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重估中国核电
2011/3/21 8:57:59 新闻来源：《新世纪》-财新网
仍未了局的日本核灾难，让近年来高歌猛进的中国核电业感受到些许凉意。3月1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常务会议，要求全面审查在建核电站，不符合安全标准的立即停止建设。同时，要求调整完善2007年10月出台的《核电发展中长期规划》；在核安全规划批准前，暂停审批核电项目，包括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
3月17日，沪深两市核电板块大幅下挫。三只股票跌停，多只股票跌幅超过6％。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后，此前红得发紫的中国核电概念股，已连续第四个交易日走低。
自2007年至今，中国新开工建设的核电机组达到29台，仅2008年一年就新上马14台机组。而内地已运行核电机组的总量只有13台。根据世界核能协会（WNA）的统计，截至去年年底，在建加上规划中的核电机组，高达77台。此外，各地有意向建设的核电机组更达到140台左右。两者累计，已接近全球正在运行核电机组的半数。
多数业内专家认为，中国发展核电的大方向不会因为日本核事故改变，但这次事故将给中国核电业带来巨大影响。最低限度，它也将鞭策决策者在核安全问题上多一点敬畏和谦卑。
地震考验
中国核电项目选址的前提是500年内无活跃地质活动的区域；在过去2000多年中，中国海啸的发生频率仅为200年一遇
核事故发生在日本，却是自1991年中国第一台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以来，中国人首次近距离感受到核事故潜在的狰狞面目。
之前，无论是1979年的美国三里岛核事故，还是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灾难，都显得距离中国普通老百姓过于遥远。
这一次完全不同。通过电视、互联网以及微博等新兴的在线社交媒体，福岛核事故的细节和进展，都清晰地展现在眼前。加上和日本特殊的地缘关系，最近处仅距离大陆1000多公里，公众第一次在此和彼之间有了切身感受。
中国目前在运行的6个核电站的13台机组，以及已经批准的新上核电机组项目，也都在沿海地区。中国的地质条件与日本有相似也有不同。中国是遭受地震危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一半以上的国土面积都位于烈度在VII（七级）以上的高烈度地区。但海啸威胁不大。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总工程师柴国旱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由于中国大陆架比较长，附近海域水深较浅，在沿海发生海啸的可能性很小。根据史料记载，在过去2000多年中，中国海啸的发生频率仅为200年一遇。
曾经参与过秦山等多座核电站选址工作的上海同济大学水利工程系教授周念清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目前中国在核电站建设前，专家们都会实地进行地质研究，设定地震区划，避开活断层，选择500年内无活跃地质活动的区域。在区划安全性评价的基础上，再进行选址。
以秦山核电站为例。他透露，当时专家研究地震历史，将区划分为300公里、70公里、8公里三个等级。在周边方圆300公里以内，未发生过大的地震；只有一次5级地震记录，还是在太平洋上。
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少光也表示，大亚湾核电站所在地，历史上也没有发生过6级以上地震。事实上，香港及大亚湾地区的断层并不活跃，没有形成强烈地震的适当地质条件，因此发生强烈地震而造成严重破坏的机会甚微。
目前运营着包括大亚湾在内5个核电机组的中广核集团，也在一份声明中强调，该集团所有已建、在建核电厂在总平面布置设计时，均考虑了海啸增水对电厂运行安全的影响。防波堤、防浪堤可以在最大台风浪的情况下，保证护岸结构基本稳定，地震发生后保证护岸结构基本稳定，不丧失基本防浪功能。
不过，周念清也承认，“但地壳运动不好把握，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公司的王中平和戴连筠，在2008年发表于《新能源》上的一篇文章中就指出，2007年7月16日，日本新澙发生6.8级地震，震中距离柏崎•刈羽核电站仅9公里。不仅地震发生的地点，在核电站设计者的预料之外，且地震产生的震动也超过了原来确定的设计基准。初步分析与附近发震构造调查不充分，并低估了发震构造的规模有关。
以汶川大地震为例，所在龙门山断裂带规模很大，但由于滑动速度很慢，也非常有欺骗性。汶川地区过去没有强震记录，但从结果看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安全，因为这类地区8级强震的复发间隔在3000年到5000年区间。
安全尺度
此次发生事故的福岛核电站采用沸水堆。中国核电站普遍采用压水堆，在对付全场断电事故工况时更优，安全壳也更大，对于放射性物质的包容性能较强
正是由于地震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如何确保核电站的绝对安全，和提高经济效益一样，一直是过去几十年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核电业最主要的进化动力。
从上个世纪50年代核裂变能开始商业化应用以来，迄今为止，已经先后出现了三代核电技术。
目前，除了秦山一期以及援建巴基斯坦的同类型项目，第一代技术已经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无论是中国还是全球核电业，已经运行的主流机组，采用的都是第二代技术。
属于第一代技术的秦山一期发电功率只有30万千瓦，最初设计寿命也只有30年。到了第二代，不仅建造周期更短，额定功率往往达到60万千瓦以上甚至百万千瓦量级，设计寿命也延长为40年。延寿后，运行时间往往可以长达50年到60年，理论上更是可以延到80年。
发电功率的提高，使用寿命的延长，提高了核电的经济价值，但最重要的改进仍然是安全性。根据设计，其堆芯严重损伤频度仅为10-4堆年，即100个反应堆连续运行100年，才会出现一次堆芯熔化的严重事故。出现向外部环境大量释放放射性物质的频度，则还要比这个低两个数量级，即10-6堆年。
在二代技术中，主要有压水堆（PWR）和沸水堆（BWR），此外还有重水堆和石墨堆等。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统计，压水堆占到全球约六成份额，中国全部采用这种堆型。使用沸水堆的，主要是美国和日本；但即使在美国，目前三分之二也都是压水堆。
此次发生事故的福岛核电站，六个机组都是沸水堆。与沸水堆相比，柴国旱表示，中国核电站普遍采用的压水堆，在对付全场断电事故工况时也具有一定优势。因为压水堆有反应堆冷却剂系统和蒸汽动力转换系统两个回路，反应堆冷却剂系统被完全包容在安全壳内。在断电情况下，可以先采用二回路的注水-排汽手段，尽量避免一回路放射性物质向外的排放。
此外，压水堆的安全壳相对较大，设计压力也较高，对于放射性物质的包容性能较强。目前，中国核电机组的安全壳，都是由1米多厚的混凝土、钢筋构成的，能抵御很强的内部和外部冲击；相对而言，这次事故机组，最外层的安全壳则要脆弱得多。
当然，Frost & Sullivan咨询公司能源与电力系统分析师曹寅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事故机组超期服役，设备老化，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
不过，业内专家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也表示，简单地说沸水堆没有压水堆安全，也是不恰当的。
毕竟，二代技术时间跨度长达20多年，沸水堆本身也在不断完善和进步之中；这次出事故的，是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设计的早期堆型，后来也改进了很多。中国目前所采用的压水堆，安全性能同样比早期的型号有了不小的提升，因此，很难简单地加以对比。
柴国旱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2004年4月18日，国家核安全局发布了新版HAF102《核动力厂设计安全规定》和新版HAF103《核动力厂运行安全规定》，其中对核电厂严重事故的预防和缓解提出了明确要求。之后上马的所有机组，比如岭澳核电厂3号和4号机组，都设置了非能动的氢气复合器系统，可以消除安全壳内氢气爆炸的风险，确保在严重事故工况下安全壳的完整性。
从冷到热
核电显示出其稳定的竞争力：不增加二氧化硫、二氧化碳排放，不存在电煤运输瓶颈，不存在水电季节问题。除了中核集团和中广核，其他电力巨头也都觊觎这块地盘
中国在核电领域是后来者。先行者在技术方面的不断探索，以及积累的宝贵经验，都是难得的财富。
迄今为止，中国核电机组尚未出现过超过二级的安全事件。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制定的七级分类标准，二级意味着在工作场合出现辐射物的扩散，导致工人暴露在过量辐射之中；但一般不会造成对工人严重的健康伤害，更不会对于工作场合之外的环境造成任何负面影响。当年切尔诺贝利以及美国三里岛核电事故，分别达到七级和五级。
与大多数核大国一样，中国核技术也是从军用起步。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就启动了核计划，并在下一个十年相继成功爆炸原子弹和氢弹。虽然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周恩来就有利用核能的想法，但直到另一个十年，同样是核动力驱动的潜艇下水之后，国务院才正式批准建设第一座核电站。
在全世界大干快上核电站的时候，中国之所以启动缓慢，根本原因还是制约因素太多。当时对能源的需求增长有限，更为廉价的火电即可满足。核电站的建设，虽然有利于提高技术能力，却过于昂贵。
1983年，在北京回龙观饭店的会议上，确定采用国际上经验积累更丰富的压水堆，作为中国核电的发展方向。次年，国家核安全局正式组建，以便当好这个领域的“看门人”。1985年3月，秦山核电站正式开工建设。此后，1987年8月，大亚湾核电站这个中法合作的项目也正式开工。
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再也没有新的核电项目上马。其实也并不奇怪，因为上个世纪80年代上马的这两个项目，都并不是完全由内需驱动的水到渠成。
秦山核电站，更多是中国的“争气”工程；目的是像核潜艇、核导弹一样，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填补国内空白。大亚湾核电站，除了中法合作的政治因素，七成电力供应香港才是主要支点。
除了在商业上要寻找出路，在监管等各个方面，也都需要艰难磨合。环保部核安全司（国家核安全局）的一位人士说，当时建立独立的监管机构，本身是通行的国际惯例。作为国内首先与国际接轨的部门，其引进的核安全法规规范、监管理念和工作模式，对于那些在核领域做了一辈子贡献、习惯原有模式的老专家们来说，也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一直到进入21世纪，随着能源价格逐渐紧张，成本相对高昂的核电才逐渐显示出其稳定的竞争力。尤其是2005年以来，随着“十一五”节能减排政策的出台，不会增加二氧化硫乃至二氧化碳排放的核电凸显优势。2008年初的南方大面积冰雨雪灾害，更进一步刺激了部分省份对于核电的需求。因为电煤不仅存在价格上涨的问题，运输更是瓶颈；水力发电，则存在季节问题。只有核电可以提供稳定的供应。
按照《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中国核电站选址主要在沿海省份。但是，近年来，中国内陆地区也饱受能源匮乏之苦，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重庆、四川、甘肃、吉林在内的多个内陆省（市），也向中央提出了建设核电站的计划。
此时，除了中核集团和中广核两大核电公司，其他电力巨头也都觊觎这块地盘。中国发展核电的方向已定，选择什么样的技术路线，和建立怎样的核电竞争和规管体制，成为了业界争论的焦点。
“三”之争锋
2007年至今，中核和中广核共开工23台“二代加”CPR-1000机组，国核技和中核开工的三代机组所占比重不足两成
切尔诺贝利和三里岛核事故之后，为提升核电安全，三代技术的概念开始浮出水面。
按照美国核管会（NRC）提出的要求，三代堆芯严重损伤频度要再下降一个数量级，达到10-5堆年，即100个反应堆连续运行1000年，才会出现一次堆芯熔化的严重事故。出现向外部环境大量释放放射性物质的频度也要相应下调。
在进入新千年之前，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及法国等不少国家，都接受了这个概念。日本在1996年率先建成了由通用电气-日立核能公司开发的三代先进沸水堆（ABWR）。
日立中国公司有关人士对财新《新世纪》记者强调，ABWR的设计比压水堆简化了很多，也是惟一在全世界有运营业绩的三代反应堆。不过，由于中国一直走的是压水堆路线，所以日立的三代沸水堆技术连门槛也进不去。
正是基于“引进先进技术、统一技术路线、实现核电全方位自主化”的三层考虑，2004年9月，中国政府决定，将三门和海阳共计四台百万千瓦的核电机组面向国际招标，要求是必须采用第三代堆型。之所以将目标锁定第三代，就是基于对“安全”的追求。由此，由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公司组成的国家核电技术公司筹备组，在“以我为主，中外合作”的基础上，启动了国际招标。
虽然有包括俄罗斯原子能公司在内的十多家都参与竞标，但真正具备实力并进入最后环节的，还是法国阿海珐（AREVA）公司设计的EPR（欧洲压水堆）和美国西屋电气公司的AP1000了。
在经过反复比选和投票之后，2006年12月，西屋电气的AP1000最后胜出。绝大多数参评专家同意走AP1000的非能动式安全路线。一位参评业内专家称，AP1000的设计理念是“简化设计、模块建造和非能动安全”，核心是非能动安全，简而言之是在断电的情况下，也可以在温度超过一定值时自动启动冷却功能，因此留下了72小时的断电反应时间。而法国EPR则延续了二代技术的能动安全思路，通过进一步增加冗余和增加裕度，来建立安全防护，也因此单位装机容量升至175万千瓦，以此平抑成本上升。
中国仅有的两家核电公司中核集团和中广核集团都在消化西方技术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反应堆。中核集团曾在1999年提出CNP1000的三代反应堆概念。但由于未能通过国家核安全局的审批，未能入局。业内专家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CNP1000也是基于法国的二代技术M310来设计的；但由于堆芯中的燃料组件由原来的157组增加到了177组，因此必须按照原型堆来进行审批。
中广核则是在法国M310基础上设计的“二代加”反应堆CPR1000，其技术路线与此次日本福岛核电站的反应堆一脉相承，也是能动安全路线。这种堆使用寿命为60年，功率为百万千瓦。由于并未全面达到三代要求，CPR1000被称为“二代加”。两家公司仍然希望能给自主技术寻找发展空间。
在此情况下，2007年5月，国家核电技术公司正式成立；国务院将其定为引进和建设三代技术的主体，直接持有其60％的股份，中核、中电投、中广核和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则各按10％的比例出资。中电投是传统电力公司，也是五大国有电力公司之一。
“第三者”的加入，显然更刺激了“双核”（中核和中广核）的神经。趁AP1000立脚未稳，尚未完成验证，过往激烈相争的中核与中广核暂时联手，因CNP1000未获批准，便集中转推CPR1000。
2007年公布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为“双核”大上“二代加”留下了后门。规划称，为使核电建设不停步，“在三代核电技术完全消化吸收掌握之前，以现有二代改进型核电技术为基础，通过设计改进和研发，仍将自主建设适当规模的压水堆核电站。”
“适当规模”是多大？没有界定。
核电技术选型所涉利益重大，中国核电系统因招标而高层“落马” 已有多个案例。
2007年年底，参与中国引进第三代核电技术招标的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原总裁蒋新生被中央纪委“双规”。随后，中广核集团多位员工相继被调查，涉案20余人，多人被移交司法程序，十余人离职或被开除党籍、调离相关职位。中广核集团原副总经理沈如刚最终被判刑十余年。
2009年，中核集团总经理、党组书记康日新被查。一年后，因受贿罪，康被处无期徒刑。
APP1000在核电三代技术招标中胜出，不是中国核电技术选型的终局。
在“双核”推动下，CPR在全国遍地开花。从招标落定之后的2007年至今，中核和中广核共开工了23台“二代加”CPR-1000机组。加上中核在海南开工的两台CNP-600机组，共计25台。而AP1000仅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开工了4台机组，即使加上作为特例引进的两台EPR，三代所占的比重也不足两成。
五大国有传统电力公司均对核电极有兴趣，因为核电运行恒定，发电小时数远高于水电，也比火电高，因此利润回报丰厚；同时，又可以在公司内部形成更为合理的发电结构。
之前，核电到底姓“核”还是姓“电”，一直争论激烈。但核工业系统以其安全性要求特殊为由，一直成功地把发电企业阻击在外，后者始终无法获得控制权。大唐和华能一度圈定了项目选址，试图单开炉灶；但因为政策不允许，最终只能参股了事。
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董事长王炳华曾任中电投总经理，出身传统电力公司，利用升级为三代技术的机会，以国核技的名义成功地杀出一条路。毕竟，这家公司没有任何历史包袱，可以毫无顾忌做出技术上的选择。因此，代际之争，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又被异化成“核”“电”之争。
支持者称，“二代加”技术成熟，而且安全性完全可以满足要求。反对者则指责说，原本宝贵的厂址资源均被消耗，已有的25台机组之外，还捆绑了更多机组将来为“堆型统一”考虑而必须选择二代加，三代将无地可依。更有人呼吁中国直接上马四代，清华大学的高温气冷堆就是备选方案之一。
在此次日本核事故之后，亦有支持AP1000的专家认为，日本核事故说明能动安全的技术路线存在缺陷，因为海啸导致全厂断电，备用柴油机组失灵，紧急停堆后无法驱动注水系统，反应堆周围余热不断增加，烧坏了锆外壳，并进而导致堆芯熔化，发生了核泄漏事件。而AP1000则在突发断电情况还留下72小时的应对时间。
日本核事故后，国务院暂停审批新项目。中国核电发展会不会重新评估技术发展道路，重构行业格局，业内拭目以待。
淬火
核电监管需全方位跟上核电大发展
此次国务院宣布暂停审批新项目。这样的降温或者说淬火，对于中国核电业的长久健康发展来说，不是坏事。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广核人士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中国上马的项目太多了，“而且都是5年、10年达到什么目标”。
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陈炳德在接受《中国核工业》杂志采访时也坦言，目前中国核电在建或拟建的机组中，承担设备制造的厂商既有国内设备厂，也有国外设备厂，还有众多分布于国内外的其他核电设备供应商。从总体上看，各设备制造厂的生产经验、装备能力和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尤其是一些设备制造厂超负荷运行，设备质量存在一定隐患。
他警告说，纵观历史，重大核安全事故负面影响非常巨大，对核工业界的影响甚至是灾难性。核电发展特别要重视对核电设备生产和安装建造过程的质量和安全监管。
大量新项目上马对监管能力也是严峻考验。
以美国为例，核管会目前拥有3981名员工，负责对104台核电机组的监管；平均到每个机组，接近40人。
环保部核安全司核电二处处长郝晓峰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由于中国现在核电上的规模比较大，环境中心已经从100多人增加到600多人，现场监督站也从100多人增加到300多人。
为适应中国核电发展需要，确保核安全监管的有效性，中编办已经于2010年3月核准核安全监管系统扩编至1000人，并加大了核安全能力体系建设方面的经费投入。
但是，人才方面的瓶颈仍然突出。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总工程师柴国旱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目前中国的核安全监管队伍人数仍然偏少，监管范围宽，技术装备相对落后，人员待遇低，留人才难，招合适人才更难。
实际上，核电监管绝对是个技术活。美国核管会和航天局、中情局一样，可以高比率地配备高级人才。美国政府部门技术人员一般分为十五级，该机构中十五级的技术人员占到了半数。
此外，迄今为止，中国核安全法规体系还缺少上位基本法，即《国家原子能法》。同时，核安全法规体系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在导则和技术标准规范等层面还需要跟上法规的进步。
在距离大亚湾核电站不足三公里的鹏城社区，虽然居委会表示，核事故演练要求除了行动不便的老人，村民都要参加。但乌冲村一名村民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全村200多名村民，还有1000多流动人口，去年参加演练的却只有十多人。当地的外来工，几乎都被排除在核辐射防范宣传之外。而在整个鹏城社区，估计流动人口超过5000人，几乎相当于常住人口的3倍。
“我觉得社区应该有一个警报钟或者广播，有事的话可以马上告诉村民。这位村民补充说。
去年5月，大亚湾核电站曾发生不列入评级的微小泄漏事件。村民们还是从美国的华侨那里率先知道的消息，主动打电话去询问居委会，然后核电站才做出解释的。有时候，这个流程要走三四天的时间。
财新《新世纪》记者曾致电中广核，希望了解其与周边社区的信息沟通情况。但截至发稿时，对方并没有回复这方面的内容。
财新《新世纪》记者于达维、刘卫、特派香港记者王端以及原财新《新世纪》记者张瑞丹对此文亦有贡献
3月17日，沪深两市核电板块大幅下挫。三只股票跌停，多只股票跌幅超过6％。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后，此前红得发紫的中国核电概念股，已连续第四个交易日走低。
自2007年至今，中国新开工建设的核电机组达到29台，仅2008年一年就新上马14台机组。而内地已运行核电机组的总量只有13台。根据世界核能协会（WNA）的统计，截至去年年底，在建加上规划中的核电机组，高达77台。此外，各地有意向建设的核电机组更达到140台左右。两者累计，已接近全球正在运行核电机组的半数。
多数业内专家认为，中国发展核电的大方向不会因为日本核事故改变，但这次事故将给中国核电业带来巨大影响。最低限度，它也将鞭策决策者在核安全问题上多一点敬畏和谦卑。
地震考验
中国核电项目选址的前提是500年内无活跃地质活动的区域；在过去2000多年中，中国海啸的发生频率仅为200年一遇
核事故发生在日本，却是自1991年中国第一台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以来，中国人首次近距离感受到核事故潜在的狰狞面目。
之前，无论是1979年的美国三里岛核事故，还是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灾难，都显得距离中国普通老百姓过于遥远。
这一次完全不同。通过电视、互联网以及微博等新兴的在线社交媒体，福岛核事故的细节和进展，都清晰地展现在眼前。加上和日本特殊的地缘关系，最近处仅距离大陆1000多公里，公众第一次在此和彼之间有了切身感受。
中国目前在运行的6个核电站的13台机组，以及已经批准的新上核电机组项目，也都在沿海地区。中国的地质条件与日本有相似也有不同。中国是遭受地震危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一半以上的国土面积都位于烈度在VII（七级）以上的高烈度地区。但海啸威胁不大。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总工程师柴国旱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由于中国大陆架比较长，附近海域水深较浅，在沿海发生海啸的可能性很小。根据史料记载，在过去2000多年中，中国海啸的发生频率仅为200年一遇。
曾经参与过秦山等多座核电站选址工作的上海同济大学水利工程系教授周念清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目前中国在核电站建设前，专家们都会实地进行地质研究，设定地震区划，避开活断层，选择500年内无活跃地质活动的区域。在区划安全性评价的基础上，再进行选址。
以秦山核电站为例。他透露，当时专家研究地震历史，将区划分为300公里、70公里、8公里三个等级。在周边方圆300公里以内，未发生过大的地震；只有一次5级地震记录，还是在太平洋上。
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少光也表示，大亚湾核电站所在地，历史上也没有发生过6级以上地震。事实上，香港及大亚湾地区的断层并不活跃，没有形成强烈地震的适当地质条件，因此发生强烈地震而造成严重破坏的机会甚微。
目前运营着包括大亚湾在内5个核电机组的中广核集团，也在一份声明中强调，该集团所有已建、在建核电厂在总平面布置设计时，均考虑了海啸增水对电厂运行安全的影响。防波堤、防浪堤可以在最大台风浪的情况下，保证护岸结构基本稳定，地震发生后保证护岸结构基本稳定，不丧失基本防浪功能。
不过，周念清也承认，“但地壳运动不好把握，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公司的王中平和戴连筠，在2008年发表于《新能源》上的一篇文章中就指出，2007年7月16日，日本新澙发生6.8级地震，震中距离柏崎•刈羽核电站仅9公里。不仅地震发生的地点，在核电站设计者的预料之外，且地震产生的震动也超过了原来确定的设计基准。初步分析与附近发震构造调查不充分，并低估了发震构造的规模有关。
以汶川大地震为例，所在龙门山断裂带规模很大，但由于滑动速度很慢，也非常有欺骗性。汶川地区过去没有强震记录，但从结果看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安全，因为这类地区8级强震的复发间隔在3000年到5000年区间。
安全尺度
此次发生事故的福岛核电站采用沸水堆。中国核电站普遍采用压水堆，在对付全场断电事故工况时更优，安全壳也更大，对于放射性物质的包容性能较强
正是由于地震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如何确保核电站的绝对安全，和提高经济效益一样，一直是过去几十年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核电业最主要的进化动力。
从上个世纪50年代核裂变能开始商业化应用以来，迄今为止，已经先后出现了三代核电技术。
目前，除了秦山一期以及援建巴基斯坦的同类型项目，第一代技术已经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无论是中国还是全球核电业，已经运行的主流机组，采用的都是第二代技术。
属于第一代技术的秦山一期发电功率只有30万千瓦，最初设计寿命也只有30年。到了第二代，不仅建造周期更短，额定功率往往达到60万千瓦以上甚至百万千瓦量级，设计寿命也延长为40年。延寿后，运行时间往往可以长达50年到60年，理论上更是可以延到80年。
发电功率的提高，使用寿命的延长，提高了核电的经济价值，但最重要的改进仍然是安全性。根据设计，其堆芯严重损伤频度仅为10-4堆年，即100个反应堆连续运行100年，才会出现一次堆芯熔化的严重事故。出现向外部环境大量释放放射性物质的频度，则还要比这个低两个数量级，即10-6堆年。
在二代技术中，主要有压水堆（PWR）和沸水堆（BWR），此外还有重水堆和石墨堆等。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统计，压水堆占到全球约六成份额，中国全部采用这种堆型。使用沸水堆的，主要是美国和日本；但即使在美国，目前三分之二也都是压水堆。
此次发生事故的福岛核电站，六个机组都是沸水堆。与沸水堆相比，柴国旱表示，中国核电站普遍采用的压水堆，在对付全场断电事故工况时也具有一定优势。因为压水堆有反应堆冷却剂系统和蒸汽动力转换系统两个回路，反应堆冷却剂系统被完全包容在安全壳内。在断电情况下，可以先采用二回路的注水-排汽手段，尽量避免一回路放射性物质向外的排放。
此外，压水堆的安全壳相对较大，设计压力也较高，对于放射性物质的包容性能较强。目前，中国核电机组的安全壳，都是由1米多厚的混凝土、钢筋构成的，能抵御很强的内部和外部冲击；相对而言，这次事故机组，最外层的安全壳则要脆弱得多。
当然，Frost & Sullivan咨询公司能源与电力系统分析师曹寅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事故机组超期服役，设备老化，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
不过，业内专家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也表示，简单地说沸水堆没有压水堆安全，也是不恰当的。
毕竟，二代技术时间跨度长达20多年，沸水堆本身也在不断完善和进步之中；这次出事故的，是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设计的早期堆型，后来也改进了很多。中国目前所采用的压水堆，安全性能同样比早期的型号有了不小的提升，因此，很难简单地加以对比。
柴国旱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2004年4月18日，国家核安全局发布了新版HAF102《核动力厂设计安全规定》和新版HAF103《核动力厂运行安全规定》，其中对核电厂严重事故的预防和缓解提出了明确要求。之后上马的所有机组，比如岭澳核电厂3号和4号机组，都设置了非能动的氢气复合器系统，可以消除安全壳内氢气爆炸的风险，确保在严重事故工况下安全壳的完整性。
从冷到热
核电显示出其稳定的竞争力：不增加二氧化硫、二氧化碳排放，不存在电煤运输瓶颈，不存在水电季节问题。除了中核集团和中广核，其他电力巨头也都觊觎这块地盘
中国在核电领域是后来者。先行者在技术方面的不断探索，以及积累的宝贵经验，都是难得的财富。
迄今为止，中国核电机组尚未出现过超过二级的安全事件。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制定的七级分类标准，二级意味着在工作场合出现辐射物的扩散，导致工人暴露在过量辐射之中；但一般不会造成对工人严重的健康伤害，更不会对于工作场合之外的环境造成任何负面影响。当年切尔诺贝利以及美国三里岛核电事故，分别达到七级和五级。
与大多数核大国一样，中国核技术也是从军用起步。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就启动了核计划，并在下一个十年相继成功爆炸原子弹和氢弹。虽然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周恩来就有利用核能的想法，但直到另一个十年，同样是核动力驱动的潜艇下水之后，国务院才正式批准建设第一座核电站。
在全世界大干快上核电站的时候，中国之所以启动缓慢，根本原因还是制约因素太多。当时对能源的需求增长有限，更为廉价的火电即可满足。核电站的建设，虽然有利于提高技术能力，却过于昂贵。
1983年，在北京回龙观饭店的会议上，确定采用国际上经验积累更丰富的压水堆，作为中国核电的发展方向。次年，国家核安全局正式组建，以便当好这个领域的“看门人”。1985年3月，秦山核电站正式开工建设。此后，1987年8月，大亚湾核电站这个中法合作的项目也正式开工。
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再也没有新的核电项目上马。其实也并不奇怪，因为上个世纪80年代上马的这两个项目，都并不是完全由内需驱动的水到渠成。
秦山核电站，更多是中国的“争气”工程；目的是像核潜艇、核导弹一样，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填补国内空白。大亚湾核电站，除了中法合作的政治因素，七成电力供应香港才是主要支点。
除了在商业上要寻找出路，在监管等各个方面，也都需要艰难磨合。环保部核安全司（国家核安全局）的一位人士说，当时建立独立的监管机构，本身是通行的国际惯例。作为国内首先与国际接轨的部门，其引进的核安全法规规范、监管理念和工作模式，对于那些在核领域做了一辈子贡献、习惯原有模式的老专家们来说，也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一直到进入21世纪，随着能源价格逐渐紧张，成本相对高昂的核电才逐渐显示出其稳定的竞争力。尤其是2005年以来，随着“十一五”节能减排政策的出台，不会增加二氧化硫乃至二氧化碳排放的核电凸显优势。2008年初的南方大面积冰雨雪灾害，更进一步刺激了部分省份对于核电的需求。因为电煤不仅存在价格上涨的问题，运输更是瓶颈；水力发电，则存在季节问题。只有核电可以提供稳定的供应。
按照《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中国核电站选址主要在沿海省份。但是，近年来，中国内陆地区也饱受能源匮乏之苦，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重庆、四川、甘肃、吉林在内的多个内陆省（市），也向中央提出了建设核电站的计划。
此时，除了中核集团和中广核两大核电公司，其他电力巨头也都觊觎这块地盘。中国发展核电的方向已定，选择什么样的技术路线，和建立怎样的核电竞争和规管体制，成为了业界争论的焦点。
“三”之争锋
2007年至今，中核和中广核共开工23台“二代加”CPR-1000机组，国核技和中核开工的三代机组所占比重不足两成
切尔诺贝利和三里岛核事故之后，为提升核电安全，三代技术的概念开始浮出水面。
按照美国核管会（NRC）提出的要求，三代堆芯严重损伤频度要再下降一个数量级，达到10-5堆年，即100个反应堆连续运行1000年，才会出现一次堆芯熔化的严重事故。出现向外部环境大量释放放射性物质的频度也要相应下调。
在进入新千年之前，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及法国等不少国家，都接受了这个概念。日本在1996年率先建成了由通用电气-日立核能公司开发的三代先进沸水堆（ABWR）。
日立中国公司有关人士对财新《新世纪》记者强调，ABWR的设计比压水堆简化了很多，也是惟一在全世界有运营业绩的三代反应堆。不过，由于中国一直走的是压水堆路线，所以日立的三代沸水堆技术连门槛也进不去。
正是基于“引进先进技术、统一技术路线、实现核电全方位自主化”的三层考虑，2004年9月，中国政府决定，将三门和海阳共计四台百万千瓦的核电机组面向国际招标，要求是必须采用第三代堆型。之所以将目标锁定第三代，就是基于对“安全”的追求。由此，由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公司组成的国家核电技术公司筹备组，在“以我为主，中外合作”的基础上，启动了国际招标。
虽然有包括俄罗斯原子能公司在内的十多家都参与竞标，但真正具备实力并进入最后环节的，还是法国阿海珐（AREVA）公司设计的EPR（欧洲压水堆）和美国西屋电气公司的AP1000了。
在经过反复比选和投票之后，2006年12月，西屋电气的AP1000最后胜出。绝大多数参评专家同意走AP1000的非能动式安全路线。一位参评业内专家称，AP1000的设计理念是“简化设计、模块建造和非能动安全”，核心是非能动安全，简而言之是在断电的情况下，也可以在温度超过一定值时自动启动冷却功能，因此留下了72小时的断电反应时间。而法国EPR则延续了二代技术的能动安全思路，通过进一步增加冗余和增加裕度，来建立安全防护，也因此单位装机容量升至175万千瓦，以此平抑成本上升。
中国仅有的两家核电公司中核集团和中广核集团都在消化西方技术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反应堆。中核集团曾在1999年提出CNP1000的三代反应堆概念。但由于未能通过国家核安全局的审批，未能入局。业内专家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CNP1000也是基于法国的二代技术M310来设计的；但由于堆芯中的燃料组件由原来的157组增加到了177组，因此必须按照原型堆来进行审批。
中广核则是在法国M310基础上设计的“二代加”反应堆CPR1000，其技术路线与此次日本福岛核电站的反应堆一脉相承，也是能动安全路线。这种堆使用寿命为60年，功率为百万千瓦。由于并未全面达到三代要求，CPR1000被称为“二代加”。两家公司仍然希望能给自主技术寻找发展空间。
在此情况下，2007年5月，国家核电技术公司正式成立；国务院将其定为引进和建设三代技术的主体，直接持有其60％的股份，中核、中电投、中广核和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则各按10％的比例出资。中电投是传统电力公司，也是五大国有电力公司之一。
“第三者”的加入，显然更刺激了“双核”（中核和中广核）的神经。趁AP1000立脚未稳，尚未完成验证，过往激烈相争的中核与中广核暂时联手，因CNP1000未获批准，便集中转推CPR1000。
2007年公布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为“双核”大上“二代加”留下了后门。规划称，为使核电建设不停步，“在三代核电技术完全消化吸收掌握之前，以现有二代改进型核电技术为基础，通过设计改进和研发，仍将自主建设适当规模的压水堆核电站。”
“适当规模”是多大？没有界定。
核电技术选型所涉利益重大，中国核电系统因招标而高层“落马” 已有多个案例。
2007年年底，参与中国引进第三代核电技术招标的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原总裁蒋新生被中央纪委“双规”。随后，中广核集团多位员工相继被调查，涉案20余人，多人被移交司法程序，十余人离职或被开除党籍、调离相关职位。中广核集团原副总经理沈如刚最终被判刑十余年。
2009年，中核集团总经理、党组书记康日新被查。一年后，因受贿罪，康被处无期徒刑。
APP1000在核电三代技术招标中胜出，不是中国核电技术选型的终局。
在“双核”推动下，CPR在全国遍地开花。从招标落定之后的2007年至今，中核和中广核共开工了23台“二代加”CPR-1000机组。加上中核在海南开工的两台CNP-600机组，共计25台。而AP1000仅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开工了4台机组，即使加上作为特例引进的两台EPR，三代所占的比重也不足两成。
五大国有传统电力公司均对核电极有兴趣，因为核电运行恒定，发电小时数远高于水电，也比火电高，因此利润回报丰厚；同时，又可以在公司内部形成更为合理的发电结构。
之前，核电到底姓“核”还是姓“电”，一直争论激烈。但核工业系统以其安全性要求特殊为由，一直成功地把发电企业阻击在外，后者始终无法获得控制权。大唐和华能一度圈定了项目选址，试图单开炉灶；但因为政策不允许，最终只能参股了事。
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董事长王炳华曾任中电投总经理，出身传统电力公司，利用升级为三代技术的机会，以国核技的名义成功地杀出一条路。毕竟，这家公司没有任何历史包袱，可以毫无顾忌做出技术上的选择。因此，代际之争，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又被异化成“核”“电”之争。
支持者称，“二代加”技术成熟，而且安全性完全可以满足要求。反对者则指责说，原本宝贵的厂址资源均被消耗，已有的25台机组之外，还捆绑了更多机组将来为“堆型统一”考虑而必须选择二代加，三代将无地可依。更有人呼吁中国直接上马四代，清华大学的高温气冷堆就是备选方案之一。
在此次日本核事故之后，亦有支持AP1000的专家认为，日本核事故说明能动安全的技术路线存在缺陷，因为海啸导致全厂断电，备用柴油机组失灵，紧急停堆后无法驱动注水系统，反应堆周围余热不断增加，烧坏了锆外壳，并进而导致堆芯熔化，发生了核泄漏事件。而AP1000则在突发断电情况还留下72小时的应对时间。
日本核事故后，国务院暂停审批新项目。中国核电发展会不会重新评估技术发展道路，重构行业格局，业内拭目以待。
淬火
核电监管需全方位跟上核电大发展
此次国务院宣布暂停审批新项目。这样的降温或者说淬火，对于中国核电业的长久健康发展来说，不是坏事。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广核人士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中国上马的项目太多了，“而且都是5年、10年达到什么目标”。
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陈炳德在接受《中国核工业》杂志采访时也坦言，目前中国核电在建或拟建的机组中，承担设备制造的厂商既有国内设备厂，也有国外设备厂，还有众多分布于国内外的其他核电设备供应商。从总体上看，各设备制造厂的生产经验、装备能力和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尤其是一些设备制造厂超负荷运行，设备质量存在一定隐患。
他警告说，纵观历史，重大核安全事故负面影响非常巨大，对核工业界的影响甚至是灾难性。核电发展特别要重视对核电设备生产和安装建造过程的质量和安全监管。
大量新项目上马对监管能力也是严峻考验。
以美国为例，核管会目前拥有3981名员工，负责对104台核电机组的监管；平均到每个机组，接近40人。
环保部核安全司核电二处处长郝晓峰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由于中国现在核电上的规模比较大，环境中心已经从100多人增加到600多人，现场监督站也从100多人增加到300多人。
为适应中国核电发展需要，确保核安全监管的有效性，中编办已经于2010年3月核准核安全监管系统扩编至1000人，并加大了核安全能力体系建设方面的经费投入。
但是，人才方面的瓶颈仍然突出。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总工程师柴国旱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目前中国的核安全监管队伍人数仍然偏少，监管范围宽，技术装备相对落后，人员待遇低，留人才难，招合适人才更难。
实际上，核电监管绝对是个技术活。美国核管会和航天局、中情局一样，可以高比率地配备高级人才。美国政府部门技术人员一般分为十五级，该机构中十五级的技术人员占到了半数。
此外，迄今为止，中国核安全法规体系还缺少上位基本法，即《国家原子能法》。同时，核安全法规体系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在导则和技术标准规范等层面还需要跟上法规的进步。
在距离大亚湾核电站不足三公里的鹏城社区，虽然居委会表示，核事故演练要求除了行动不便的老人，村民都要参加。但乌冲村一名村民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全村200多名村民，还有1000多流动人口，去年参加演练的却只有十多人。当地的外来工，几乎都被排除在核辐射防范宣传之外。而在整个鹏城社区，估计流动人口超过5000人，几乎相当于常住人口的3倍。
“我觉得社区应该有一个警报钟或者广播，有事的话可以马上告诉村民。这位村民补充说。
去年5月，大亚湾核电站曾发生不列入评级的微小泄漏事件。村民们还是从美国的华侨那里率先知道的消息，主动打电话去询问居委会，然后核电站才做出解释的。有时候，这个流程要走三四天的时间。
财新《新世纪》记者曾致电中广核，希望了解其与周边社区的信息沟通情况。但截至发稿时，对方并没有回复这方面的内容。
财新《新世纪》记者于达维、刘卫、特派香港记者王端以及原财新《新世纪》记者张瑞丹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