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启德 

　　2010年11月1日

尊敬的王兆国副委员长、各位来宾，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美丽的榕城——福州隆重召开第十二届中国科协年会。本届年会将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自主创新”为主题，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推动科学知识的普及与技术成果转化，为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建言献策。在这里，我谨代表中国科协，向出席年会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国内外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向给予本届年会大力支持的福建省委、省政府以及各有关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福州是一座人杰地灵的历史文化名城。在福州召开中国科协年会，我首先想到的是三位福州名人，他们与中国的科学技术史都有很大关系。

　　第一位是林则徐。在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曾在广东设立译馆，编译了很多西方书籍。他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影响了后来的洋务派、维新派。从林则徐开始，中国人对西方的科学技术有了更多了解，慢慢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清醒过来。

　　第二位是严复。他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以后，保送到了英国的朴次茅斯大学和格林威治海军学校，在英国开始思考中国为什么会落后的问题。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给了他更大的刺激，于是努力翻译引进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比如他翻译的《天演论》，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来宣传“优胜劣汰”的社会进步思想，确实是振聋发聩。辛亥革命后，严复又成为北京大学校的首任校长，那个时候北大几乎已经办不下去，但严复苦心维持，写下了著名的《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带领北大度过难关。严复对科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位是陈景润。在座的各位可能都读过徐迟写的《哥德巴赫猜想》，徐迟把原本非常枯燥的数学理论写得非常浪漫，这篇文章感动了全国的读者。陈景润在学术上的贡献是巨大的，他是了不起的数学天才，但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陈景润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他象征着新时期科学精神在中国的复苏，他的故事也激励了整整一代青年。

　　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放大一些，福建籍的科技名人就更多了。出生在闽侯的侯德榜先生是中国现代化学工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发明的侯氏碱法至今仍是我国纯碱生产的主要方法之一，他还担任过中国科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的副主席。出生在厦门鼓浪屿的林巧稚大夫是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奠基人之一，她一生亲自接生了5万多婴儿，在胎儿宫内呼吸、妇科肿瘤、新生儿溶血症等方面的研究上都有重要贡献。我国科普事业的先驱高士其、天文学家张钰哲、半导体科学事业开拓者之一林兰英等也都是福建人。

　　回顾这些历史人物，不仅说明福州乃至福建与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有深厚的“缘分”，也启示我们：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始终致力于引进和传播现代科学，通过他们的努力，科学精神已经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与我们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百多年来发展最好最快的时期，我们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是林则徐、严复甚至陈景润都难以想象的。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开眼看世界”，比较近代以来世界上各个大国兴衰的历史，就会很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仍然处在转型时期，我们要完成现代化的伟业，还需要继续付出艰苦的努力，进行也许充满阵痛的转变。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靠的是要素驱动。我国用很短的时间，一跃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制造业大国，但由于自主创新的缺乏，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低下，我们的工厂为美国苹果公司生产iPＡD，在市场上每台售价299美元，但中国工厂只能拿到4美元的代工费。一个不掌握核心技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在关键科技领域整体落后的大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工业强国，也无法应对诡谲多变的国际形势。我们比较看重GDP，现在中国的GDP已经与日本不相上下，但是单位GDP的能耗却远远高于日本，这使得我们所面临的能源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十分严重，这种粗放式的发展是难以持续的。

　　针对这样的状况，中共中央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在刚刚闭幕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对制定“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建议，全会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根本的是要靠科技的力量，最关键的是要大幅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我们广大科技工作者应该深刻领会精神，肩负起光荣的使命。我们不仅要贡献智慧，进行创造性的科研实践，还要开启民智，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公民科学素质。

　　围绕着“转变与创新”的主题，我想着重就人才和科普工作中的某些问题，与大家交流讨论。

　　首先是人才问题。北大老校长蔡元培讲，“人才为国之元气”。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自主创新，需要有一大批世界一流的科技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回望三十年改革开放史，我们会发现很多这样的例子：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领军人才，可以振兴一个学科，可以创建一个企业，甚至可以带动一个产业，培育一个市场。

　　王选院士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西方曾经有一个评选，认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是印刷术；而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出现，使得人类知识的载体和结构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说，王选的贡献，是为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争得了数字化时代的生存权。他研发的汉字激光照排技术，使中文出版印刷“告别铅与火，迈入光与电”，同时带动了一个庞大的产业，这就是真正的自主创新。王选院士是我在北大的同事，也曾是九三学社的领导，我很怀念他。尤其是看到今天互联网技术继续在飞速发展，而中国软件行业的许多标准和核心技术仍然掌握在外国人手里，我就更加盼望中国能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选。

　　国际上对一流人才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中央高度重视人才的引进与培养，正在实施“千人计划”等重大人才引进计划。我们一定要抓住机遇，千方百计汇聚人才。但光是“引得进”还不够，更重要的是“留得下”、“用得好”，要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人才竞争机制，创造更加宽松、和谐的人才成长环境，形成人才辈出、生机蓬勃的局面。

　　毋庸讳言，现在我国的科技体制还存在着一些弊端。两个月前，施一公和饶毅教授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社论文章，指出近年来中国的研究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由于研究经费的分配中存在许多问题，减缓了我国创新的步伐。他们认为，必须打破研究资金管理中的各种“潜规则”，建立健康的科研文化，研究资金必须以学术能力优劣为基础进行分配，而不再依赖私人关系。我认为他们提出的问题应该引起充分的重视，我们要努力从体制机制的改革着手，实实在在地解决一些问题。

　　同时，我也认为，中国科研体制的改进完善，需要所有科技工作者共同来努力。作为这个社会的知识精英，我们决不能放弃对自身力量的信仰，如果每一个科技工作者都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拒绝自欺欺人、麻木迎合，并尽自己的力量，去创造性地改变历史轨迹，那么我们当然能够创造历史。中国科协作为我国最主要的科学共同体，应该更加积极地发挥作用，以建设性的态度，大力推动各项改革，使科研资源的配置更加合理，科技成果的评价更加公正，同时严厉打击各种学术不端行为，为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干事业和实现价值提供机会、创造条件，让全社会的创新智慧竞相迸发。

　　同志们，

　　我还想特别强调关于科学普及工作中的一些问题。王选生前总是讲，做科研要“顶天立地”。所谓“顶天”，就是要瞄准国际学术的最前沿，取得重大发现；所谓“立地”，就是要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在我看来，“立地”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要求我们科技工作者多做一些普及的工作，努力提升全民族的科学素质，这是科技发展的土壤，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

　　今年中国科协完成了第八次公民科学素质调查，近年来我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有了明显的提高，但还仅为3.27%，和发达国家相比，这个水平是很低的。公民科学素质不高，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甚至威胁到社会的稳定。

　　比如2007年初，有媒体报道广东和海南等地香蕉大面积感染巴拿马病，接着就有传说人吃了感染的香蕉会得癌症，还有传说香蕉感染的是SARS病毒。消息迅速传播之后，海南香蕉的价格从每公斤三块钱跌落到三毛钱，蕉农每天损失超过2000万元。对于当地农民来说，简直是天降横祸。但凡有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巴拿马病”其实就是很常见的香蕉黄叶病，感染的是镰刀菌，是不可能传染给人的。

　　煤矿安全问题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但与此同时，根据中国科协的一项调查，14.2%的煤矿工人缺乏应对瓦斯爆炸的知识，12.5%的工人不知道怎样处理井下火灾事故。这每一个百分点的背后，都可能是许多宝贵的生命！

　　今年五月，大亚湾核电站二号机组一根燃料棒的包壳出现微小裂纹，在国际核事故的7级分级标准中，这连0级都不到，完全是可控的。但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深港两地不小恐慌，甚至点燃了内地在建或拟建核电站地方民众的不安情绪。

　　我举这些例子，就是要说明提高公民科学素质非常重要，也非常紧迫。如果我们的公民不具备基本的科学素质，社会就不可能是理性的、和谐的，我们正常的经济社会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那么，如何将科普工作做得更加扎实更有成效呢？除了我们经常强调的改进学校科普教育、加强科普人才队伍建设、完善科普工作体制等措施之外，我认为针对诸如上述的社会热点、焦点问题来开展科普工作，不失为一条重要而有效的途径。正因为是热点、焦点，大家都关心，针对这些问题的科普宣传就容易引起公众的兴趣，也就容易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汶川、玉树地震和舟曲泥石流灾害之后，防震、救灾以及预防地质灾害方面的科普知识传播效果较好；2003年的SARS疫情之后，公众对急性传染病防治方面的知识更加关心；张悟本事件后，大家对健康教育中的乱象体会就更加深刻；去年日全食期间，学习天文知识成为热门。我想，如果我们科技工作者趁着前一段时期“山西疫苗事件”、“甲流”疫苗接种的机会，以及在最近全国儿童麻疹强化免疫期间，针对社会上不同观点的争论，加强科普宣传，一定能使广大群众对疫苗预防传染病的科学认识得到更大提高；当前，在转基因食品方面争论十分激烈，公众普遍关心，这也是我们普及转基因等生物科学知识的机会；今年全球严重自然灾害频发，如果结合这些实际的例子来进行有关全球气候变化、生态环境保护、低碳发展等方面的科普教育，那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围绕社会热点、焦点问题开展科普工作，需要充分发挥科学共同体的作用。有一些社会热点、焦点问题的科学技术背景比较复杂，容易在群众中产生不同意见，这种时候科学共同体的判断应该是最权威的，解释是最有分量的。我们应该及时解答社会关注的科技问题，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帮助公众用科学的精神和态度来看待问题、利用科学的方法和知识来分析问题。这既是科学共同体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也有助于树立科学共同体良好的社会形象，更可以大大推进科普工作。老百姓通过这些事情，会对有关的科学知识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而且会真心实意地相信科学。

　　围绕社会热点、焦点问题开展科普工作，需要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今天的媒体，拥有空前强大的力量，深刻影响着大众心理。但是我们不少科技工作者还没有能够跟上这样的变化，总体上我们还很不善于利用媒体。我看过一组数据：以自然科学家作为消息来源的报道，在政治性媒体上只占到3.5%，在公共网络论坛上只有3.2%，在新闻媒体上占的比例稍高，但也仅为13.3%，全社会为之轰动的奶粉三聚氰胺事件发生时，在公共网络论坛上，自然科学家作为消息来源的竟然为0！也就是说，当最需要科学家讲话的时候，在媒体上缺乏我们的声音，这样的情形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科技工作者应该主动加强与大众媒体的沟通合作，及时在媒体上用科学知识引导公众正确理解与社会热点、焦点问题相关的科学道理。

　　我们科技工作者不仅立身要正，要有高尚的学术操守，不为个人利益而失去学术的良心，提高我们的社会公信力；而且在社会热点、焦点问题面前，不能选择沉默或逃避，要有不惧流俗的勇气。林则徐讲，“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科学家代表着社会的理性精神，如果因为讲真话而挨骂，那恰恰是一个科技工作者的光荣。

　　借这个机会，我也向各级政府提出一点建议。希望将科普工作纳入到政府应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应急预案之中。在出现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热点事件时，政府应该尽快听取科学家的意见，要在第一时间查清事实真相，即时开展科普宣传，向公众说明科学原理，消除恐慌心理。只有尊重科学、崇尚理性，才能真正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我还建议，提升公民的科学素质，首先从领导干部抓起。1941年，毛泽东同志专门给在苏联上学的两个儿子写信，他说：“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如果不考虑这段话的具体背景，我认为毛主席从一般意义上讲明白了政治与科学的关系，谈政治要以学科学为基础，没有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也不能很好地掌握社会科学。所以，我真诚希望，领导同志能“潜心多习自然科学”，带头学科学、信科学、用科学，带头抓科普工作，这将是国家之福，人民之福！

　　同志们，

　　我们的科协年会除了努力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推进科技普及之外，还要积极服务举办地的发展。福建这些年的发展又好又快，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区域之一，而且发展的潜力特别巨大。福建与台湾有着密切的地缘、亲缘、物缘关系，国家赋予福建多项对台经济优惠政策，四个国家级“台商投资区”和两个“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都设在福建，本届年会要积极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建言献策。推动海峡两岸科技界的交流与合作，也将是本届年会的重要任务。

　　同志们，

　　严复曾经说，世界各国均以民力、民智、民德作为发展的根本，“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国家的自强之本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今天，我们在严复的故乡召开这样一次盛会，在这里重温严复的名言，应该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科技工作者所从事的事业，正是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希望我们大家团结一心、戮力进取，建设好我们的科学共同体，发展好我们的科学技术事业，为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祝愿第十二届中国科协年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