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珩：艰难的岁月——忆曹总在碧口设计组--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

吕祖珩：艰难的岁月——忆曹总在碧口设计组

2020/1/11 17:41:38 新闻来源：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

艰难的岁月——忆曹总在碧口设计组

2012年12月2日，天津大学水利系戚蓝教授等一行3人到西北院，他们是受中国科协委托为老科学家立传，而来收集曹楚生院士在西北院和在水电五局碧口设计组工作时的有关资料。在院4天，召开了与曹总（我们多年的习惯称呼）在盐锅峡和碧口电站设计中一起工作过的人员座谈会；到资料室查阅了有关文档、资料；并对我进行个别访谈，由此勾起我对尘封已久往事的回忆。

曹总出生于1926年。1948年毕业于上海交大，留校任教。解放初期，以交大讲师身份带学生到治淮工程实习，帮助淮委解决了佛子岭连拱坝设计计算中的一些难题，被时任治淮委员主任的钱正英看中，于1951年调到淮委任坝工组组长之职，连续进行了佛子岭、梅山、响洪甸、磨子潭等水利水电工程的设计工作，多有创新。1958年调北京勘测设计院任黑山峡水电站设总，8个月后调到西北院。1960年5月10日任命为西北院副总工程师，兼盐锅峡水电站设总和总工办主任之职。1969年11月西北院被撤销后，分配到水电五局碧口设计组任组长。1975年7月调到正进行潘家口水库施工的水电十三局设计院任副总工。后到水电部天津勘测设计院任总工，继而获得设计大师和工程院院士称号。1999年受聘为天津大学水利系终身教授。曹总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首批水利水电建设事业开拓者之一，建树颇丰，享誉水电界。

文化大革命初期，曹总在西北院因其历史清白、技术业务好、作风平易、为人谦和、工作勤奋，深受院广大职工好评，故未受到冲击。西北院撤销后，曹总偕夫人赵先平（西北院水工施工室水工二组组长）及子女，随西北院分到水电五局的800人来到碧口水电站工地，其中参加碧口水电站设计和地质人员约80人组成碧口设计组留在局机关内，后因设计工作需要，又陆续从施工单位调入一些技术和描晒图等辅助人员，最多时达108人，号称“一百单八将”，曹总被任命为局生产部副部长兼碧口设计组组长，其任务就是负责碧口电站的设计工作。

碧口电站属绝密的“三线建设”重点抢建工程，装机30万千瓦。一开始，电站的设计和建设就打破常规，摒弃一切固有程序，如：电站于1966年2月开始勘测设计，8个月完成初步设计，1966年12月通过初设审查。审查后补充初设和技施设计交叉进行。1967年6月国家计委和水电部联合下文批准施工。1967年8月施工队伍进点筹建，1968年元月，碧口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死伤多人，因而停工数月。军管后，1969年5月主体工程开工（开挖导流洞）。原计划1970年底截流，1974年发电。以上速度是以往大型水电站建设中没有过的。

1969年12月，当曹总担任碧口设计组组长时，面临是艰难而又严峻的形势。全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高潮中，一片混乱，工程实行军事管制，而军管会成员多为政工干部（军管会主任刘泽是兰州军区某独立师政治部主任），他们阶级斗争经验丰富，而对工程建设和技术则一窍不通，迫于形势和执行任务的压力，急于求成，常常违反设计基本原则，瞎指挥，而设计人员完全处于无权的地位。电站地处深山狭谷区，远离铁路，公路简易，交通不便，建设物资紧缺，虽属国家重点抢建工程，仍常有许多物资供不应求，解决问题重要手段之一，就是不断要求设计修改，压缩工程量，如不满足要求，就得挨批。在政治上，技术人员被称为“臭老九”，名列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倍受歧视。在思想上，设计人员被认为是“保守”、“落后”、“崇洋媚外”、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典型，动辄挨批、挨整、下放劳动，心情十分压抑。在技术上，碧口电站技术复杂：是当时国内在建的最高土石坝；有在不良地质条件下大规模地下建筑物；有高水头、大泄量泄水建筑物；有国内年木材过坝量最大的过木建筑物；有大量金属结构和机电设备创新项目。在设计条件方面，由于时间紧迫，工程处于典型的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状态，而设计和科研人员全部下放到工地，所有科技和学术刊物停刊，大量技术资料散失，技术上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而参加设计的人员，大多是60年代后毕业的大、专学生，他们虽具有奋发向上、攻艰克难、不畏辛苦、勇于创新的可贵精神，但还是实践较少，经验不足，困难重重，这也加重了设计主要技术负责人的责任和压力。在工作上十分劳累，半个月休息一天，每晚都要学习、开会或加班到深夜，一星期至少要劳动一天，到洞内出碴、扛水泥、修公路……，设计组被群众戏称为蒋本兴局长的“教导队”，凡工地有紧急劳动任务，局机关首先派出的是设计人员，“随叫随到”。在生活上十分艰苦：住民房，设计人员绝大多数都住在碧口老乡家中，一律二层楼木板房，通天透亮，一失火就“火烧连营”，一次被称为“地质大院”的民房失火，设计组有好几家全部家产化为灰烬；集体户口，吃食堂，多粗粮，除逢年过节外，平时很少有鱼肉禽蛋之类副食；双职工无法抚养孩子，多数送回老家托亲人照管；像我们这些年青人，工作十多年，仍是工作一年后转正的六级技术员，未提一级，未增加一文钱工资。就是在上述种种恶劣环境中，以曹总为首的广大设计人员，仍怀着对祖国、对人民、对子孙后代负责的崇高精神，把个人毁誉得失置之度外，把电站建设看成自己的事业和生命，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对于一些不合理和错误决定，对于一些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施工问题，总是顶住各种“瞎指挥”和压力，据理力争。这方面事例很多。现举曹总亲历的一些事例。

1、1970年4月20日，水电总局局长朱国华带工作组到碧口，组成以工人为主体的“三结合”审查组，对电站设计再次进行审查。因按工程施工实际进展情况，计划1970年年底截流无望，为了压缩工程量，又要从设计上开刀。审查会开始，首先进行革命大批判，批判设计中存在的贪大求洋、爬行主义……。在会上提出压缩导流洞工程量，降低导流标准，由实测洪水流量3260m3/s降为2500m3/s，将导流洞断面高度减少两米；将设计洪水标准百年设计，千年校核改为百年设计、历史调查洪水加30%校核（相当于500年一遇校核）；还有多项变更，多是压缩工程量。在审查会上，曹总坐在那里听，没有表态，工人认为他是不同意修改设计，于是在100多人会场上，一个工人代表突然站起来大吼：“把美帝和苏修特务曹楚生揪出来！”又接着吼：“曹楚生站起来！”，会场气氛十分紧张，这时曹总就红着脸站起来。还是主席台上的朱国华叫曹总坐下来，继续开会。这次会议造成严重后果，致使后来一再提高防洪标准，给工程建设造成重大损失。

2、1970年11月9日，导流洞开始浇筑进口段4号仓第一块底板混凝土，计划晚上8：00开仓，因清仓不合格中，已梆扎的钢筋网下仍有大量石碴，甚至还有柳条筐，这时拉混凝土的自卸汽车已到仓口，准备卸料，但设计人员就是不在验收单上签字而无法开浇，于是前方指挥部大为恼火，夜晚十点多，责令曹总带领设计组30多人，钻进空间只有80cm高的钢筋网下清仓8小时。而现场施工技术人员还站在钢筋网上冷嘲热讽看笑话。以曹总为首的设计人员宁肯接受惩罚性劳动，也绝不放松对工程质量的严格要求。

3、1971年3月18日，截流的前一天局组织导流洞通水前验收，由军管会主任刘泽带领各单位领导和技术负责人，从隧洞进口检查到出口。然后在洞出口讨论可否截流：各单位表态都同意在明天巴黎公社成立一百周年纪念日截流；局生产部一位技术负责人发言时，他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思想照耀下，在军管会正确领导下，在伟大工人阶级艰苦奋战下……，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胜利，可于明天截流”；最后叫设计组负责人曹总发言，他没有表扬任何人，而是从洞进口到出口列举许多处工程施工质量不合格或有缺陷，需要处理等等，直听得在场的设计组人员直冒冷汗，有的好心人偷偷议论说“曹总真是个书呆子，一点都不看脸色办事”。其实那时技术人处于无权地拉，说不说都不起决定作用，第二天照常截流。

4、有一天深夜12点多，沿白龙江上下游五、六公里范围内工地上的高音喇叭，突然在寂静的夜空中震响！喇叭里只喊出一句话：“曹楚生！赶快把图纸交出来！”这句呼叫，连续不断，一直呼喊5分钟，这不仅惊动了全局一万多名职工，也惊醒了碧口镇数千居民，设计组的一百多人更是惊慌，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件事成了当时一件奇谈。第二天才弄清楚，原来当夜前方指挥部在工地召开生产调度会，检查工程施工进度，当检查到电站进水口施工时，发现工期拖后，追查原因。施工单位为推卸责任，谎称：“施工拖后是因为没有设计图纸”。局领导一听，勃然大怒，责命工地广播站把上述喊话录在录音带上，向全工地连续广播。当时以曹总为首的设计组立即检查，事实是设计组已在一个星期前就将设计图纸送交施工单位了。事后没有人对此事说过一句道歉话。

5、1971年截流后，开始大坝填筑，为了抢施工进度，施工单位不顾设计人员反对，贸然取消了大坝防渗粘土心墙后的反滤层，这是大大违反设计原则和有关规范规定的。后经曹总等设计人员一再反对，并一再向水电部报告，直到1972年水电部派工作组到工地审查，在大坝心墙已填筑到45m高时，才决定停止错误施工，返工处理：将已填筑的心墙挖去一截，又补打了第二道厚0.8m、深68.0m的混凝土防渗墙，使筑坝工期延误了15个月，从而大大推迟了发电工期。这件事使军管会十分被动，对设计人员更加不满，又恨又怕，当时设计人员所受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了。

这里还可以提出一个佐证：原西北院另一个副总工程师万宗尧，是留苏副博士，是河床闸墩式电站的首创者，曾任青铜峡水电站设总，被认为是钱正英部长的“红人”，也是在这一期间，只身调往进行汉江石泉电站施工的水电三局任总工程师（设计单位是北京院），在工作中不堪政治和业务双重压力，最终留下遗书，跳入汉江自尽，结果随滚滚汉江之水东流而去。大家听讯后无不惊讶和婉惜，万总是一位十分开朗的人，特别喜欢游泳，文革初期，被院内造反派打成苏修特务和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棚”时，他还是有说有笑，带领一帮“牛鬼蛇神”、走资派每天早上唱红歌、背“语录”，就是这样的人，竟然在工作中选择轻生，可见压力之大。所幸曹总在碧口设计组内，下面有80多名同由西北院来的老同事，对内团结一致，对外顶住各种压力，帮助曹总度过艰难时刻。

6、曹总的调离。由上述一些事件可见，当时工程建设没有能按计划进度进行，军管会压力很大，自然就把以曹总为首的“臭老九”看成是妨碍工程建设的绊脚石，在工程建设处于紧要关头，将曹总调往水电十三局。曹总调离时，水电五局局长蒋本兴不在工地，回来后听说曹总已调走，大发脾气，训军管会成员：“把我年轻的总工调走，调一个老头子来！”（调来五局的新总工顾淦臣比曹总大8岁）。顺便说一说，蒋局长是一位老红军，为人正直、厚道，重视工程质量，对人无偏见，原任水利二师参谋长，朱国华是军长兼二师师长，五局基本队伍是水利二师原班人马，从工区、大队领导，到连、排干部都是蒋局长的老兵，故只有他敢训军管会成员。

曹总大约是在1975年7月底调走的，当时我在川北旺苍县老林坪干校劳动，我于8月17日回到碧口时，曹总刚走不久。回来后听说，曹总走后设计组党支部还召开会议对曹总进行批判，可是没有几个人发言；我回设计组第二天，党支部书记万景涛还专门找我，要我整一份曹总在设计组各种问题的材料，寄往十三局，我觉得这属于背后整人的“黑材料”，不够光明正大，予以拒绝。上述做法，显然是军管会的授意，否则一个党支部书记也不敢擅自组织批判会和写“黑材料”，这也可证明当时军管会对曹总的态度。

7、工程实践结果证明，凡背离原设计的一些决定，有许多严重错误，诸如大坝返工；设计洪水标准一变再变；左岸泄洪洞发生冒顶大塌方（新增的一条泄洪洞设计推荐右岸方案，并报部批准，而施工单位强行改为地质不良的左岸方案，因而造成冒顶大塌方，处理工期三年多）等。使工程建设受到巨大损失，拖延了工期，增加了工程造价。故碧口电站建设虽然代表了我国七十年代土石坝最高技术水平，有几十项科技创新，有六、七项技术荣获1978年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奖，但终因上述几项重大失误，而未能获得全国优秀设计奖，仅右岸泄洪洞单项工程在1980年获得水电部优秀设计二等奖。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特殊年代，以曹总为代表的碧口设计组的全体成员，能够不顾艰险，不畏辛劳，忍辱负重，不计得失，勇于创新，忠于事业，忠于科学的优良品德。当2008年9月，在碧口电站遭受5·12汶川大地震4个月之后，曹总以82岁的高龄，又站在碧口大坝的坝顶，看到经9度地震考验的大坝雄恣依旧，电站仅局部遭到轻度破坏，经抢修，震后44小时即向当地重灾区送电，58小时后向四川电网正常供电，解决抗灾电力急需。想到40多年前虽历经艰辛，但能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造福的遗产，老人欣慰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