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消息，11月3日上午，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共评选出264个项目、10名科技专家和1个国际组织。其中，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顾诵芬院士和清华大学王大中院士分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顾诵芬（左）和王大中（右）

已有35位科学家荣获该奖

据悉，国家科学技术奖包括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五大奖项。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每年获奖者不超过两名，历来备受关注。2019年1月8日，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奖金标准进行了调整。其中，最高奖奖金额调整为800万元/人，奖金分配结构调整，全部由获奖者个人支配。

设立至今，已有吴文俊、袁隆平等35位科学家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平均年龄为84.3岁。而在历届获奖者中，80—89岁人数最多，共20人，占比57%；超过90岁的8人；70—79岁6人。60—69岁1人，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创始人王选，他获奖时65岁。此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程开甲和“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是最年长的获奖者，获奖时96岁。

35位获奖者中，有7位中科院和工程院“双院士”。分别是王选、闵恩泽、师昌绪、吴良镛、郑哲敏、刘永坦以及顾诵芬。屠呦呦是目前唯一一位女性获奖者，也是唯一的非两院院士获奖者。她在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上作出了突出贡献，曾于2015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是首位获得诺贝尔科学类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

“制造中国人自己的飞机”

获得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顾诵芬，出生于1930年2月。作为我国著名飞机设计大师、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航空战略科学家，他是我国航空领域唯一一位中科院和工程院“双院士”，建立了新中国飞机空气动力学设计体系，开创了我国自主研制歼击机的先河，为我国航空科技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歼8之父”。

顾诵芬与飞机的缘分，开始于少年时代。2017年7月15日，顾诵芬在央视《开讲啦》中回忆称，幼时随赴燕京大学任职的父亲迁居至当时的北平，“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轰炸中国29军北平营地的记忆至今清晰——“漫天压得人睁不开眼的轰炸机从头顶飞过，投下的炸弹看得一清二楚，玻璃窗被冲击波震得粉碎。”当时自己就暗暗下定决心，要制造中国人自己的飞机。

高中毕业后，顾诵芬专门报考有航空专业的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全部被录取。最终，他选择就读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

1949年下半年，国防建设急需理工见长的大学生，不少学子投身于国家工业建设，顾诵芬也登上北上的火车投身航空事业。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中国使用的飞机几乎都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制造的，只能原样复制，对设计原理一概不知。顾诵芬意识到，“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等于命根子在人家手里，我们没有任何主动权”。

1956年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在沈阳建立，首项任务是设计我国第一架自主设计的喷气式教练机歼教-1，顾诵芬担任气动组组长。没有任何指导参考文献，经验技术和设备物资都极其匮乏，但他拿出交大学到的本领，一点一点解决问题。

当时也没复印机，他就买描图纸、三角板、曲线板描图，花了一个星期，基本解决原理问题；后来又把医务所废针管的不锈钢细头，焊一排在铜管上再用薄铁皮做个整流罩去做风洞实验……就在这样一穷二白的环境下，历时两年时间的研制，歼教-1首飞成功。

此后，他先后参与主持了歼教-1、初教-6、歼-8和歼-8Ⅱ等机型的设计研发并肩担歼-8和歼-8Ⅱ的总设计师重任，顾诵芬也成为我国第一位国家任命的飞机型号总设计师。

值得一提的是，歼8战斗机实现首飞，却在随后的飞行试验出现强烈振动。为了搞清楚问题所在，作为没有经过特殊训练的非专业人员，顾诵芬不顾危险和他人劝阻，三次乘坐歼教六紧随歼8飞行，直接跟在试验飞机后面观察气流情况。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过载，他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解决了歼-8跨音速飞行抖震问题。1985年7月，歼8全天候型设计定型，同年10月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在从事航空事业的70年中，顾诵芬和父母聚少离多，基本每年只见一两次，母亲因为思念成疾还得了抑郁症，直到母亲去世，顾诵芬也没见到最后一面。如今，已经91岁高龄的顾诵芬依然忙碌，每天坚持到办公室上班。

谈及对自己的评价，顾诵芬曾总结了四点：一、搞科技的人必须首先想到的是国家；二、好多事情你要做，那就不能凭空想，否则就是空话；三、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要团结大家一起做事；最后，干任何事不能把自己的名利放在第一位。

顾诵芬

“科技创新就是我们最主要的爱国方式”

王大中1935年2月出生于河北昌黎。中学时代，王大中就读于著名的南开中学。王大中曾深情回忆：“我在南开中学度过了人生最难忘、最珍贵的时光。母校严谨的学风、老师诲人不倦的教导，让我受到严格训练，明确了人生志向，选择了献身祖国科技事业的道路。”

1953年，王大中考入了清华大学机械系。1956年，为了发展我国核能事业，清华大学成立工程物理系，从其他专业中抽调了一批成绩优异的学生，包括当时正在机械系读大二的王大中。1958年，清华大学向上级建议，自行设计和建造一座功率为2000千瓦的屏蔽试验反应堆，并以此为依托建设我国核能事业急需的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基地，培养核学科高端专门人才，工程代号就是王大中提到的“200号”。

1960年，工程编号为200的清华大学原子能研究基地动工兴建，坐落在北京郊区的燕山脚下。此后，“200号”成为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的代名词，同年，王大中毕业留校工作，直接参与到了“200号”的建设中。

王大中

1985年，王大中担任该院院长。一上任干的第一件大事，是主持低温核供热堆的研发，主持领导建成世界首座一体化壳式核供热堆——5兆瓦低温核供热堆，在我国开创了核能供热新领域。近20年来，积极倡导并主持领导高温气冷堆的研究与发展，并于2000年建成世界首座模块式球床高温气冷堆——10兆瓦高温气冷实验堆。

据悉，这次得知被授予国家最高科技奖后，王大中表示，国家最高科技奖是份沉甸甸的荣誉，它属于集体，属于所有知难而进、众志成城的“200号”人，也属于所有爱国奉献、努力拼搏的科技工作者。

他还说道，“科研工作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值得一辈子去追求和奋斗。但是科研如登山，过程往往充满着困难、挫折和风险。我个人体会，克服这种困难需要有悟性、勇气和韧性。悟性指的是一种分析问题的能力，提升悟性有时候需要靠想象，靠一种直觉的判断。勇气就是要敢于尝试，敢于选择科技领域的无人区。韧性、韧劲就是指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要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劲头。”

他表示，我国正处在最好的发展时期，科技自立自强是我国发展的战略支撑，所有科技工作者都要自觉地为科技自立自强做贡献，责无旁贷。“科技创新就是我们最主要的爱国方式，我相信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坚定信心、勇敢向前，我们的国家就会有无限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