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的水资源投资战略
2010/4/27 8:54:02 新闻来源：中外对话
水资源战略管理对于中国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粮食安全、以及长期持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尽管华北地区的人口达5.38亿，其粮食产量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农产品产量占全国的二分之一，但是却依然十分贫困，是世界水资源最为匮乏的十大地区之一。而由于地上及地下水资源受到严重污染，更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缺水状况。较之华北，华南人均拥有的净水量虽然较多，就全国而言，情况依然不容乐观。
中国的农民由于缺水而面临着灌溉难的问题，这不仅影响了粮食安全，也使社会的稳定，特别是北部地区的稳定受到了威胁。据估计，水源短缺使中国每年的经济产出损失达4百亿到6百亿元（$58亿到$88亿）。持续的缺水以及不确定性挫伤了国内外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同时，水质低劣以及污染严重使公众健康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据推测，2004年，中国有3亿左右的人口缺少安全的饮用水。由于水污染和水资源管理不当所导致的生物多样性缺失及生态破坏更使目前的状况雪上加霜。
要想解决中国日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以及水源质量下降等问题，就必须制订出全面的战略部署。该部署必须要能够应对包括城市、工业、以及农业在内的所有用、排水 领域所面临的挑战。针对农业部门，需要加强化肥、农药、及除草剂的可持续使用，减少非点源污染对水域的渗透。小规模农户占绝大部分的零散部门所采用的低效灌溉技术同样加剧了水资源短缺的问题。
市政部门及工业部门必须加强供水基础设施方面的持续投入，在水的收集、处理和输送等环节的技术 和运营方面必须取得明显的进步。迄今为止，中国的污染治理一直侧重于整顿城市及工业用水中的问题。中国政府的资金投入及政治决心取得了显著效果，同时也给新举措的有效实施提供了机遇。
推进城市及工业用水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进一步增强政府投入的有效性，这样不仅推进了该领域的发展，还为政府的关注重点向农业等其它领域的扩张提供了必要的机遇。最终，水利基建的快速发展不仅在水资源的有效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还有助于中国的社会及经济稳定。
中国从未忽视其日益严重的水资源危机。1988年，中国政府颁布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随后，又在2000年的“十五规划”中对降低化学需氧量（COD）制订了较高的目标。化学需氧量是衡量中国水源污染程度的最主要的指标。COD是衡量水样中悬浮性有机物数量的间接指标。有机物含量过高可以导致藻类大量繁殖，并且说明水中含有水生病原体。中国曾计划到2005年将城市及工业污水排放的COD水平消减10%。“十一五规划”延承了这一目标，承诺到2010年底再将COD水平降低10%。
同时，中国还完善了大量与水质及水资源管理相关的法规，对污水排放制订了更加严格的标准，力争降低污水无处理排放比例，在2010年底，将城市污水处理比例增加到70%。针对水资源短缺问题，政府计划到2020年，将单位GDP水耗降低60%，并使缺水的北方城市的循环用水率达到20%。
所有这些数字和目标都说明了政府有着极大的政治决心。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在现有资产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基础设施和更先进的技术，从而实现更高标准的排放。此外，在运输环节还需要先进的管理技术及设备从而提高其效率。
但是，“十五规划”期间取得的进展极为有限。“十一五规划”的引言部分清楚地写道：“ ‘十五’环境保护计划指标没有全部实现。”2000年到2005年期间，中国声称其城市及工业化学需氧量减少了2.3%，未完成削减10%的控制目标。同样，中国有超过四分之一的被监测地表水被评为不适合人类接触或使用，62%无法达到最低的三级标准，而饮用水资源的建议标准为“二级”。
然而，官方早前宣布的这个本来就很有限的进步却面临着最新统计数字的挑战。今年二月份，国家公布了一项全国污染情况调查，其规模与范围都远远超过以前的政府研究报告。这份调查显示，2007年工业及城市COD水平要比之前报告中的数据高出5.3%。因此，2000年到2005年期间的COD消减实际上不太可能是2.3%。
显而易见，改善水质不能简单地依靠基础设施建设、设备升级、及提高效率等手段。“十五规划”的政策目标未能完成表明中国其在快速发展的道路上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然而，在当前的五年计划期间也出现了一些好的趋势。用与“十五规划”相似的方法对COD进行测量后发现，与“十五规划”期间所公布的消减2.3%相 比，中国2007年的COD水平比2005年下降了6.6%。这一现象表明，“十五规划”与“十一五规划”间政策的不同开始对城市及工业污水排放产生了影响。通过检视两个规划期内政策的不同能够为“十二五规划”如何加速这一趋势并加快基础设施的发展提供借鉴。
水价由最终用户承担是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为了让人人有水可用，无论是居民用水、工业用水、还是农业用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DRC）长期以来一直对全民用水提供补助并对水价进行管制。
然而，供水价格过低却往往使公共事业部门及自来水公司的饮用水及废水处理收入无法与资本支出相抵。据估计，2004 年，仅有40%的市政供水部门实现净收益，这必将挫伤私营部门的投资积极性，从而使公共部门的投资压力进一步增大。最终，还是会转嫁到纳税人身上。从长远的角度促进水利基础设施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政治决心。为了改善这一局面，政府最近采取措施提高水价，从而改善公共事业部门的成本回收。
供水价格根据用途的不同而不同，工业用水价格要高于市政及居民用水。农业用水价格最低。定价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层面。首先从经济方面考虑：工业废水的处理成本要高于城市污水。而农业灌溉用水在使用前后都不需要进行处理。其二，同时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从社会经济学角度考量，获得水源是一项基本权利。因此，让人们用得起水仍然是制定居民用水价格时的核心因素。而对于农业部门而言，价格承受力是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小规模农户需要大量的灌溉用水。用水价格改革对他们的生活将产生直接的、巨大的影响，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
尽管存在这些限制，供水价格在过去十年里仍然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天津工业用水价格在2000年到2004年期间几乎翻了三番，从每立方米￥2（$0.29）增长到每立方米￥5.6（$0.82）。而在中国目前城市用水价格最高的北京，水价也在不断地上涨，从1998年的每立方米￥0.3（$0.04）增长到目前的￥4（$0.59）。而去年则由于水资源短缺导致水价猛涨。而其它相对较小的城市也随即跟风。中国东北部地区的哈尔滨最近则在公众的反对声中将居民用水价格涨至每立方米￥3.2（$0.47）
分级定价法根据用户用水量的多少决定其所支付的价格。该方法有助于减轻对低收入阶层的压力。该举措切实地抓住了市场预期，使供水价格不仅能够抵补成本，而且还能够产生合理的利润空间，因此受到私营部门的热烈欢迎。2007年，威立雅自来水有限公司斥资￥17亿（$2.49亿）与兰州供水集团共同建立合资公司，这就意味着￥14亿（$2.05亿）的资产溢价。由威立雅及其它几家企业共同承担的高额溢价则充分地证明了私营部门对该领域的高度乐观及强烈的兴趣，而这都要归功于价格改革。
基于政治考量，中国出台了一系列雄心勃勃法律法规，其污水排放标准甚至可以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应地，技术水平、操作知识、以及管理水平等对于实现这些标准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政府通过提高标准，并最终要求实现达标创造了对先进污水处理技术的需求。而这又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的水资源发展提出了另一个挑战。
标准提高连带产生的需求必须得到满足。然而，中国一贯的低水价以及基础设施国有化政策使其无法在水处理工艺方面取得领先地位，国内在这一领域更是一片空白。 至今，中国针对这一问题所采取的措施还是大力扶植当地企业，并积极保护他们免受国外竞争的压力。尤其是中国还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政府采购协议》，因此有权将外国公司挡在政府采购招标的大门之外。
尽管中国还没有能力，尤其是在先进的水处理设备制造领域，完全替代国外供货商，但是却不断努力设置限制并鼓励国内创新。2006年，据建设部估计，行业内外资所占比例还不到10%。与此相反，外资企业在中国汽车市场的份额占到了40%。
这种保护策略主要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水资源对于中国的社会稳定、经济增长、粮食安全、以及公共卫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水资源问题本身也是一个国家安 全问题。这就意味着中国如果依靠外国企业对其水利基础设施进行运营或扩张就势必会使其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因此，中国扶植保护其本土企业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为止，中国所采取的保护和鼓励当地企业发展的举措正是中国政府这种观点的体现。
最近，随着2009年11月国家自主创新产品认定项目的启动，中国的这一政治主张进一步得到强化。该项目对拥有自主产权的产品进行认证。政府将在采购及工程承包中对认定企业予以倾斜。申报企业必须是中国企业， 其申报产品必须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且不受任何国外限制。这些规定使外国企业很难进入优选产品名录，使本来就十分有限的机会变得更加渺茫。
外国企业只有在符合一套复杂的合资企业规定的条件下才能参与中国的水利基础设施发展，目的就是为了在限制国外控制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实现技术向当地企业的转移。其中包括基础设施特许权（BOT），公共私营合作制（PPP），以及一系列通常要求以中方为主的合资方式等。这一体系的目的就是在限制国外竞争的同时，迫使外国企业不得不帮助其国内竞争对手。
一直以来，侧重于技术转让的策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2009年，日本东丽集团与中国蓝星集团签订协议，共同组建合资公司，成立中国第一家水处理膜生产企业。膜技术是水及废水处理、以及海水淡化技术中的关键组件。因此，双方的这次里程碑式的合作具有重大的意义。经过几年持续的技术转让以及政府的优惠政策，在面对那些试图在中国市场上分一杯羹的国际企业时，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在逐渐增强。
国家安全考量与国外先进经验与投资所带来的收益之间应该形成一种动态的平衡。随着水市场的出现，这两个互相制约的因素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将自然而然地发生变 化，从高度控制的保护主义过渡到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国的污水排放标准丝毫不逊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中国必须在未来的几年里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国内企业必须赶超国际企业的水平，建立起价廉物美、技术先进的国际声誉。如果他们甘于享受国内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优越条件，那么他们就不能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国际企业。
从长远角度而言，中国必须在水利基础设施及水处理工艺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政策紧迫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目前环境所面临的困境所致。气候变化使水源紧张的华北地区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季风模式的改变使一些本来就极为缺水的地区降水减少。一些地区的供水情况甚至与以色列和澳大利亚差不多。这些国家出于自身需要在水处理技术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以色列在海水淡化以及高效滴灌等新兴技术领域居世界前列。而澳大利亚则在水资源的循环再利用方面一马当先。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不论从规模还是从严峻程度而言都意味着它将不得不努力成为水资源管理和技术方面的世界领先国家。
目前离这一目标还有很长的距离。中国市场目前大部分仍然被传统水处理技术所占据，对新技术的需求非常有限。其641个中小型城市的污水处理比例仅勉强达到50%，并且多数输送或收集系统都严重老化。价格信号失灵，价格标准不当阻碍了一些关键领域的发展。在这种环境下，微孔滤膜法或智能水表等先进技术的边际效益很难抗衡增加污水处理量以及提高效率等最基本的解决方案所带来的收益。尽管如此，着眼于未来的长远需要，中国需要提高各地的创新水平。而参与中国市场竞争的外国企业将会对中国企业的创新速度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在没有降低当地水工业发展或增加人民经济负担的条件下，能够实现技术、操作、及管理等方面专有技术的掌握和转移，政府资金压力的减轻，以及政治目标的完成都离不开外国企业所发挥的推动作用。一份针对目前获准在华经营并拥有自己的水利基础设施的外国公司所进行的研究发现，国内外公共事业企业最终用户所支付的水价之间没有明显差别，说明受政策变化影响的基本上都是当地竞争企业，而非群众。
正如世界银行所建议的那样，内外合作的模式不应仅仅简单地为了实现技术转移的最大化，而更应该实现操作及管理技术诀窍的转移。只有技术还不够。国家审计署2004年公布的一份显示，接受审计的78家污水处理厂中有60家因运行资金不足或配套管网建设滞后等原因不能满负荷运转。建设、工程质量以及采购设备等方面不符合标准经常导致设施相对市场过大，并且与收集系统之间由于连接不畅导致污水回收困难。因此，有必要引入强有力的措施重点加强运营及管理。
中国还应当敞开胸怀，接受新技术的共同设计、开发、及推广所带来的机遇。国内外企业间的合作为新技术研发提供了新的途径，并同时邀请那些对知识产权保护还心 存疑虑的国外企业的参与。此外，联合创新有助于中国建立全球视野，通过鼓励中国技术和产品的出口增强国内能力，使中国企业通过与国外企业合作进入中国已经拥有基础设施投资的非洲等地的市场。
如果中国想要实现其水利政策目标，就必须降低对外国企业的直接限制以及对国内企业的全方位扶持。而近期启动的《国家自主创新产品认定项目》则与这一理念背道而驰，进一步增加了目标完成 的难度。目前的局势要求中国政府必须改变其水利基础设施的发展方式。中国需要改变其保护主义立场，变得更加具有全球化的视野，必须明白越来越多的国外企业参与将是增强中国水利安全的必要组成部分。
胡羽莎最近完成了其北京清华大学环境政策与管理系富布莱特研究学者项目。 作者：胡羽莎
中国的农民由于缺水而面临着灌溉难的问题，这不仅影响了粮食安全，也使社会的稳定，特别是北部地区的稳定受到了威胁。据估计，水源短缺使中国每年的经济产出损失达4百亿到6百亿元（$58亿到$88亿）。持续的缺水以及不确定性挫伤了国内外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同时，水质低劣以及污染严重使公众健康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据推测，2004年，中国有3亿左右的人口缺少安全的饮用水。由于水污染和水资源管理不当所导致的生物多样性缺失及生态破坏更使目前的状况雪上加霜。
要想解决中国日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以及水源质量下降等问题，就必须制订出全面的战略部署。该部署必须要能够应对包括城市、工业、以及农业在内的所有用、排水 领域所面临的挑战。针对农业部门，需要加强化肥、农药、及除草剂的可持续使用，减少非点源污染对水域的渗透。小规模农户占绝大部分的零散部门所采用的低效灌溉技术同样加剧了水资源短缺的问题。
市政部门及工业部门必须加强供水基础设施方面的持续投入，在水的收集、处理和输送等环节的技术 和运营方面必须取得明显的进步。迄今为止，中国的污染治理一直侧重于整顿城市及工业用水中的问题。中国政府的资金投入及政治决心取得了显著效果，同时也给新举措的有效实施提供了机遇。
推进城市及工业用水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进一步增强政府投入的有效性，这样不仅推进了该领域的发展，还为政府的关注重点向农业等其它领域的扩张提供了必要的机遇。最终，水利基建的快速发展不仅在水资源的有效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还有助于中国的社会及经济稳定。
中国从未忽视其日益严重的水资源危机。1988年，中国政府颁布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随后，又在2000年的“十五规划”中对降低化学需氧量（COD）制订了较高的目标。化学需氧量是衡量中国水源污染程度的最主要的指标。COD是衡量水样中悬浮性有机物数量的间接指标。有机物含量过高可以导致藻类大量繁殖，并且说明水中含有水生病原体。中国曾计划到2005年将城市及工业污水排放的COD水平消减10%。“十一五规划”延承了这一目标，承诺到2010年底再将COD水平降低10%。
同时，中国还完善了大量与水质及水资源管理相关的法规，对污水排放制订了更加严格的标准，力争降低污水无处理排放比例，在2010年底，将城市污水处理比例增加到70%。针对水资源短缺问题，政府计划到2020年，将单位GDP水耗降低60%，并使缺水的北方城市的循环用水率达到20%。
所有这些数字和目标都说明了政府有着极大的政治决心。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在现有资产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基础设施和更先进的技术，从而实现更高标准的排放。此外，在运输环节还需要先进的管理技术及设备从而提高其效率。
但是，“十五规划”期间取得的进展极为有限。“十一五规划”的引言部分清楚地写道：“ ‘十五’环境保护计划指标没有全部实现。”2000年到2005年期间，中国声称其城市及工业化学需氧量减少了2.3%，未完成削减10%的控制目标。同样，中国有超过四分之一的被监测地表水被评为不适合人类接触或使用，62%无法达到最低的三级标准，而饮用水资源的建议标准为“二级”。
然而，官方早前宣布的这个本来就很有限的进步却面临着最新统计数字的挑战。今年二月份，国家公布了一项全国污染情况调查，其规模与范围都远远超过以前的政府研究报告。这份调查显示，2007年工业及城市COD水平要比之前报告中的数据高出5.3%。因此，2000年到2005年期间的COD消减实际上不太可能是2.3%。
显而易见，改善水质不能简单地依靠基础设施建设、设备升级、及提高效率等手段。“十五规划”的政策目标未能完成表明中国其在快速发展的道路上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然而，在当前的五年计划期间也出现了一些好的趋势。用与“十五规划”相似的方法对COD进行测量后发现，与“十五规划”期间所公布的消减2.3%相 比，中国2007年的COD水平比2005年下降了6.6%。这一现象表明，“十五规划”与“十一五规划”间政策的不同开始对城市及工业污水排放产生了影响。通过检视两个规划期内政策的不同能够为“十二五规划”如何加速这一趋势并加快基础设施的发展提供借鉴。
水价由最终用户承担是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为了让人人有水可用，无论是居民用水、工业用水、还是农业用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DRC）长期以来一直对全民用水提供补助并对水价进行管制。
然而，供水价格过低却往往使公共事业部门及自来水公司的饮用水及废水处理收入无法与资本支出相抵。据估计，2004 年，仅有40%的市政供水部门实现净收益，这必将挫伤私营部门的投资积极性，从而使公共部门的投资压力进一步增大。最终，还是会转嫁到纳税人身上。从长远的角度促进水利基础设施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政治决心。为了改善这一局面，政府最近采取措施提高水价，从而改善公共事业部门的成本回收。
供水价格根据用途的不同而不同，工业用水价格要高于市政及居民用水。农业用水价格最低。定价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层面。首先从经济方面考虑：工业废水的处理成本要高于城市污水。而农业灌溉用水在使用前后都不需要进行处理。其二，同时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从社会经济学角度考量，获得水源是一项基本权利。因此，让人们用得起水仍然是制定居民用水价格时的核心因素。而对于农业部门而言，价格承受力是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小规模农户需要大量的灌溉用水。用水价格改革对他们的生活将产生直接的、巨大的影响，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
尽管存在这些限制，供水价格在过去十年里仍然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天津工业用水价格在2000年到2004年期间几乎翻了三番，从每立方米￥2（$0.29）增长到每立方米￥5.6（$0.82）。而在中国目前城市用水价格最高的北京，水价也在不断地上涨，从1998年的每立方米￥0.3（$0.04）增长到目前的￥4（$0.59）。而去年则由于水资源短缺导致水价猛涨。而其它相对较小的城市也随即跟风。中国东北部地区的哈尔滨最近则在公众的反对声中将居民用水价格涨至每立方米￥3.2（$0.47）
分级定价法根据用户用水量的多少决定其所支付的价格。该方法有助于减轻对低收入阶层的压力。该举措切实地抓住了市场预期，使供水价格不仅能够抵补成本，而且还能够产生合理的利润空间，因此受到私营部门的热烈欢迎。2007年，威立雅自来水有限公司斥资￥17亿（$2.49亿）与兰州供水集团共同建立合资公司，这就意味着￥14亿（$2.05亿）的资产溢价。由威立雅及其它几家企业共同承担的高额溢价则充分地证明了私营部门对该领域的高度乐观及强烈的兴趣，而这都要归功于价格改革。
基于政治考量，中国出台了一系列雄心勃勃法律法规，其污水排放标准甚至可以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应地，技术水平、操作知识、以及管理水平等对于实现这些标准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政府通过提高标准，并最终要求实现达标创造了对先进污水处理技术的需求。而这又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的水资源发展提出了另一个挑战。
标准提高连带产生的需求必须得到满足。然而，中国一贯的低水价以及基础设施国有化政策使其无法在水处理工艺方面取得领先地位，国内在这一领域更是一片空白。 至今，中国针对这一问题所采取的措施还是大力扶植当地企业，并积极保护他们免受国外竞争的压力。尤其是中国还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政府采购协议》，因此有权将外国公司挡在政府采购招标的大门之外。
尽管中国还没有能力，尤其是在先进的水处理设备制造领域，完全替代国外供货商，但是却不断努力设置限制并鼓励国内创新。2006年，据建设部估计，行业内外资所占比例还不到10%。与此相反，外资企业在中国汽车市场的份额占到了40%。
这种保护策略主要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水资源对于中国的社会稳定、经济增长、粮食安全、以及公共卫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水资源问题本身也是一个国家安 全问题。这就意味着中国如果依靠外国企业对其水利基础设施进行运营或扩张就势必会使其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因此，中国扶植保护其本土企业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为止，中国所采取的保护和鼓励当地企业发展的举措正是中国政府这种观点的体现。
最近，随着2009年11月国家自主创新产品认定项目的启动，中国的这一政治主张进一步得到强化。该项目对拥有自主产权的产品进行认证。政府将在采购及工程承包中对认定企业予以倾斜。申报企业必须是中国企业， 其申报产品必须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且不受任何国外限制。这些规定使外国企业很难进入优选产品名录，使本来就十分有限的机会变得更加渺茫。
外国企业只有在符合一套复杂的合资企业规定的条件下才能参与中国的水利基础设施发展，目的就是为了在限制国外控制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实现技术向当地企业的转移。其中包括基础设施特许权（BOT），公共私营合作制（PPP），以及一系列通常要求以中方为主的合资方式等。这一体系的目的就是在限制国外竞争的同时，迫使外国企业不得不帮助其国内竞争对手。
一直以来，侧重于技术转让的策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2009年，日本东丽集团与中国蓝星集团签订协议，共同组建合资公司，成立中国第一家水处理膜生产企业。膜技术是水及废水处理、以及海水淡化技术中的关键组件。因此，双方的这次里程碑式的合作具有重大的意义。经过几年持续的技术转让以及政府的优惠政策，在面对那些试图在中国市场上分一杯羹的国际企业时，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在逐渐增强。
国家安全考量与国外先进经验与投资所带来的收益之间应该形成一种动态的平衡。随着水市场的出现，这两个互相制约的因素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将自然而然地发生变 化，从高度控制的保护主义过渡到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国的污水排放标准丝毫不逊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中国必须在未来的几年里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国内企业必须赶超国际企业的水平，建立起价廉物美、技术先进的国际声誉。如果他们甘于享受国内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优越条件，那么他们就不能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国际企业。
从长远角度而言，中国必须在水利基础设施及水处理工艺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政策紧迫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目前环境所面临的困境所致。气候变化使水源紧张的华北地区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季风模式的改变使一些本来就极为缺水的地区降水减少。一些地区的供水情况甚至与以色列和澳大利亚差不多。这些国家出于自身需要在水处理技术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以色列在海水淡化以及高效滴灌等新兴技术领域居世界前列。而澳大利亚则在水资源的循环再利用方面一马当先。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不论从规模还是从严峻程度而言都意味着它将不得不努力成为水资源管理和技术方面的世界领先国家。
目前离这一目标还有很长的距离。中国市场目前大部分仍然被传统水处理技术所占据，对新技术的需求非常有限。其641个中小型城市的污水处理比例仅勉强达到50%，并且多数输送或收集系统都严重老化。价格信号失灵，价格标准不当阻碍了一些关键领域的发展。在这种环境下，微孔滤膜法或智能水表等先进技术的边际效益很难抗衡增加污水处理量以及提高效率等最基本的解决方案所带来的收益。尽管如此，着眼于未来的长远需要，中国需要提高各地的创新水平。而参与中国市场竞争的外国企业将会对中国企业的创新速度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在没有降低当地水工业发展或增加人民经济负担的条件下，能够实现技术、操作、及管理等方面专有技术的掌握和转移，政府资金压力的减轻，以及政治目标的完成都离不开外国企业所发挥的推动作用。一份针对目前获准在华经营并拥有自己的水利基础设施的外国公司所进行的研究发现，国内外公共事业企业最终用户所支付的水价之间没有明显差别，说明受政策变化影响的基本上都是当地竞争企业，而非群众。
正如世界银行所建议的那样，内外合作的模式不应仅仅简单地为了实现技术转移的最大化，而更应该实现操作及管理技术诀窍的转移。只有技术还不够。国家审计署2004年公布的一份显示，接受审计的78家污水处理厂中有60家因运行资金不足或配套管网建设滞后等原因不能满负荷运转。建设、工程质量以及采购设备等方面不符合标准经常导致设施相对市场过大，并且与收集系统之间由于连接不畅导致污水回收困难。因此，有必要引入强有力的措施重点加强运营及管理。
中国还应当敞开胸怀，接受新技术的共同设计、开发、及推广所带来的机遇。国内外企业间的合作为新技术研发提供了新的途径，并同时邀请那些对知识产权保护还心 存疑虑的国外企业的参与。此外，联合创新有助于中国建立全球视野，通过鼓励中国技术和产品的出口增强国内能力，使中国企业通过与国外企业合作进入中国已经拥有基础设施投资的非洲等地的市场。
如果中国想要实现其水利政策目标，就必须降低对外国企业的直接限制以及对国内企业的全方位扶持。而近期启动的《国家自主创新产品认定项目》则与这一理念背道而驰，进一步增加了目标完成 的难度。目前的局势要求中国政府必须改变其水利基础设施的发展方式。中国需要改变其保护主义立场，变得更加具有全球化的视野，必须明白越来越多的国外企业参与将是增强中国水利安全的必要组成部分。
胡羽莎最近完成了其北京清华大学环境政策与管理系富布莱特研究学者项目。 作者：胡羽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