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半世纪，研究方案157个”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研究始于1952年，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于1958年至1961年间勘查了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通天河、大渡河、岷江、涪江、白龙江，范围约115万平方公里。1987年国家计委以1136号文决定开展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超前期规划研究工作，1996年上半年黄委提交《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规划研究综合报告》，完成了超前期规划研究，耗时10年。

　　根据水利部水规［1995］236号文，1996年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进入规划阶段。2001年5月黄河水利委员会勘测规划设计院制作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规划纲要及第一期工程规划》通过审查。次年2月26日，水利部向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全体会议汇报了《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方案。随后，国家计委、水利部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审批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的请示》(计农经[2002]2506号)。

　　2002年12月23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根据前期工作的深度，先期实施东线和中线一期工程，西线工程先继续做好前期工作”。西线第一期工程规划工作完成，进入项目建议书阶段。

　　2003年7月至8月，水利部由总工程师刘宁率队的21人专家组，考察西线第一期工程。得出的结论是：“南水北调西线第一期工程项目建议书阶段工作进展总体顺利，现已完成勘测设计任务书确定的测绘、地质勘察工作量的60％以上。”

　　2005年8月4日，央视国际报道：南水北调西线工程2005年将正式提交工程项目建议书，力争在2010年前正式动工。黄河水利委员会决定将西线工程指挥部定在四川省阿坝壤塘。还有意见认为，可将动工时间提前到2008年（2006年9月3日《新民周刊》记者汪伟）。

　　有报道称，这个工程“论证半世纪，研究方案157个”。然而眼看开工在即，却出现戏剧性变化。

　　两封信、一本书、一次民间考察

　　2004年6月18日，《科技导报》发表鲁家果的学术文章《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应慎重决策》，对南水北调工程的“工程可行性、经济合理性、可持续发展及风险因素”提出异议，进而质疑前期工作的科学性与民主性。同年12月鲁家果给温家宝总理写信，陈述西线工程风险，总理批复给水利部。2005年12月，鲁家果再次上书温家宝总理。

　　2006年8月31日，四川学者撰写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备忘录》出版，就西线工程的重大工程地质问题、青藏高原冰川退缩与西线工程调水量不足的问题、西线工程对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破坏的问题、对西电东送工程发电影响的问题、对调水区居民/生态补偿的问题、西线工程与宗教/文化/文物等保护的问题、西线工程投资和运作模式的问题、西线工程替代方案等问题提出不同意见。

　　2006年7月至10月，探险家、地质学家杨勇率领的“长江三源科学考察队”，考察了“南水北调西线工程”长江之源（南源当曲、正源沱沱河、北源楚玛尔河）调水源区及通天河、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及黄河源区调水工程枢纽规划区。2006年11月10日，考察队向媒体通报考察结果，展示了大量的照片，对长江三源未来的水源、生态环境、社会问题表示担忧。

　　自鲁家果给温家宝总理写第一封信后，各界对西线工程的争论激烈起来。水利部、黄委会、全国人大纷纷到四川调研、交流、对话。工程规划也作了重大调整，原定2005年底完成的项目建议书，至今未面世。至于开工日期，据2006年9月22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社会能见度》节目报道：“开工日期也从2010年变成了不确定。”

　　两封信、一本书、一次民间考察，让一个“论证半世纪，研究方案157个”的工程调整和延迟，问题的症结何在？它传递了什么信息？给国人何种启示？

　　工程区的地质条件、可调水量、工程对环境的整体影响，这是决定工程能否成立的基本前提之一，在“超前期规划研究”中就应对此作出清晰的判断，否则，以后的工作都只能建立在沙滩之上。这场争论却在这三个方面暴露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状况。

　　地质条件：前期论证的可信度

　　由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编制，并由水利部于2001年5月审查通过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规划纲要》，对调水工程区的地质状况是这样描述的：

　　“调水工程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地质条件比较复杂。该区地层主要为三叠系，多为陡倾岩层，褶皱非常强烈，活动断裂较为发育，以北西向断裂为主，大多具有明显的分段活动特征；该区处于可可西里―金沙江地震带内，该地震带为青藏高原地震区强震带之一。”

　　按理，这里不宜兴建大型水利设施，但《纲要》接着称：

　　“调水工程主要处于强震带内地震活动水平相对较低地区，地震强度和活动性相对较弱，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大部分为0.1克，相当于地震基本烈度Ⅶ度，其次为0.15克～ 0.20克Ⅶ～Ⅷ度；区域构造活动性以基本稳定和稳定类型为主，而且东部较西部稳定。”然而，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多位学者2006年2月15日在《地质通报》2006 Vol.25 No.1上发表论文《青藏高原东北缘大陆岩石圈现今变形和位移》，2006年12月19日，在中国地学网上公布论文《应用高精度GPS 监测鲜水河断裂的现代地壳运动》，其结论为：

　　“GPS监测表明青藏高原东边界与华南地块的速度差没有转换成逆冲和地壳缩短，而是被顺时针的旋转所调节和吸收。……印度板块东北角向北东方向的运动转换为顺时针的旋转，由于旋转速率的差异，在顺时针涡漩的内部形成右旋走滑性质的断裂构造，而在外部形成的左旋走滑性质的断裂，鲜水河――小江断裂是涡漩的外部边界，具有左旋走滑特性，因而表现出极强的活动性，因此它是重要的地震活动带。”

　　论文作者之一、中国地质调查局青藏高原地质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智梁对《地质勘查报》记者李晓明说：川青地块一方面具有地壳连续形变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在适当的条件下，能产生局部应力集中，累积高应变能，形成长度不大、运动速率也不大的弥散性剪切带或破裂带，发生中强震。与中强震有关的断裂带，诸如达曲断裂带、色达断裂带、上杜柯断裂带和阿坝断裂带等都通过工程区。

　　事实上，鲜水河断裂带为我国西部的强震带，1901年以来发生7级以上地震3次，6~6.9级地震6次。鲜水河边的炉霍县1973年7.6级大地震，全城夷为平地。仅1915年以来，川青地块内部就已发生5级以上地震23次。

　　对于“强地震带里的相对稳定类型”，用数据来支撑自己判断的陈智梁表示：“说是相对稳定，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他们的数据支撑，我们看到的是不稳定。”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备忘录》的作者之一，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宝?B指出：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地处横断山北段，受控于大旋转、大推覆、大走滑的构造活动背景。

　　四川、青海、甘肃交界处的川青板块，由于人烟稀少，是国内对地质状况了解最少的地区之一。在一篇歌颂西线工程的文章里，这样描述这个地区的地质研究情况：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调水区位于地质条件极其复杂的青藏高原地区。长期以来，由于生产力布局的不平衡和经济社会发展对这一地区并没有提出迫切的开发要求，因此，国家不可能像对待中东部地区那样对其安排大范围的地质问题研究工作，有些方面几乎成为空白。”（《高原峡谷褪空蒙――南水北调西线风雨历程50年》冷秋 2006-09-04 价值中国网）

　　2006年11月9日，水利部南水北调规划设计管理局一位处长告诉记者，西线还有大量前期勘查工作要做（《北方新报》 2006年12月6日 杨传敏）。就在这样的地质研究水平上，一个如此巨大的工程居然在五年前就完成并通过了《总体规划》。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笔名水博）在《评范晓的〈水电工程对地质环境的影响及其灾害隐患〉》一文中指出：

　　“规划当中所涉及的大范围地质调查，根本不是水电规划部门自己所能解决得了的问题。如果，搞河流规划就要把流域内的地质情况都调查一遍，我们国家还要地质部门干什么用？”

　　从上下文看，此文是泛指，未必是针对西线工程，但道理是相通的，也是合理的。如果负责研制《规划》的黄河水利委员会勘测规划设计院没有责任，那谁该对此负责？张博庭指出：

　　“由专门的地质专家搞出全国的地质情况调查，不是要比水电专家自己去搞的地质调查更可靠吗？”

　　于是问题变为，专门的地质专家是否介入了《规划》的研制，他们的判断如何？笔者未能找到相关的资料，不得而知。张博庭倒是提到了“著名的地震学专家”陈厚群院士，称陈厚群院士“明确地告诉大家，对高拱坝的抗震安全，并不存在难以逾越的技术障碍”。而陈院士是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正属于“水电部门”。陈厚群院士的论文，笔者只查到了41篇，主要集中于建坝的抗震技术，未发现关于西线工程地质环境的论文。对地质问题持异议的刘宝?B院士、陈智梁研究员们倒是研究地质环境的专家，社会公众该相信谁？或许我们的建坝技术已经高明到无须顾忌地质条件的地步？

　　可调水量：被“外行”砍掉一半

　　由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编制，并由水利部于2001年5月审查通过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规划纲要》，对西线工程的调水量是这样描述的：

　　“规划从通天河调水75亿～80亿m3，从雅砻江调水45亿～50亿m3，从雅砻江、大渡河支流调水40亿m3，共调水160亿～170亿m3。

　　调水量约占引水坝址径流量的65%～70%，还有35%～30%的水量下泄，从当地生态环境角度考虑，规划的下泄水量和调水量都是合适的。从全河看，调水所占比例不大，通天河调水80亿m3，占金沙江渡口站径流量的14%；雅砻江调水65亿m3，占全河径流量的11%；大渡河调水25亿m3，占全河径流量的5%。”

　　这是一期工程的调水规划。随后又表达了如下意向：

　　“三条河调水170亿m3，基本上能够缓解黄河上中游地区2050年左右的缺水，但从发展战略考虑，要实现西北地区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尚需扩大水源。因此，规划时还研究了从西南的澜沧江、怒江向黄河调水作为西线后续的远景水源工程。初步研究结果认为，从澜沧江、怒江可以自流调水到黄河，后续水源可调水量160亿～200亿m3，后续线路均能与目前规划的三条河引水线路相衔接。后续水源调水拟从怒江东巴水库引水，串连澜沧江吉曲、扎曲、子曲，在玉树以上入通天河侧仿水库，与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相衔接。”

　　也就是意向中的总调水量在330亿m3以上。

　　四川省社科院76岁的离休研究员，《社会科学研究》编辑部原总编鲁家果质疑170亿m3的可能性。他指出：大渡河、金沙江、雅砻江有长达7个月的枯水季，但规划中并未考虑到年径流量变化，可调水量被高估了。据鲁计算，最多只能调100亿m3。

　　在人们的印象中，青藏高原是中国的“水塔”，一望无际的冰川就是无尽的水库。然而从水源的角度看，降水量才是根本。南水北调西线一期工程的调水区在长江源头，长江委水文局编制的《2005年长江及西南诸河水资源公报》提供了2005年长江流域及西南诸河年降水量等值线图。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调水区处于相当干旱的地区。降水量丰沛的是西南诸河流域靠近国界的地区，从这里调水，距离、地质、生态问题远超过西线工程，本质上是所谓“大西线”的思路，可有谁在认真对待它？

　　至于冰川，只是水的存量，不代表流量，况且雪线上升、冰川退缩的报道已经不绝于耳。

　　水利部一直坚称鲁家果是“外行”，但在2003年7月底至8月上旬，由水利部总工程师刘宁率队的实地考察组中，专家们也提醒“可调水量尚需进一步论证复核”。看来水利部内部的专家对170亿m3的调水量也不托底。耐人寻味的是：2005年6月，水利部要求西线第一期和第二期工程水源合并。到2006年7月黄委召开黄河流域有关省（区）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调水座谈会，将合并后的西线一期工程总调水量从原来的170亿m3降为80亿m3。号称“论证半世纪，研究方案157个”的规划，就这样按一个“外行”提供的约束条件修改了。

　　可调水量是调水工程的基础数据，一个“外行”就能把它砍下一半，这引起的质疑恐怕已不限于学者圈了。

　　环境影响：至今尚未完成的研究

　　由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编制，并由水利部于2001年5月审查通过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规划纲要》，对西线工程的生态影响只有简单的一句话：

　　“自然生态影响方面，初步分析了对局地气候、地下水位、下游水质、干旱河谷和生物等的影响。研究表明，尚未发现制约西线调水工程实施的重大因素。”

　　由降水量分布图我们知道，调水地区事实上相当干旱。主攻青藏高原自然地理的学者郑度院士这样描述西线工程调水区的生态条件：

　　“四川西部高原，是横断山系北段渐渐没入高原的那部分地区，这里是黄河、长江等几条大河的发源地，是中国众多大河的故乡。由于海拔高、气候寒冷，这里的生态系统十分脆弱，对环境变化十分敏感。”（《中国国家地理》2006.10）

　　在这样的地区大规模调水，后果如何，实难预料。

　　2001年8月，在《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规划纲要及第一期工程规划》通过评审后，水利部副部长张基尧率领水利部考察团对南水北调西线一期工程做了9天的考察，经过近10个县城、5条河流，行程2300多公里。从媒体报道看，张基尧在考察总结会上作出的判断，根本没有涉及生态问题，他对后续工作的指示，也没涉及生态问题。（《中国水利报》 2001年8月28日）

　　2006年7月5日，由探险家、地质学家杨勇发起的民间考察队赴青藏高原，考察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生态环境问题，他们希望藉此作出“独立研究评估工作”。耗时100天，漂流500公里，行程18000多公里，考察队完成了对“南水北调西线工程”长江之源（南源当曲、正源沱沱河、北源楚玛尔河）调水源区及通天河、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及黄河源区调水工程枢纽规划区的独立考察研究。11月10日考察队向媒体报告了他们的发现：

　　与20年前长江漂流时对比，长江源区高原沼泽普遍退化：沼泽边缘带不同程度地退化为高原草甸，完整的草沼体退化为块状草皮，喜干旱植物侵入。唐古拉山南北两侧，许多斜坡上的沼泽已停止发育，泥炭地干燥裸露。沼泽的退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冻土的脱水。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淹没区是中国主要鼠害区和鼠疫高发区，水库淹没后，各种鼠类将大规模向库岸和高坡地迁移，会引发鼠类急剧繁殖，破坏新的草场。结论：西线调水工程可能会打破这一区域本来就很脆弱的自然平衡，加速这一演变进程。

　　不要以为环境影响只局限于人烟稀少的藏区。2006年5月31日，四川省水利厅向社会公布的《四川省2005年水资源公报》称：

　　“去年是水资源总量偏丰的年份，但四川省仍有二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处于水资源紧缺状态，其中包括成都、德阳在内的多个城市人均水资源量低于1750??e用水紧张线。”（《天府早报》2006年6月1日）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备忘录》的作者之一，四川省社科院西部大开发研究中心秘书长刘世庆教授担忧：“会不会救了黄河毁了长江，甚至救不了黄河还毁了长江？”

　　在此之前，2006年3月10日，长江委水文局编制的《南水北调西线一期工程调水对下游水文情势影响研究》工作大纲，被水利部南水北调规划设计管理局评审通过，评审会“希望长江委水文局尽快开展研究，早日提出高水平的研究报告”。（长江水利网 通讯员 张明波）。到2006年10月17日，据水利部调水局召开的工作协调会透露，“已基本完成工作大纲中的八项研究内容，正处于紧张的报告编写过程中”。（中国水文信息网 通讯员 周明）。

　　在《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规划纲要及第一期工程规划》通过评审5年之后，才启动这项基础性的工作，而且只用了8个月就进入“报告编写过程”，令人不解。

　　杨勇的民间考察队提供考察结果，只依赖募集来的20万元经费。社会公众无法得知专业队伍在环境评估方面消耗了多少公帑，社会公众看到的研究结果只是短短的一段话，和至今尚未完成的《南水北调西线一期工程调水对下游水文情势影响研究》。

　　现在连黄委会内都有人认为，黄委会过去的表述口径中，对西线的影响太过于轻描淡写。“比如环境影响，过去说没有影响或者影响很小，实际上，这么大的工程，怎么可能影响很小呢？”（2006年9月13日《新民周刊》记者汪伟)

　　由此，引起质疑的恐怕是：环境问题在当事人心中到底有没有分量？

　　反思：公共事务的决策机制

　　西线工程引起质疑的远不止上述三个问题，经济合理性问题、利益平衡问题、水资源战略问题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作为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在众多问题上出现不同意见乃至激烈的争论，本是正常现象；“鼓掌通过”，“一致同意”，乃至“山呼万岁”那才可怕。争论表明了我们国家在公共事务决策领域中的进步。

　　然而，这场争论直到工程规划审批通过数年后，工程项目建议书指日可待的时候才突然爆发，不能不让国人深思。

　　根据规划，西线工程“按2000年第一季度价格水平，静态投资第一期工程为469亿元，第二期工程为641亿元，第三期工程为1930亿元，三期工程共3040亿元”。

　　1993年7月，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批准的枢纽工程的静态总投资为500.9亿元；1994年11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批准的水库移民搬迁与安置的静态总投资为400亿元；两项合计，三峡工程静态总投资为900.9亿元。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郭树言曾保证，三峡工程2009年竣工时，动态总投资可控制在1800亿元以内。动态总投资接近静态总投资的两倍。

　　与三峡工程对比，可知西线工程之浩大。如此巨大的工程，动用的只能是公众的血汗钱。事实上规划的资金来源构成为：中央预算内拨款或中央国债占20%，提高现行城市水价建立南水北调基金占35%，银行贷款占45%。毫无疑问前两者是社会公众的血汗钱。银行贷款来自公众存款，还是公众的血汗钱，即使银行满足巴塞尔协议规定的资本充足率，其自有资本也不过占资本总额的8%，这8%里还有相当大一块是国有资产――社会公众的资产，因此，最终风险本质上还是由社会公众承担。

　　如此重大的公共事务决策，其科学基础理应经得起推敲；涉及的利益调整理应充分协调，以取得各方的理解与支持。

　　我们看到恰恰在地质条件、可调水量、工程对环境的整体影响这些纯技术性的方面，这个“论证半世纪，研究方案157个”的规划，在“推敲”面前显得如此虚弱。

　　在利益调整方面，《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备忘录》提出了“会不会救了黄河毁了长江，甚至救不了黄河还毁了长江？”的问题、长江源系列高坝引水工程，对长江流域安全影响问题、同为国家重大建设工程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与西电东输工程间矛盾问题、恢复黄河自身的造血功能等问题。这些问题从全局角度观察工程造成的利益调整。从《南水北调西线一期工程调水对下游水文情势影响研究》的进展看，规划者似乎是在遭到质疑后才设法弥补漏洞。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从中看不到起码的全局意识？

　　说规划者没有全局意识似乎又有些冤枉，引江济黄本身就是基于全局考虑。四川学者撰写《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备忘录》，一些人就指责这是“地方利益在作祟”。在规划者看来，为了“全局利益”调水区理应作出牺牲。

　　2006年8月13日人民网载《发展改革委等就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答记者问》指出：

　　“目前水库移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依然普遍较差，有相当多的移民还生活在贫困中，库区和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薄弱、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已成为制约区域经济发展和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

　　《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门峡市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实施方案的通知》（三政〔2006〕36号）指出：

　　“全市现有各类水库农村移民约23万人（其中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20万人，小型水库农村移民3万人）。2005年人均耕地0.7亩，人均纯收入824元，相当于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2935元的28％，其中有近30％的移民是贫困人口。”

　　广东省人民政府转发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关于继续解决水库移民遗留问题的决议的通知》（粤府[2003]14号）指出：

　　“目前，水库移民总体上仍属我省的特困群体，存在生活水平普遍偏低，居住条件、饮用水质和基础设施较差等突出问题。”

　　凉山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凉山州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实施方案的通知》（凉府办发〔2006〕130号）指出：

　　“一是由于补偿标准偏低，水库移民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二是水库移民耕地之外的可利用地匮乏，生存空间狭小，发展能力不足。”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南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实施方案的通知》（琼府〔2006〕54号）指出：

　　“一是大部分水库移民的生活水平都低于当地平均水平，相当部分水库移民还处在贫困线以下；二是水库移民生产条件比较落后，水、电、路、危房等仍未得到有效改善；三是部分水库移民上学难、就医难等问题尚未解决。”

　　此类文件甚多，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列举，由此可见库区人民付出的代价。四川方面的学者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出：“希望西线制定合理的赔偿方案，让调水藏区受益。”遭到了反对：“假如把补偿算进去，那调水的成本就太高了，国家出不起这笔钱。”多年来我们用行政、经济手段从不发达地区向工业化地区转移资源，给当地留下的却是破败的生态环境和无望的贫困。这种行为在国家之间被称为“生态沙文主义”，那在国内呢？这到底是哪个集团的“全局意识”？它对全局的安定和谐意味着什么？

　　撰写《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备忘录》的四川学者，大多数是在《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规划纲要及第一期工程规划》通过水利部专家审查3年之后才看到规划文本。林凌这样描述他们的感觉：“西线工程几乎是悄无声息地突然变得十分迫近”。而“不管是对青藏高原的地质问题，还是对藏区的了解，四川学者都走在全国的前列”。

　　2006年9月，黄委会勘查规划设计院办公室一位副主任回应争论时说：“作为一个技术研究机构，我们的看法是扎扎实实地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同时吸取各方面的意见，但是没有必要卷入争论。”（《新民周刊》2006年9月13日）。作为技术单位，勘查规划设计院埋头技术工作可以理解。但在南水北调工程网站（http://www.nsbd.mwr.gov.cn/）上，关于西线工程只找到1036个字的简介和一张模糊得难于辨认的地图。如此低调，令人费解。无怪乎鲁家果质疑是想“省得麻烦”。

　　事关全局的重大公共事务决策，到底应该如何保障其科学性、中立性与民主性？看来已经成为对我们决策程序的挑战。我们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人大。当年三门峡工程提交人大表决的时候，不仅鼓掌通过，而且欢呼；到三峡工程表决时，有177张反对票、664张弃权票和25张没有投出的票。由此我们看到了重大公共事务决策过程中的进步。

　　但问题的症结在于，人大如何能作出冷静、理性的选择？

　　水利界向来有声音认为，水利工程涉及诸多领域，大多十分专业，背景资料浩繁，人大代表能否在短时间内判明利害、作出决定，值得怀疑。

　　其实但凡重大公共事务决策都有同样的问题，如何保证受社会委托的专业集团恪尽职守，如何保证代表社会去委托专业集团的全国人大有鉴别、选择、决断的能力，这才是西线大争论向我们提出的真正问题。

　　为此必须从制度上强制专业集团向人大提交完备的论证背景资料，并容纳利益相关各方介入对论证背景资料的审核；从资源配置上使人大有能力动员利益中立的社会研究力量参与实质性审核，并保证独立审核必要的工作时间；还要建立起对审核意见的责任追究机制。否则全国人大的鉴别、选择、决断的能力只能虚悬，社会将要么听凭专业集团的摆布，要么在情绪化的争辩中彷徨。

(来源:科学网 王中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