肋，在于能源体制缺乏顶层设计。”中国电监会信息中心统计分析处处长杨名舟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目前我国能源体制“问题不少”。杨名舟说，我国能源立法滞后，战略缺失，规划滞后，发展无序，能源政策和能源决策受质疑；而权责不明的管理机制，使能源市场化改革步子不大，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难以实现。 杨名舟认为，只有推进能源市场化改革，才能真正实现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的变革。
在电力行业，应该建立竞争、开放的电力市场，改革电价形成机制，建立同网同质同价的新的电价体系，形成电网吸纳新能源的新体制。
而在油气行业，应该加快油气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减少政府对油气价格的直接干预；成立全国性的管网公司，实行输配分开，打破地域垄断，鼓励三大石油天然气集团进入对方区域开展业务，形成全方位的竞争格局；放宽民营资本进入石油天然气和非常规天然气勘探、开采、管网输送、石油化工、油品流通领域（包括批发和零售环节）的限制；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天然气管网的建设，同时加强对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的管网设施的价格监管；建立完善石油安全预警机制和战略石油储备制度。
对于煤炭行业，应建立煤炭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促进煤炭清洁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使我国煤炭工业在国家总体能源战略中的基础性地位得以体现。杨名舟认为，“当前能源市场化改革已到了攻坚阶段”。
除了体制，多位专家认为，环境问题，亦是我国能源安全的一大软肋。
“我国能源消费主要是以煤炭和石油为主，目前看这两类能源继续增长的空间已经受到限制。环境压力、运输交通限制，煤炭产能增长不能无限制地扩大。对石油的消费，目前产能已经超过2亿吨，再提高，只能是缩短资源利用年限。”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能源战略专家夏义善说。
在中国能源新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如何平衡发展与环保，环保部门一直在寻找答案，而这答案恐怕不会来得那么简单。
煤电纠结于排放污染，核电、水电纠结于安全环评，页岩气虽已经做出国家发展规划，但其开发过程中，地下水也面临巨大污染可能。
2011年，指责中国排放标准滞后、油品含硫过高的声音不绝于耳。原本明确的柴油车国4排放标准实施时间表，被一推再推。最近的一次是2012年1月10日，环保部发布公告推迟到2013年7月实施。环保部解释的原因是“市面上根本没有足够的、达到相应标准的柴油供应”。
中国环科院副研究员岳欣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负责制订和管理油品质量标准的机构，是全国石油产品和润滑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280)，TC280的秘书处机构是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隶属中国石化。
TC280的人员构成中，石化行业代表占比超过90%；来自环保部门和汽车行业的成员占比不到7%。在有关油品标准的制订审议过程中，没有表决机制，来自环保部门的代表是否签字后才能通过等，也没有统一规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主任周宏春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中国能源行业仍然需要继续大发展。当前，北美人均年能源消费量超过10吨标准煤，欧洲为5吨标准煤，而中国还不到3吨标准煤。“环保部的职责，则是在保证发展的前提下，尽量减轻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环保测试水电样本
在中国非化石能源中，水电是当之无愧的“一哥”。但“十一五”期间的怒江环评论战，一度使其发展被蒙上一层阴影。
记者 刘丽丽 韩子遇
而屡屡发生的电荒，以及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使得水电投资开始加速。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2012年要“安全高效发展核电，积极发展水电”。这意味着，在中国能源安全版图中，水电仍被认为是“最靠谱”的清洁能源之一。
日前，国家发改委核准了大渡河、金沙江流域的5个大中型水电项目，累计装机达到580万千瓦，动态总投资超过600亿元。
事实上，上述5个项目在“十一五”已动工，但因环评、移民等问题导致无法顺利施工。此次核准后，国电集团麾下的大渡河枕头坝一级水电站首台机组可在明年并网发电。
今年1－2 月，中国的水电投资同比增长近100%。
水电加速开闸，与2011年中国三个节能减排指标没有完成不无关系。根据国家能源局的规划，2012年将核准2000万千瓦水电；而在2007年－2009年，这个数字分别为234万、724万和737万千瓦。中电联新近发布的电力工业“十二五”滚动研究报告认为，清洁能源尤其是水电投资加大，将是“十二五”期间乃至“十三五”期间的电源投资趋势。
环保部门的看法则不一样，甚至环保部与各省环保局之间，亦看法不同。
2012年1月6日，环保部下发了一份《关于进一步加强水电建设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通知》中将积极发展水电的原则定为“生态优先、统筹考虑、适度开发、确保底线”；明确规定，“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及其他具有特殊保护价值的地区，原则上禁止开发水电资源”。此前的2011年10月18日，环保部联合国家发改委下发了《河流水电规划报告及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暂行办法》，再次强调水电环评。
对环保部而言，经济发展带来的能源需求增长、步步紧逼的节能减排，以及呼声渐高的生态保护，矛盾一直存在。
开闸疑云
对于2012年的水电审批开闸前景，各方看法不太一致。
“怒江项目至今还没动静。我们有专门一个公司，几十个人在那边蹲了七八年，等着国家政策开闸。”华电集团一位高管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自2003年国家发改委论证怒江水电开发以来，怒江一直是“反坝派”和“主坝派”争议的焦点。此后怒江水电开发搁置，但多年来各界对怒江关注的热度依然不减，甚至成为2008年全国公务员考试的申论试题。
“十一五”期间，规划核准开工的水电项目应该为7000万千瓦，实际批准了4300万千瓦，而开工只有2000多万千瓦。因怒江论战导致的“十一五”水电开发低潮，被业内人士称为中国水电“失去的五年”。
中国承诺2020年把非化石能源比重提高到15%的大背景下，能源行业需要解决的难题，从来没有今天这样两难。按照规划，“十二五”期间水电需要开工1.6亿千瓦（含抽水蓄能4/1），但2011年只完成了1268.24万千瓦，不到8%。
对于工期短则五六年、长则十来年的水电建设而言，2012年似已进入了能否完成任务的关键时段。
“已是收获的时节。”负责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的二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一高管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目前在建的官地和锦屏二级水电站今年就要并网发电，其他项目还在报批过程中。
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公司有关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目前梨园水电站的环评报告已经通过，“阿海大约到今年6-9月就可正式商业运行；一直争论的两家人和龙盘，还在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层面做比选，还没有结论意见”。
“2012年会成为水电开发高峰年。”华电集团高管认为，中国火电投资已经连续6年下降，风电、太阳能有各种局限，核电受福岛核泄漏事故的影响，还有不确定因素，“现在最有效的还是发展水电，否则下一步的电荒会可能更严重”。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一位专家说，“今年的项目会比去年多。能源局定了2000万千瓦的目标，现在要围绕目标倒推项目，把宏观指标落实到具体的区域、河流、项目上。”他认为，“水电建设周期长，只有提前动手，2020年才有可能实现目标”。
“从现在趋势看，‘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可能很难完成。”中国水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说，“实际操作起来，每个项目都比较困难，不容易通过审批；水电开发周期长，前几年不开工，都加到后几年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水电，不是说我们想发展水电就能发展的，要看现在的环境。”国家能源局一位官员似乎“话中有话”。
环评“闸门”
2012能否出现水电开发高潮，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过环评关”。
“在做好生态保护和移民安置的前提下，积极发展水电”，《“十二五”规划纲要》如是表述，而具体到操作层面，却远比一句话复杂得多。
2011年10月，环保部联合国家发改委印发了《河流水电规划报告及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暂行办法》，这是对于河流水电开发规划环评审查专门加以限制和规定的第一份文件。
此《暂行办法》对2009年通过的《规划环评条例》进行了细化，水电项目所在的流域开发规划环评通过审查，成为项目环评审批的前置条件。在明确要求开展规划环评的10个行业中，水电居冠。
2012年1月6日，环保部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水电建设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要求不仅规划要进行环评，已经批准的规划如进行重大调整的，还应重新进行环评；对水电开发历史较早、未开展水电开发规划环评的流域，还应组织开展流域水电开发的回顾性环评研究。未来，各地环保部门在受理、审批水电项目“三通一平”和水电建设
项目环评文件时，必须同时出具发改委的“路条”、流域规划环评审查意见或流域回顾性环评研究成果。
2011年初，环保部污防司副司长凌江对外表示：“水电的污染，在某种程度上比火电的污染还要严重。”此说曾引发广泛争议。
“从国家角度，加强水电环保监管，肯定没错；但如果因为环保问题，完全阻碍了水电的发展，就有些片面了。”一位中电联资深专家说，“水电作为清洁能源，从开发技术、大坝技术、设计技术来看，中国都是世界上一流的”。
对于环评标准的大幅提高和细化，大部分水电开发企业态度暧昧。
“我们一个公司开发一条江，一条江上中下游分段环评，单个项目也要做，层层做环评。我们和其他公司不一样，要考虑整个流域，环评的要求更高一些。”负责雅砻江梯级水电建设管理的二滩水电公司一高管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我们平时也是按照这个做的”。
“大坝里都留了专门的鱼道，建设了鱼类放流站，植物也做了保护和回迁，坝区绿化也搞得很好，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华电集团一位高管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环保投入比过去成倍增加，水电造价大幅度上升”。 “水电本身就是个环保工程。如果不建水电，要烧掉多少煤和油？”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公司一位高管说，“水电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通过不断完善对环保的要求，会越来越少”。
有“水电斗士”之称的张博庭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大环境还是受到一些极端环保人士的影响，把水电的负面因素过分夸大，甚至妖魔化”。
核准之殇
“核准比审批复杂。”一位长期负责项目核准的水电开发企业高管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国家政策说优先发展水电，但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核准比较难”。
2004年投资项目审批改革后，核准制开始实施，凡是不使用政府投资的项目，一律不再审批，而是区别情况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
旨在简化审批流程的改革，在一些企业看来却未取得应有效果。
在核准制下，水电开发企业上项目前，要先获得发改委同意开展前期工作的文件，即“路条”；然后凭“路条”分别到国土、环境、工商等部门办理行政许可，最后由发改委核准通过。
而此前的审批制，只要发改委通过审批，项目就具备了合法性。
2009年6月被“环评风暴”叫停的鲁地拉水电项目，从2006年开始建设，到2012年1月最终核准，历经6年。
核准周期为什么这么长？上述长期负责项目核准的水电开发企业高管表示，“实行审批制时，有电力部作为主管部门，会牵头做这些事。现在没有电力部。”
“审批制实施多年，是一套很成熟的程序，批的人知道怎么办，被批的人也知道怎么办。”该高管认为，“改为核准制后，国家各部委都不清楚权限到底在哪个范围，什么该核准，什么不该核准；报批单位也弄不清楚该怎么办，今天补一个文件，明天补一个材料，过程比较长”。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一名资深设计专家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核准制的项目申请报告里，有很多附件和配套的支撑材料，比如环评、土地等审查，“审查不是纯技术的，是牵扯到方方面面利益、观点、想法的协调，地方政府、林业部门、环保部门等都有自己的意见”。
“希望批的快一点，真正落实优先发展原则，不要久拖不决。”华能集团一高管建议，“如果项目不符合国家政策，确实不能干，就彻底叫停，不要拖着，一些企业投了好几十个亿在里面，如果拖着就要不停投钱进去，损失更大”。
张博庭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2012年2月刚通过发改委核准的鲁地拉电站，其实早就把环评报告交上去了，“但数年没音信，最后是地方政府批准了截流，结果在2009年环评风暴中成了未批先建的违规工程”。
讨论平台
中国水电面临的问题，还有移民。
国家能源局一名干部“很慎重”地说：“现在水电站移民涉及人数比较多，成本也非常高。如果不做好移民工作，水电发展很困难”。
“安置一个移民，现在大概需要20万元，这还不包括未来的长效补偿。”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公司的一名高管说。
“现在不少水电站的移民安置费用，已经超过工程建设费用；移民费用成倍超概算。”华电集团有关人士表示。
水电开发的规则标准和配套法律法规不够健全，是水电发展面临的问题之一。华电集团上述人士认为，移民问题最好能通过国家立法确定补偿标准，“现在各地标准不一。毕竟企业承受能力有限，如果成本大到没有经济开发价值了，还开发什么？”
据华电集团人士介绍，“水电项目的造价，过去每千瓦大约六七千元，现在已经涨到八九千元，甚至超过一万元”。
张博庭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美国的3个水电开发机构——工程师兵团、垦务局和田纳西流域管理局，都是联邦政府部门，“各做各的，不在一个州里互相竞争；中国目前是全流域竞争，就出现了种种问题。”
亦有人认为，水电大发展的背后，有着强大的利润和利益集团推动。2011年，在来水普遍偏枯的情况下，五大发电集团的水电板块，除华电因贵州水电来水特枯亏损外，其余全部盈利；而2010年，五大发电集团水电板块均是十几个亿的盈利。
“还是应该提供一个讨论的平台。”对于诸多争议，中电联有关人士表示，“不要像过去那样，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而是要综合考虑水电开发的问题”。
（财经国家周刊）
[导读]能源安全，素来与石油息息相关。如何保障每年进口的石油，不因战争、游资炒作等因素发生价格剧烈波动和断供，已成中国能源安全需要考量的首要问题。
能源安全，素来与石油息息相关。
1974年11月，国际能源署在石油危机中成立，首次提出“以稳定原油供应和合理价格”为中心的能源安全概念。四十年后，能源安全的重要意义今非昔比。
经济学家们发现，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依靠本国资源来满足发展需求。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每一次经济衰退，都发生在油价涨到峰值之后。而能源资源价格高位急跌，企业加快去库存，与实体经济衰退相互作用，加重了经济危机。
如果仅从石油来看，2012年，中国石油对外依赖度，达到56.5%。业界公认的原油对外依存度，上限不宜超过60%。
“维护13亿人口能源资源永续利用，是永恒的忧患。”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如是认为。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看，任何一个大国崛起，都难以摆脱能源高消耗。2012年，即便中国将GDP增速计划降为7.5%，但能源总消费增长率，也不会低于4%。专家预计，中国能源消费峰值出现，可能还需要再等30年。
“从长期来看，到2020年，在最重要的45种矿产品中，我国仅有6种能够基本自给。即使是我国储量丰富的煤炭资源，也可能需要大量进口。”国内一位能源专家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如何保障每年进口的石油，不因战争、游资炒作等因素发生价格剧烈波动和断供，已成中国能源安全需要考量的首要问题。
2012年年初，世界未来能源峰会上，温家宝总理提出，各国应考虑在G20的框架下，建立全球能源市场新机制。
这被外界看作是在全球能源大变局下，中国高层的应对思路。
另一个不同于石油危机时代的情况是，全球已经进入“低碳时代”。在实现现代化路程中，过于依靠石油煤炭等高碳能源，也成为中国能源安全一大软肋。
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提出要“优化能源结构，推动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安全高效发展核电，积极发展水电”。
而美国以非常规天然气实现能源独立的道路，亦值得中国借鉴。
世界能源大变局中，作为能耗大户的中国，能源安全亟需“顶层设计”。
全球能源新版图
持续数月的伊朗石油禁运风波仍未休止。
记者 王康鹏 韩子遇
3月24日，美国再度施压，坚持要对仍大量进口伊朗石油的国家进行制裁，并抛出了12国黑名单，要求这些国家必须减少从伊朗的石油进口。黑名单中，中国排在前列。
这对中国，绝不是个简单问题。美国所要求的减少石油进口，触及的是中国能源安全底线，必需的能源需求如何得到保障？
2011年，中国近六成的石油消费，依赖从国外进口。这其中，包括有来自伊朗的石油。
而对美国来说，即使中东局势再紧张，对其能源安全的冲击也不那么致命。
因为，美国能源供应的80%左右，已经由本土解决。
目前，美国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占其进口总量的比例，已降至15%以下。
中美截然不同的处境背后，是全球能源格局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依托“能源独立”战略和非常规油气的大规模开发，北美地区已崛起为可跟中东比肩的全球能源高地，世界能源、经济乃至地缘政治版图正在悄然而变。
“能源的安全运输、有效供给和市场稳定，符合新兴经济体、发达国家和能源输出国的共同利益，也有利于消除经济危机的隐患和影响。”年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出席世界能源峰会时指出，各国可考虑在G20的框架下，建立全球能源市场新机制。
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在国际场合系统阐述中国未来能源发展战略，这被外界看作是在全球能源大变局下，中国高层的应对之策。中国，亟需在世界能源新棋局中占有主动。
能源供应版图之变
中东，当之无愧的“世界油库”，这里储存着石油资源1740亿吨，天然气资源量128万亿立方米，分别占到全球的1/3和1/4。在全球能源市场，中东地区举足轻重，世界石油供需能否保持稳定平衡，与中东息息相关。
正因如此，中东地区一直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敏感神经所在。为了保护好自己的能源供应安全，美国不惜劳师远征，一次次在中东地区燃起战火，中东历次战局背后，无不飘荡着石油黑金的影子。
而如今，事情正在发生着微妙变化。中东油气在美国能源供应版图中的重要地位，正在逐步弱化。从奥巴马政府的一系列举措看，美国在石油进口上似乎出现了明显的“去中东”之势。
2001年，美国从中东进口的原油达到历史最高值266.4万桶/天，在总进口中的比重为28.6%。
此后，美国从中东进口的原油数量及其占总进口的比重，均呈现下降趋势。至2010年，该比例已下降至18.5%，十年间下降超过10个百分点。
2011年，美国从中东进口的石油比例继续下降，为15%左右，中东波斯湾成为了美国原油进口削减幅度最大的地区。与此同时，美国本土的能源产出持续增长，“能源独立”战略一步步成形。
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2011年，其国内原油产量比上年上升3.6%，至每天平均570万桶，为2003年以来最高。天然气产量从2007年的20.2万亿立方英尺，上升至2010年的22.4万亿立方英尺，一度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
“美国的能源供应，正在静悄悄地发生革命性转变，其对中东等高风险地区的进口依赖明显减弱，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棋。通过来源多元化，美国在能源政策上的自由度在增加。”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评价说。
曾经严重弭患“中东石油依赖症”的美国，何以完成了如此变化？
这与美国政府已坚持多年的“能源独立”战略不无关系。
2005年，美国通过《能源政策法》，正式确立了面向21世纪的长期能源政策，控制能效、保障能源供应成为重点。2007年，美国政府再度出台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能源独立与安全法案》，可再生能源产量目标大幅度提高。
奥巴马上台后，提出了更高的能源安全要求和更加明确的能源独立战略。
“保证美国能源供应安全的惟一办法，是永久性地减少对石油的依赖”，而解决办法之一，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寻找和生产更多石油”，“以将我们国家从对外国石油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并控制我们的能源未来”。在公开演讲中，奥巴马如此说。
在此战略指导下，美国的能源自给率不断上升。2011年前10个月，美国能源自给率达到历史性的81%，这是美国自199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11年全年，美国整体能源自给率为78%，“能源独立”战略已见成效。
“美国本土的能源产量增长，大大增加了美国的能源安全系数。从全球能源市场来讲，这是一股新的重要力量，首先是会增加市场供应，这对中国等依赖海外能源进口的国家来说，也有着积极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能源战略专家夏义善说。
与美国相邻的加拿大，同样正在崛起为全球能源市场中新的“生力军”。通过真正实现大规模的油砂开采，加拿大油砂产油量目前已达150万桶/天，超过卡扎菲时代之前利比亚的石油出口总量。
公开资料显示，加拿大仅西部阿尔伯特（Alberta）省的油砂资源剩余可采储量，就达到1431亿桶，这使得加拿大石油储量在全世界排名第三，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预计到2015年，加拿大油砂产量还将继续增长至210万桶/天。
美国本土油气产量的大幅度增加和加拿大油砂的规模化开采，使北美地区在世界能源供应版图上迅猛崛起，全球能源结构因此而重塑。北美地区成为油气新一极，而中东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地位开始有所下降。
“最迟2020年、最快2013年底，美国石油和汽油的生产量就将超过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美国将成为世界领先的能源生产商；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石油开采量的激增，将使得北美地区成为‘新中东’”。花旗发布的报告中这样预测。
硬币的两面
北美地区能源产量的迅速增加，美国本土能源自给率的提高以及对中东石油进口依赖度的减弱，正在对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深远影响，这一影响将带来全球能源格局之变。
“美国能源独立，对中国等能源消费大国不是一件坏事。北美能源产出增加后，将改善全球的能源供应状况，有利于抑制国际能源价格因短缺而上涨。目前，北美地区的天然气价格已经比其他市场低了不少。”夏义善告诉记者说。
美国减少对中东石油进口，给中国增加进口提供了机会。中东国家的石油产能，将有能力更多地从美国转向中国这样的石油需求大国。
迹象可以从“石油王国”沙特阿拉伯得到例证。2009年底，中国从沙特阿拉伯进口的石油量，首次增至每日100万桶以上，而沙特对美国石油出口20年来首次降到每日100万桶的水平以下，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沙特最大的石油出口国。
不过，如果就此得出美国“能源独立”就完全利好中国的结论，恐怕是没有看到硬币的另一面。
“美国减少中东石油进口，对中国确实是一个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是需要付出成本的，中国不可能坐享其成。中国在中东拿的油多了，相应的在这个地区需要承担的国际责任也会增加。”陈凤英说。
在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经济发展与战略中心主任高士宪看来，美国石油进口“去中东化”本身就是一个两面性的东西。
“当美国石油安全系于中东之时，它不会容许中东出现失控。但当美国减少从中东进口石油后，这一地区的重要性，至少在能源安全上的重要性，对美国来说就会减弱，它对这一地区的安全保障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强。美国可能会容许一个局势更加混乱的中东存在，这是中国需要面对的挑战。”高士宪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那么，缺少了美国的强势存在后，维护能源安全的重担，将由谁来承担？未来中东地区的能源供应是不是安全的？怎么保障能源战略通道的畅通无阻？这一切，已成为中国在这场能源大变局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2011年，中国石油表观消费量为4.7亿吨，增速虽低于近十年7.1%的
平均增速，但同比增长仍达到4.5%；原油表观消费量估计在4.54亿吨，同比增长3.4%。也就在这一年，中国原油的对外依存度突破了55%，进口量超过2.5亿吨。
在进口来源上，中国的海外油源主要集中在中东和非洲，进口份额分别为51%和24%，这两地的石油进口占中国石油进口量的3/4。同时，“世界油库的阀门”霍尔木兹海峡、“东方直布罗陀”马六甲海峡等油气战略通道是否畅通无阻，也是影响中国能源安全系数的因素。
“中国对能源安全不能掉以轻心，对重要油气来源地和油气战略通道的保障，需要占据主动。” 夏义善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推动全球能源治理
“在这场全球能源大变局中，受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国。能源安全问题，越来越明显地具有全球性质，亟需通过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机制和框架来实施全球治理，实现各国能源集体安全。”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副司长范必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在中国决策层面，构建起全球性的能源安全机制，已经成为重要的路径选择方向。
有专家认为，当前，很多有关能源资源的全球议题还停留在讨论层面，很多国际组织只具有论坛性质，缺乏约束力和实质治理作用。国际能源资源领域出现的贸易纠纷、投资争端，还很难在统一的框架下得以有效协调。
许多国际组织认识到：能源资源的全球性自由流动，亟待国际组织发挥国际协调和政策制定的统领约束作用。很多国际性组织已开始有意识地制定有约束力和影响力的能源技术标准、产业政策、管理制度和交易规则，但受组织本身影响力所限，这些约束规则还只能局限在区域范围内。
而无论是能源资源的供应国还是消费国，国际组织还是研究机构，只要参与能源资源产业链，都是寻求己方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主体，客观上有可能损害他方的利益。要确保每个参与主体利益最大化，而不使任何参与者受到损害，就要从全球治理的高度，确保能源资源市场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平衡能源资源市场参与方的共同利益。
2012年1月16日，第五届世界未来能源峰会在阿布扎比开幕，各国政要、能源企业巨头云集。会议的亮点之一，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会议并讲话。这也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出席该峰会。
“为了稳定石油、天然气市场，可考虑在G20的框架下，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建立一个包括能源供应国、消费国、中转国在内的全球能源市场治理机制。要通过协商对话，制定公正、合理、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构建能源市场的预测预警、价格协调、金融监管、安全应急等多边协调机制，使全球能源市场更加安全、稳定、可持续。”温家宝发出呼吁。
这是中国政府领导人首次在国际场合系统阐述中国未来能源发展战略，并提出了解决未来能源问题的现实性建议。由此，这也被外界看作是在全球能源大变局下，中国高层作出的应对之策。
“在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中,G20顺利实现了制度升级，成为应对危机的主要平台，并初步显示了治理成效，国际社会普遍接受G20成为今后开展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由于G20的权力结构和制度建设具有成本优势，在该框架下构建全球能源资源市场治理机制具有可行性。”范必对记者指出。
在G20中，包括美、日、德等能源资源的主要消费国家与地区，俄、澳、沙特等全球重要的资源输出型国家，还包括了中国、印度等非常关注能源安全的11个新兴经济体国家。
能源安全问题，对G20国家有着非常广泛的共同关切基础。
如果此构想顺利成行，可望有效应对全球能源格局变化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也为中国能源安全提供全球性的集体保障。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能源外交研究中心主任、前驻俄罗斯武官王海运接受采访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治理机制，非常符合中国的能源安全主张。中国主张各种不同类型国家实现共同能源安全，这就要求能源供应国、消费国、中转国必须加强协调、实现互补。
在一份由范必牵头撰写的研究报告中提出，应在G20框架下，制定公正、合理、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形成大宗能源资源市场的预测预警、价格协调、金融监督、安全应急等多边协调机制，使全球能源资源市场更加安全、稳定、可持续。
其中，安全，包括供给安全，及时、充足、经济地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能源资源；利用安全，在开发、生产、转换、仓储、运输、消费等各个环节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
稳定，包括价格稳定，减少暴涨暴跌引发风险；供需稳定，保持生产与消费供需平衡；政策稳定，有效协调各国政策及相关标准，减少不确定性风险。可持续，包括能源资源的合理开采、高效利用，全产业链相关参与方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报告建议，将全球大宗能源资源市场治理机制纳入G20框架下，需要分步骤实施，分阶段推进。中国政府应当积极推动，有所作为。中方可在国际场合，按照双边与多边相结合的原则，就建立能源资源市场治理机制与G20国家积极磋商，在适当的多边场合，向国际社会正式提出建立这一机制的建议，并积极推动其付诸实施
全球大宗能源资源市场治理机制的框架设想
第一，建立信息通报机制。在能源资源供应市场中，建立全球信息沟通机制，提高能源资源交易的透明度，减少或取消对能源资源市场的行政干预或垄断。建立全球能源资源交易数据库，协调各国通报能源资源的生产、消费数据，要求有关机构公布交易头寸、保证金数额等重要指标。加强对需求预测，引导消费需求，保障市场的稳定供应。
第二，建立价格协调机制。制定市场竞争规则，建立价格平抑机制。进一步放开价格管制，打破个别国家和企业对某些能源资源的价格垄断。建立能源资源期货市场和全球储备体系，当价格波动严重异常时，通过增加保证金头寸、动用储备等措施，缓解价格波动。建立各国能源资源的补贴、生产、贸易、投资政策的协调机制，防止各国单独制定政策产生的外部性。
第三，建立金融监督机制。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与能源资源市场体系改革联系起来，建立全球能源资源衍生品市场的金融监督机制，加强对资本流动和金融创新的监督，防止能源资源过度金融化和杠杆化，减少金融或矿业寡头对商品市场的大肆投机和价格操纵行为。
第四，建立安全应急机制。建立全球能源资源安全应急机制，制定必要的应急预案，针对能源资源运输供应过程中的突发事件开展联合演练。各相关国家要及时通报安全信息，例如威胁海、陆运输通道安全的犯罪活动，地震海啸等不可抗力引发的供应中断，以及其他原因造成的大范围环境损害等。
第五，建立合理消费机制。引导国际能源资源消费趋向清洁、低碳化，在国际社会建立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国民经济体系。推行绿色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形成节约环保型社会组织体系。
第六，建立自由开放的贸易投资机制。进一步放开价格管制和管道限制，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建立区域和全球能源资源统一市场。。。
G20即20国集团，1999年12月16日在德国柏林成立，由原八国集团以及其余十二个重要经济体组成。20国集团成员涵盖面广，该集团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占到了全球90%，贸易额占全球的80%，已成为全球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
页岩油埋葬石油产量峰值说花
旗近期发布报告，分析北美石油产量大增的影响。花旗认为页岩油的突破粉碎了石油产量峰值说这一支撑石油价格长期走高的理念。国内石油产量大增使得美国进口大幅减少，将推动WTI-Brent价差进一步拉大。FT认为美国对国外能源依赖减少将大幅改善经常账户收支，从而支撑美元走强，改变美元与油价之间负相关的关系，影响美联储超宽松货币政策，深远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
1.北达科他州正在埋葬石油产量峰值（peak oil）的理念，前者正在引领美国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石油生产商。
全球石油生产已经达到峰值或正在达到峰值的理念支撑着油价长达十年的上行趋势中的大部分。这一理念被供给总是不能达到各国政府和IEA设定的乐观预测的事实所支撑。IEA总是习惯于对来年非OPEC国家石油供给做出大幅增长的预测，但总是在接下来18个月里面将这些预测值调低。
2. 这一模式看起来面临变化，主要是由于美国新的页岩油的开发。来自页岩油（以及附带的页岩气）的产量增长非常迅速，带动美国石油总产出上升，即使是在阿拉斯加和加州的传统石油产量继续其结构性下滑和墨西哥湾石油产量刚刚从漏油事故后缓慢回升的情况下。
此次美国石油产量飙升的主要驱动力量是页岩油，包括北达科他（Bakken），德克萨斯（Eagle Ford和Permian Basin）等。
3.花旗预期美国石油产量将大幅超出预期，并预期行业的预期将大幅落后于现实情况，正如多年来对待页岩气那样。
自2000年代中期起，公司开始将改革了整个美国天然气供给图景的破碎技术应用到页岩油生产。这一成果已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石油生产国。
页岩油产量的上升已经显著影响了石油市场，来自于Bakken和Eagle Ford以及其他地方的石油，是导致WTI油价与Brent油价以及全球其他原油价格指数脱钩的关键驱动因素。
没有这些产量的增加，美国石油进口量将比现在高出1百万桶/每天。随着页岩油产量加速增长，花旗预期产量到2020年至少将上升2百万桶/天，其对油价影响力将更大。墨西哥湾的石油产量回升将可能导致额外增加1.7~2百万桶/天的产量。如果对加州页岩油开发的政治障碍被克服，那么有望再增加1百万桶/天。
4.供给大幅上升导致需求下降，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其影响。国内产量上升已使得美国净石油进口总额从2007年中期超过1300万桶/天下降到2011年末的800万桶/天，美国如今已在过去60年以来第一次成为炼油产品的净出口国。国内需求中由进口石油满足的比例从2005年的60%下降至2011年的45%。
花旗预期美国进口要求将进一步下降，随着美国越来越接近自给自足以及墨西哥湾石油产量上升，花旗预期WTI与Brent之间的价差将达到更高的水平，类似美国天然气与欧洲之间的模式。
能源独立之路
构建在G20框架下的集体能源安全机制，是中国应对全球能源变局的外部努力，而要为中国的能源安全再加码，立足国内、力争能源独立则不可偏废。能源安全概念的由来，与石油危机有关。1974年11月，国际能源署（IEA）在石油危机中成立，首次提出“以稳定原油供应和合理价格”为中心的能源安全概念。
记者 刘丽丽 韩子遇 陈少智
而在当下中国，能源安全并非石油这般简单。2012年1月的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说，“必须要增强忧患意识；维护13亿人口能源资源永续利用，是永恒的忧患”。
中国的能源资源条件，为典型的“富煤、缺油、少气”。对此，2005年12月2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有关能源形势与能源安全问题的报告中，提到“节约优先、立足国内、煤为基础、多元发展”的十六字方针。
这一系列方针，在2007年的《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中再次得到体现。
目前，《中国能源“十二五”规划》尚未出台；而现在看，针对中国资源禀赋和现实国情制定的十六字方针，并不过时。
“煤老大”与“硬缺电”
2012年3月22日，国家能源局发布了《煤炭工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接近能源局的专业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该规划的草案早已成型，但内部争议较为激烈，修改频频，导致现在才出台。
《规划》提出，“十二五”主要目标，是到2015年，我国煤炭生产能力达到41亿吨/年，形成10个亿吨级、10个5000万吨级大型煤炭企业。
在“十一五”末的2010年，世界煤炭产量达53.3亿吨标准煤，比2005年增加9.5亿吨，其中，中国占这一增量的74.7%。
煤炭是中国的主体能源，在一次能源结构中占70%左右。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煤老大”主体能源地位不会改变。
中国生产的煤炭，一半用于火力发电。在火电总装机占全国70%、发电量占80%的情况下，怎么评价煤炭对中国能源安全的作用，都不过分。 “2012年，煤炭供应没有问题”。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有关人士对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全国生产供应能力远期看也没有问题，“需要担心的反倒是煤炭过剩”。
中国煤协解释说，中国用煤高峰期的供应紧张，并非因为缺煤，而是因西北地区、尤其是晋陕蒙等地的煤炭产量过于集中，交通运输瓶颈制约所致。
“比如山西煤炭资源整合，整合前产6亿多吨煤，现在整合完后，能产8亿多吨。”中国煤协有关人士说，今后数年，随着产能释放，中国煤炭产量还会稳步增加。
多年来，中国电力体制改革进展缓慢，电价市场化机制尚未建立，导致煤电之争日益白热化，政府对煤炭市场的干预力度不得不不断加大。今年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中电国际董事长李小琳表示，由于煤价连续上涨，火电亏损严重，发电积极性受挫，“硬缺电”态势开始显现，国家中长期电力保障堪忧。
中电联出具的材料显示，我国火电投资规模在2005年为2271亿元，2008年降至1679亿元，降幅为21.99%；2011年再降至历史低位1054亿元。
2011年，缺电一度席卷全国，已经成为中国能源安全第一隐患。业内估计，今夏的中国电力缺口，可能达到4000-5000万千瓦。中电联统计部主任薛静认为，火电新增规模大幅减小
、投资下降过快，因发电能力不足而造成的“硬缺电”现象，在所难免。采访中，多位专家认为，必须尽快推进中国电力体制改革，实现电价市场化，使得燃料成本得以顺利疏导。
然而，要维持煤电的中国能源老大地位，环境问题目前又成为第一制约。比如煤炭，大规模开采引发的水资源破坏、瓦斯排放、煤矸石堆存、地表沉陷等，对矿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煤炭燃烧还产生大量二氧化碳等有害气体，使得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压力巨大。
2012年1月1日，新修订的《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开始实施。与2003年旧标准相比，新标准大幅收紧了氮氧化物、二氧化硫和烟尘的排放限值。
按环保部官员的公开说法，这一新标准中的每个控制限值均有对应的成熟、可靠的控制技术；火电行业虽然需要增加环保投入，但总体而言，产生的减排和环境效益与企业的投资强度相比，达标成本处在合理水平。
不料，新标准施行3个月以来，中国火电行业叫苦连天。煤电价格倒挂已使火电企业大面积亏损；新的环保标准在他们看来是雪上加霜。
大唐集团总经理翟若愚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表示，如果要达到最新环保要求，中国现役煤电机组中约94%的机组需要进行除尘器改造，80%的机组需要进行脱硫改造，90%的机组需要进行脱硝改造。
“十二五”期间，发电企业在这方面的一次性投资费用需要达到2000~2500亿元，每年增加的运行费用约900亿—1100亿元。翟若愚说，“发电企业要完成‘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恐怕力不从心”。
中电联秘书长王志轩公开撰文称，新标准过于严格，并不合理。“过高的环保要求只能使火电企业倒闭或者造假”。
中电联初步测算估计，按照新标准，需要完成环保设施改造的煤电机组共约6亿多千瓦，要在2年半的时间内实现达标排放几乎不可能。
火电行业的表态，令环保部门压力骤增。
在中国，火力发电所用原煤超过煤炭总消耗量的1/2，排放的二氧化硫占全国总排放量大约1/2，其它如烟尘和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排放量所占比重也较高。火电行业的节能减排成效，直接影响国家“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能否完成。
回归传统能源？
今年两会，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2年要“优化能源结构，推动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安全高效发展核电，积极发展水电，加快页岩气勘查、开发攻关，提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比重，加强能源通道建设，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
报告中的非化石能源，并未提到近年来一度风光无限的光伏、风电，而是强调核电和水电。
事实上，中国的光伏和风电产业，眼下并不“开心”。
目前，新能源已成为产能过剩治理的重点目标；风电和多晶硅生产设备已从“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中删除。
新能源阶段性退潮，是前期极度膨胀导致产能过剩埋下的苦果，缺少了有效市场支撑，一哄而上吹起的新能源“麻烦缠身”。
国内风机整机制造商，目前达80家，风叶、塔筒制造商100多家，每年产能超过3000万KW，三倍于年装机量；多晶硅项目遍布全国，已建和在建的项目年总产能将达17万吨，超过当前全球销量的2倍。
产能过剩成定局，洗牌已经开始。
新能源的软肋，在于成本过高，主要依靠政府补贴维持简单再生产。其适度降温，回归经济的清洁能源水电和核电，回归以清洁煤为基础的火电，越来越成为业界共识。
目前，回归传统能源、挖掘更多的增长潜力，是当下维护能源安全的权宜之计。从政府的举措看，目前已经显露出明显的转向迹象，冰封数年的水电项目审批正在重启。
“十一五”期间，中国水电一度被妖魔化，曾有环保官员宣称其比火电污染还要严重；而如今，我国水电建设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国家全面加速了水电项目的审批。未来5年，中国水电将开工建设1.6亿千瓦。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即将发布的“可再生能源‘十二五’”规划提出，在“十二五”期间，将有超过60个的重点水电站开工建设。
进入2012年，随着政策上的逐渐走强，核电新建项目审批的重启声也日渐高亢。
2012年2月以来，整个核电行业发展的利好不断。据一位接近国家核安全局的人士透露，在2月中旬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之前由环保部讨论并原则性通过的《核安全规划》被要求再度修改。《核电中长期规划》已上报国家发改委。这样，两大支撑核电项目重启的基础性文件，目前均已明朗起来。
2月21日，国家能源局宣布，全面启动在运在建核电站应对超设计基准事故安全技术研发计划。
一位接近国家能源局的专家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此计划首批设立项目共计13项，预计将在2013年前后完成，且研发成果将向我国核电在运在建机组推广，“届时，‘二代+’核电站，将会在总体上满足国际公认的三代核电安全标准要求”。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到2015年，中国必须将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提升到11%左右，否则无法完成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达15%及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降低40%-45%的目标。
“节能是最大的能源”
在曾培炎提出的能源安全十六字方针中，“节约优先”排在第一位。
国家信息中心一位能源专家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要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引导合理能源消费的理念，过于浪费和高耗能的产业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调整压力。
有能源行业人士认为，在工业化中期制定能源消费总量限额，类似“刻舟求剑”。而华北电力大学教授曾鸣则认为，国际惯例确实没有天花板机制，但中国还要依据中国国情来办，“能源消费总量天花板机制，基本符合现阶段或者不久的将来中国能源供应安全、提高效率和节能减排的整体盘子”。
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帮助各类用电终端不断提高用能效率，在满足同样产出的情况下，减少能源投入，减少排放，即需求侧管理（DSM）。
“喊了20年，需求侧管理始终在中国没有真正开展起来”。曾鸣1991年就在欧洲做需求侧管理研究，回国后虽然做了几十个课题，但需求侧管理现在才真正得到重视。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吴钟瑚表示，可把能源总量控制看作是一种强制推进节能的方法，“但从操作层面讲难度非常大，必须有措施控制存量和增量”。
吴钟瑚认为，“十一五”的节能目标虽然基本实现，但也采取了一些行政和非常规的手段。 “真正有效的，法规之外，还是要靠行政命令。”吴钟瑚说，“完全靠市场推动有障碍，比如节能设备有市场需求，但价格高，节能不节钱，老百姓不买”。
另一个节能的高招，是合同能源管理。这是真正的舶来品，1997年受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的支持开始在国内试行，由当时的国家经贸委牵头，组织北京、山东、辽宁三家公司做试点。
所谓合同能源管理，就是节能服务公司出资为业主进行节能改造，业主将未来节约的能源费用作为节能服务公司的收入。
“从1997年的三家公司，到2004年几十家公司，到2010年四五百家，现在已经有2000多家。”中能联盟节能减排咨询中心副主任兰绍辉介绍该行业的快速发展时说。
但该模式在中国也遭遇水土不服。兰绍辉说，“主要是钱要不回来”，部分企业缺乏诚信，这导致该行业一直在探讨如何降低风险。
据中电联统计，2011年中国全社会用电量4.69万亿度，比2010年增长11.7%；人均用电量3483度，比2010年增加351度，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BP 2030世界能源展望》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能源赤字将增加8亿吨油当量，全球一半以上的液体燃料需求将来自中国，中国在所有类别的燃料上的能源短缺都将扩大5倍。
“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他山之石
更长远来看，中国的能源独立之路，或可学习美国的“能源独立”样本。加速非常规油气的开发，可以作为中国在能源新棋局中的下一个重点布子方向。
美国“能源独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开发的突飞猛进。在美国，产量爆发式增长的页岩气在能源市场上带动了一场革命。 2006年至2010年间，美国页岩气产量从1万亿立方英尺上升至4.8万亿立方英尺，占2010年美国天然气总产量的23%，如果拿2010年产量和2000年产量对比，则翻了12倍。
统计数据表明，因为页岩气的大发展，使美国在2009年已经超越俄罗斯，成为全球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预计到2035年，美国页岩气在天然气总产量的比重要上升到49%，成为天然气生产的绝对主力，美国将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
“美国页岩气能够取得大发展，政府给予了很好的补贴政策、开采技术的突破性进展等，都是有利因素，更重要的是，美国本土的丰富页岩气资源储量是前提。值得庆幸的是，中国也存在着这样的资源禀赋，这为中国下一步提升能源安全提供了资源基础。”国土资源部油气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车长波说。
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中国页岩气储量评估活动结果，我国陆上页岩气的地质资源潜力为134.42万亿立方米，可采资源潜力为25.08万亿立方米（不含青藏区），与美国页岩气24万亿立方米的可采资源潜力大体相当，也与我国常规天然气资源潜力大致相当。按照中国当前天然气消费量计算，如果完全开采，25万亿立方米页岩气可供中国使用近200年。
2012年3月16日，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和国家能源局研究制定的《页岩气发展规划(2011—2015年)》正式对外发布，由此启动了中国版“页岩气革命”。该规划在“十二五”能源分规划中率先出台，显示了中国政府对其的厚望。
“加快页岩气勘查、开发攻关”，亦被写入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页岩气发展规划(2011—2015年)》指出，2015年我国将探明页岩气地质储量6000亿立方米，可采储量2000亿立方米，产量规划目标为65亿立方米；展望2020年，我国页岩气产量预计将达到1000亿立方米规模。
“‘十二五’末期65亿立方米的产量，绝对数并不是太高，但要看到目前页岩气开发基本是才起步，页岩气产业需要尊重规律、循序渐进的来做。长远看，如果能达到千亿立方米开采规模，中国的能源结构有望由此改变，中国有这样的潜力。”车长波说。
在2011年6月，我国进行了首次页岩气探矿权招标，包括中石油、中石化等在内的6家国内企业参与了投标。据了解，在数月之内国土资源部还将举行第二轮页岩气区块招标，同时，我国政府正在制定一项向页岩气开发企业提供补贴的政策。
如果我国的“页岩气革命”由此顺利发动，中国在全球能源安全棋局上有望成为与美国一样的重要角色，中国的能源安全将有新保障。按照《页岩气发展规划(2011—2015年)》，2020年我国页岩气产量有望达600亿—1000亿立方米，届时将占到天然气消费总量20%—30%。预计到2030年，产量有望与常规天然气相当，与美国接近，中国的能源独立将不再是一个梦。
两个软肋
“中国能源安全的软肋，在于能源体制缺乏顶层设计。”中国电监会信息中心统计分析处处长杨名舟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目前我国能源体制“问题不少”。杨名舟说，我国能源立法滞后，战略缺失，规划滞后，发展无序，能源政策和能源决策受质疑；而权责不明的管理机制，使能源市场化改革步子不大，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难以实现。 杨名舟认为，只有推进能源市场化改革，才能真正实现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的变革。
在电力行业，应该建立竞争、开放的电力市场，改革电价形成机制，建立同网同质同价的新的电价体系，形成电网吸纳新能源的新体制。
而在油气行业，应该加快油气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减少政府对油气价格的直接干预；成立全国性的管网公司，实行输配分开，打破地域垄断，鼓励三大石油天然气集团进入对方区域开展业务，形成全方位的竞争格局；放宽民营资本进入石油天然气和非常规天然气勘探、开采、管网输送、石油化工、油品流通领域（包括批发和零售环节）的限制；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天然气管网的建设，同时加强对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的管网设施的价格监管；建立完善石油安全预警机制和战略石油储备制度。
对于煤炭行业，应建立煤炭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促进煤炭清洁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使我国煤炭工业在国家总体能源战略中的基础性地位得以体现。杨名舟认为，“当前能源市场化改革已到了攻坚阶段”。
除了体制，多位专家认为，环境问题，亦是我国能源安全的一大软肋。
“我国能源消费主要是以煤炭和石油为主，目前看这两类能源继续增长的空间已经受到限制。环境压力、运输交通限制，煤炭产能增长不能无限制地扩大。对石油的消费，目前产能已经超过2亿吨，再提高，只能是缩短资源利用年限。”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能源战略专家夏义善说。
在中国能源新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如何平衡发展与环保，环保部门一直在寻找答案，而这答案恐怕不会来得那么简单。
煤电纠结于排放污染，核电、水电纠结于安全环评，页岩气虽已经做出国家发展规划，但其开发过程中，地下水也面临巨大污染可能。
2011年，指责中国排放标准滞后、油品含硫过高的声音不绝于耳。原本明确的柴油车国4排放标准实施时间表，被一推再推。最近的一次是2012年1月10日，环保部发布公告推迟到2013年7月实施。环保部解释的原因是“市面上根本没有足够的、达到相应标准的柴油供应”。
中国环科院副研究员岳欣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负责制订和管理油品质量标准的机构，是全国石油产品和润滑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280)，TC280的秘书处机构是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隶属中国石化。
TC280的人员构成中，石化行业代表占比超过90%；来自环保部门和汽车行业的成员占比不到7%。在有关油品标准的制订审议过程中，没有表决机制，来自环保部门的代表是否签字后才能通过等，也没有统一规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主任周宏春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中国能源行业仍然需要继续大发展。当前，北美人均年能源消费量超过10吨标准煤，欧洲为5吨标准煤，而中国还不到3吨标准煤。“环保部的职责，则是在保证发展的前提下，尽量减轻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环保测试水电样本
在中国非化石能源中，水电是当之无愧的“一哥”。但“十一五”期间的怒江环评论战，一度使其发展被蒙上一层阴影。
记者 刘丽丽 韩子遇
而屡屡发生的电荒，以及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使得水电投资开始加速。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2012年要“安全高效发展核电，积极发展水电”。这意味着，在中国能源安全版图中，水电仍被认为是“最靠谱”的清洁能源之一。
日前，国家发改委核准了大渡河、金沙江流域的5个大中型水电项目，累计装机达到580万千瓦，动态总投资超过600亿元。
事实上，上述5个项目在“十一五”已动工，但因环评、移民等问题导致无法顺利施工。此次核准后，国电集团麾下的大渡河枕头坝一级水电站首台机组可在明年并网发电。
今年1－2 月，中国的水电投资同比增长近100%。
水电加速开闸，与2011年中国三个节能减排指标没有完成不无关系。根据国家能源局的规划，2012年将核准2000万千瓦水电；而在2007年－2009年，这个数字分别为234万、724万和737万千瓦。中电联新近发布的电力工业“十二五”滚动研究报告认为，清洁能源尤其是水电投资加大，将是“十二五”期间乃至“十三五”期间的电源投资趋势。
环保部门的看法则不一样，甚至环保部与各省环保局之间，亦看法不同。
2012年1月6日，环保部下发了一份《关于进一步加强水电建设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通知》中将积极发展水电的原则定为“生态优先、统筹考虑、适度开发、确保底线”；明确规定，“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及其他具有特殊保护价值的地区，原则上禁止开发水电资源”。此前的2011年10月18日，环保部联合国家发改委下发了《河流水电规划报告及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暂行办法》，再次强调水电环评。
对环保部而言，经济发展带来的能源需求增长、步步紧逼的节能减排，以及呼声渐高的生态保护，矛盾一直存在。
开闸疑云
对于2012年的水电审批开闸前景，各方看法不太一致。
“怒江项目至今还没动静。我们有专门一个公司，几十个人在那边蹲了七八年，等着国家政策开闸。”华电集团一位高管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自2003年国家发改委论证怒江水电开发以来，怒江一直是“反坝派”和“主坝派”争议的焦点。此后怒江水电开发搁置，但多年来各界对怒江关注的热度依然不减，甚至成为2008年全国公务员考试的申论试题。
“十一五”期间，规划核准开工的水电项目应该为7000万千瓦，实际批准了4300万千瓦，而开工只有2000多万千瓦。因怒江论战导致的“十一五”水电开发低潮，被业内人士称为中国水电“失去的五年”。
中国承诺2020年把非化石能源比重提高到15%的大背景下，能源行业需要解决的难题，从来没有今天这样两难。按照规划，“十二五”期间水电需要开工1.6亿千瓦（含抽水蓄能4/1），但2011年只完成了1268.24万千瓦，不到8%。
对于工期短则五六年、长则十来年的水电建设而言，2012年似已进入了能否完成任务的关键时段。
“已是收获的时节。”负责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的二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一高管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目前在建的官地和锦屏二级水电站今年就要并网发电，其他项目还在报批过程中。
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公司有关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目前梨园水电站的环评报告已经通过，“阿海大约到今年6-9月就可正式商业运行；一直争论的两家人和龙盘，还在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层面做比选，还没有结论意见”。
“2012年会成为水电开发高峰年。”华电集团高管认为，中国火电投资已经连续6年下降，风电、太阳能有各种局限，核电受福岛核泄漏事故的影响，还有不确定因素，“现在最有效的还是发展水电，否则下一步的电荒会可能更严重”。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一位专家说，“今年的项目会比去年多。能源局定了2000万千瓦的目标，现在要围绕目标倒推项目，把宏观指标落实到具体的区域、河流、项目上。”他认为，“水电建设周期长，只有提前动手，2020年才有可能实现目标”。
“从现在趋势看，‘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可能很难完成。”中国水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说，“实际操作起来，每个项目都比较困难，不容易通过审批；水电开发周期长，前几年不开工，都加到后几年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水电，不是说我们想发展水电就能发展的，要看现在的环境。”国家能源局一位官员似乎“话中有话”。
环评“闸门”
2012能否出现水电开发高潮，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过环评关”。
“在做好生态保护和移民安置的前提下，积极发展水电”，《“十二五”规划纲要》如是表述，而具体到操作层面，却远比一句话复杂得多。
2011年10月，环保部联合国家发改委印发了《河流水电规划报告及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暂行办法》，这是对于河流水电开发规划环评审查专门加以限制和规定的第一份文件。
此《暂行办法》对2009年通过的《规划环评条例》进行了细化，水电项目所在的流域开发规划环评通过审查，成为项目环评审批的前置条件。在明确要求开展规划环评的10个行业中，水电居冠。
2012年1月6日，环保部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水电建设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要求不仅规划要进行环评，已经批准的规划如进行重大调整的，还应重新进行环评；对水电开发历史较早、未开展水电开发规划环评的流域，还应组织开展流域水电开发的回顾性环评研究。未来，各地环保部门在受理、审批水电项目“三通一平”和水电建设
项目环评文件时，必须同时出具发改委的“路条”、流域规划环评审查意见或流域回顾性环评研究成果。
2011年初，环保部污防司副司长凌江对外表示：“水电的污染，在某种程度上比火电的污染还要严重。”此说曾引发广泛争议。
“从国家角度，加强水电环保监管，肯定没错；但如果因为环保问题，完全阻碍了水电的发展，就有些片面了。”一位中电联资深专家说，“水电作为清洁能源，从开发技术、大坝技术、设计技术来看，中国都是世界上一流的”。
对于环评标准的大幅提高和细化，大部分水电开发企业态度暧昧。
“我们一个公司开发一条江，一条江上中下游分段环评，单个项目也要做，层层做环评。我们和其他公司不一样，要考虑整个流域，环评的要求更高一些。”负责雅砻江梯级水电建设管理的二滩水电公司一高管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我们平时也是按照这个做的”。
“大坝里都留了专门的鱼道，建设了鱼类放流站，植物也做了保护和回迁，坝区绿化也搞得很好，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华电集团一位高管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环保投入比过去成倍增加，水电造价大幅度上升”。 “水电本身就是个环保工程。如果不建水电，要烧掉多少煤和油？”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公司一位高管说，“水电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通过不断完善对环保的要求，会越来越少”。
有“水电斗士”之称的张博庭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大环境还是受到一些极端环保人士的影响，把水电的负面因素过分夸大，甚至妖魔化”。
核准之殇
“核准比审批复杂。”一位长期负责项目核准的水电开发企业高管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国家政策说优先发展水电，但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核准比较难”。
2004年投资项目审批改革后，核准制开始实施，凡是不使用政府投资的项目，一律不再审批，而是区别情况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
旨在简化审批流程的改革，在一些企业看来却未取得应有效果。
在核准制下，水电开发企业上项目前，要先获得发改委同意开展前期工作的文件，即“路条”；然后凭“路条”分别到国土、环境、工商等部门办理行政许可，最后由发改委核准通过。
而此前的审批制，只要发改委通过审批，项目就具备了合法性。
2009年6月被“环评风暴”叫停的鲁地拉水电项目，从2006年开始建设，到2012年1月最终核准，历经6年。
核准周期为什么这么长？上述长期负责项目核准的水电开发企业高管表示，“实行审批制时，有电力部作为主管部门，会牵头做这些事。现在没有电力部。”
“审批制实施多年，是一套很成熟的程序，批的人知道怎么办，被批的人也知道怎么办。”该高管认为，“改为核准制后，国家各部委都不清楚权限到底在哪个范围，什么该核准，什么不该核准；报批单位也弄不清楚该怎么办，今天补一个文件，明天补一个材料，过程比较长”。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一名资深设计专家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核准制的项目申请报告里，有很多附件和配套的支撑材料，比如环评、土地等审查，“审查不是纯技术的，是牵扯到方方面面利益、观点、想法的协调，地方政府、林业部门、环保部门等都有自己的意见”。
“希望批的快一点，真正落实优先发展原则，不要久拖不决。”华能集团一高管建议，“如果项目不符合国家政策，确实不能干，就彻底叫停，不要拖着，一些企业投了好几十个亿在里面，如果拖着就要不停投钱进去，损失更大”。
张博庭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2012年2月刚通过发改委核准的鲁地拉电站，其实早就把环评报告交上去了，“但数年没音信，最后是地方政府批准了截流，结果在2009年环评风暴中成了未批先建的违规工程”。
讨论平台
中国水电面临的问题，还有移民。
国家能源局一名干部“很慎重”地说：“现在水电站移民涉及人数比较多，成本也非常高。如果不做好移民工作，水电发展很困难”。
“安置一个移民，现在大概需要20万元，这还不包括未来的长效补偿。”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公司的一名高管说。
“现在不少水电站的移民安置费用，已经超过工程建设费用；移民费用成倍超概算。”华电集团有关人士表示。
水电开发的规则标准和配套法律法规不够健全，是水电发展面临的问题之一。华电集团上述人士认为，移民问题最好能通过国家立法确定补偿标准，“现在各地标准不一。毕竟企业承受能力有限，如果成本大到没有经济开发价值了，还开发什么？”
据华电集团人士介绍，“水电项目的造价，过去每千瓦大约六七千元，现在已经涨到八九千元，甚至超过一万元”。
张博庭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美国的3个水电开发机构——工程师兵团、垦务局和田纳西流域管理局，都是联邦政府部门，“各做各的，不在一个州里互相竞争；中国目前是全流域竞争，就出现了种种问题。”
亦有人认为，水电大发展的背后，有着强大的利润和利益集团推动。2011年，在来水普遍偏枯的情况下，五大发电集团的水电板块，除华电因贵州水电来水特枯亏损外，其余全部盈利；而2010年，五大发电集团水电板块均是十几个亿的盈利。
“还是应该提供一个讨论的平台。”对于诸多争议，中电联有关人士表示，“不要像过去那样，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而是要综合考虑水电开发的问题”。
（财经国家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