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水资源和中国国家利益
2010/6/28 18:24:48 新闻来源：科学网
气候变化，水资源和中国国家利益
Climate Change, Water and China''''''''''''''''''''''''''''''''''''''''''''''''''''''''''''''''s National Interest
翻译：马德
作者：斯科特•穆尔（Scott Moore）
译自美国《中国安全》杂志（China Security）第15期（2009）
原文网址：http://www.chinasecurity.us/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95&Itemid=8
外界分析家一直强调，气候变化威胁着中国的基本国家利益。近期以来，中国政府已经越来越认同此类观点，并正在采取积极措施，限制该国温室气体的排放。2009年8月，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中国在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努力设法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会议指出，气候变化将会增加极端天气事件，恶化水资源的短缺，从而威胁中国的发展。因此，中国将致力于发展低碳经济，在未来几十年中使温室气体排放限制在一个稳定的范围。
这份报告，比以往更清楚地阐明，中国的增长趋势正在受到气候变化对国家发展目标产生的直接影响。很明显，包括经济利益的诉求和国际政治的压力在内的许多因素，影响着中国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1）。尽管如此，真正要使北京在战略意义的高度上去关注气候变化，只有使之清楚地看到气候变化可能影响到国家的重大利益，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中国未来挑战的核心问题，是水资源在数量及其与周边国家分配格局上的变化。未来预期，干旱和泛滥将会再许多地区变得更加严重，在中国和南亚地区，喜马拉雅冰川的融化导致了水资源有效利用率长期下降趋势的恶化。此外，由于这些变化，最重要的河流系统有可能增加河水流量的变异性，使农民和其他用户加大对水量供应预测的难度，从而降低其有效利用率。在其他方面也造成诸多影响，如中国北方地区的沙漠化和沿海低洼地区的盐碱侵蚀，这些都会对食物生产和生态环境造成威胁。
水资源有效利用率的这些变化，对中国的国内和对外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已经在许多跨界河流资源上与相关邻国存在着争议，其中最突出的是湄公河。在这些河流发生改变和由于气候气候变化导致流量减少的情况下，中国将不得不越来越为应对这些跨界的水资源问题而斡旋。而且，冰川融化和积雪的减缩，预示着中国脆弱的周边地区如巴基斯坦北部的水资源短缺将更加恶化。这对于北京所追求的“和平崛起”政策而言都是无法排除的担忧。
国内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水资源的变化威胁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和秩序。不稳定的西部地区，包括新疆和西藏，可能因水资源的严重短缺而使情况更加恶化。本来就贫穷和不发达的这些地区，可能因水资源分配导致族群间冲突上升，或因生存环境恶化而不得不迁徙去寻找更适合的居住地。据资料记载和环境安全学者的分析，历史上发生在中国西部许多地区的此类迁徙，是引发族群冲突和战乱的危险因素。
上述表明，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将越来越迫使中国不得不对战略目标和重点作部分的调整。在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中，有三个方面对中国的决策至关重要。第一，气候变化的主要影响在于它的不确定性；这将给制定大规模的发展目标带来困难，比如没有稳定的水资源就是一个严重问题。第二，明显地，在有些地方，地区性的气候影响将更加严重，比如在中国的西北地区气候变化问题就比其他地区更加突出。第三，将要付出越来越多的机会成本，如在金融、行政管理和其他资源方面，以适应气候的变化。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些不断增加的机会成本会是不可忽视的。
气候变化对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影响
由于气候的变化，亚洲东部地区在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分配方面面临着尤其严重的改变。许多亚洲国家已经承受着水资源不足的压力，而亚洲大陆人均水资源的占有率低于全球除南极洲以外的任何一个大陆（2）。
水资源占有和依赖状况（3）
在中国北方，2000年水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是南方的三到四倍（4）。在中国及其相邻国家和地区，气候变化对已经短缺的水资源的威胁表现在以下各个方面。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指出：“气候变化已经引起了中国水资源分布的变化，”特别提到了北方干旱、南方洪涝等“极端水文事件”的增加”（5）。这一评估很大程度上被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一份观察报告显示的数据所印证，过去几十年中国华北和东北降雨减少，而在西部的长江流域地区和东南沿海则降雨量有明显的增加（6）。报告作者强调，气候变化导致了中国东部农业地区降雨量的减少，从二十世纪中期以来，干旱造成的农业歉收越来越频繁（7）。在中国的中部、西南和东北地区，由于气候变化导致土地的退化，“灾难性的干旱和洪涝”的可能性也在进一步增大（8）。
据预测，中国周边国家地区的极端气候事件也呈增加的趋势。印度关于喜马拉雅山的一项研究发现，气候变化将使河流流量的季节性变化明显加大（9）。在东南亚最重要的水系湄公河流域，与20世纪中期到末期相比，每月最大流量将增加百分之三十五至四十一，而在此期间，每月最小流量将减少百分之十七至二十四（10）。
上述变化的增大会打乱正常的经济和农业活动，对那些气候变化敏感地区形成威胁，正如政府间气候变化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PICC）指出的，“该地区（湄公河流域）雨季河流泛滥的风险将加大，而在旱季则可能增加水资源短缺的概率”（11）。就湄公河地区而言，由于海平面上升导致的河流下游盐碱化将使得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放大，这将对湄公河三角洲地区的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威胁（12）。
预计更严重的问题是，据长期预测，由于喜马拉雅山冰川的冰川融化和积雪规模的退缩，可利用的水资源将减少。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PICC）估计，由于全球温度上升，喜马拉雅山的冰川规模至2050年可能减少大约百分之二十五（13）。值得关注的是，冰川融化的水量占恒河水系夏季流量的大约百分之七十，占亚洲其他主要河流流量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14）。一项研究预计，喜马拉雅山冰雪消融的径流系统将在2050年至2070年达到峰值，此后其年度平均流量的衰减将在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之间（15）。由这些研究项目可以预计，中国西北和印度北部的重要地区在本世纪将遭受有效水资源减退的威胁，季节性水资源短缺的局面可能会突然降临，“水源从充足到贫乏也许只要短短数十年时间”（16）。
不过，更大的可能是上述原因的造成大量区域性的水资源分布变异。有些河流流域很可能受到严重影响；例如新疆最重要的水系塔里木河，冰川融化占平均年流量的百分之四十（17）。中国西北其他地方的可利用水资源也极有可能出现更严重短缺。正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PICC）的报告所指出的，“（中国）西藏高原、新疆和内蒙古季节性高山积雪覆盖的时间预期会缩短，这将导致积雪减少从而造成水源短缺”。类似的严重情况预计也会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重要流域出现。
亚洲东部主要河流因气候变暖引发的流量变化（18）
总之，水资源的分布模式的不不稳定性将会增加。中国的许多地区可能在不需要的时候水量会过剩（换言之，雨季会发生泛滥）而在需要水的时候水量却会不足（在干旱的夏季）。在某些地区，如华北和湄公河流域，因更多因素的综合作用，情况会比其他地区更为严重。这个结论对于中国的国家和地方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与周边地区的水缘政治
毫无疑问，气候变化造成的水资源问题会超越中国版图，越来越影响到中国外交和周边安全方面的大政方针，这是中国在处理邻邦关系中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以巴基斯坦为例，官方担忧喜马拉雅山冰雪消融造成的水资源改变将给这个脆弱的国家的农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19）。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不久前的一项研究明确指出，由农业供养的沉重的人口负担依赖于冰川消融提供的水资源（20）。（见下列表3。）一份由美国“亚洲协会”提供的报告也提出类似的结论——在亚洲的安全问题上，水缘政治将显现日益加重的力量（21）。
受冰川消融变化影响的亚洲主要水系（22）
亚洲一些水系似乎比别的河流更容易引起争端。据一项关于水资源和社会冲突的研究列举的例子，恒河、印度河和湄公河在引发争端方面存在更大的风险（23）。湄公河水系对中国的安全已经存在着现实的挑战。在湄公河流域，中国与下游邻邦的关系长期以来处于不得不谨慎对待的状态。中国境内几座大坝的建设有可能使其与下游国家的关系恶化。假如湄公河的水资源有效利用率发生如未来气候模型所预测恶化，中国对水资源上游的“非对称”控制，将可能成为东南亚国家更大的顾虑（25）。
这种非对称的控制权有着特别的意义，关于水资源与冲突的研究提示，如果没有相关条约的约束，高密度的大坝建设可能引发争端（26）。中国一直拒绝加入湄公河流域的这种“硬法”体制（27）。因此，似乎有理由断言，中国将不得不改进其合作方式及外交手段，以避免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因气候原因造成水资源改变而导致的紧张关系。
有一些迹象表明，这些现实问题正在引起中国的战略研究机构的关注。近年来，中国的分析家借鉴西方同行，明确了更广泛的安全概念。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提出“新安全观”以来，关注环境和社会问题，并强调在处理外交关系中注重合作和对话（28）。作为这个动向的一个方面，中国的战略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也已经越来越注重气候变化可能造成的破坏性影响。譬如，有一篇重要文章就主张借鉴西方的更广泛的新安全概念，建议建立一支特别的政策研究队伍致力于环境改变引发的政治和安全方面的研究（29）。
此外，西方的一系列研究，包括广泛传播的美国国防部的2004年一份研究报告在涉及中国的评论中提到，气候造成的资源短缺可能导致冲突甚至战争（30）。一些非正式的评论家更明确地强调，水资源问题引发的冲突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重大威胁（31）。当然，也有一些中国评论者把对水资源冲突的关注集中于诸如中东之类政治不稳定的地区（32）。
正如评论普遍认为的，水资源的问题在中国与周边关系中已越来越显突出。近年来，中国已经跟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就划界和跨界河流的保护等问题签订了一系列的协定（33）。此外，上海合作组织（SCO）作为扩大安全协作的机构也已经开始了水资源问题方面的工作。上合组织2004年度会议曾以水资源问题为集中议题，2005年又签署了该组织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协定，以扩大对水资源的协调与合作。
但是在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的总体关系上，中国表现出了犹豫不决，还没有把气候变化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来认识（35）。在安理会关于气候变化跟国家安全问题的辩论中，中国也极力反对把气候变化跟安全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尝试。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发表评论说：“要求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是合情合理的，但把这个问题作为安全问题来炒作则是阴谋”（36）。中国日报的一篇报道引用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的话说：“在安理会辩论气候变化问题无助于那些国家减轻气候变化影响的努力”（37）。
人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中国所持的这种迟疑态度。首先是因为中国长期奉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这可能导致它对非传统安全概念的怀疑（38）。此外，更需要考虑的一点是，中国政府之所以不愿意把气候变化跟安全问题一般地联系在一起，是中国力图避免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上受附加条件的约束（39）。尽管如此，还是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中国在这一问题上占国内主导地位的观念正在改变，这种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气候变化带来的社会挑战所促成的。
对国内安全的威胁
尽管中国政府在国际关系层面上对气候变化与安全的问题尚未有明确的态度，不过就国内而言则已经意识到了影响到水资源问题的气候变化的严重后果。比如，据文献引述，1998年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中国的国家安全由于水资源短缺而受到威胁”（40）。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与气候变化研究中心主任林尔达也对由于冰川退缩造成的威胁表示了类似的关注，他说冰川退缩与气候变化造成的其他方面的影响“直接威胁着中国的粮食安全”（41）。2008—2009年冬季的干旱也使政府对水资源问题的担忧，国家媒体的相关报道表达了这种担忧：“农业是政府最优先考虑的问题……（2009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发布的第一号联合文件，再次强调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在2009年仍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2）
这种高度关注表现在气候变化影响的几个重要方面。据预测，中国最具重要战略地位的几个区域将遭受由于气候变化造成的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大约有23%的中国人口所居住的西部地区，在干旱季节主要要依赖冰川融化提供水源（43），而冰川却在不断消退。有研究认为，这些地区夏季河流的萎缩，是气候变化造成的结果。这种有效水资源的短缺加速了土地沙化，使得这些由于人口增长造成的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成本进一步加重（44）。这些地区不仅经济上贫困，而且对中国的安全稳定而言至关重要，因为这些地方的少数族群中存在着对北京的对立情绪（45）。
中国西北地区有效水资源的变化有可能在两个重要方面造成对国家安全的挑战。
首先，由于资源匮乏造成的生存空间的竞争，会加深现在已经存在的中国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如藏族和维吾尔族之间的矛盾（46）。据亚洲协会的报告，“当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使得已经十分宝贵的水资源进一步短缺的时候，冲突的潜在威胁是可以预见的。如果某些汉人经营的企业被认为在水资源的分配上得到了优惠，这种冲突的可能性更会增大” （47） 。一位中国学者在评价环境恶化对西部大开发战略所造成的威胁时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西部地区自身的环境条件是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否成功的基础” （48）。
第二，水资源的短缺将加大来自西北地区“环境迁徙”人口，当他们在其他地区寻找新的居住地的时候，将加大潜在的民族冲突。社会学家的研究已经发现，由于“水资源环境的迅速恶化” （49），甘肃省农民中被迫放弃耕地的人数正在加大。西藏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多种原因导致的藏族迁徙人口正在以较高的速度增加（50）。
由环境问题造成的人口迁徙所引发的潜在问题是他们在新的家园可能找不到谋生之道。这方面的调查研究也表明，环境的长期衰退造成了这些环境移民的极度贫困，他们几乎没有能力在别的地方重建家园（51）。中国本来就缺少耕地，这些环境移民不得不离乡背井，在新的家园谋生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52）。环境安全专家进一步指出，这种社会秩序的变动和，可能对社会的稳定造成重大的隐患。特别是由于环境恶化，大量人口如果涌入资源相对充足的地区，极有可能与当地的原住人口发生对立和冲突。也许他们会沦落为城市贫民，其中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就可能加入犯罪团伙或极端政治组织（53）。
气候原因造成的水资源短缺也威胁着中国的粮食安全。2008 -2009年冬季的北方严重干旱，被中国国家气象中心列为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54），以示其在安全方面的重要意义。这是过去3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干旱，影响到中国最重要的小麦产区，受灾面积达数十万英亩（55）。报告指出，全国冬小麦的40%遭受了这次干旱影响（56），导致中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小麦全国减产达大约5%，有部分地区——例如河南省，甚至减产20%（57）。针对这次严重旱灾，有评论警告说，北方的干旱将威胁到国家的粮食安全（58）。在中国，政治因素决定了国家的粮食安全是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如何使广大农村贫困人口免受粮价大幅波动而造成的灾难，是政府特别密切关注的焦点（59）。
尽管气候变化究竟会对中国国内的粮食供给造成怎样的威胁目前尚不能确定（60），但政府不能对未来的极端气候事件有任何的忽视，这就必然会增强军队和准军事组织的力量以适应未来灾难救助和管理的需求，干旱无疑为这军事力量的增强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北方八个省的武装警察部队（PAP）可动员力量大约有2,400支部队，此外还可动用人民解放军和空军力量投入服务（61）。为应对预测的未来可能增加的气候异常事件，中国的军队将作为应对国内灾难的可直接动员力量被列入战略规划。
值得玩味的是，中国对上述情况保持了低调。中国在近期关于武警部队的相关法律调整中，只是简略地提到了它的灾害救助职能，更注重强调的是这支武装力量维护内部安全的作用（62）。
与水资源关联的气候变化造成的水资源问题不仅使军队面临着新的挑战，而且也会大大加重中国的经济运行成本。比如，新疆就在新建59座水库用以储存来自喜马拉雅山冰川融化的水量，以求缓解水资源长期短缺的困境。根据十年规划，至少在今后三年中每年需要投入2亿人民币资金（63）。这对于一个非常贫困的地区而言，是一个相当大的数额。一项大规模的研究也为中国应对水资源分配的改变所需的投入提供了数据。研究指出，在编制的各种不同的水资源存储和调配的方案中，不同地区的水资源的存储成本差别很大。在南方的西江地区120亿立方水容量的存储成本是45亿美元，而在长江流域中部则不到20亿美元。而且，在水资源短缺的地区，例如华北，增加水资源的存贮容量会变得日益困难和昂贵，因为水资源的短缺将更加严重（64）。
由于有效水资源总量的不确定性，使得与水资源相关联的气候问题对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影响。有评论指出，气候变化是一个“破坏社会稳定的引擎” （65）。尤其在受气候影响使得水资源短缺更加严重缺乏的一些地区，情况更是如此。这将使军队、政府部门和国家资源越来越为气候变化和水资源问题所困扰，背上沉重的负担。
对资源安全的关注已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决策行为产生影响。2008年年中，国家媒体报道“随着粮食和水资源的安全问题正在成为全世界关注的重大问题，中国将采取措施确保农业用水并推出增加粮食生产的政策，”包括提高水价（66）。中国也进一步表现了对喜马拉雅山有效水资源问题严重性的关切，为了增加青藏高原的降雨和有效水资源，每月飞机云播达数个架次（67）。于2008年通过媒体公布的《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强调了节水农业和对话，也许这正是中国政府关于水资源和国家安全相互关系的明确立场（68）。
但是，中国对于气候、水资源与安全问题的关系的论述并不清晰。对于气候变化问题与国家安全的关系，中国在总体上持保留态度，尽管在具体的问题上，政府官员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威胁则有相当清醒的认识。就国内而言，官方对水资源分配的不公表达了特别的忧虑，并且担心由此影响到粮食的安全。由此可见，中国有待于把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问题纳入外, 交, 和国家安全政策的总体框架。而气候变化带, 来的这些影响，将给中国造成多方面的战略挑战，这正是人们的担忧所在。
关于气候变化、水资源以及国家安全的战略问题
对未来的预测固然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与水资源相关的气候变化将越来越加重中国国家安全方面的压力，无论是从处理外交关系还是从政治话语的角度考虑，都是中外政治决策者们必须应对的要害问题。当然，首先必须认识到气候问题的不确定性。气候系统是极其复杂的，要对气候变化的造成影响作出精确的科学评估是非常困难的，在水资源的问题上尤其如此。鉴于此，评价气候变化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考虑的重点是那些对长期而言可能普遍存在的严重威胁，包括迫于环境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农业有效水资源的衰减和灾难性洪水泛滥。
其次要考虑的是气候变化引发的水资源问题对一些敏感地区的冲击。很显然，诸如湄公河流域、喜马拉雅山地区和中国的西北地区等地区，无疑会遭受因气候变化而造成的水文资源变异的严重影响。在多数情况下，这些环境影响将加重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恶化。在湄公河水资源的配置上，已经受到边界争端的困扰；西北地区的民族问题和贫困问题也使得气候和水文方面的环境恶化带来的忧患进一步加重。因此，这些气候和水资源变化所带来的政治安全威胁可能在一些“热点”地区会更加突出。
第三个重要的问题是气候和水资源的威胁将挑战中国的社会传统和社会构架。特别是在涉及军队对于自然灾害的应急能力和政府对越界水资源的政策协调，以及对突发事件的管理等方面，问题就更加突出。中国政府也许会通过加强国际援助和民间社会活动等手段推动在观念、计划以及执行能力等方面的改善和进步。相应地，中国政府将不得不为此投入巨大的经济资源，比如防洪设施、水库和水资源调配系统等的建设，以避免气候和水文变化可能造成的最严重后果。而如此众多地区的每一项新的重点项目投资所增加的负担，无疑会增加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紧张关系。
不过，随着国际间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合作，上述问题事实上正在得到改善。首先，在水资源的问题上出现了广泛深入的跨国跨地区的合作的机会。一些积习已久的薄弱环节得到改善，例如在增强紧急事件的应急管理能力和灾害响应能力等方面，提供了国际技术援助和合作的机会。例如，据外交关系委员会（CFR)最近的一份报告，对美国军方在发生极端天气事件的地区介入救助响应行动指挥进行了报道（69）。在这种指挥体系中，美国军方与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合作伙伴建立了对话机制，这将有利于提高国际间灾难事件反应能力。
此外，在新的气候合作框架下可以调整援助重点，使之集中使用于诸如粮食供应等安全战略需求。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已经启动了一项与盖茨基金合作的项目，将致力于适应未来气候变化的水稻品种的培养。这项3,,500万美元的项目将集中用于帮助南亚地区的农民开发节水节肥的水稻品种培育，提高在气候变化环境下的粮食供应能力。类似的计划可能正在探索之中，也许更大的合作基金项目会在中国设立（70）。
最后，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将不仅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且也是一项重要的战略方针。正如中国国际关系委员会所指出的，气候问题的国际间协商有明确的国家安全的方面的考量，可以通过加入国际组织体现其国家利益，比如中国和印度通过加入一个“全球秩序基础规则”项目来参与在气候问题上的协商（71）。通过充分协商，各方的利益都可以得到保障。特别是在气候变化使得各种热点地区可能引发冲突的情况下，这种战略上的交涉有助于引导政治决策者们从长远和全面系统的角度进行政策抉择。
在全世界都面临着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下，中国越来越认识到自身的排放问题关乎国家利益，这是可喜的。在当前的严重关头，更需要高瞻远瞩，推动全球气候问题的协商与合作。构建全球气候变化的战略安全总体策略，有助于中国从边缘地区的不安定因素到地方政府承受的压力等各个方面分析研究应对方案。应该看到，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问题正威胁着中国和世界的未来，我们必须以积极的姿态全力应对。
注释请参阅原文尾注：http://www.chinasecurity.us/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95&Itemid=8
（译稿已在《译言》网站刊发）
Climate Change, Water and China''''''''''''''''''''''''''''''''''''''''''''''''''''''''''''''''s National Interest
翻译：马德
作者：斯科特•穆尔（Scott Moore）
译自美国《中国安全》杂志（China Security）第15期（2009）
原文网址：http://www.chinasecurity.us/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95&Itemid=8
外界分析家一直强调，气候变化威胁着中国的基本国家利益。近期以来，中国政府已经越来越认同此类观点，并正在采取积极措施，限制该国温室气体的排放。2009年8月，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中国在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努力设法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会议指出，气候变化将会增加极端天气事件，恶化水资源的短缺，从而威胁中国的发展。因此，中国将致力于发展低碳经济，在未来几十年中使温室气体排放限制在一个稳定的范围。
这份报告，比以往更清楚地阐明，中国的增长趋势正在受到气候变化对国家发展目标产生的直接影响。很明显，包括经济利益的诉求和国际政治的压力在内的许多因素，影响着中国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1）。尽管如此，真正要使北京在战略意义的高度上去关注气候变化，只有使之清楚地看到气候变化可能影响到国家的重大利益，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中国未来挑战的核心问题，是水资源在数量及其与周边国家分配格局上的变化。未来预期，干旱和泛滥将会再许多地区变得更加严重，在中国和南亚地区，喜马拉雅冰川的融化导致了水资源有效利用率长期下降趋势的恶化。此外，由于这些变化，最重要的河流系统有可能增加河水流量的变异性，使农民和其他用户加大对水量供应预测的难度，从而降低其有效利用率。在其他方面也造成诸多影响，如中国北方地区的沙漠化和沿海低洼地区的盐碱侵蚀，这些都会对食物生产和生态环境造成威胁。
水资源有效利用率的这些变化，对中国的国内和对外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已经在许多跨界河流资源上与相关邻国存在着争议，其中最突出的是湄公河。在这些河流发生改变和由于气候气候变化导致流量减少的情况下，中国将不得不越来越为应对这些跨界的水资源问题而斡旋。而且，冰川融化和积雪的减缩，预示着中国脆弱的周边地区如巴基斯坦北部的水资源短缺将更加恶化。这对于北京所追求的“和平崛起”政策而言都是无法排除的担忧。
国内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水资源的变化威胁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和秩序。不稳定的西部地区，包括新疆和西藏，可能因水资源的严重短缺而使情况更加恶化。本来就贫穷和不发达的这些地区，可能因水资源分配导致族群间冲突上升，或因生存环境恶化而不得不迁徙去寻找更适合的居住地。据资料记载和环境安全学者的分析，历史上发生在中国西部许多地区的此类迁徙，是引发族群冲突和战乱的危险因素。
上述表明，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将越来越迫使中国不得不对战略目标和重点作部分的调整。在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中，有三个方面对中国的决策至关重要。第一，气候变化的主要影响在于它的不确定性；这将给制定大规模的发展目标带来困难，比如没有稳定的水资源就是一个严重问题。第二，明显地，在有些地方，地区性的气候影响将更加严重，比如在中国的西北地区气候变化问题就比其他地区更加突出。第三，将要付出越来越多的机会成本，如在金融、行政管理和其他资源方面，以适应气候的变化。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些不断增加的机会成本会是不可忽视的。
气候变化对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影响
由于气候的变化，亚洲东部地区在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分配方面面临着尤其严重的改变。许多亚洲国家已经承受着水资源不足的压力，而亚洲大陆人均水资源的占有率低于全球除南极洲以外的任何一个大陆（2）。
水资源占有和依赖状况（3）
|
国家 |
国内可持续水资源总量 (km3) |
外部流入的可持续水资源总量 (km3) |
对外部水资源 的依赖率 (%) |
|
阿富汗 |
55 |
10 |
15 |
|
澳大利亚 |
492 |
0 |
0 |
|
孟加拉 |
105 |
1,106 |
91 |
|
柬埔寨 |
121 |
356 |
75 |
|
中国 |
2,812 |
17 |
1 |
|
印度 |
1,261 |
636 |
34 |
|
印度尼西亚 |
2,838 |
0 |
0 |
|
伊朗 |
128 |
9 |
7 |
|
日本 |
430 |
0 |
0 |
|
哈萨克斯坦 |
75 |
34 |
31 |
|
吉尔吉斯斯坦 |
46 |
-26 |
0 |
|
老挝 |
190 |
143 |
43 |
|
马来西亚 |
580 |
0 |
0 |
|
蒙古 |
45 |
0 |
0 |
|
缅甸 |
881 |
165 |
16 |
|
尼泊尔 |
198 |
12 |
6 |
|
巴基斯坦 |
55 |
170 |
77 |
|
菲律宾 |
479 |
0 |
0 |
|
韩国 |
65 |
5 |
7 |
|
斯里兰卡 |
50 |
0 |
0 |
|
泰国 |
210 |
200 |
49 |
|
美国 |
2,800 |
51 |
8 |
|
乌兹别克斯坦 |
16 |
34 |
77 |
|
越南 |
366 |
525 |
59 |
在中国北方，2000年水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是南方的三到四倍（4）。在中国及其相邻国家和地区，气候变化对已经短缺的水资源的威胁表现在以下各个方面。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指出：“气候变化已经引起了中国水资源分布的变化，”特别提到了北方干旱、南方洪涝等“极端水文事件”的增加”（5）。这一评估很大程度上被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一份观察报告显示的数据所印证，过去几十年中国华北和东北降雨减少，而在西部的长江流域地区和东南沿海则降雨量有明显的增加（6）。报告作者强调，气候变化导致了中国东部农业地区降雨量的减少，从二十世纪中期以来，干旱造成的农业歉收越来越频繁（7）。在中国的中部、西南和东北地区，由于气候变化导致土地的退化，“灾难性的干旱和洪涝”的可能性也在进一步增大（8）。
据预测，中国周边国家地区的极端气候事件也呈增加的趋势。印度关于喜马拉雅山的一项研究发现，气候变化将使河流流量的季节性变化明显加大（9）。在东南亚最重要的水系湄公河流域，与20世纪中期到末期相比，每月最大流量将增加百分之三十五至四十一，而在此期间，每月最小流量将减少百分之十七至二十四（10）。
上述变化的增大会打乱正常的经济和农业活动，对那些气候变化敏感地区形成威胁，正如政府间气候变化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PICC）指出的，“该地区（湄公河流域）雨季河流泛滥的风险将加大，而在旱季则可能增加水资源短缺的概率”（11）。就湄公河地区而言，由于海平面上升导致的河流下游盐碱化将使得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放大，这将对湄公河三角洲地区的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威胁（12）。
预计更严重的问题是，据长期预测，由于喜马拉雅山冰川的冰川融化和积雪规模的退缩，可利用的水资源将减少。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PICC）估计，由于全球温度上升，喜马拉雅山的冰川规模至2050年可能减少大约百分之二十五（13）。值得关注的是，冰川融化的水量占恒河水系夏季流量的大约百分之七十，占亚洲其他主要河流流量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14）。一项研究预计，喜马拉雅山冰雪消融的径流系统将在2050年至2070年达到峰值，此后其年度平均流量的衰减将在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之间（15）。由这些研究项目可以预计，中国西北和印度北部的重要地区在本世纪将遭受有效水资源减退的威胁，季节性水资源短缺的局面可能会突然降临，“水源从充足到贫乏也许只要短短数十年时间”（16）。
不过，更大的可能是上述原因的造成大量区域性的水资源分布变异。有些河流流域很可能受到严重影响；例如新疆最重要的水系塔里木河，冰川融化占平均年流量的百分之四十（17）。中国西北其他地方的可利用水资源也极有可能出现更严重短缺。正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PICC）的报告所指出的，“（中国）西藏高原、新疆和内蒙古季节性高山积雪覆盖的时间预期会缩短，这将导致积雪减少从而造成水源短缺”。类似的严重情况预计也会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重要流域出现。
亚洲东部主要河流因气候变暖引发的流量变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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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 |
长江 |
黄河 |
恒河/雅鲁藏布江 |
湄公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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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的年平均流量改变率 |
+28 |
+18 |
+49 |
-6 |
总之，水资源的分布模式的不不稳定性将会增加。中国的许多地区可能在不需要的时候水量会过剩（换言之，雨季会发生泛滥）而在需要水的时候水量却会不足（在干旱的夏季）。在某些地区，如华北和湄公河流域，因更多因素的综合作用，情况会比其他地区更为严重。这个结论对于中国的国家和地方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与周边地区的水缘政治
毫无疑问，气候变化造成的水资源问题会超越中国版图，越来越影响到中国外交和周边安全方面的大政方针，这是中国在处理邻邦关系中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以巴基斯坦为例，官方担忧喜马拉雅山冰雪消融造成的水资源改变将给这个脆弱的国家的农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19）。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不久前的一项研究明确指出，由农业供养的沉重的人口负担依赖于冰川消融提供的水资源（20）。（见下列表3。）一份由美国“亚洲协会”提供的报告也提出类似的结论——在亚洲的安全问题上，水缘政治将显现日益加重的力量（21）。
受冰川消融变化影响的亚洲主要水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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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名称 |
覆盖人口（百万） |
流域面积 （千平方公里） |
农田比例 (%) |
对冰川融水的 依赖程度 |
|
塔里木河 |
8 |
1152 |
2 |
极高 |
|
印度河 |
178 |
1082 |
30 |
极高 |
|
恒河 |
407 |
1016 |
72 |
高 |
|
雅鲁藏布江 |
118 |
651 |
29 |
高 |
|
长江 |
368 |
1722 |
48 |
高 |
|
黄河 |
147 |
945 |
30 |
高 |
|
湄公河 |
57 |
806 |
38 |
中等 |
亚洲一些水系似乎比别的河流更容易引起争端。据一项关于水资源和社会冲突的研究列举的例子，恒河、印度河和湄公河在引发争端方面存在更大的风险（23）。湄公河水系对中国的安全已经存在着现实的挑战。在湄公河流域，中国与下游邻邦的关系长期以来处于不得不谨慎对待的状态。中国境内几座大坝的建设有可能使其与下游国家的关系恶化。假如湄公河的水资源有效利用率发生如未来气候模型所预测恶化，中国对水资源上游的“非对称”控制，将可能成为东南亚国家更大的顾虑（25）。
这种非对称的控制权有着特别的意义，关于水资源与冲突的研究提示，如果没有相关条约的约束，高密度的大坝建设可能引发争端（26）。中国一直拒绝加入湄公河流域的这种“硬法”体制（27）。因此，似乎有理由断言，中国将不得不改进其合作方式及外交手段，以避免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因气候原因造成水资源改变而导致的紧张关系。
有一些迹象表明，这些现实问题正在引起中国的战略研究机构的关注。近年来，中国的分析家借鉴西方同行，明确了更广泛的安全概念。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提出“新安全观”以来，关注环境和社会问题，并强调在处理外交关系中注重合作和对话（28）。作为这个动向的一个方面，中国的战略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也已经越来越注重气候变化可能造成的破坏性影响。譬如，有一篇重要文章就主张借鉴西方的更广泛的新安全概念，建议建立一支特别的政策研究队伍致力于环境改变引发的政治和安全方面的研究（29）。
此外，西方的一系列研究，包括广泛传播的美国国防部的2004年一份研究报告在涉及中国的评论中提到，气候造成的资源短缺可能导致冲突甚至战争（30）。一些非正式的评论家更明确地强调，水资源问题引发的冲突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重大威胁（31）。当然，也有一些中国评论者把对水资源冲突的关注集中于诸如中东之类政治不稳定的地区（32）。
正如评论普遍认为的，水资源的问题在中国与周边关系中已越来越显突出。近年来，中国已经跟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就划界和跨界河流的保护等问题签订了一系列的协定（33）。此外，上海合作组织（SCO）作为扩大安全协作的机构也已经开始了水资源问题方面的工作。上合组织2004年度会议曾以水资源问题为集中议题，2005年又签署了该组织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协定，以扩大对水资源的协调与合作。
但是在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的总体关系上，中国表现出了犹豫不决，还没有把气候变化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来认识（35）。在安理会关于气候变化跟国家安全问题的辩论中，中国也极力反对把气候变化跟安全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尝试。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发表评论说：“要求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是合情合理的，但把这个问题作为安全问题来炒作则是阴谋”（36）。中国日报的一篇报道引用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的话说：“在安理会辩论气候变化问题无助于那些国家减轻气候变化影响的努力”（37）。
人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中国所持的这种迟疑态度。首先是因为中国长期奉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这可能导致它对非传统安全概念的怀疑（38）。此外，更需要考虑的一点是，中国政府之所以不愿意把气候变化跟安全问题一般地联系在一起，是中国力图避免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上受附加条件的约束（39）。尽管如此，还是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中国在这一问题上占国内主导地位的观念正在改变，这种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气候变化带来的社会挑战所促成的。
对国内安全的威胁
尽管中国政府在国际关系层面上对气候变化与安全的问题尚未有明确的态度，不过就国内而言则已经意识到了影响到水资源问题的气候变化的严重后果。比如，据文献引述，1998年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中国的国家安全由于水资源短缺而受到威胁”（40）。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与气候变化研究中心主任林尔达也对由于冰川退缩造成的威胁表示了类似的关注，他说冰川退缩与气候变化造成的其他方面的影响“直接威胁着中国的粮食安全”（41）。2008—2009年冬季的干旱也使政府对水资源问题的担忧，国家媒体的相关报道表达了这种担忧：“农业是政府最优先考虑的问题……（2009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发布的第一号联合文件，再次强调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在2009年仍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2）
这种高度关注表现在气候变化影响的几个重要方面。据预测，中国最具重要战略地位的几个区域将遭受由于气候变化造成的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大约有23%的中国人口所居住的西部地区，在干旱季节主要要依赖冰川融化提供水源（43），而冰川却在不断消退。有研究认为，这些地区夏季河流的萎缩，是气候变化造成的结果。这种有效水资源的短缺加速了土地沙化，使得这些由于人口增长造成的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成本进一步加重（44）。这些地区不仅经济上贫困，而且对中国的安全稳定而言至关重要，因为这些地方的少数族群中存在着对北京的对立情绪（45）。
中国西北地区有效水资源的变化有可能在两个重要方面造成对国家安全的挑战。
首先，由于资源匮乏造成的生存空间的竞争，会加深现在已经存在的中国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如藏族和维吾尔族之间的矛盾（46）。据亚洲协会的报告，“当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使得已经十分宝贵的水资源进一步短缺的时候，冲突的潜在威胁是可以预见的。如果某些汉人经营的企业被认为在水资源的分配上得到了优惠，这种冲突的可能性更会增大” （47） 。一位中国学者在评价环境恶化对西部大开发战略所造成的威胁时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西部地区自身的环境条件是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否成功的基础” （48）。
第二，水资源的短缺将加大来自西北地区“环境迁徙”人口，当他们在其他地区寻找新的居住地的时候，将加大潜在的民族冲突。社会学家的研究已经发现，由于“水资源环境的迅速恶化” （49），甘肃省农民中被迫放弃耕地的人数正在加大。西藏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多种原因导致的藏族迁徙人口正在以较高的速度增加（50）。
由环境问题造成的人口迁徙所引发的潜在问题是他们在新的家园可能找不到谋生之道。这方面的调查研究也表明，环境的长期衰退造成了这些环境移民的极度贫困，他们几乎没有能力在别的地方重建家园（51）。中国本来就缺少耕地，这些环境移民不得不离乡背井，在新的家园谋生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52）。环境安全专家进一步指出，这种社会秩序的变动和，可能对社会的稳定造成重大的隐患。特别是由于环境恶化，大量人口如果涌入资源相对充足的地区，极有可能与当地的原住人口发生对立和冲突。也许他们会沦落为城市贫民，其中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就可能加入犯罪团伙或极端政治组织（53）。
气候原因造成的水资源短缺也威胁着中国的粮食安全。2008 -2009年冬季的北方严重干旱，被中国国家气象中心列为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54），以示其在安全方面的重要意义。这是过去3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干旱，影响到中国最重要的小麦产区，受灾面积达数十万英亩（55）。报告指出，全国冬小麦的40%遭受了这次干旱影响（56），导致中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小麦全国减产达大约5%，有部分地区——例如河南省，甚至减产20%（57）。针对这次严重旱灾，有评论警告说，北方的干旱将威胁到国家的粮食安全（58）。在中国，政治因素决定了国家的粮食安全是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如何使广大农村贫困人口免受粮价大幅波动而造成的灾难，是政府特别密切关注的焦点（59）。
尽管气候变化究竟会对中国国内的粮食供给造成怎样的威胁目前尚不能确定（60），但政府不能对未来的极端气候事件有任何的忽视，这就必然会增强军队和准军事组织的力量以适应未来灾难救助和管理的需求，干旱无疑为这军事力量的增强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北方八个省的武装警察部队（PAP）可动员力量大约有2,400支部队，此外还可动用人民解放军和空军力量投入服务（61）。为应对预测的未来可能增加的气候异常事件，中国的军队将作为应对国内灾难的可直接动员力量被列入战略规划。
值得玩味的是，中国对上述情况保持了低调。中国在近期关于武警部队的相关法律调整中，只是简略地提到了它的灾害救助职能，更注重强调的是这支武装力量维护内部安全的作用（62）。
与水资源关联的气候变化造成的水资源问题不仅使军队面临着新的挑战，而且也会大大加重中国的经济运行成本。比如，新疆就在新建59座水库用以储存来自喜马拉雅山冰川融化的水量，以求缓解水资源长期短缺的困境。根据十年规划，至少在今后三年中每年需要投入2亿人民币资金（63）。这对于一个非常贫困的地区而言，是一个相当大的数额。一项大规模的研究也为中国应对水资源分配的改变所需的投入提供了数据。研究指出，在编制的各种不同的水资源存储和调配的方案中，不同地区的水资源的存储成本差别很大。在南方的西江地区120亿立方水容量的存储成本是45亿美元，而在长江流域中部则不到20亿美元。而且，在水资源短缺的地区，例如华北，增加水资源的存贮容量会变得日益困难和昂贵，因为水资源的短缺将更加严重（64）。
由于有效水资源总量的不确定性，使得与水资源相关联的气候问题对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影响。有评论指出，气候变化是一个“破坏社会稳定的引擎” （65）。尤其在受气候影响使得水资源短缺更加严重缺乏的一些地区，情况更是如此。这将使军队、政府部门和国家资源越来越为气候变化和水资源问题所困扰，背上沉重的负担。
对资源安全的关注已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决策行为产生影响。2008年年中，国家媒体报道“随着粮食和水资源的安全问题正在成为全世界关注的重大问题，中国将采取措施确保农业用水并推出增加粮食生产的政策，”包括提高水价（66）。中国也进一步表现了对喜马拉雅山有效水资源问题严重性的关切，为了增加青藏高原的降雨和有效水资源，每月飞机云播达数个架次（67）。于2008年通过媒体公布的《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强调了节水农业和对话，也许这正是中国政府关于水资源和国家安全相互关系的明确立场（68）。
但是，中国对于气候、水资源与安全问题的关系的论述并不清晰。对于气候变化问题与国家安全的关系，中国在总体上持保留态度，尽管在具体的问题上，政府官员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威胁则有相当清醒的认识。就国内而言，官方对水资源分配的不公表达了特别的忧虑，并且担心由此影响到粮食的安全。由此可见，中国有待于把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问题纳入外, 交, 和国家安全政策的总体框架。而气候变化带, 来的这些影响，将给中国造成多方面的战略挑战，这正是人们的担忧所在。
关于气候变化、水资源以及国家安全的战略问题
对未来的预测固然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与水资源相关的气候变化将越来越加重中国国家安全方面的压力，无论是从处理外交关系还是从政治话语的角度考虑，都是中外政治决策者们必须应对的要害问题。当然，首先必须认识到气候问题的不确定性。气候系统是极其复杂的，要对气候变化的造成影响作出精确的科学评估是非常困难的，在水资源的问题上尤其如此。鉴于此，评价气候变化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考虑的重点是那些对长期而言可能普遍存在的严重威胁，包括迫于环境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农业有效水资源的衰减和灾难性洪水泛滥。
其次要考虑的是气候变化引发的水资源问题对一些敏感地区的冲击。很显然，诸如湄公河流域、喜马拉雅山地区和中国的西北地区等地区，无疑会遭受因气候变化而造成的水文资源变异的严重影响。在多数情况下，这些环境影响将加重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恶化。在湄公河水资源的配置上，已经受到边界争端的困扰；西北地区的民族问题和贫困问题也使得气候和水文方面的环境恶化带来的忧患进一步加重。因此，这些气候和水资源变化所带来的政治安全威胁可能在一些“热点”地区会更加突出。
第三个重要的问题是气候和水资源的威胁将挑战中国的社会传统和社会构架。特别是在涉及军队对于自然灾害的应急能力和政府对越界水资源的政策协调，以及对突发事件的管理等方面，问题就更加突出。中国政府也许会通过加强国际援助和民间社会活动等手段推动在观念、计划以及执行能力等方面的改善和进步。相应地，中国政府将不得不为此投入巨大的经济资源，比如防洪设施、水库和水资源调配系统等的建设，以避免气候和水文变化可能造成的最严重后果。而如此众多地区的每一项新的重点项目投资所增加的负担，无疑会增加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紧张关系。
不过，随着国际间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合作，上述问题事实上正在得到改善。首先，在水资源的问题上出现了广泛深入的跨国跨地区的合作的机会。一些积习已久的薄弱环节得到改善，例如在增强紧急事件的应急管理能力和灾害响应能力等方面，提供了国际技术援助和合作的机会。例如，据外交关系委员会（CFR)最近的一份报告，对美国军方在发生极端天气事件的地区介入救助响应行动指挥进行了报道（69）。在这种指挥体系中，美国军方与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合作伙伴建立了对话机制，这将有利于提高国际间灾难事件反应能力。
此外，在新的气候合作框架下可以调整援助重点，使之集中使用于诸如粮食供应等安全战略需求。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已经启动了一项与盖茨基金合作的项目，将致力于适应未来气候变化的水稻品种的培养。这项3,,500万美元的项目将集中用于帮助南亚地区的农民开发节水节肥的水稻品种培育，提高在气候变化环境下的粮食供应能力。类似的计划可能正在探索之中，也许更大的合作基金项目会在中国设立（70）。
最后，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将不仅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且也是一项重要的战略方针。正如中国国际关系委员会所指出的，气候问题的国际间协商有明确的国家安全的方面的考量，可以通过加入国际组织体现其国家利益，比如中国和印度通过加入一个“全球秩序基础规则”项目来参与在气候问题上的协商（71）。通过充分协商，各方的利益都可以得到保障。特别是在气候变化使得各种热点地区可能引发冲突的情况下，这种战略上的交涉有助于引导政治决策者们从长远和全面系统的角度进行政策抉择。
在全世界都面临着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下，中国越来越认识到自身的排放问题关乎国家利益，这是可喜的。在当前的严重关头，更需要高瞻远瞩，推动全球气候问题的协商与合作。构建全球气候变化的战略安全总体策略，有助于中国从边缘地区的不安定因素到地方政府承受的压力等各个方面分析研究应对方案。应该看到，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问题正威胁着中国和世界的未来，我们必须以积极的姿态全力应对。
注释请参阅原文尾注：http://www.chinasecurity.us/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95&Itemid=8
（译稿已在《译言》网站刊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