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新能源“聚变”转型竞争力
2011/3/2 9:09:10 新闻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瞭望》新闻周刊 王仁贵 孙英兰
2050年后，中国将拥有自己特色的能源新体系，以世界一流水准，进入比较自由的绿色、低碳能源发展阶段
“人均能耗应控制在显著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水平。”近日，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院士向《瞭望》新闻周刊透露，这将是未来中国能源中长期战略最具雄心的目标之一。作为“中国能源中长期(2030、2050)发展战略研究”重大项目负责人，这位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国总理顾问团成员，为本刊记者介绍了中国未来40年的能源战略布局和结构优化的时间表。
2050年前的40年，是我国能源体系的转型期。能源体系要从现在比较粗放、低效、高排放、欠安全的能源体系，逐步转型为节约、高效、洁净、多元、安全的现代化能源体系，能源的结构、“颜色”、质量都将发生革命性的变革。
2030年前的20年，是上述能源转型期中的攻坚期，也是困难期。要花大力气形成节能提效机制、实现新型能源(包括核能、可再生能源等)的突破、化石能源的洁净生产和利用、实现污染排放和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石油安全供应和替代、电力系统优化发展、农村能源形态的显著进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得到基本解决。
2020年前的10年，特别是“十二五”，是上述攻坚任务能否完成的关键期。为经济转型应实现重大调整，能源消费增长结构将有显著变化，节能、提效、减排取得新的明显成效，并逐步实现能源供需模式的转变，实现可持续的供需平衡以支撑科学发展。
这份时间表揭示的现实是，在全球都把新能源作为抢占未来经济发展制高点的当下，全球能源的角逐正逐渐转向“向结构要竞争力”。在杜祥琬看来，这也是中国能源企业在全球能源舞台上布局谋篇的有利时机。对此，作为站在国际新能源竞争第一线的中国企业家，全国政协常委、新奥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玉锁有着更为切身的体会和感受。
近期，在第二届中美清洁能源务实合作战略论坛上，中美两国签署了超过200亿美元的清洁能源协议。其中，在清洁能源系统集成方面具有全球一流水平的新奥集团与美国能源巨头杜克签约，实现了中国企业向发达国家“技术输出”、“以技术换市场”的标志性一步。
“在更高端的领域参与国际能源竞争，将成为未来中国能源企业‘走出去’的一大趋势。”王玉锁对未来十年的判断是，中国政府将在产业政策上给予“新能源”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以迎接全球能源竞赛的挑战，“基于结构性调整带来的技术和产业优势，逐步会成为中国能源企业在国际舞台上的核心竞争力。”
“理念革命”抢占先机
1月中旬，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1年全球风险报告》，将“增长面临资源限制”列为全球三大风险之一，“在传统能源有限的情况下，新的争夺只能转向新的领域。‘新能源竞赛’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间都将展开并逐步升级。”
这一点，在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宋群看来，已经演变为后金融危机时期能源竞争的”制高点”，各发达国家已经把竞争的重点从IT及生物转向新能源，“而中国也进入到以新能源为核心带动高技术全面发展的阶段，以新能源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可能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先头，起到引导作用。”
2011年1月底，在全国能源经济形势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副司长王思强表示，基于能源安全和结构调整的双重需要，“今年可再生能源“十二五”规划将全面实施，七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全面启动，将催生一批新的产业增长点。”
不过，这场新能源竞争远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创新问题。比如，“智能电网”虽将互联网和电网进行有效联结，解决了供电和用电的互动问题，但其基本理念和手段仍停留在现有的能源体系框架之内，并不能从根本上变革现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更难以构成未来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
在系统思考这些问题的基础上，王玉锁认为：“若想真正全面解决能源问题，最首要、最关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新的能源体系，它包括全新的能源结构、能源生产方式和能源应用方式等方面，应该是一个带有根本性变革的能源新常态。”
“现有的能源体系是‘资源为王’的时代，能源生产主要以开采自然资源为主。”这位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分析说，而能源新常态则是“技术为王”的时代，能源生产主要通过技术创新“制造”出来，“比如，太阳能和风能由于科技水平局限无法有效利用，今天我们可通过创新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发电装备，实现太阳能和风能的高效利用。”
另一个鲜明特征或变革趋势是，能源应用从以孤立、封闭、线性的简单利用，转变为基于系统能效最优的多品类能源协同、互补、循环的智能应用。
按照他的理解，现有能源体系下，能源的生产和使用单向、孤立、封闭，各种能源之间没有任何协同和配合，能源生产和能源应用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反馈和回收，整体效率低下，“能源新常态下，能源的生产和使用双向反馈、相互协同配合，打破了‘行业竖井’和‘企业围墙’，利用智能化手段，实现了多品类能源的系统协同、跨种类转换、循环利用，整体上实现系统能效的最优状态。”
“一旦这一变革路线设计实施成功，将造就内容和实质完全崭新的能源体系。”这种理念引导的新能源科技革命，在王玉锁看来，不但可能在中国率先打开人类低碳化生产生活方式的历史通道，“更为重要的是，将确立我们的新理念和新标准在国际上的优势，真正确立和持续提高我国的未来能源战略竞争力。”
“春天里”的隐忧
“毫无疑问，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将自‘十二五’开局之年始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联主席田震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新能源的信心，“较大规模持续的项目引导，会带动强劲的创新繁荣。”
据权威部门透露，今年能源战略具体部署为：水电重点流域开发力度继续加大，预计开工规模超过2000万千瓦，总装机容量将达到2.2亿千瓦；核电机组建设工作加快推进，岭澳核电站二期二号机组实现投产，核电总装机将达1174万千瓦；新疆哈密、内蒙古开鲁、吉林通榆、甘肃酒泉、江苏海上风电等项目开工，预计全年新增风电装机超过1400万千瓦；西部地区的光伏电站特许权招标项目继续开展，预计2011年将新增装机50万千瓦。
杜祥琬告诉本刊记者，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将是通过能源结构调整和新能源技术创新，转变能源供需模式，使其由“以粗放的供给满足增长过快的需求”向“以科学的供给满足合理的需求”转变。
一方面，在化石能源方面，努力实现煤炭的科学开发和洁净、高效利用与战略地位调整，确保石油、天然气的战略地位，增大天然气的比重；另一方面，积极、有序发展水电核电，大力发展非水可再生能源，加强中国特色的高效安全(智能)电力系统、分布式用电方式和储能技术。
但是，受访专家也指出，不能不认识到，中国对化石能源长期巨大的利用，已经在体制层面形成了较为顽固的制度路径依赖。如果不能保证在资金、技术和制度上形成强大的政策支持，短期内，有可能对我国能源结构的调整产生不可低估的反弹。
比如，一方面，2010年中国的原油产量稳步增长，首次突破2亿吨，比上年增长6.9%，为近年来最高。但原油的进口更是高达2.39亿吨，增长17.5%。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仍然在持续上升；与此同时，尽管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投资在2009年就位居世界首位，但从新能源占整个能源消费的比例来看，中国仍旧处于较低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令人欣慰的是，能源主管部门的努力已经开始发挥出作用。据本刊记者采访得知，2010年全国电源工程建设完成的3641亿元投资中，火电1311亿元，水电791亿元，核电629亿元，风电891亿元。非化石能源建设投资占电源建设总投资的比重达63.5%，比上年提高了4.8个百分点。
企业先行与政策后盾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雄心勃勃地进入了新能源市场，甚至已经站在了国际竞争的第一线，凭借自己灵敏的嗅觉发现商机，并先于政策进行探索实践。作为其中一员，王玉锁认为，企业应该集中精力、集中资源来推动技术创新，特别是工业化示范，但是从示范到应用并实现产业化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需要良好的政策环境支撑，“中美能源企业的再次携手并在合作上的深化，就得益于国家力量的推动。”为此，他提出三方面建议：
其一，加快推进新能源管理制度创新。我国现行的能源管理体制存在管理粗放、权力分散、竖井分割、效率不高等弊端，严重制约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为此，建议把电力、油气、煤炭、新能源、节能减排等相关领域的事务全部纳入一个统一的管理架构之下，同时授予地方政府适度的能源管理权限，不断完善能源法律法规，健全配套政策措施，增强针对性、可操作性和可考核性，逐步建立和健全适应时代发展的能源管理体系。
其二，加大对新能源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彻底打破所有制界限，真正以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为标准，进行政策支持和资源分配，使真正有潜力、有能力的企业在国家新能源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在高端科研人才的激励方面，应真正以科技贡献大小为依据，做到一视同仁，确定海外归国人才在两院院士、国家科技进步奖、国际科技合作奖等国家重要荣誉和奖项的参评资格，以激发他们的研发热情，避免高端科技人才外流。
其三，加大对新能源核心技术产业化的支持力度。在进行新能源产业布局时，要加大对能源关键技术产业化示范项目的支持力度，在项目审批、资源获取、资金支持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以加快关键技术的产业化，尽早形成产业竞争优势。尤其是对于那些原创型技术产业化项目，建议打破常规，优先落实相关政策，确保其在国内进行工业化示范，避免出现“国内开花国外香”的尴尬现象。尤其是要加快那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带动系数大和示范效应强的关键技术的产业化示范进程。□
2050年后，中国将拥有自己特色的能源新体系，以世界一流水准，进入比较自由的绿色、低碳能源发展阶段
“人均能耗应控制在显著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水平。”近日，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院士向《瞭望》新闻周刊透露，这将是未来中国能源中长期战略最具雄心的目标之一。作为“中国能源中长期(2030、2050)发展战略研究”重大项目负责人，这位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国总理顾问团成员，为本刊记者介绍了中国未来40年的能源战略布局和结构优化的时间表。
2050年前的40年，是我国能源体系的转型期。能源体系要从现在比较粗放、低效、高排放、欠安全的能源体系，逐步转型为节约、高效、洁净、多元、安全的现代化能源体系，能源的结构、“颜色”、质量都将发生革命性的变革。
2030年前的20年，是上述能源转型期中的攻坚期，也是困难期。要花大力气形成节能提效机制、实现新型能源(包括核能、可再生能源等)的突破、化石能源的洁净生产和利用、实现污染排放和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石油安全供应和替代、电力系统优化发展、农村能源形态的显著进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得到基本解决。
2020年前的10年，特别是“十二五”，是上述攻坚任务能否完成的关键期。为经济转型应实现重大调整，能源消费增长结构将有显著变化，节能、提效、减排取得新的明显成效，并逐步实现能源供需模式的转变，实现可持续的供需平衡以支撑科学发展。
这份时间表揭示的现实是，在全球都把新能源作为抢占未来经济发展制高点的当下，全球能源的角逐正逐渐转向“向结构要竞争力”。在杜祥琬看来，这也是中国能源企业在全球能源舞台上布局谋篇的有利时机。对此，作为站在国际新能源竞争第一线的中国企业家，全国政协常委、新奥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玉锁有着更为切身的体会和感受。
近期，在第二届中美清洁能源务实合作战略论坛上，中美两国签署了超过200亿美元的清洁能源协议。其中，在清洁能源系统集成方面具有全球一流水平的新奥集团与美国能源巨头杜克签约，实现了中国企业向发达国家“技术输出”、“以技术换市场”的标志性一步。
“在更高端的领域参与国际能源竞争，将成为未来中国能源企业‘走出去’的一大趋势。”王玉锁对未来十年的判断是，中国政府将在产业政策上给予“新能源”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以迎接全球能源竞赛的挑战，“基于结构性调整带来的技术和产业优势，逐步会成为中国能源企业在国际舞台上的核心竞争力。”
“理念革命”抢占先机
1月中旬，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1年全球风险报告》，将“增长面临资源限制”列为全球三大风险之一，“在传统能源有限的情况下，新的争夺只能转向新的领域。‘新能源竞赛’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间都将展开并逐步升级。”
这一点，在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宋群看来，已经演变为后金融危机时期能源竞争的”制高点”，各发达国家已经把竞争的重点从IT及生物转向新能源，“而中国也进入到以新能源为核心带动高技术全面发展的阶段，以新能源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可能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先头，起到引导作用。”
2011年1月底，在全国能源经济形势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副司长王思强表示，基于能源安全和结构调整的双重需要，“今年可再生能源“十二五”规划将全面实施，七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全面启动，将催生一批新的产业增长点。”
不过，这场新能源竞争远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创新问题。比如，“智能电网”虽将互联网和电网进行有效联结，解决了供电和用电的互动问题，但其基本理念和手段仍停留在现有的能源体系框架之内，并不能从根本上变革现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更难以构成未来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
在系统思考这些问题的基础上，王玉锁认为：“若想真正全面解决能源问题，最首要、最关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新的能源体系，它包括全新的能源结构、能源生产方式和能源应用方式等方面，应该是一个带有根本性变革的能源新常态。”
“现有的能源体系是‘资源为王’的时代，能源生产主要以开采自然资源为主。”这位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分析说，而能源新常态则是“技术为王”的时代，能源生产主要通过技术创新“制造”出来，“比如，太阳能和风能由于科技水平局限无法有效利用，今天我们可通过创新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发电装备，实现太阳能和风能的高效利用。”
另一个鲜明特征或变革趋势是，能源应用从以孤立、封闭、线性的简单利用，转变为基于系统能效最优的多品类能源协同、互补、循环的智能应用。
按照他的理解，现有能源体系下，能源的生产和使用单向、孤立、封闭，各种能源之间没有任何协同和配合，能源生产和能源应用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反馈和回收，整体效率低下，“能源新常态下，能源的生产和使用双向反馈、相互协同配合，打破了‘行业竖井’和‘企业围墙’，利用智能化手段，实现了多品类能源的系统协同、跨种类转换、循环利用，整体上实现系统能效的最优状态。”
“一旦这一变革路线设计实施成功，将造就内容和实质完全崭新的能源体系。”这种理念引导的新能源科技革命，在王玉锁看来，不但可能在中国率先打开人类低碳化生产生活方式的历史通道，“更为重要的是，将确立我们的新理念和新标准在国际上的优势，真正确立和持续提高我国的未来能源战略竞争力。”
“春天里”的隐忧
“毫无疑问，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将自‘十二五’开局之年始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联主席田震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新能源的信心，“较大规模持续的项目引导，会带动强劲的创新繁荣。”
据权威部门透露，今年能源战略具体部署为：水电重点流域开发力度继续加大，预计开工规模超过2000万千瓦，总装机容量将达到2.2亿千瓦；核电机组建设工作加快推进，岭澳核电站二期二号机组实现投产，核电总装机将达1174万千瓦；新疆哈密、内蒙古开鲁、吉林通榆、甘肃酒泉、江苏海上风电等项目开工，预计全年新增风电装机超过1400万千瓦；西部地区的光伏电站特许权招标项目继续开展，预计2011年将新增装机50万千瓦。
杜祥琬告诉本刊记者，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将是通过能源结构调整和新能源技术创新，转变能源供需模式，使其由“以粗放的供给满足增长过快的需求”向“以科学的供给满足合理的需求”转变。
一方面，在化石能源方面，努力实现煤炭的科学开发和洁净、高效利用与战略地位调整，确保石油、天然气的战略地位，增大天然气的比重；另一方面，积极、有序发展水电核电，大力发展非水可再生能源，加强中国特色的高效安全(智能)电力系统、分布式用电方式和储能技术。
但是，受访专家也指出，不能不认识到，中国对化石能源长期巨大的利用，已经在体制层面形成了较为顽固的制度路径依赖。如果不能保证在资金、技术和制度上形成强大的政策支持，短期内，有可能对我国能源结构的调整产生不可低估的反弹。
比如，一方面，2010年中国的原油产量稳步增长，首次突破2亿吨，比上年增长6.9%，为近年来最高。但原油的进口更是高达2.39亿吨，增长17.5%。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仍然在持续上升；与此同时，尽管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投资在2009年就位居世界首位，但从新能源占整个能源消费的比例来看，中国仍旧处于较低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令人欣慰的是，能源主管部门的努力已经开始发挥出作用。据本刊记者采访得知，2010年全国电源工程建设完成的3641亿元投资中，火电1311亿元，水电791亿元，核电629亿元，风电891亿元。非化石能源建设投资占电源建设总投资的比重达63.5%，比上年提高了4.8个百分点。
企业先行与政策后盾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雄心勃勃地进入了新能源市场，甚至已经站在了国际竞争的第一线，凭借自己灵敏的嗅觉发现商机，并先于政策进行探索实践。作为其中一员，王玉锁认为，企业应该集中精力、集中资源来推动技术创新，特别是工业化示范，但是从示范到应用并实现产业化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需要良好的政策环境支撑，“中美能源企业的再次携手并在合作上的深化，就得益于国家力量的推动。”为此，他提出三方面建议：
其一，加快推进新能源管理制度创新。我国现行的能源管理体制存在管理粗放、权力分散、竖井分割、效率不高等弊端，严重制约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为此，建议把电力、油气、煤炭、新能源、节能减排等相关领域的事务全部纳入一个统一的管理架构之下，同时授予地方政府适度的能源管理权限，不断完善能源法律法规，健全配套政策措施，增强针对性、可操作性和可考核性，逐步建立和健全适应时代发展的能源管理体系。
其二，加大对新能源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彻底打破所有制界限，真正以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为标准，进行政策支持和资源分配，使真正有潜力、有能力的企业在国家新能源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在高端科研人才的激励方面，应真正以科技贡献大小为依据，做到一视同仁，确定海外归国人才在两院院士、国家科技进步奖、国际科技合作奖等国家重要荣誉和奖项的参评资格，以激发他们的研发热情，避免高端科技人才外流。
其三，加大对新能源核心技术产业化的支持力度。在进行新能源产业布局时，要加大对能源关键技术产业化示范项目的支持力度，在项目审批、资源获取、资金支持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以加快关键技术的产业化，尽早形成产业竞争优势。尤其是对于那些原创型技术产业化项目，建议打破常规，优先落实相关政策，确保其在国内进行工业化示范，避免出现“国内开花国外香”的尴尬现象。尤其是要加快那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带动系数大和示范效应强的关键技术的产业化示范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