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工程是巨大的民生工程、生态工程
    三峡工程是举全国之力兴建的巨型水利枢纽，它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标志性工程。经过17年建设，综合效益已经全面显现。自2003年首次蓄水、船闸通航和首批机组发电以来，它的防洪、发电、航运、补水等综合功能逐步得到了发挥。
    今年，是三峡工程全面建成的第一年，作为在长江中下游防洪体系的关键性骨干工程，在今年的汛期防洪过程中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经受了比较大的考验。社会各界对三峡枢纽的公益性效用有了一个直观的认识。
    今年汛期，长江中下游遭遇了比较大的洪水，这次洪水为十五到二十年一遇的规模，与1998年基本相似，但持续时间短一些。而从上游下来的洪峰比1998年最大的洪峰还要大每秒1万多立方米。7月20日洪峰流量达到了每秒70000立方米，按国家防总指令，三峡大坝按不超过每秒40000立方米控制下泄，大大减低了中下游防洪的压力。大家知道1998年防洪最关键的时候，最难以决策的问题是要不要动用荆江分洪区，决堤分洪。而今年这样的难题没有再出现，今年整个汛期7次防洪调度运用三峡水库拦蓄的洪水累计260多亿立方米，相当于5个荆江分洪区的容量。按照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初步估算，在今年的防汛过程中，由于三峡工程投入防洪体系运用，带来的直接减灾效益超过200亿人民币。所以说，三峡工程的防洪功能在本次汛期中间得到了比较好的展示。
    除了防洪功能以外，三峡电站是一个巨大的清洁能源生产厂。按照设计规划，每年可以发出847亿千瓦时的电能，相当于直接减少4000万吨燃煤的耗量。这意味着减少大约1亿吨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排放。如果大坝寿命保守按200年预计，可以为国家节约近百亿的煤炭资源，为国家长期的减排做出巨大贡献。
    三峡工程在枯水期，还起到为长江中下游补水的功能。这个功能在2003年水库形成后，特别是在近几年，由于上游来水偏少，中下游的生产、生活越来越依赖于大量淡水的情况下，三峡工程的补水功能对保持中下游的生活用水以及航运的安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去年汛后三峡枢纽流量调度曲线，红色为计划下泄流量，蓝色为实际下泄流量，由于湖南、江西遭遇严重秋旱，按国家防总的调度，要实施补水。可以看出，蓝线一直位于红线上方，那段时间，三峡枢纽增大下泄流量，为下游补水36亿立方米。水库消落期对下游的补水作用也愈来愈重要，已成为三峡工程公益性功能之一。
    三峡集团公司是三峡工程的业主。在座的每一位都为这个工程做出了贡献，国家以电力加价方式筹集三峡基金，以资本金形式注入公司。公司依靠这个本钱在市场上用各种方式再融资约700亿元，通过17年的建设，以不到1800亿元的投资建成三峡工程。
    三峡集团公司作为业主和运营者，既担负着运行管理好三峡枢纽工程，发挥防洪、发电、航运、补水综合功能的责任，同时还承担着通过三峡工程发电效益取得经济收入，归还在市场上所借的贷款本息，并按照国资委的考核要求给国家资本投入以一定回报，同时完成持续滚动开发长江上游水电资源的经济责任。在水库的综合调度中间，三峡枢纽的电调、水调、航运调度以及生态调度，都是由国家的相关部门制定规程，下达指令。在某些时段，在某些时刻点上，这些调度指令可能会有利益冲突，有的直接影响三峡集团公司作为工程业主取得经济效益和履行经济责任。但是在这个时候，三峡集团公司都是无条件地服从国家的调度指挥，以取得综合效益最大化，切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从前面三峡工程在2003年以来综合效益的发挥以及今年在防洪中间所显现的巨大作用，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三峡工程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争议，有些舆论或者社会公众对它的一些负面影响，也始终抱有忧虑和怀疑。但事实上跟它巨大的正面的生态功能和社会经济功能相比，那些负面的影响毕竟还是居于次要的地位，总的来讲利大于弊。完全可以说，三峡工程本身就是一个民生工程，一个生态工程。

    科学开发水利资源，促进绿色经济发展
    三峡集团公司作为国家开发清洁能源的骨干企业，担负的重大的社会责任，就是早日把国家的水能资源科学、有序地开发出来。
    我国能源的天然禀赋确实决定了我们严重地依赖于煤炭资源。去年统计数据表明，全国一次能耗达到31亿吨煤当量，煤炭占69%，油占18%，天然气占4%，其他非化石能源占9%。从1979年到2009年，30年的跨度里面，我国的非化石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及核电等)在一次能耗中的比重实际上从3.6%已经提高到9%，绝对量的增加是从2000万吨左右煤当量提高到去年约2.7亿吨煤当量，有约13倍的提高。在30年内，虽然提高了十多倍，但是我国严重依赖于煤炭为代表的化石能源的情形总体上并没有发生改变。1979年的煤是71.3%，2009年是69%。能源结构在30年之间没有大的变化。在这种局面下，如果不加快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步伐，能源结构可能还会继续恶化。如果是这样，我国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绿色经济的目标，以及实现党中央、国务院向国际社会庄严承诺的到202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耗在一次能耗中比重不低于15%的减排承诺是无法实现的。
    从电力装机的统计看，依照2009年底的数据，水电装机占到21.5%，煤电占73.9%，风电只占2.3%，核电以及其他能源占2.3%。如果把它折算成电量，因为火电的平均发电小时数高于水电风电，煤电电量的比例比这个数据更高，达到约80%。
    为了实现2020年更加绿色的能源结构承诺，清洁可再生能源开发需要加快步伐。按照现在学界和国家能源主管部门所讨论的规划，水电的装机需要从当前的2亿千瓦增加到3亿千瓦至3.5亿千瓦的规模。这意味着，在2011年至2020年这10年间，我国每年要新开工以及建成水电1000万千瓦至1500万千瓦。风电要从现在大约3000万千瓦做到1.5亿千瓦。核能、太阳能以及生物质能要超过1.2亿千瓦。只有这样，才可能达到2020年15%非化石能源比重的绿色承诺。
    水电装机的增量里面，三峡集团公司大约承担了三分之一。目前三峡工程已经基本完建，公司主要的建设队伍集中在金沙江的下段四个梯级，其中两个梯级已经开工正在建设，还有两个已申请作为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作为战略定位于一流清洁能源的国企来讲，我们认为，完成国家赋予的使命把这些项目早日建设好就是集团公司所应尽的最大的社会责任。
    溪洛渡电站已经在建，建成后将排名世界第三大水电站。向家坝水电站，装机640万千瓦，一旦建成以后，排名也在全球第15位以内。这两个电站要争取在2013年能够实现首台机组发电。

    水电开发所面临的两大难题可以解决
    作为一个水电开发企业确实面临着如何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开发水电这样一个难题。我国水电开发面临的任务还很重，我们有没有这个资源潜力和开发能力？跟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有很大的开发潜力。在欧美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水电开发程度大都达到70%-8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90%以上。而我们国家目前按照理论的水能蕴藏量来看，开发程度还不到30%；如果按照技术可开发的容量计算，我们的开发程度不到40%；如果按照经济、技术都可行的可开发容量，我们的比例正在接近50%。按照国家的能源规划，我们有责任有能力把这个巨大的潜力开发出来。
    目前水电开发需要破解的难题主要集中在移民和生态方面。当然在技术、资金这些传统制约水电开发的要素方面，也还存在着挑战，要做大量的工作，但是相对而言，难度最大的还是在移民和环境。就我个人的认识来讲，我觉得从国内外大中型水电开发的广泛实践所取得的经验来看，要解决生态的问题相对容易做到，原因有二。其一，水电工程本身是清洁能源。尽管开发本身可能会带来一些生态的相关问题，但是总体上看，它对于人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缓解全球气候变暖这个生态难题（或讲顽症）是有大的贡献的。其二，对于生态的负面影响，按照这些年欧美国家的开发和治理经验，包括三峡工程的经验，人类可以做到在开发的同时，适当地、比较合理地保护好库区、流域的生态。欧洲国家是全球水电开发程度最高的地方，每一条河流经过开发和治理，给去旅游观光的人留下的印象都是非常美好的。我国也有生态保持或恢复得很好的水电站。所以我觉得应该可以做到在保护生态的情况下，开发好我们的水利资源。
    移民问题现在面临的难度大一些，但这个问题也不是不可以解决。目前国家整个能源政策里面，在价格制定机制方面，并没有给水电、给清洁能源，给它低碳的清洁属性有一个加价。反过来却给水电定一个较低的价格，认为水电发电成本低在整个电价构成里是起到平抑拉低电价作用的。世界经济正在向绿色、低碳这样一个格局慢慢转变，它的运行规则一旦形成，碳税或者讲碳捕获成本不可避免的会成为我们国家能源系统、能源交易定价里面的一个关键因素。只要引入碳税或考虑碳捕获成本，清洁能源相对煤电的价值优势会更加地凸显。如果给予水电合理的价格，用增加的价值完全可以解决移民搬迁补偿和后期扶持的安稳问题，对这一点大家应该抱有充足的信心。

　　(本文根据林初学在“2010中国国有经济发展论坛”上发表的演讲整理。该论坛由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及《国企》杂志社共同主办,10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