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群

　　中国将在“十一五”期间继续开展电力体制改革，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厂网分离”。虽说改革能打破电力垄断经营的局面，但是老百姓心里却有些担忧。厂网分离后，发电企业有权提价，电网企业也有权提价，如果他们攀比着提价，电价到那时会不会涨疯了？

　　老百姓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任何改革都是有风险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电力体制改革时，就出现过改革理想与改革现实不符合的情况。加州可以称得上是全世界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如果说在加州推进电力体制改革都会遇到改革失算的情况，就更别说在中国了。因此，勿忘“加州电改”危机的前车之鉴，能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

　　加州在1996年以立法的形式启动电力体制改革。改革前，有三家大型电力企业在州政府的监管下垄断经营，所以加州的电价较高。“加州电改”就是要引入市场竞争，使电价下降。“加州电改”的计划是：要求三家大型电力企业把部分发电能力卖给独立电力企业（例如，Mirant、Reliant、AES等电力企业），希望借这些独立电力企业间的竞争来降低电力批发价格；把这三家企业的电力传输部分划拨到一家新成立的非营利机构；建立另一家非营利机构来管理电力批发买卖业务；在2002年前冻结零售电价。

　　然而，这场改革进行到2000年竟陷入危机状态。在危机的最高阶段，三家大型电力企业的债务高达100亿美元，其中的两家基本处于倒闭状态，加州出现大面积居民断电。为什么有法律支持、以经济学规律作基础的“加州电改”会出现危机？原来，一是供求关系发生了质变，二是有人借电力短缺之机大肆投机。

　　在“加州电改”之前，改革策划人曾对加州及邻近几州的电力供求关系进行过研究，结论是加州及邻近各州的电力供给充裕，供给比需求多20％。但是，这项研究轻视了一个重要的情况――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浪潮正在加州兴起。新经济浪潮使加州居民的实际收入以大约9．3％的速度增长，而不是原先预计的3．2％。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引起电力需求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加州的发电能力却没有增长。三家大型电力企业忙于把发电能力卖给独立电力企业，根本就没有心思去顾及增加发电能力。此外，加州对环境保护非常重视，环境保护标准定得很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对电力投资的热情。于是，原先认为富余的电力供给能力很快被吞噬。

　　更不幸的是，一场百年不遇的热浪在2000年的夏季袭击加州，加州的供电能力出现巨大缺口。当三家大型电力企业按原计划向邻近的几个州买电时，邻近各州由于天气干旱也陷入缺电状态，因此，加州就必须花费比改革前高出6倍的价格向其他邻近州买电。由于给消费者的零售电价被法律冻结，所以加州电力企业供电越多，亏损越大。

　　如果说天灾给“加州电改”带来的是困难，那么人祸给“加州电改”带来的就是灾难了。三家大型电力企业大约卖了40％的发电能力给独立电力企业，但是，并没有把电力的配送部分交给独立电力企业。所以，三家大型电力企业就需要从独立电力企业那里以电力批发价格再买回电力，转手提供给消费者。为了逼迫三家大型电力企业以更高的批发价格买电，这些独立发电企业经常蓄意停止发电，制造更加严重的电力短缺的现象。不过，还有比这些独立发电企业更“聪明”的投机商――安然公司。安然公司的业务是从西部各州买电，然后再卖给加州。输入加州的电力都需要通过一条高压传输线路，安然公司事先租下这条高压传输线路中的许多传输能力，但闲置这些传输能力不用，这样安然公司就能制造出一种更严重的电力短缺假象。在这种假象的帮助下，安然公司就能以更高的价格向加州卖电了。

　　“加州电改”危机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首先，在推行电力体制改革时，电力供给一定要给出充分的富裕量。如果电力供不应求，良性的自由竞争容易嬗变为恶性投机，电价往往是不降反升。所以，我们需要认真监测可能导致电力需求发生本质变化的趋势。例如，中国的电力体制改革就需要特别关注新农村建设。

　　不断深入的新农村建设将覆盖整个中国农村，惠及2．5亿户农民。农民家庭收入增长后，他们一定会去购买以前买不起的各种电器，因此农村的电力需求也会迅速增长。但是，确切的预测这个增长的速度和规模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不确定因素太多。例如，各地区的发展速度不一样；农民间收入差异也很大；而且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宏大工程，根本没有历史参照。一旦对电力需求增长的预测出现大失误，供求不平衡就会使电力体制改革陷入危机。

　　其次，冻结零售电价，表面上看似乎保护了老百姓的利益，但这种保护是短浅的。加州的教训表明，冻结零售电价后，电力消费就失去了根据电力供给一方传出的信号进行调整的能力。失去了这种调整的能力，老百姓的利益最终会受到伤害。

　　总之，在中国这样复杂的社会环境里推进电力体制改革，我们需要经济学教科书，但更需要“实事求是”的精神。

来源：《中国青年报》2007年02月15日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