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龙坝：中国第一座百年水电站
2010/10/9 8:21:47 新闻来源：能源
一座百年水电站,承载的不仅仅是一个电站的历史,在这里,整个水电行业的发展史也逐渐清晰起来。
一座别致的小院,连同这里的木质房屋、写满名字的石碑一起,在云南滇池出口螳螂川上游的青鱼村整整伫立了一百年。不远处,一台德国西门子的水电机组依旧悠闲地运转着,百年来从未停息。旁边,铁质的齿轮已经作为标本用严实的玻璃罩保护了起来。
在表皮脱落的朱漆门前,现代人用红玫瑰摆出了“水电百年”的字样,甚为显眼。时间在这里穿梭盘旋了一个百年,在美丽的滇池,在石龙坝水电站,水电发展的历史逐渐清晰起来。当华电集团总经理云公民等人揭开盖在“中国第一座水电站”牌子上的面纱时,人们的思绪回到一百年前那个风雨飘摇的清王朝。
百年石龙坝
一百年前,没落的清王朝腐败无能,国家主权被剥夺,经济命脉被控制。因此,救亡图强成为时代主旋律,各地纷纷兴新学、办实业、倡洋务,以王筱斋、左益轩、袁嘉谷为首的云南人,用民间集资的形式成立了“云南耀龙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在滇池出口螳螂川上游点响了兴建石龙坝水电站开工的礼炮。那一天是公元1910年8月21日（清宣统二年）。
其实,那个时期办电厂绝非易事。中法战争后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法国人考察了地形,提出要在此修建水电站。但清政府迫于国内反帝爱国运动的压力,才被迫答应由国人自办。当时昆明街头贴出了这样的告示:“各商号市民均请注意:今有法人企于我滇池出口之螳螂川办电,为吾国吾民之利权所在,为壮我民族之实业,经与云贵总督府初议,拟由本省官商合资自办。兹鉴政府财力所限,如愿意入股集资者,不分卑贱多寡,望即与劝业道索函取章,共促办电早成。”
这在当地,实属首例。
当时筹建石龙坝水电站工程需要50万元（当时称银币）,招募商股后,定名为“商办耀龙电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耀龙公司”）,由王鸿图任公司总董事长,这也是真正意义的第一届董事会。董事会成员有董润章、刘诚和、袁嘉猷、施焕明等十九位云南各界知名人士。据记载,以这种集资方式,先后收入商股8856股,每股10元,共收入商股花银88560元。这似乎也有些现在股票市场的影子。
如今,发黄的档案依旧记录着那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不得不感叹当时股份公司的透明机制和严格用人。每一次董事会都有专人记录,每入职一名员工都有详细的员工档案,仔细观看,你会惊奇地发现,但凡一个见习生都是大学毕业,课长（相当于现在的部门主任）以上的中层管理者多为留学归来。或许,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闭塞的旧中国却公然选择了德国西门子的水轮机,并聘请了德国的工程师。
今天,或许很难想象耀龙公司购买的水轮机、发电机和变压柜等数十吨重的庞然大物,是如何经海路由轮船运到越南海防,再经滇越铁路运到昆明的。当时是这样记载的:组织了300多人的运输队,将机器拆散,搬运到得胜桥,装上大木船,经盘龙江入滇池,顺螳螂川而下,抵平地哨上岸。机器在平地哨上岸后,被搬上滚木,滚木前面由十多头大水牛牵引,后边由数十人推撬,两旁十多人拉扶,一寸一寸滑,一步一步挪,平地哨至石龙坝仅7公里,却足足滑行了一个半月,才将机器平安运到石龙坝安装地点。参加工程建设的人员,除电气工程师麦华德和水机工程师毛士地亚是德国人外,其他一千多人都是中国人。
看到这些档案记载,不禁让人动容。人们更迫切地想知道,当年在这条流域发生过多少传奇？
1912年5月28日,石龙坝水电站建成投产发电。资料记载:电站引水渠长1478米,落差15米,引用流量4立方米/秒,安装两台德国西门子公司出产的240千瓦发电机和奥地利伏依特公司制造的水轮机,并机运行;通过23千伏电压输电线路经34公里输电线（杆塔采用木杆）,向昆明市区送电。至小西门水塘子变电站降为3300伏,分送市区的变压器,再降为110伏供用户照明,送变电设备也由德国西门子公司供应。
经详细核查,石龙坝至昆明的23千伏、34公里高压输电线路是我国当时电压最高的输电线路。
于是,作为第一批水电人,石龙坝的上千建造者们开始幻想着3000盏电灯照亮昆明的夜空会是什么样子。然而,事情并非一帆风顺。发电以来,“社会风气锢蔽,用电者甚少”,人们对电还缺乏认识和了解,耀龙电灯股份有限公司“股金收入仅为134080元,而负债数已为366272元,负债数为资本的2.73倍”。
似乎到处都彰显着市场经济的影子,由于电卖不出去,耀龙电灯公司连续亏损。该如何维持经营,如何面对股东？无奈,公司总理左益轩想出一个不怎么光鲜的点子——组织人员敲锣打鼓上街卖电,除宣传用电好处外,还承诺“由公司免费供给灯胆（灯泡）、灯头、花线,点灯试用一月,如意之后再按常灯计费”,每灯每月收费一元。这应该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促销吧。
的确,这种促销方式还真起了作用。经历了连续四年的亏损后,1916年（民国五年）随着用电户增加,水电站终于有了收益,到年底,耀龙电灯公司实现扭亏为盈,开始逐步偿还债务。
此时,不得不提一个小插曲。石龙坝水电站建成发电,带动了一批工业的发展。首先是促成了云南第一座自来水厂在1916年9月于昆明破土动工,如今,这家自来水厂改名为“翠湖九龙池”,成为今天昆明的标志性企业。
中国水电发展的老祖宗
任何事情都是相辅相成的,在成就其他工业发展的同时,这些企业大量的用电需求也促进了水电站的繁荣。随后,原本一个厂房,两台机组的石龙坝水电站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不断扩建。1923年,因用电量增长,机组容量不够,公司选择了招募新股,对石龙坝电站进行第一次扩建。新建第二车间于原有第一车间的西北坡下,利用第一车间尾水,经过新修引水渠400米,落差16米,依旧选择安装西门子公司生产的276千瓦水轮发电机组两台。
1930年耀龙电灯公司进行第二次扩建,720千瓦新机组投产发电。于是,昆明市郊出现了海源河农用抽水站和云兴碾米厂两家用电较大的动力用户在23千伏输电线上“T”接用电,市内也增加了不少小型工厂用电户。至此,石龙坝电站装机容量达1512千瓦。5年后石龙坝电站第三次扩建,第二车间增装1台448千瓦机组。1936年,耀龙电灯公司石龙坝电站共装机5台,总容量2440千瓦,“为我国在抗战以前最大之水力发电工程”。
至此,耀龙公司的名称里依旧写有“电灯公司”的字样,但实际上,用电已经不再仅仅局限在电灯上了。抗日战争时期,这家水电站俨然演变成为军事基地的可靠用电来源,其上空时不时地有飞机盘旋,甚至连大名鼎鼎的飞虎队都时常出现。
一位定居美国的华侨十年前来到石龙坝,指着墙壁上的一张照片说:“这个小学生合影中间的这个就是我。”他是当时厂办主任的儿子。他清晰地记得那次轰炸:1940年12月16日,上午9点40分左右,7架日军飞机轰炸石龙坝发电厂,10分钟内投弹9枚。其中燃烧弹1枚落在办公室附近未爆炸,重型炸弹8枚,工作人员受伤,一车间路边一道门被飞石打倒,二车间屋顶被落石洞穿。在1939年—1941 年期间,石龙坝发电厂曾遭日机4次轰炸。
幸运的是,主要厂房没有遭到轰炸,据老人介绍,因为有飞虎队的保护,敌机乱扔一通就要赶紧逃离,根本没时间设定目标。
其中,还有两段趣闻。在二车间的外面,如今有一个供员工休憩的“飞来池”,而这汪池正是当时的一个弹坑,爆炸后厂区没有回填,直接注入水,修建了池塘,并起了这个很好听又有深意的名字。后来,有人撰写了对联,上联“电站虽小历史悠久开中国水电之始”,下联“水塘不大成因奇特记东瀛入侵之证”,横批“飞来池”。
另一个故事是,曾经有一个炸弹掉下来后没有爆炸,于是,电厂小学就废物利用,把炸弹掏空,在弹头上加了两只耳朵,挂在树上,作为学校的钟,一直敲了数年直到送进了博物馆。
石龙坝也孕育了一批革命志士,这个厂一直是新思想的代表地之一。1949年12月中旬,根据中共上级党组织安排,防止敌人破坏,石龙坝发电厂党支部成立了“护厂委员会”,资料上明确记载着“由褚时俊任主任,吴天祥任副主任”。并“组建了60多人的武装护厂队,配备枪支弹药,有轻机枪1挺,步枪40支,冲锋枪2支,手榴弹50枚等武器,加强武装保厂护厂斗争”。
1949年12月31日,石龙坝发电厂装机容量2920千瓦,占全国水电装机16.3 万千瓦的1.78%;年发电量1574万度,占全国水电发电量7.1亿度的2.21%。在册职工461余人。
从此,石龙坝作为电站的使命被弱化,倒更像是一个博物馆,或者是某种缩影。至今,已经数不清接待了多少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和各界知名人士。据不完全统计,石龙坝发电厂平均一年接待国内外游客2万多人次。
“你是电厂厂长,你晓得它为云南、为中国的解放和民族的兴旺做出了多少贡献吗？” “晓得,请首长放心。” “晓得就行啰,你们要好好保护电站,它是中国水电发展的老祖宗哟。”这是上世纪50年代末朱德与时任电厂党总支书记张万科(000002,股吧)的对话。
“中国水电发展的老祖宗”,这种调子一喊就喊了五十年,直到今天。
2003年1月16日,电力分家,石龙坝发电厂正式从云南电力集团公司划转中国华电集团公司,而那台被现代人称为“裸机”的水轮机依旧悠闲地转着。 来源：《能源》 作者：张娜
一座别致的小院,连同这里的木质房屋、写满名字的石碑一起,在云南滇池出口螳螂川上游的青鱼村整整伫立了一百年。不远处,一台德国西门子的水电机组依旧悠闲地运转着,百年来从未停息。旁边,铁质的齿轮已经作为标本用严实的玻璃罩保护了起来。
在表皮脱落的朱漆门前,现代人用红玫瑰摆出了“水电百年”的字样,甚为显眼。时间在这里穿梭盘旋了一个百年,在美丽的滇池,在石龙坝水电站,水电发展的历史逐渐清晰起来。当华电集团总经理云公民等人揭开盖在“中国第一座水电站”牌子上的面纱时,人们的思绪回到一百年前那个风雨飘摇的清王朝。
百年石龙坝
一百年前,没落的清王朝腐败无能,国家主权被剥夺,经济命脉被控制。因此,救亡图强成为时代主旋律,各地纷纷兴新学、办实业、倡洋务,以王筱斋、左益轩、袁嘉谷为首的云南人,用民间集资的形式成立了“云南耀龙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在滇池出口螳螂川上游点响了兴建石龙坝水电站开工的礼炮。那一天是公元1910年8月21日（清宣统二年）。
其实,那个时期办电厂绝非易事。中法战争后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法国人考察了地形,提出要在此修建水电站。但清政府迫于国内反帝爱国运动的压力,才被迫答应由国人自办。当时昆明街头贴出了这样的告示:“各商号市民均请注意:今有法人企于我滇池出口之螳螂川办电,为吾国吾民之利权所在,为壮我民族之实业,经与云贵总督府初议,拟由本省官商合资自办。兹鉴政府财力所限,如愿意入股集资者,不分卑贱多寡,望即与劝业道索函取章,共促办电早成。”
这在当地,实属首例。
当时筹建石龙坝水电站工程需要50万元（当时称银币）,招募商股后,定名为“商办耀龙电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耀龙公司”）,由王鸿图任公司总董事长,这也是真正意义的第一届董事会。董事会成员有董润章、刘诚和、袁嘉猷、施焕明等十九位云南各界知名人士。据记载,以这种集资方式,先后收入商股8856股,每股10元,共收入商股花银88560元。这似乎也有些现在股票市场的影子。
如今,发黄的档案依旧记录着那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不得不感叹当时股份公司的透明机制和严格用人。每一次董事会都有专人记录,每入职一名员工都有详细的员工档案,仔细观看,你会惊奇地发现,但凡一个见习生都是大学毕业,课长（相当于现在的部门主任）以上的中层管理者多为留学归来。或许,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闭塞的旧中国却公然选择了德国西门子的水轮机,并聘请了德国的工程师。
今天,或许很难想象耀龙公司购买的水轮机、发电机和变压柜等数十吨重的庞然大物,是如何经海路由轮船运到越南海防,再经滇越铁路运到昆明的。当时是这样记载的:组织了300多人的运输队,将机器拆散,搬运到得胜桥,装上大木船,经盘龙江入滇池,顺螳螂川而下,抵平地哨上岸。机器在平地哨上岸后,被搬上滚木,滚木前面由十多头大水牛牵引,后边由数十人推撬,两旁十多人拉扶,一寸一寸滑,一步一步挪,平地哨至石龙坝仅7公里,却足足滑行了一个半月,才将机器平安运到石龙坝安装地点。参加工程建设的人员,除电气工程师麦华德和水机工程师毛士地亚是德国人外,其他一千多人都是中国人。
看到这些档案记载,不禁让人动容。人们更迫切地想知道,当年在这条流域发生过多少传奇？
1912年5月28日,石龙坝水电站建成投产发电。资料记载:电站引水渠长1478米,落差15米,引用流量4立方米/秒,安装两台德国西门子公司出产的240千瓦发电机和奥地利伏依特公司制造的水轮机,并机运行;通过23千伏电压输电线路经34公里输电线（杆塔采用木杆）,向昆明市区送电。至小西门水塘子变电站降为3300伏,分送市区的变压器,再降为110伏供用户照明,送变电设备也由德国西门子公司供应。
经详细核查,石龙坝至昆明的23千伏、34公里高压输电线路是我国当时电压最高的输电线路。
于是,作为第一批水电人,石龙坝的上千建造者们开始幻想着3000盏电灯照亮昆明的夜空会是什么样子。然而,事情并非一帆风顺。发电以来,“社会风气锢蔽,用电者甚少”,人们对电还缺乏认识和了解,耀龙电灯股份有限公司“股金收入仅为134080元,而负债数已为366272元,负债数为资本的2.73倍”。
似乎到处都彰显着市场经济的影子,由于电卖不出去,耀龙电灯公司连续亏损。该如何维持经营,如何面对股东？无奈,公司总理左益轩想出一个不怎么光鲜的点子——组织人员敲锣打鼓上街卖电,除宣传用电好处外,还承诺“由公司免费供给灯胆（灯泡）、灯头、花线,点灯试用一月,如意之后再按常灯计费”,每灯每月收费一元。这应该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促销吧。
的确,这种促销方式还真起了作用。经历了连续四年的亏损后,1916年（民国五年）随着用电户增加,水电站终于有了收益,到年底,耀龙电灯公司实现扭亏为盈,开始逐步偿还债务。
此时,不得不提一个小插曲。石龙坝水电站建成发电,带动了一批工业的发展。首先是促成了云南第一座自来水厂在1916年9月于昆明破土动工,如今,这家自来水厂改名为“翠湖九龙池”,成为今天昆明的标志性企业。
中国水电发展的老祖宗
任何事情都是相辅相成的,在成就其他工业发展的同时,这些企业大量的用电需求也促进了水电站的繁荣。随后,原本一个厂房,两台机组的石龙坝水电站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不断扩建。1923年,因用电量增长,机组容量不够,公司选择了招募新股,对石龙坝电站进行第一次扩建。新建第二车间于原有第一车间的西北坡下,利用第一车间尾水,经过新修引水渠400米,落差16米,依旧选择安装西门子公司生产的276千瓦水轮发电机组两台。
1930年耀龙电灯公司进行第二次扩建,720千瓦新机组投产发电。于是,昆明市郊出现了海源河农用抽水站和云兴碾米厂两家用电较大的动力用户在23千伏输电线上“T”接用电,市内也增加了不少小型工厂用电户。至此,石龙坝电站装机容量达1512千瓦。5年后石龙坝电站第三次扩建,第二车间增装1台448千瓦机组。1936年,耀龙电灯公司石龙坝电站共装机5台,总容量2440千瓦,“为我国在抗战以前最大之水力发电工程”。
至此,耀龙公司的名称里依旧写有“电灯公司”的字样,但实际上,用电已经不再仅仅局限在电灯上了。抗日战争时期,这家水电站俨然演变成为军事基地的可靠用电来源,其上空时不时地有飞机盘旋,甚至连大名鼎鼎的飞虎队都时常出现。
一位定居美国的华侨十年前来到石龙坝,指着墙壁上的一张照片说:“这个小学生合影中间的这个就是我。”他是当时厂办主任的儿子。他清晰地记得那次轰炸:1940年12月16日,上午9点40分左右,7架日军飞机轰炸石龙坝发电厂,10分钟内投弹9枚。其中燃烧弹1枚落在办公室附近未爆炸,重型炸弹8枚,工作人员受伤,一车间路边一道门被飞石打倒,二车间屋顶被落石洞穿。在1939年—1941 年期间,石龙坝发电厂曾遭日机4次轰炸。
幸运的是,主要厂房没有遭到轰炸,据老人介绍,因为有飞虎队的保护,敌机乱扔一通就要赶紧逃离,根本没时间设定目标。
其中,还有两段趣闻。在二车间的外面,如今有一个供员工休憩的“飞来池”,而这汪池正是当时的一个弹坑,爆炸后厂区没有回填,直接注入水,修建了池塘,并起了这个很好听又有深意的名字。后来,有人撰写了对联,上联“电站虽小历史悠久开中国水电之始”,下联“水塘不大成因奇特记东瀛入侵之证”,横批“飞来池”。
另一个故事是,曾经有一个炸弹掉下来后没有爆炸,于是,电厂小学就废物利用,把炸弹掏空,在弹头上加了两只耳朵,挂在树上,作为学校的钟,一直敲了数年直到送进了博物馆。
石龙坝也孕育了一批革命志士,这个厂一直是新思想的代表地之一。1949年12月中旬,根据中共上级党组织安排,防止敌人破坏,石龙坝发电厂党支部成立了“护厂委员会”,资料上明确记载着“由褚时俊任主任,吴天祥任副主任”。并“组建了60多人的武装护厂队,配备枪支弹药,有轻机枪1挺,步枪40支,冲锋枪2支,手榴弹50枚等武器,加强武装保厂护厂斗争”。
1949年12月31日,石龙坝发电厂装机容量2920千瓦,占全国水电装机16.3 万千瓦的1.78%;年发电量1574万度,占全国水电发电量7.1亿度的2.21%。在册职工461余人。
从此,石龙坝作为电站的使命被弱化,倒更像是一个博物馆,或者是某种缩影。至今,已经数不清接待了多少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和各界知名人士。据不完全统计,石龙坝发电厂平均一年接待国内外游客2万多人次。
“你是电厂厂长,你晓得它为云南、为中国的解放和民族的兴旺做出了多少贡献吗？” “晓得,请首长放心。” “晓得就行啰,你们要好好保护电站,它是中国水电发展的老祖宗哟。”这是上世纪50年代末朱德与时任电厂党总支书记张万科(000002,股吧)的对话。
“中国水电发展的老祖宗”,这种调子一喊就喊了五十年,直到今天。
2003年1月16日,电力分家,石龙坝发电厂正式从云南电力集团公司划转中国华电集团公司,而那台被现代人称为“裸机”的水轮机依旧悠闲地转着。 来源：《能源》 作者：张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