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游敏

　　2005年，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对前来看望的温家宝总理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段公案一经媒体公开即引起广泛的关注。

　　实际上，1995年1月2日，钱老在给王寿云、于景元等同志的信中就谈到这个问题，他不仅回想60年代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我国科技取得的辉煌成就，更是指出我们现在“太迷信洋人了，胆子太小了”的反思!毫无疑问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一大批杰出人才的创新和引领，我国科技、教育、文化、经济要走在世界的最前面,需要培养出自己的杰出人才，可惜现实的落差使“钱学森之问”成为中国教育事业和未来发展不能回避的一道艰深命题。

　　教育、人才和创新发展成为知名科学家和企业家最关心的话题绝非偶然。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为此我们要认真把握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从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现实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深化教育与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努力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有的放矢地找出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之道。

　　人才培育与科技创新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支撑

　　近段时间，美国动用国家力量，对我国民营高科技企业华为进行全面封杀，引起了全球的关注，成为举国上下热议的话题。从全球范围看，当前，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创新驱动发展是大势所趋。2013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海代表团的审议时指出：“要突破自身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就在于创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要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改善人才发展环境，努力实现优势领域、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尽快形成一批带动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

　　跨世纪以来，全球黑天鹅事件日益增多，身处百年不遇之大变革，所谓即将到来的文明冲突，全球民粹主义崛起、中国威胁论、中美贸易战、话语权的争夺等等。无不说明，全球正迎来新的春秋战国时代。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作为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我国农村基础教育水平如何，将直接决定我国未来杰出人才成长的土壤质量。物竞天择，随着“大云物移智链”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未来算法将统治世界”(任正非)并非无稽之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取决于教育、人才与科技创新的全面竞争。因此，从钱学森之问到任正非之答，是个事关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一个时代课题，需要我们聚焦问题，正视现实，认真反思，寻找对策。

　　钱学森之问的警醒与反思

　　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里提到的“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独特的、创新的东西”，从根本意义上讲就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抓紧探索并建立起适合我国创新发展的杰出人才的发现、培养和使用机制。由于杰出人才一定属于少数且异于常规!因此，必须在教育与科技等领域，有的放矢、打破常规，处理好适合杰出人才成长的矛盾特殊性与普遍性关系问题，否则，以西方标准为标准，以行政管理方便为框框，到时恐怕只能是削足适履或者是叶公好龙，徒增伤悲而已。

　　杰出人才的发现与成长有其矛盾特殊性。我国杰出的数学家华罗庚幼时因思考问题过于专心常被同伴们戏称为“罗呆子”，一生只有初中毕业文凭，还不幸感染伤寒而落下左腿终身残疾。1930年春，华罗庚在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轰动数学界。同年，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了解到华罗庚的自学经历和数学才华后，打破常规，让华罗庚进入清华大学图书馆担任馆员，而后被聘为助理、助教和讲师而走向历史舞台。1917年，国学大师梁漱溟参加了北大的考试，未能顺利通过。而当时担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看到过梁漱溟在上海的《东方杂志》上面发表过一篇讨论佛教哲学的的文章《究元决疑论》，认为虽然是一家之言，但是其水平非常高。于是决定破格聘任梁漱溟到北大教书，主讲印度哲学。这一年，梁漱溟才年仅24岁。之后梁漱溟在北大这个舞台上尽情施展，最终成就了梁漱溟，使他成为闻名世界的大哲学家。这些都是钱学森说到的民国时期的大师。我们再来看看现在闻名中外的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和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乃至当年的爱因斯坦成长过程，就会发现他们竟然都是逃课、辍学、天马行空、想入非非，表现不好的学生。因此，针对如何培养杰出人才问题，我们应该了解并掌握其规律性：杰出人才成长的动力在其内心的兴趣和心灵的诉求，所谓的培养，现实中更多的应该是给予包容、非常规使用和价值认同，给予学术与理想追求的理解和创造使其脱颖而出的社会机会，努力为其提供经济待遇等社会物质条件的支持。因此，钱学森之问是对我们今天教育、科研体制机制存在问题的警醒，我们需要通过纵横向对比，认真反思我们有没有实施上述举措的条件和土壤，有没有努力去创造这样的体制机制和文化氛围。多年来在国家教育、科技体制内习惯以行政力量去设立各种“工程”、开展各种“评估”来提升和影响学校办学，设立各种“专项”来促进科技创新。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对这种组织行为的内在矛盾需要客观分析。各种工程、评估出台后，高校不但在人财物而且在教学内容与人才培养方式上，都越来越受制于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高校管理本身也因此行政化和官僚化日益突出，并逐步失去特色。众所周知，创新需要打破常规、不断试错乃至蔑视权威，而官僚行政的组织行为却恰恰相反，强调的是服从与执行!至于大量科技项目的立项审批，行政人员最担心的是自己搞错了而下不了台，因此一般只会选择国外搞过的或者他们有所了解的领域，而不会去选择他们从未听说，被认为不靠谱的创新性项目。如果出了差错，上了假项目，常常无奈也只好包装通过，至于腐败问题就另当别论了。这些问题长期以往，形成风气，其危害和浪费是难以估量的。杰出人才成长、科技创新和基础科学研究，往往需要独具慧眼的发现，需要特立独行，另辟蹊径的风格，需要特殊机制的保护，这些都属于处理人才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特殊性问题，绝不能以简单的发表文章数量多少或者指标评判面面俱到所能衡量的。记得到360公司调研时，大家都想了解网络黑客长的什么模样。据说一些行政领导看到、听后，知道很多黑客都是没有上过大学的高中生，于是大失所望。他们早已习惯用行政思维来衡量特殊人才，对文凭高低、留学名校十分认同，而对学理科的搞文科、学物理的搞软件，改行去创业，视同离经叛道。在这些正规的“领导”眼里，他们习惯官僚主义的管理思维，根本看不到我们教育体制机制受西化、行政化、市场化影响，或表现为科研方向唯西方马首是瞻，在关键领域以市场换技术，或动辄以僵化的量化指标去评判选择人才，不知道尊重学生、科研人才爱好的重要性，导致片面地以短期利益驱动学科和科研发展的严重扭曲后果。数字时代，当知应用数学强则科技强。我们以俄国著名Steklov研究所为例，该所五年才考核一次，常有人五年什么成果也没有，甚至十年过去了还没有，如果一个研究人员十年没有一篇论文，他/她也只不过到所长那里去解释一下，他/她在这段时间里到底在做什么，思考什么问题，遇到了什么困难等等。据说Steklov研究所还没有出过一个一事无成的研究人员，如果有什么人写的文章不多，他必定是做出了可以载入史册的工作(如Yuri Matiyasevich、S. Adian、G. Perelman)，或者他培养出了一群星光燦烂的学生(如Yuri Burago)。应知这种模式对特殊人才是十分必要的。实际上当年负责“两弹一星”的元帅、将军也是尊重技术科研人员需求的典范，没有现在教育、科研官僚以资金、项目、评选和官位去主导教育、科研的习气。因此，进一步改革笼统的行政官僚式的教育、科技体制，立足“洋为中用”，摒弃盲目崇洋，迷信西方的跟屁虫思想。善于针对特殊人才、特殊项目、特殊领域，建立特殊的机制。排除官僚式的、简单用行政手段去管理和配置资源的方法，这是当前创造我国杰出人才脱颖而出、科研机构焕发活力的当务之急。这方面我们要有当年建国初期面对西方封锁，在科研领域敢于另辟蹊径的勇气。要有当年经济体制改革那种杀出一条血路来，胆子再大一点的勇气!敢于走自己的路，在善于“洋为中用”的同时，要更加重视“古为今用”，结合科技发展最前沿，挖掘、认识自己传统文化中沉淀的宝贵认识论、逻辑学遗产!与此同时，要从实际出发，敢于在现有科技、教育的行政体制外，开辟类似当年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深圳特区”，建立特殊机制，认真进行有分析、分类别、分领域、分产业地开展教育与科技体制改革的历史担当!

　　任正非之答的思考与呼唤

　　著名企业家任正非最近在答记者问时指出“未来信息社会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未来二三十年，人类社会一定会有一场巨大革命，在生产方式上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因此他认为“这个时代对一个国家来说，重心是要发展教育，而且主要是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的基础教育。没有良好的基础教育，就难有有作为的基础研究”。作为在竞争性高科技企业第一线的任总看到了我们国家当前发展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但现在不是这样，教师待遇低，孩子们看见知识多也挣不到多少钱，所以也不怎么想读书。这样就适应不了未来二、三十年以后的社会，社会就可能分化。”

　　针对上述问题，任总的回答是：“我们国家面临着这种分化，就应该要把基础教育提到国家的最高纲领，才能迎接未来的革命。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这应是党和国家的主要责任，每个公民的义务。今天满街高楼大厦，过二、三十年就变旧了。如果我们投资教育，二、三十年后这些穷孩子就是博士，开始冲锋，国家就会走向更加繁荣。所以，物质不是最主要的，人才是最主要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该得到尊重，这个国家才有希望”。基础教育是土壤，是培育未来基础研究长成参天大树的沃土。我国的大多数人口在农村，农村的基础教育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和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为什么农村教师的待遇低呢?为什么我国教育体系适应市场经济以后出现教师资源离开农村、学区房昂贵和上学难等等诸多问题呢?对于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根源在大多数地方政府的定性不明确，同时受市场化大潮无孔不入的侵袭以及国家政策落实过程中的变形走样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属于国家的公益性事业，应该属于更好地发挥政府行政力量的领域，需要的是通过行政手段，来避免教育产业化、市场化概念的泛化，让基础教育免受到市场机制的漫灌。实际上，国外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教育市场化也是具有确定内涵和严格理论概念的，其主要用于高等教育领域，而且也有很多具体的范畴领域界定的。搞好基础教育属于全局性、长期性、客观性的大问题，需要党和国家从民族复兴的长远利益出发，主要通过行政手段来加强基础教育投资，提高农村教师待遇，认真处理好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市场配置和行政配置的关系。才能克服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克服市场化机制不能解决的问题。 “我们再穷也不能穷老师”，要“用最优秀的人去培养更优秀的人”，这振聋发聩的声音，呼吁的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是对更好地发挥各级政府作用和提升执政能力的期盼!

　　对策的方法论基础

　　对钱学森之问的反思，我们看到杰出人才的培养，需要有胆有识!既要敢于打破西方的科技迷信，也要善于解决人才培养机制中涉及的矛盾特殊性与普遍性关系问题。对任正非之答的正视，我们看到了必须对市场机制与行政手段在实施范畴和应用范围进行界定的迫切问题。因此，应用矛盾分析的方法，针对我国现阶段教育、科技体制中存在的两难问题进行分析，通过利用矛盾和驾驭矛盾，这是一个涉及认识论、方法论问题的十分重要的解决之道。

　　如何看待体制、机制和制度设计的矛盾命题，在理论上，往往很容易被认为是谬误的而必须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因为现在教材中通用的基本逻辑是形式逻辑，其本身就要求贯彻“同一律、排中律和(不)矛盾论”。在实践中，如果不加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么设立一套与主流矛盾的、实际中具有重要辅助性质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也很容易被认为是荒谬和不可操作的。但是如果我们认真思考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进程，从原来极左的“一大二公”到现在提倡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正是善于利用“计划与市场”、“公有与私有”之间矛盾相反相成的互补性，通过自觉驾驭事物内部矛盾的运动规律来推动事物的发展，来实现经济腾飞的吗?“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见《矛盾论》)。因此，善于利用矛盾的互补性，看到矛盾两端的相互依存和相反相成作用，进而“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礼记·中庸》)，这是十分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体现了每个人在一个大脑的指挥下，通过两只手、两条腿协调行动的自然规律性，这也正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和重要历史智慧的体现。我们不能只懂得解决矛盾这个说法，更重要的是懂得应用矛盾和驾驭矛盾的具体方法!因此，对待杰出的特殊人才，要认识其作为人才培养的矛盾特殊性，要充分认识“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矛盾论》)。我们看到，俄国为了培养杰出的数学人才，从初中起就设立特殊专业的“数学中学”，而且与普通中学有互通和转化机制。当年，华罗庚和梁漱溟的发现和使用不也是通过特殊人物和特殊机制来解决的吗?推贤任能，古已有之!当年汉武帝雄才大略，通过诏令、察举、策对等一套特殊办法来发现特殊人才，非常有效地解决了当时国家面临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文化和经济难题。当前，为应对全球春秋战国的各种挑战，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毫无疑问，应该在人才培育与科技创新领域创设一套有别于主流、普遍、通用和西方标准的人才培育和科技创新的特殊的辅助体制、机制和制度。“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矛盾论》)。矛盾的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制定往往被认为是逻辑混乱，其实这是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错误认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双方的对抗与互补都是相反相成和可以互相转化的，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在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导下，去发现和驾驭《矛盾论》中提到的矛盾双方联结的区域，因为这一区域才是我们实现互补、促进转化、实现价值的关键所在!它更要求政府转变职能，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不断提升统筹与协调社会发展的能力来保证。从钱学森之问到任正非之答，涉及到在国家教育与科技体制内外，需要处理杰出人才矛盾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问题，涉及到需要具体界定市场机制与行政机制的应用范畴问题，涉及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问题。针对这些矛盾，我们“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矛盾论》)。同时更要高度重视列宁提出的所谓辩证法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问题，这是需要很大的胆识的!历史上我们在国家治理方面，总是陷入“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悖论和怪圈，根源在官僚组织的笼统管理、社会价值的僵化单一，千军只过当官这一独木桥。官僚组织囫囵吞枣、积习成弊，或因循懈怠，或贪图方便，习惯于一刀切治理。当然也有交通不便、信息阻滞、道德素养等等时代的主客观原因。但是，随着科技的日益昌明，尤其是信息、交通技术的高度发达，新时代提供给我们的组织技术已今非昔比。我们已经有能力通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建立起一套区别于主流和常态的辅助体制和机制，在把握和体现社会各领域矛盾主要方面起主导作用的同时，能够通过建立起的辅助体制机制来独立实现对特殊人才、特殊领域、特殊项目的及时有效处理，进而实现主辅两套体制机制的良性互补和有效互动。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开展科技创新和重视杰出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加强对中华文明中蕴藏的独特认识论、逻辑学和方法论的认识和挖掘十分重要，当前东西方文明正处于直面的碰撞和融合期，是个酝酿和诞生新文明、新科技的重要历史时期。因此，培养机制和衡量杰出人才的标准，在克服基础教育和基础科研行政化、市场化弊端的同时，也要深刻认识西方教育科研体系存在的，以满足资本逐利导向来配置教育、科研资源的不足和缺陷，摒弃全盘克隆西方高校和科研的标准体系。更加重视在中国本土实践成功的科技创新模式，更加重视通过应用和挖掘有中国文化认识论、方法论特色的科研成果。正确地认识矛盾和驾驭矛盾，通过二元的、辅助的体制机制创新来实现主、辅优势互补是我们的根本对策。

　　对体制机制创新，要允许和鼓励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领域进行分行业、分层次、分地域来建立多元资助、多方培育的制度体系。对于基础教育要通过国家治理能力水平的提高和尊师爱教良好社会风气的培育，合理有效地界定市场配置资源与行政主导资源的不同范畴和不同领域，将国家对基础教育的倾斜和特殊政策落实到位。这样我国人力资源的整体优势，才能通过基础教育的扎实深入、杰出人才的脱颖而出，而为创新发展和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最强大、最根本的动力。

　　游敏：高级工程师，曾先后在国家电力公司、国家电监会、中电联、中国电力发展促进会任职。现任中国电力发展促进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