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美国参与中国政府三峡工程决策始末
2011/12/21 8:34:26 新闻来源：人民网
魏廷琤
[导读]1980年，美国考察团的意见使邓小平认为，按中国的财力，三峡工程可能十年都上不去。美国水利界三巨头对三峡工程形成不同意见，这促使邓小平在1980年7月亲自到三峡地区和葛洲坝工地实地考察。
在三峡工程长达大半个世纪的勘测、设计、论证和建设过程当中，尽管有各种各样反对的声音，但我们还是得到了许多帮助。其中，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美国是国外最早接触三峡工程的，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和国民政府合作进行三峡工程的查勘规划工作，提出过萨凡奇计划。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后，美国逐渐成为三峡工程主要的对外交流对象。我长期从事三峡工程的各项工作，和美国有关部门、专家打过不少交道，现仅就我所了解的美国参与三峡工程的有关情况作一简要回顾。
早期接触
对于三峡工程，有人认为是孙中山最先提出决策，这是不准确的。孙中山在其《建国方略》中，对三峡开发曾作这样的论述：“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这段话与其建东方大港、南方大港、北方大港以及修10万公里铁路一样，只是天才的设想。孙中山一生没有到过三峡，没有为三峡工程做实际工作。
1932年10月，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派出一支长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队，这是我国专为开发三峡水力资源进行的第一次勘测和设计工作。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派美籍测量总工程师史笃培参加，这是第一位参加三峡水电勘测的美国人。他们在三峡地区进行了为期约两个月的勘查和测量，编写了一份《扬子江上游水力发电测勘报告》，拟定了在葛洲坝、黄陵庙修建两座总装机容量分别为32万千瓦、50万千瓦的低坝电站，并设船闸通航，总预算1.665亿美元。这是中美两国工程师合作首次提出开发三峡水电的计划。但这一计划仅仅是纸上谈兵，很快就被束之高阁。
1944年4月，在国民政府战时生产局任专家的美国人潘绥，提出了一个利用美国贷款修建三峡工程的计划，并向罗斯福总统写信。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得知潘绥的报告后，专门请正受邀在华进行水电咨询工作的美国垦务局设计总工程师萨凡奇赴三峡考察。美国垦务局大坝设计世界闻名，当时世界四座最高大坝均为该局设计兴建。当时宜昌尚在日军控制之下，萨凡奇不顾生命危险，冒着日军飞机可能轰炸和扫射的危险，对三峡两岸的山川地势进行了为期10天的详细勘查，提出了《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即著名的“萨凡奇计划”。这是第一个三峡高坝建设方案。1946年4月，他又到三峡实地勘查了一次。
有人说萨凡奇对三峡工程作出了设计，也不准确。但是应该说萨凡奇的勘查，大大推动了三峡工程的设计。萨凡奇对坝高和水位的选择还是有经验的。他选择的水位是204米，和我们后来长期研究论证的结果比较吻合，也是考虑到不要淹没重庆。但萨凡奇把坝址选在南津关，这是不好的。南津关属于石灰岩地区，地质条件不好，我们打过很深的钻，在200米以下还有泥沙，还打出螃蟹，风险太大，而且枢纽布置起来比较困难，船闸就非常不好放。
1945年春，美国垦务局开始研究三峡工程有关资料。1946年4月，资源委员会与垦务局正式签订合约，由该局进行三峡大坝的设计，中国派技术人员赴美参加设计。据此，国民政府先后派60余位技术人员赴美。同时，资源委员会与美国M. K公司签订合约，由该公司承担坝址地质钻探任务。不久，该公司派人在南津关打过两个半钻孔，进行了石牌到南津关地质勘查工作，确定了南津关坝址，搞了布置图。此外，资源委员会还与美国洛杉矶费其艾航测公司订约，由该公司承包航空摄影。整个航测工作，从石牌到南津关下游，于1946年7月完成。总的来说，美国这一时期的工作，包括比较全面的柯登报告，也就是规划性设计，不能算是我们所说的初步设计的的正式文件。他们在地质方面所做的工作也很粗浅，对石灰岩地区的地质问题想得比较简单，认为溶洞只要堵一堵就不至于造成大的灾害。真正对三峡工程进行规划、设计工作，并把三峡工程作为长江流域规划主体，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1953年毛主席视察长江，提出建设三峡工程的设想以后。当时，参加萨凡奇计划及中美合作三峡工程设计的中方团组，主要来自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持此事的先是钱昌照，后来是孙越崎。具体负责的是资源委员会全国水力发电总处，黄育贤时任处长，徐怀云科长任中方设计组组长。扬子江水利委员会也派了杨贤溢、杨绩昭和刘鼐臣等参加。徐怀云后来在美国国际工程公司当副总裁。他曾写回忆录《圆梦记》，详细记载了这段历史。七八十年代，我四次赴美考察，每次到旧金山，都与当地华人，尤其是当年搞过三峡设计的老人见面。黄育贤当时已经很老了，有点轻微的痴呆，但好多事他还清楚，对国内要搞三峡工程非常兴奋。
不久，随着内战日渐扩大，国民政府财力匮乏，无力进行三峡研究。1947年5月，资源委员会正式通知垦务局，中止三峡工程设计。这一时期的中美合作宣告结束。
再次产生交集
新中国成立后，中美长期处于敌对关系，在三峡工程上几乎没有联系。到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基辛格和尼克松相继访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此时正值葛洲坝工程修改设计高峰阶段。而葛洲坝工程主要是考虑为三峡工程做实战准备上马的。为解决葛洲坝工程建设当中的船闸设计问题，中国组织代表团赴美考察，由此中美两国在三峡工程上再次产生了交集。
1970年12月30日，葛洲坝工程在先上马的修改设计尚未作出的情况下（五六十年代的设计思路是先上三峡工程，再上葛洲坝工程），采取“边施工、边勘探、边设计”的方针，就大规模开工。因为情况变了，却还套用原来的设计，导致出现一系列问题，再加上工程质量不好，于是就有人向中央反映葛洲坝工程建设的问题。周总理果断地作出决定：葛洲坝工程立即停工，重新修改设计，在修改初步批准后才能复工。他把修改设计的任务交给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负责。因为当时林一山眼睛生了黑色素瘤，先是在北京同仁医院，后来到上海华东医院手术治疗。这样，修改设计方案的工作就由我具体负责。
通航问题是葛洲坝工程修改设计当中的一个焦点、难点问题。交通部门给我们提出了很多意见、要求。一些长期在江上航行的船长认为，以前长江航道很宽，可以大摇大摆地航行，建了葛洲坝工程后，只能从窄胡同里走。他们怕船闸碍航，影响长江通航能力。我国当时在一些河流主要是大运河上做了一些船闸，但他们认为这些船闸规模太小，不能反映问题。我们又在江汉平原进长江的新滩口也建了船闸，他们仍认为小，不能成为船闸不碍通航的依据。他们提出，葛洲坝船闸最大水位差达到27米水头，唯一具有参考价值的是美国田纳西河上的新威尔森船闸（它具有30米水头），由此提出到美国考察的要求。
为此，1973年4月，周总理在与基辛格见面时专门提出，中国希望派一个考察团，对内是考察船闸，对外称水利工程考察团，赴美作全面考察。在获得同意后，中国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到美国考察水利工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向美国派出的第一个水利考察团。这个考察团由水电部、交通部、机械部、外交部、长办5个部门和单位一共10人组成。团长是中国航运专家、时任华东水利学院革委会副主任的严恺，负责对外台面上的事；我是副团长，负责业务；外交部美大司澳美新处处长屠国维是秘书，负责外事。我们代表团还成立了一个党小组。
这次赴美考察，因为国家高层布置，美国人对我们非常开放，接待非常周到，几乎是有求必应。
美国的水利机构分工很奇怪，如联邦机构就有三家，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是总统直管，陆军工程师团属军队管，负责防洪、航运以及水电的开发，垦务局属内政部，负责西部17个州的水利开发（主要是灌溉）。
我们先到纽约，与陆军工程师团在该地区的首脑斯坦德纳斯准将谈美国关于河流的多目标开发的情况，然后到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看干流上的工程，着重看新威尔森船闸。该船闸闸门有30多米高，与我们的葛洲坝类似，运行自如，状态良好。
我们也看到了美国人失败的例子，如赫尔斯坝因地质条件较差，不得不在其下游重修了尼卡夹克坝。我们希望得到最新的资料和图纸，陆军工程师团说不能给。后来通过基辛格做工作，美方给了我们一套工程改建的船闸完整的设计图纸，约700多张。我们一路十分小心，随身带着，这对我们搞船闸设计有很大的好处。
考察完田纳西河流域后，我们来到密西西比河，看了许多防洪和水土保持的工程，还看了实验室做整套的泥沙试验。我们了解到美国人对船闸的设计要求，远没有我们交通部门提出的要求那么复杂。在美国人看来，拦洪坝、船闸都不会成为航运的障碍，而是改善天然河道通船最佳措施。
从亚拉巴马州到密西西比州途中，由于当时中美尚未建交，台湾当局与美国有外交关系，我们受到了严格的保护。我们一行10人，美国给我们配的是9个保镖1个陪同，也是10个人，每到一州，警察局长亲自出面，集中保护。
考察完密西西比河流域以后，我们又到美国西部考察，主要看了西南部及加州的灌溉工程，并沿西海岸到哥伦比亚河，看了邦涅维尔船闸、蛇河的冰港工程、著名的大古力水电站，以及高达770英尺的德沃夏克坝。
丹佛是我们在美国西部考察的最后一站，也是垦务局的总部所在地。垦务局在解放前与中国合作过三峡工程勘查设计，非常欢迎我们到来。我们有什么问题，要什么资料，他们都热情地解决。
随后，我们又到美国东北部考察。我们先到俄亥俄河考察，主要看船闸。当年美国开发西部时，许多物资要从东部经俄亥俄河向西运输。因此，俄亥俄河开发将航运作为重点，建了47个梯级的水闸，每级水位差很小，后来进行合并，做了十几年，将47个小梯级合成17个相对较高的梯级。
从俄亥俄到美国首都华盛顿，下榻五月花旅馆，当时黄镇到美国组建中国驻美联络处，也住在五月花旅馆。黄大使邀请我们一起吃了一顿早餐。美中交流学会和美国科学院为我们在华盛顿举行盛大招待会。许多著名的华人如任之恭、杨国华、雷汉成等出席，还有后来担任过美驻华大使的洛德。在华盛顿我们还到过一家中餐馆——燕京楼吃烤鸭，老板是云南王龙云的四儿子。中国驻美联络处初建时，就由他们提供伙食。
我们还与华盛顿的有关单位进行了座谈，联络处提醒我们要注意防止台湾当局捣乱，但当时中美关系正在升温之中，台湾当局没有什么干预手段。
尽管感觉美国有反华势力，但人民是友好的，我们没有遇到任何反华的情况。有个老师还专门请我们去看他们的小学，问长问短。沿途有许多企业家，尤其是洛克菲勒家族找到我们，问如何与中国人做生意。我们只好说不是搞这一行的，有问题找中国驻美联络处。
最后，我们从华盛顿经纽约到迈西那港考察圣劳伦斯水道，主要看了艾森豪威尔船闸。这个船闸尽管出去不远就有急弯，但大海轮通行时很平稳，让我们开了眼界。
圣劳伦斯河看完后，我们又回到纽约，然后从纽约回国。
我们此行在美国一共呆了8个星期，到过13个州、考察了26座水坝、13座有名的大坝工程以及研究机构、高校、工厂，历时长，收获也很大。总的印象，美国是个高度发达的国家，联邦的三大水利机构对工作都很负责，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同时也认为我们自己有很多非常宝贵的经验。美国的大多数河流的水力资源已经开发得差不多了，从水电建设来说，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却是方兴未艾，因此，有许多东西可能会后来居上。
这次考察对我们修改葛洲坝工程设计方案起了积极作用。我们了解到，从俄亥俄河整治开始，美国修建船闸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是其改善内河航运最主要的办法，而且非常安全，不会出事故，不会造成客货运量降低，不可能造成河流断航。
完成此次考察后，我们向中央汇报，报告是我起草的，大致意思是说，葛洲坝工程建设中有关方面提出的问题，参考美方经验都可解决，修建葛洲坝船闸在工程技术上应该是没问题的。水电部领导看了后觉得写得不错，但是把美国描写得太好了，怕犯右倾错误，于是在政治上把了把关。
经过此次考察，交通部也对葛洲坝的航运问题比较清楚了，但部领导没出国，把报告修改了一些，然后上报中央。
后来听说李先念同志不放心，要找我，但我已离开北京，他就找到严恺谈了一下，说明中央对此事的关注（此时，周总理已经委托李先念过问葛洲坝工程）。
葛洲坝工程建成后，改善了200公里的航道，淹了不少原来阻碍航行的险滩，大大改善了通航条件，许多原来不信任我们的船长都信服了。
一个由美国人引发的重大决策
1979年，当葛洲坝一期工程基本建成后，水电部又向国务院提出关于修建三峡工程的报告，建议尽早决策。这时正值中美建交、邓小平访美。这一年，中美两国相继签订科技合作协定、水电开发和有关的水资源利用议定书。中美两国准备再次在三峡工程建设上进行合作。
但好事多磨，中美合作还没有正式开始，就险些夭折，甚至出现影响到三峡工程是否上马这样的大问题。
当时国内对三峡工程争论很大，反对的意见传到美国，影响到了美国政府。1980年3月，美国政府为慎重起见，专门派了一个代表团，以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局长弗里曼为首，包括陆军工程师团一把手莫尔斯中将和垦务局局长希金森，到三峡考察。中国方面也组成了陪同团，李锐为团长，长办这方面有我和陈济生。美国人是兵分两路。我和李锐一起陪同莫尔斯中将看了水电部长沙勘测设计院正在进行现场勘测、规划中的龙滩，然后到了三峡。弗里曼他们则是先看上游，然后顺江而下到宜昌看三峡。
美国代表团回国后，在莫尔斯中将的坚持下，弗里曼在《工程新闻记录》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条件不成熟，不赞成上三峡工程，并说中国人听了他们的意见，把三峡工程扼杀掉了。但事实上，我陪同美国考察团走了一路，看得很清楚，他们两个星期跑了那么多地方，走马观花，是不可能提出这么重大的意见的。弗里曼的文章主要是受了我们自己反对派观点的影响。
但是，美国考察团的报告影响很大，中央很关注，从而引出了一个大问题，三峡工程到底建不建？
1980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听取国家计委五年计划的汇报时，提出三峡工程要不要列入的问题。计委的很多人受不久前美国考察团影响，对此很有顾虑。小平同志刚访问了美国，对美国技术的先进是清楚的。美国考察团的意见，加上国家计委部分同志的顾虑，使他当时认为，按中国的财力，三峡工程可能十年都上不去。
当时，我是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总工程师，负责三峡工程和葛洲坝工程设计，同年任长办副主任，正在葛洲坝工地，听到湖北省委副书记王群传达国家计划会议预备会议精神。在这次会上邓力群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话，根据当前经济形势，三峡工程十年之内可能上不去。我听后很着急。恰巧这时新华社湖北分社记者李永长采访我，我向他讲了三峡工程的基本情况，包括规划设计、施工、设备供应、资金需求等方面的情况以及葛洲坝工程和三峡工程的关系等。他据此写了一篇动态清样。
同时，我针对弗里曼和莫尔斯中将的意见写了一篇《三峡工程辩证》，针对他们提出的问题逐条作了辩驳。后来，美国的《工程新闻记录》登载了这篇文章，署名是我、杨贤溢和美籍华人赵耆琛。
美国国内对三峡工程意见也不一致。特别是垦务局，自萨凡奇开始，一直对三峡工程很热心。垦务局局长希金森在看过葛洲坝工程之后说，中国建成了葛洲坝，就可以做成任何一项他们想做的水利工程。希金森也在《工程新闻记录》上发表文章，表达了与弗里曼和莫尔斯不同的观点。
这样，美国水利界三巨头形成不同意见，而且都在权威杂志上发表，再加上新华社出了动态清样，小平同志感到各方意见分歧实在太大，于是带着家人，在1980年6月下旬到了成都，说是为了度假，实际上是要亲自到三峡地区和葛洲坝工地实地考察。
7月13日，小平同志在四川省省长鲁大东、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我以及宜昌地委书记马杰、荆州地委书记胡恒山等人的陪同下，从重庆顺江东下，视察三峡坝区和葛洲坝工地。在船上，小平同志详细询问了环境保护、泥沙淤积、坝址以及大坝、电厂、船闸的设计，并和国内外已达到的水平进行比较，对防洪和航运问题也很关注。我一一回答，并向小平同志汇报了三峡工程研究的经过、工程规划设计、施工方案、设备制造、资金筹集等问题。
船到宜昌后，小平同志参观了葛洲坝工程，他看得很仔细。小平同志询问了葛洲坝一期工程的截流时间，他指示现在工地的各项设施以及机械设备将来凡是能用之于三峡的都要用上，那时不要再重复搞一套，要注意勤俭节约，不要浪费。小平同志到武汉后，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专程从北京赶到武汉，向他汇报工作。在会上研究三峡工程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此行看了长江三峡工程，听了汇报，了解到长江水运运量不大，长江中下游两岸防洪问题很严重，洪水淹到哪里，哪里要倒霉，人民要遭殃，同时，长江两岸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三峡大坝建成以后航运问题可以解决，三峡工程可发大量的电，可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影响问题也可以解决。他认为：建设三峡工程效益很大，轻易否定三峡工程是不对的。请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回北京后抓紧研究。
小平同志此次考察三峡地区和葛洲坝工地，意义重大，是三峡工程建设的一个新起点。可以说，没有此次视察，就没有今天的三峡工程。
80年代三次访美
随着建设三峡工程逐渐成为中国大多数领导同志的共识，1982年，中美双方在华盛顿签署了《水力发电及有关的水资源利用合作议定书附件二》，其中第四项即三峡工程技术合作。至此，中美两国再次在三峡工程上进行合作正式确定下来。
为落实该协议，推进中美两国在三峡工程上的合作，20世纪80年代我作为长办领导，三次赴美访问、考察。
（一）1983年访美
虽然协议规定了中美双方在三峡工程上进行合作，但是美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必须要签订正规的合约，才能真正落实。
美国垦务局对三峡工程一直很热心，是积极履行协议的。1981年4月至6月，垦务局牵头组团到中国考察。1983年，希金森想进一步详细了解三峡工程在40年代以后，从50年代开始的规划、勘测、设计和科研情况，以便下决心和中国方面签订合约，正式进行合作。为此，中国方面组织了一个代表团，由我任团长，赴美访问。
我们首先到丹佛美国垦务局工程研究中心和他们交流。我们先讲三峡工程全面情况，然后一个专业一个专业地介绍，在丹佛呆了十天。每讲一个专题，垦务局都组织相关人员听讲。
接着，我们在美国考察，这离1973年第一次到美国隔了10年，故地重游，别有一番滋味。这次我们先看了波特兰电力公司，然后沿着哥伦比亚河，看了沿途的大坝、船闸、电厂。其中有些我在1973年看过，有些没有看过，特别是正在加高的大约瑟夫工程。随后我们又坐小飞机看了垦务局在西部17个州做的灌溉工程。最后我们在旧金山作了初步总结，然后回国。
这次访问一共在美国呆了39天，纯粹是一次工作访问，最大的收获是让垦务局了解到我们已进行的工作成果是非常丰富的。
1984年，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水电部外事司分别与垦务局签署合约，具体规定了垦务局对三峡工程有关经济技术问题提供顾问性技术咨询服务，中方支付咨询服务费用，合同有效期五年。
从1984年到1989年，我们前后花了一两百万美元，请美国专家到中国来，一共有64人次。在技术咨询中，美国专家一致肯定三峡工程的优越条件，认为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这些专家分别来自垦务局、陆军工程师团两个联邦政府机构以及一些著名的大公司，有搞水工、施工规划的，有搞设计的，有搞泥沙和航运的，也有搞生态环境的专家。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泥沙方面的专家西蒙斯，他曾与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一起工作过。他对模型试验方法作了改进，认为三峡泥沙问题并不构成威胁。总的来说，美国派来的专家，不论是联邦机构派来的，还是大的公司派来的，都很负责，花的钱是值得的。
（二）1985年访美
1985年，美国垦务局邀请我赴美参加国际水电会议以及胡佛坝建成50周年大会。参加国际水电会议的人很多，世界各大水电公司都派人去了。大会给我们开了专场，然后大队人马坐飞机去胡佛坝。
在胡佛坝，垦务局向我们介绍，该坝1935年开建时，以发电为主，解决加州、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等地的用电问题，装机有200多万千瓦；后来发现南加州的供水问题突出，于是转变功能，减少发电，以供水为主。实践证明，这一转变很成功，80年代胡佛坝灌溉和供水效益都很显著，极大促进了南加州农业的发展。南加州每年农业产值超过100亿美元，农产品不仅解决了内需，还对外出口。
胡佛坝建设的经历，让我们深有体会和感慨，即任何事情都是发展和变化的，不要把问题看死。水库的功能也是有变化的，各部门要协调利益。
（三）1988年访美
1988年，垦务局又以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的名义邀请我参加国际大坝会议，陈济生与我同行。此次会议的焦点是环保人士反对建水坝。开会前，我与陈济生花了整整一个晚上准备发言稿。
开会时，我上台发言，时长限制在6分钟，我超时了，但主席并未按铃，结果我讲了7分多钟。这7分多钟的发言专讲我们在三峡工程建设上对环保问题的研究，全场鼓掌。我下来的时候，中国国际大坝会议的秘书长沈崇刚（1949年，我陪林一山到华东接管相关水利机构时，他是华东水利部的秘书，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说我讲得真棒。
我们在开会时，环保组织在河对岸的伯克利集会，并给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写信。参加国际大坝会议的有2000多人，他们有200多人。我当时还作了调查，发现该组织在旧金山只有一间房，有时有人，有时没有人。
这实际上是三峡环保问题在国际上的一场较量，核心是三峡工程对于环境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1989年，我们与垦务局的合约到期。至此，中美在三峡工程上的合作告一段落。
[导读]1980年，美国考察团的意见使邓小平认为，按中国的财力，三峡工程可能十年都上不去。美国水利界三巨头对三峡工程形成不同意见，这促使邓小平在1980年7月亲自到三峡地区和葛洲坝工地实地考察。
在三峡工程长达大半个世纪的勘测、设计、论证和建设过程当中，尽管有各种各样反对的声音，但我们还是得到了许多帮助。其中，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美国是国外最早接触三峡工程的，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和国民政府合作进行三峡工程的查勘规划工作，提出过萨凡奇计划。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后，美国逐渐成为三峡工程主要的对外交流对象。我长期从事三峡工程的各项工作，和美国有关部门、专家打过不少交道，现仅就我所了解的美国参与三峡工程的有关情况作一简要回顾。
早期接触
对于三峡工程，有人认为是孙中山最先提出决策，这是不准确的。孙中山在其《建国方略》中，对三峡开发曾作这样的论述：“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这段话与其建东方大港、南方大港、北方大港以及修10万公里铁路一样，只是天才的设想。孙中山一生没有到过三峡，没有为三峡工程做实际工作。
1932年10月，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派出一支长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队，这是我国专为开发三峡水力资源进行的第一次勘测和设计工作。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派美籍测量总工程师史笃培参加，这是第一位参加三峡水电勘测的美国人。他们在三峡地区进行了为期约两个月的勘查和测量，编写了一份《扬子江上游水力发电测勘报告》，拟定了在葛洲坝、黄陵庙修建两座总装机容量分别为32万千瓦、50万千瓦的低坝电站，并设船闸通航，总预算1.665亿美元。这是中美两国工程师合作首次提出开发三峡水电的计划。但这一计划仅仅是纸上谈兵，很快就被束之高阁。
1944年4月，在国民政府战时生产局任专家的美国人潘绥，提出了一个利用美国贷款修建三峡工程的计划，并向罗斯福总统写信。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得知潘绥的报告后，专门请正受邀在华进行水电咨询工作的美国垦务局设计总工程师萨凡奇赴三峡考察。美国垦务局大坝设计世界闻名，当时世界四座最高大坝均为该局设计兴建。当时宜昌尚在日军控制之下，萨凡奇不顾生命危险，冒着日军飞机可能轰炸和扫射的危险，对三峡两岸的山川地势进行了为期10天的详细勘查，提出了《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即著名的“萨凡奇计划”。这是第一个三峡高坝建设方案。1946年4月，他又到三峡实地勘查了一次。
有人说萨凡奇对三峡工程作出了设计，也不准确。但是应该说萨凡奇的勘查，大大推动了三峡工程的设计。萨凡奇对坝高和水位的选择还是有经验的。他选择的水位是204米，和我们后来长期研究论证的结果比较吻合，也是考虑到不要淹没重庆。但萨凡奇把坝址选在南津关，这是不好的。南津关属于石灰岩地区，地质条件不好，我们打过很深的钻，在200米以下还有泥沙，还打出螃蟹，风险太大，而且枢纽布置起来比较困难，船闸就非常不好放。
1945年春，美国垦务局开始研究三峡工程有关资料。1946年4月，资源委员会与垦务局正式签订合约，由该局进行三峡大坝的设计，中国派技术人员赴美参加设计。据此，国民政府先后派60余位技术人员赴美。同时，资源委员会与美国M. K公司签订合约，由该公司承担坝址地质钻探任务。不久，该公司派人在南津关打过两个半钻孔，进行了石牌到南津关地质勘查工作，确定了南津关坝址，搞了布置图。此外，资源委员会还与美国洛杉矶费其艾航测公司订约，由该公司承包航空摄影。整个航测工作，从石牌到南津关下游，于1946年7月完成。总的来说，美国这一时期的工作，包括比较全面的柯登报告，也就是规划性设计，不能算是我们所说的初步设计的的正式文件。他们在地质方面所做的工作也很粗浅，对石灰岩地区的地质问题想得比较简单，认为溶洞只要堵一堵就不至于造成大的灾害。真正对三峡工程进行规划、设计工作，并把三峡工程作为长江流域规划主体，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1953年毛主席视察长江，提出建设三峡工程的设想以后。当时，参加萨凡奇计划及中美合作三峡工程设计的中方团组，主要来自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持此事的先是钱昌照，后来是孙越崎。具体负责的是资源委员会全国水力发电总处，黄育贤时任处长，徐怀云科长任中方设计组组长。扬子江水利委员会也派了杨贤溢、杨绩昭和刘鼐臣等参加。徐怀云后来在美国国际工程公司当副总裁。他曾写回忆录《圆梦记》，详细记载了这段历史。七八十年代，我四次赴美考察，每次到旧金山，都与当地华人，尤其是当年搞过三峡设计的老人见面。黄育贤当时已经很老了，有点轻微的痴呆，但好多事他还清楚，对国内要搞三峡工程非常兴奋。
不久，随着内战日渐扩大，国民政府财力匮乏，无力进行三峡研究。1947年5月，资源委员会正式通知垦务局，中止三峡工程设计。这一时期的中美合作宣告结束。
再次产生交集
新中国成立后，中美长期处于敌对关系，在三峡工程上几乎没有联系。到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基辛格和尼克松相继访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此时正值葛洲坝工程修改设计高峰阶段。而葛洲坝工程主要是考虑为三峡工程做实战准备上马的。为解决葛洲坝工程建设当中的船闸设计问题，中国组织代表团赴美考察，由此中美两国在三峡工程上再次产生了交集。
1970年12月30日，葛洲坝工程在先上马的修改设计尚未作出的情况下（五六十年代的设计思路是先上三峡工程，再上葛洲坝工程），采取“边施工、边勘探、边设计”的方针，就大规模开工。因为情况变了，却还套用原来的设计，导致出现一系列问题，再加上工程质量不好，于是就有人向中央反映葛洲坝工程建设的问题。周总理果断地作出决定：葛洲坝工程立即停工，重新修改设计，在修改初步批准后才能复工。他把修改设计的任务交给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负责。因为当时林一山眼睛生了黑色素瘤，先是在北京同仁医院，后来到上海华东医院手术治疗。这样，修改设计方案的工作就由我具体负责。
通航问题是葛洲坝工程修改设计当中的一个焦点、难点问题。交通部门给我们提出了很多意见、要求。一些长期在江上航行的船长认为，以前长江航道很宽，可以大摇大摆地航行，建了葛洲坝工程后，只能从窄胡同里走。他们怕船闸碍航，影响长江通航能力。我国当时在一些河流主要是大运河上做了一些船闸，但他们认为这些船闸规模太小，不能反映问题。我们又在江汉平原进长江的新滩口也建了船闸，他们仍认为小，不能成为船闸不碍通航的依据。他们提出，葛洲坝船闸最大水位差达到27米水头，唯一具有参考价值的是美国田纳西河上的新威尔森船闸（它具有30米水头），由此提出到美国考察的要求。
为此，1973年4月，周总理在与基辛格见面时专门提出，中国希望派一个考察团，对内是考察船闸，对外称水利工程考察团，赴美作全面考察。在获得同意后，中国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到美国考察水利工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向美国派出的第一个水利考察团。这个考察团由水电部、交通部、机械部、外交部、长办5个部门和单位一共10人组成。团长是中国航运专家、时任华东水利学院革委会副主任的严恺，负责对外台面上的事；我是副团长，负责业务；外交部美大司澳美新处处长屠国维是秘书，负责外事。我们代表团还成立了一个党小组。
这次赴美考察，因为国家高层布置，美国人对我们非常开放，接待非常周到，几乎是有求必应。
美国的水利机构分工很奇怪，如联邦机构就有三家，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是总统直管，陆军工程师团属军队管，负责防洪、航运以及水电的开发，垦务局属内政部，负责西部17个州的水利开发（主要是灌溉）。
我们先到纽约，与陆军工程师团在该地区的首脑斯坦德纳斯准将谈美国关于河流的多目标开发的情况，然后到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看干流上的工程，着重看新威尔森船闸。该船闸闸门有30多米高，与我们的葛洲坝类似，运行自如，状态良好。
我们也看到了美国人失败的例子，如赫尔斯坝因地质条件较差，不得不在其下游重修了尼卡夹克坝。我们希望得到最新的资料和图纸，陆军工程师团说不能给。后来通过基辛格做工作，美方给了我们一套工程改建的船闸完整的设计图纸，约700多张。我们一路十分小心，随身带着，这对我们搞船闸设计有很大的好处。
考察完田纳西河流域后，我们来到密西西比河，看了许多防洪和水土保持的工程，还看了实验室做整套的泥沙试验。我们了解到美国人对船闸的设计要求，远没有我们交通部门提出的要求那么复杂。在美国人看来，拦洪坝、船闸都不会成为航运的障碍，而是改善天然河道通船最佳措施。
从亚拉巴马州到密西西比州途中，由于当时中美尚未建交，台湾当局与美国有外交关系，我们受到了严格的保护。我们一行10人，美国给我们配的是9个保镖1个陪同，也是10个人，每到一州，警察局长亲自出面，集中保护。
考察完密西西比河流域以后，我们又到美国西部考察，主要看了西南部及加州的灌溉工程，并沿西海岸到哥伦比亚河，看了邦涅维尔船闸、蛇河的冰港工程、著名的大古力水电站，以及高达770英尺的德沃夏克坝。
丹佛是我们在美国西部考察的最后一站，也是垦务局的总部所在地。垦务局在解放前与中国合作过三峡工程勘查设计，非常欢迎我们到来。我们有什么问题，要什么资料，他们都热情地解决。
随后，我们又到美国东北部考察。我们先到俄亥俄河考察，主要看船闸。当年美国开发西部时，许多物资要从东部经俄亥俄河向西运输。因此，俄亥俄河开发将航运作为重点，建了47个梯级的水闸，每级水位差很小，后来进行合并，做了十几年，将47个小梯级合成17个相对较高的梯级。
从俄亥俄到美国首都华盛顿，下榻五月花旅馆，当时黄镇到美国组建中国驻美联络处，也住在五月花旅馆。黄大使邀请我们一起吃了一顿早餐。美中交流学会和美国科学院为我们在华盛顿举行盛大招待会。许多著名的华人如任之恭、杨国华、雷汉成等出席，还有后来担任过美驻华大使的洛德。在华盛顿我们还到过一家中餐馆——燕京楼吃烤鸭，老板是云南王龙云的四儿子。中国驻美联络处初建时，就由他们提供伙食。
我们还与华盛顿的有关单位进行了座谈，联络处提醒我们要注意防止台湾当局捣乱，但当时中美关系正在升温之中，台湾当局没有什么干预手段。
尽管感觉美国有反华势力，但人民是友好的，我们没有遇到任何反华的情况。有个老师还专门请我们去看他们的小学，问长问短。沿途有许多企业家，尤其是洛克菲勒家族找到我们，问如何与中国人做生意。我们只好说不是搞这一行的，有问题找中国驻美联络处。
最后，我们从华盛顿经纽约到迈西那港考察圣劳伦斯水道，主要看了艾森豪威尔船闸。这个船闸尽管出去不远就有急弯，但大海轮通行时很平稳，让我们开了眼界。
圣劳伦斯河看完后，我们又回到纽约，然后从纽约回国。
我们此行在美国一共呆了8个星期，到过13个州、考察了26座水坝、13座有名的大坝工程以及研究机构、高校、工厂，历时长，收获也很大。总的印象，美国是个高度发达的国家，联邦的三大水利机构对工作都很负责，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同时也认为我们自己有很多非常宝贵的经验。美国的大多数河流的水力资源已经开发得差不多了，从水电建设来说，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却是方兴未艾，因此，有许多东西可能会后来居上。
这次考察对我们修改葛洲坝工程设计方案起了积极作用。我们了解到，从俄亥俄河整治开始，美国修建船闸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是其改善内河航运最主要的办法，而且非常安全，不会出事故，不会造成客货运量降低，不可能造成河流断航。
完成此次考察后，我们向中央汇报，报告是我起草的，大致意思是说，葛洲坝工程建设中有关方面提出的问题，参考美方经验都可解决，修建葛洲坝船闸在工程技术上应该是没问题的。水电部领导看了后觉得写得不错，但是把美国描写得太好了，怕犯右倾错误，于是在政治上把了把关。
经过此次考察，交通部也对葛洲坝的航运问题比较清楚了，但部领导没出国，把报告修改了一些，然后上报中央。
后来听说李先念同志不放心，要找我，但我已离开北京，他就找到严恺谈了一下，说明中央对此事的关注（此时，周总理已经委托李先念过问葛洲坝工程）。
葛洲坝工程建成后，改善了200公里的航道，淹了不少原来阻碍航行的险滩，大大改善了通航条件，许多原来不信任我们的船长都信服了。
一个由美国人引发的重大决策
1979年，当葛洲坝一期工程基本建成后，水电部又向国务院提出关于修建三峡工程的报告，建议尽早决策。这时正值中美建交、邓小平访美。这一年，中美两国相继签订科技合作协定、水电开发和有关的水资源利用议定书。中美两国准备再次在三峡工程建设上进行合作。
但好事多磨，中美合作还没有正式开始，就险些夭折，甚至出现影响到三峡工程是否上马这样的大问题。
当时国内对三峡工程争论很大，反对的意见传到美国，影响到了美国政府。1980年3月，美国政府为慎重起见，专门派了一个代表团，以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局长弗里曼为首，包括陆军工程师团一把手莫尔斯中将和垦务局局长希金森，到三峡考察。中国方面也组成了陪同团，李锐为团长，长办这方面有我和陈济生。美国人是兵分两路。我和李锐一起陪同莫尔斯中将看了水电部长沙勘测设计院正在进行现场勘测、规划中的龙滩，然后到了三峡。弗里曼他们则是先看上游，然后顺江而下到宜昌看三峡。
美国代表团回国后，在莫尔斯中将的坚持下，弗里曼在《工程新闻记录》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条件不成熟，不赞成上三峡工程，并说中国人听了他们的意见，把三峡工程扼杀掉了。但事实上，我陪同美国考察团走了一路，看得很清楚，他们两个星期跑了那么多地方，走马观花，是不可能提出这么重大的意见的。弗里曼的文章主要是受了我们自己反对派观点的影响。
但是，美国考察团的报告影响很大，中央很关注，从而引出了一个大问题，三峡工程到底建不建？
1980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听取国家计委五年计划的汇报时，提出三峡工程要不要列入的问题。计委的很多人受不久前美国考察团影响，对此很有顾虑。小平同志刚访问了美国，对美国技术的先进是清楚的。美国考察团的意见，加上国家计委部分同志的顾虑，使他当时认为，按中国的财力，三峡工程可能十年都上不去。
当时，我是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总工程师，负责三峡工程和葛洲坝工程设计，同年任长办副主任，正在葛洲坝工地，听到湖北省委副书记王群传达国家计划会议预备会议精神。在这次会上邓力群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话，根据当前经济形势，三峡工程十年之内可能上不去。我听后很着急。恰巧这时新华社湖北分社记者李永长采访我，我向他讲了三峡工程的基本情况，包括规划设计、施工、设备供应、资金需求等方面的情况以及葛洲坝工程和三峡工程的关系等。他据此写了一篇动态清样。
同时，我针对弗里曼和莫尔斯中将的意见写了一篇《三峡工程辩证》，针对他们提出的问题逐条作了辩驳。后来，美国的《工程新闻记录》登载了这篇文章，署名是我、杨贤溢和美籍华人赵耆琛。
美国国内对三峡工程意见也不一致。特别是垦务局，自萨凡奇开始，一直对三峡工程很热心。垦务局局长希金森在看过葛洲坝工程之后说，中国建成了葛洲坝，就可以做成任何一项他们想做的水利工程。希金森也在《工程新闻记录》上发表文章，表达了与弗里曼和莫尔斯不同的观点。
这样，美国水利界三巨头形成不同意见，而且都在权威杂志上发表，再加上新华社出了动态清样，小平同志感到各方意见分歧实在太大，于是带着家人，在1980年6月下旬到了成都，说是为了度假，实际上是要亲自到三峡地区和葛洲坝工地实地考察。
7月13日，小平同志在四川省省长鲁大东、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我以及宜昌地委书记马杰、荆州地委书记胡恒山等人的陪同下，从重庆顺江东下，视察三峡坝区和葛洲坝工地。在船上，小平同志详细询问了环境保护、泥沙淤积、坝址以及大坝、电厂、船闸的设计，并和国内外已达到的水平进行比较，对防洪和航运问题也很关注。我一一回答，并向小平同志汇报了三峡工程研究的经过、工程规划设计、施工方案、设备制造、资金筹集等问题。
船到宜昌后，小平同志参观了葛洲坝工程，他看得很仔细。小平同志询问了葛洲坝一期工程的截流时间，他指示现在工地的各项设施以及机械设备将来凡是能用之于三峡的都要用上，那时不要再重复搞一套，要注意勤俭节约，不要浪费。小平同志到武汉后，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专程从北京赶到武汉，向他汇报工作。在会上研究三峡工程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此行看了长江三峡工程，听了汇报，了解到长江水运运量不大，长江中下游两岸防洪问题很严重，洪水淹到哪里，哪里要倒霉，人民要遭殃，同时，长江两岸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三峡大坝建成以后航运问题可以解决，三峡工程可发大量的电，可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影响问题也可以解决。他认为：建设三峡工程效益很大，轻易否定三峡工程是不对的。请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回北京后抓紧研究。
小平同志此次考察三峡地区和葛洲坝工地，意义重大，是三峡工程建设的一个新起点。可以说，没有此次视察，就没有今天的三峡工程。
80年代三次访美
随着建设三峡工程逐渐成为中国大多数领导同志的共识，1982年，中美双方在华盛顿签署了《水力发电及有关的水资源利用合作议定书附件二》，其中第四项即三峡工程技术合作。至此，中美两国再次在三峡工程上进行合作正式确定下来。
为落实该协议，推进中美两国在三峡工程上的合作，20世纪80年代我作为长办领导，三次赴美访问、考察。
（一）1983年访美
虽然协议规定了中美双方在三峡工程上进行合作，但是美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必须要签订正规的合约，才能真正落实。
美国垦务局对三峡工程一直很热心，是积极履行协议的。1981年4月至6月，垦务局牵头组团到中国考察。1983年，希金森想进一步详细了解三峡工程在40年代以后，从50年代开始的规划、勘测、设计和科研情况，以便下决心和中国方面签订合约，正式进行合作。为此，中国方面组织了一个代表团，由我任团长，赴美访问。
我们首先到丹佛美国垦务局工程研究中心和他们交流。我们先讲三峡工程全面情况，然后一个专业一个专业地介绍，在丹佛呆了十天。每讲一个专题，垦务局都组织相关人员听讲。
接着，我们在美国考察，这离1973年第一次到美国隔了10年，故地重游，别有一番滋味。这次我们先看了波特兰电力公司，然后沿着哥伦比亚河，看了沿途的大坝、船闸、电厂。其中有些我在1973年看过，有些没有看过，特别是正在加高的大约瑟夫工程。随后我们又坐小飞机看了垦务局在西部17个州做的灌溉工程。最后我们在旧金山作了初步总结，然后回国。
这次访问一共在美国呆了39天，纯粹是一次工作访问，最大的收获是让垦务局了解到我们已进行的工作成果是非常丰富的。
1984年，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水电部外事司分别与垦务局签署合约，具体规定了垦务局对三峡工程有关经济技术问题提供顾问性技术咨询服务，中方支付咨询服务费用，合同有效期五年。
从1984年到1989年，我们前后花了一两百万美元，请美国专家到中国来，一共有64人次。在技术咨询中，美国专家一致肯定三峡工程的优越条件，认为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这些专家分别来自垦务局、陆军工程师团两个联邦政府机构以及一些著名的大公司，有搞水工、施工规划的，有搞设计的，有搞泥沙和航运的，也有搞生态环境的专家。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泥沙方面的专家西蒙斯，他曾与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一起工作过。他对模型试验方法作了改进，认为三峡泥沙问题并不构成威胁。总的来说，美国派来的专家，不论是联邦机构派来的，还是大的公司派来的，都很负责，花的钱是值得的。
（二）1985年访美
1985年，美国垦务局邀请我赴美参加国际水电会议以及胡佛坝建成50周年大会。参加国际水电会议的人很多，世界各大水电公司都派人去了。大会给我们开了专场，然后大队人马坐飞机去胡佛坝。
在胡佛坝，垦务局向我们介绍，该坝1935年开建时，以发电为主，解决加州、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等地的用电问题，装机有200多万千瓦；后来发现南加州的供水问题突出，于是转变功能，减少发电，以供水为主。实践证明，这一转变很成功，80年代胡佛坝灌溉和供水效益都很显著，极大促进了南加州农业的发展。南加州每年农业产值超过100亿美元，农产品不仅解决了内需，还对外出口。
胡佛坝建设的经历，让我们深有体会和感慨，即任何事情都是发展和变化的，不要把问题看死。水库的功能也是有变化的，各部门要协调利益。
（三）1988年访美
1988年，垦务局又以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的名义邀请我参加国际大坝会议，陈济生与我同行。此次会议的焦点是环保人士反对建水坝。开会前，我与陈济生花了整整一个晚上准备发言稿。
开会时，我上台发言，时长限制在6分钟，我超时了，但主席并未按铃，结果我讲了7分多钟。这7分多钟的发言专讲我们在三峡工程建设上对环保问题的研究，全场鼓掌。我下来的时候，中国国际大坝会议的秘书长沈崇刚（1949年，我陪林一山到华东接管相关水利机构时，他是华东水利部的秘书，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说我讲得真棒。
我们在开会时，环保组织在河对岸的伯克利集会，并给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写信。参加国际大坝会议的有2000多人，他们有200多人。我当时还作了调查，发现该组织在旧金山只有一间房，有时有人，有时没有人。
这实际上是三峡环保问题在国际上的一场较量，核心是三峡工程对于环境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1989年，我们与垦务局的合约到期。至此，中美在三峡工程上的合作告一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