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9日上午，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能源基金会资助的第三届气候变化经济学对话在国发院朗润园成功举行。本次对话主题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及能源革命、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战略”，由北大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牵头，来自经济学界和环保气候学界的专家学者们就这一主题展开深入交流与讨论。
 

对话由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副院长、北大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徐晋涛教授主持，中国政府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先生做开场致辞，北大博雅讲席教授、国发院名誉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发表主题演讲。发言嘉宾还包括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鞠建东，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舜泽等。

徐晋涛教授首先代表主办方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他表示，全球面临巨大的环保和气候变化压力，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人均收入也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在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国际事务上将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同时中国国内面临一定的经济下行和结构转型的压力。这几方面的问题能否找到一个协调的方案，事关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低碳绿色发展能否平稳进行下去。这些都值得经济学界和环保能源气候学界深思并展开积极的对话与合作。今天的对话在国家制定“十四五”规划的重要时期，邀请到两方面的高水平专家进行交流讨论，对双方的工作都会有帮助。

中国政府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先生发表开场致辞，他首先介绍了几天前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的情况和会议成果，下一步各国的主要任务是采取切实行动落实《巴黎协定》。他说，目前各国公认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对中国进一步发挥领导作用寄予厚望。目前我国的排放总量较高，人均排放也已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下一步，如何处理好种种关系，更好地落实行动，是需要各位专家共同思考的问题。

解振华表示，中国明年将提交2050年低碳发展战略，目前面临的最直接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目标如何协调。我国国内应对气候变化已经采取了很多积极的措施，进展和成效比较明显。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我们过于注重发展经济，对环境与能源重视不够。要实现环境改善与能源结构调整上的突破，政府应该设定一个有力度的目标，通过这个目标建立一个倒逼机制，促进结构调整，能源结构优化，让节能减排等各项措施落地，真正走向绿色的、低碳的、循环的发展道路。不同的发展时期包括每个五年计划都应当有相应的指标和配套的政策措施来确保这些目标的实现。在“十四五”阶段，我们希望在高质量发展上努力，要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那么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就必须要提高，而且必须要提高环境质量，这方面可能会提出一些更明确的、更有力度的目标。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在发言中介绍说，能源基金会的使命是通过推动能源转型和优化经济结构，促进中国和世界完成气候中和，达到世界领先标准的空气质量，落实人人享有用能权，实现绿色经济的增长。目前其在中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一带一路、二轨合作、空气质量、城镇化、电气化等六大综合交叉领域成立了综合工作组。他还介绍了展开气候变化经济学对话的背景，并指出，目前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一、战略和规划的起点正在发生巨变，需要重新定义新起点；二、在现有起点上发展内涵的新变化：资本、投资和消费概念的扩展；三、把绿水青山兑现为金山银山：环境产权的交易、定价或税制改革。

林毅夫教授的主题演讲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对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能源革命、气候变化、环保政策的战略进行了解读。他首先分析了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他说，低收入国家的产业主要是农业，中等收入国家的主导产业是制造业，高收入国家则是以服务业为主，而三种发展阶段反映到能源使用和排放密度上，则呈现倒U字曲线。从农业转到制造业后，环境通常会恶化，只有慢慢进入高收入阶段，以服务业为主，环境才能改善。经济发展速度和环境恶化不能简单对立。以印度为例，40年来其经济发展速度慢于我国，但其环境却比我国恶化很多。如果让发展中国家放慢经济发展速度，其实导致的是处于制造业阶段的时间更长，制造污染的时间更长。同时，如果延缓了经济发展到高收入阶段的速度，收入水平就相对比较低，那么治理环境的能力就比较低，因为环境治理需要经济基础。所以，我们要认清经济发展、结构变迁与环境的规律性。如果不认识这个规律而采取措施的话，投入的代价会更高，问题存在的时间会更长。

他指出，并不是说一国进入高收入阶段，环境问题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就会自动消减。从国内来讲，当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之后，人的需求就变化了，政策应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这就不仅是满足收入增长的需求，还要满足包括环境质量在内的美好生活质量的需求。从国际上来看，气候变暖是主要发达国家在制造业阶段二氧化碳排放累积的后果，而这一后果则要由全世界共同承担。发展是人的权利，如果为了全球气候变暖的应对，要发展中国家不进入制造业阶段，长期留在农业的话，其收入水平就不能提高，那么就很难维持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随之会带来人道主义危机和困难人口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对全世界产生的冲击可能不会小于气候变暖产生的冲击。因此要承认发展中国家有发展的权利，同时发达国家有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在碳排放和能源使用方面做得更好。

林毅夫教授表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我们可以在全球环境问题中成为领导者，作为表率采取更多有效的应对措施。重要措施包括，发展替代能源结构，进行能源革命；发展节能减排技术，进行技术革命。这些措施需要政府的可行而有效的环保政策的支持。对内，首先要认识到，发展是硬道理，不要把发展和环境对立起来；第二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政策发面下功夫；对外，我们强调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发达国家应承担更多的责任，而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也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一方面帮助发展中国家呼吁他们应有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提供技术援助，帮助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必走发达国家同样的污染的道路。

下半场的圆桌论坛由国发院经济学副教授王敏主持，蔡昉、樊纲、鞠建东、王毅、吴舜泽等专家学者从各自研究的角度阐述了对主题的见解和看法，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蔡昉

蔡昉教授表示，在气候变化和环保问题上，经济学界应该做的是通过理论方法，重新定义发展本身，做出启示录一样的警示。对中国和各国同样重要的是把对环保问题的认识和理念转变为国内的发展战略，国际上的态度和行动，甚至转变为自己的产业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解决中央和地方激励机制不相容问题，没有激励机制真正发挥作用，政策理念很难落到实处，我们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也就不容易实现。

樊纲教授认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阶段相关，不太容易调，也不应该随意调整。环境与能源问题，最终的根源是需求结构，因为排放真正的源头是消费，而不是生产。从需求结构的角度看，首先是西方的需求结构应该调整，更多转向低碳、绿色的产品，对环境压力小的产品。其次就国内而言，最关键的是储蓄率问题，以及消费和投资的关系问题。我们可以在社保、消费信贷、鼓励消费等环节上有所作为，由此改变国内的需求结构，从而改变经济结构。从低碳的角度，重点主要是在供给侧，应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防止过度投资和无效投资，优化能源结构。他表示，政府可在“十四五”规划中加大排放指标的激励，并着力能源结构的调整，使得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上一个大的台阶。

接着，鞠建东从中美贸易争端的角度分析了环保问题，以及自由贸易对气候减排的作用。中美之间除了趋同和脱钩，是不是还有第三条路，或者第三空间，这个问题是有战略意义的。如果从具体产业来看，中美之间可能有三种关系，即高度互补互利的产业，包括农业、能源与环境等产业。第二是高度竞争的产业，可能是高科技产业。第三是有对抗意味的产业，如军事。我们不要轻易把某一个产业的关系来为两国关系定调，而应该结构性的看待。环境与能源领域是中美关系可能的稳定器。

王毅就绿色转型面临的问题、环境市场机制问题，以及资金等配套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从国际上来，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态度短时间可能难有大的改变，我们要继续努力，但也要认清这一点。从国内来看，我们在转型问题上，尤其是环境与能源问题上，只讲目标，不讲方法，以关停为主。未来要走出过于单一化的解决方案。从根本上看，要认真建议环境与能源的市场机制，让市场起作用。

吴舜泽

吴舜泽表示当前环保局势处在僵持阶段，解决问题需要体制机制的改进。环境与能源问题一直在进步，但进步过程中不断反复，主要取决于执法力度。生态文明、绿色发展已经真正地融入政治，所以我们执法力度到位。但这一理念还没有真正融入到经济中，没有内化为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的自觉行为中。没有足够的内生动力，前进的困难就会一直存在，而且可能以对抗性的方式。同时对环境与能源的关注和行动，最好还能内化到消费者的行为模式和生活理念之中。

最后还有多位嘉宾进行了自由讨论，并回答了现场听众和青年学者的提问。双方都表示，在十四五规划制定即将启动之际，经济学与环境学、能源学这样的跨学科对话意义非凡，要继续更深入地对话下去，并想办法创造更多的对话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