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水利部长钱正英讲述中国水利六十年功过
2010/1/25 9:00:53 新闻来源：网易
我了解到,西大海子水库建成之日,就是塔里木河下游断流之时。二○○三年“非典”之后,国务院开始正常办公。国务院有一个学术讲座,温总理点名要我去讲水利,我就讲到塔里木河,我对在座的部长们说:“这不是现任水利部长的责任,是我当年当部长时的责任。”
钱正英，历任水利部、水利电力部部长等只，长期主持中国的水利电力工作。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读书》 2009年第10期
父亲带来的美国梦
马国川(以下简称“马”):我在您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写的《院士自述》里看到,您的父亲也是学水利的。
钱正英(以下简称“钱”):对,他是上海南洋大学(现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留学美国时学习水利工程,一九二二年得了硕士学位后回国,第二年得了我这个女儿。很自然地,他把从美国带回来的一套理想传给了我。从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告诉我,美国已经有了女工程师,但是中国还没有,他要我将来当中国的第一批女工程师。
马:这是您父亲给您规划的人生道路?
钱:他给我规划的道路就是中学毕业以后,考清华,公费留学美国,然后回国当工程师。因此我上大学也是学习土木工程,但他要我以后搞建筑不要搞水利(土木工程包括:道路、建筑、水利等许多专业)。
马:为什么?
钱: 因为我父亲自己的道路并不理想。回国后先在铁路,后来在国民党政府的建设委员会搞房屋建筑,一九三六年才回到他的本行,到武汉任江汉工程局第二工程事务所主任。他的前任由于一九三五年汉江大水、堤防溃口而被撤职。因此,他是战战兢兢上任的。当年夏季,他要我的母亲带着我和弟弟,从南京赶到武汉,陪他共度汛期。那年,我刚刚初中毕业,对水利一点也不懂,只知道天天陪父亲去武昌的长江边看水尺,就怕水位上涨。我们的住处就在他办公室的后院,每天看他办公回来, 总是唉声叹气,诉说官场腐败、包工作弊、工程难办。好容易挨到汛期过去,总算没有发大水,我和弟弟的暑假也将结束,母亲带着我们返回南京。临别的时候,母亲再三要求父亲,不要再干水利了,免得全家担惊受怕。当年冬天,父亲在无锡附近的戚墅堰电厂找了个工作,就把武汉的工作辞了。从此,他不但自己决心不搞水利,而且告诫我,以后可以搞建筑,但是绝不可搞水利。
马:但是您却走上了革命道路,脱离了他的美国梦?
钱: 但是我读大学正是抗战期间,在一些共产党员的教育下,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下定决心,告别多年的梦想,舍弃固有的爱好,参加革命。可是到一九四二年冬,在快要毕业的时候,组织决定要我和其他几位同志撤退到解放区去。向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报到的时候,我把我的遗憾告诉了他,他安慰我说,将来我们淮北解放区要搞建设,要造一个大礼堂,一定找你设计。遗憾的是两年后彭雪枫在战场牺牲,我为他设计了墓地。
马:在新四军里您开始和水利打交道了?
钱: 一九四三年,淮河发大水,我当时在一个县里当中学教员,那里的淮河堤防决了口。人民政府以工代赈,组织群众修复淮堤。发现我是学工程的,就要我当技术负责人。我们修复的那段堤防紧邻日本人的统治区,我们白天在堤上闸口的一个棚子里办公,晚上由军队保护,在附近各村流动住宿,防止敌人的偷袭。感触最深的是, 有一天房东大嫂偶然告诉我,妇女是不能到闸顶上去的,因为妇女不吉利,上了闸顶,闸要倒掉的。我说,可是我天天在闸顶上走,没人管我啊。她说,你不一样, 你是给我们治水的。我才知道老百姓是多么看重治水。堤修好后,淮北行政公署把我调去当水利科长。
马:最后您还是走上了水利道路。
钱:虽然大学土木工程系也讲一些水利知识,但都是最基本的。当了水利科长以后,我拿了一张军用地图,把淮北解放区的几个县走了个遍,我在当地的一些士绅家里找到一些参考书籍,边干边学。抗战胜利以后,苏皖边区政府建设厅下边成立了水利局,又调我做水利局的工程科长,负责以高邮为中心的运河南段堤防的修复工作。这段堤防是苏北十几个县的防洪屏障,抵御淮河经洪泽湖、宝应湖、高邮湖入长江的洪水。一九三一年江淮大水时决口,苏北一片汪洋,民众受灾惨重。我们在一九四六年春将大堤修复加固后,当年夏天就发生了洪水,大堤经受住了考验。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故事,我差点到美国留学。大堤修复后,联合国救济总署派人来考察,有一个美国人,一个澳大利亚人,是我接待的。他们建议我到美国去留学。边区政府都批准了,我也检查完身体,准备出去了,但内战爆发了。
改革开放以后,那位澳大利亚工程师到中国访问,他在和苏北搞水利工作的同志座谈时,拿出我的照片问,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人,她还在不在人世?人们告诉他,这是我们的部长啊。后来我们在北京见了面。
马:这是个非常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可以拍一部电影了。
钱:内战爆发后,大部分人都撤到山东去了,我们少数同志跟着苏皖边区政府主席李一氓同志留守,我这水利科长也没多少事,有时帮助修修公路,平常的时候就研究水利,骑一辆自行车在苏北大地上转,对照着找到的一些参考书籍,了解淮河的历史。后来我们也越过陇海路撤退到山东。我在山东战场上当了一年修路架桥的工兵,一九四八年山东土改整党,我被组织调去山东黄河河务局任副局长兼党委书记。我看到山东黄河河务局一些干部的回忆文章:“来了个女兵,骑了一匹大白马,挎着驳壳枪。”
马:很帅气!
钱: 没有传说得那么神气。我当时是骑着马去的,带着一把手枪。那时候山东解放区的黄河河务局下边有十个黄河大堤修防处,一个县一个,沿着黄河两岸一直到入海口,有一整套防线。当时国民党政府加紧修复花园口堵口,使黄河回归故道。当初他们是以水代军,炸开花园口,使黄河改道阻止日军;后来加快堵复花园口,是为了水淹解放区。我们的主要工作是修复黄河大堤,还要保证黄河两岸的交通,我们河务局下面还有一个好大的造船厂呢。
马:看来工作还是繁重的。
钱: 我到了黄河以后,第一个考验是凌汛。黄河凌汛最严重的是在山东,冰坝把河道堵住,很容易决口。我记得那是个小年夜,正在包饺子的时候,说是利津下面冰坝堵住了,我就连夜赶去了。到那儿身上结了“雾凇”,头发、眉毛上都是冰。我带了几个当时在野战军当工兵的老部下,在冰上凿开一个个的洞,搞了一些玻璃瓶,里面装满炸药,然后把玻璃瓶塞进冰洞里,连上电线,等着。等上游的冰冲过来。眼看着冰块来了,赶紧跑上岸引爆。一大块一大块的冰块像野兽一样挤上大堤,河水汹涌而下。那真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壮观啊!
凌汛之后就是春修。需要修土堤和护堤的砖、石。当地没有石料,群众都知道黄河泛滥的厉害,所以自动把猪圈、鸡棚的石头都捐出来了。修了两年,到一九四九年我走以前,来了一次大洪水。
那次大洪水可是几十年一遇的。当时渤海区党委书记打电话问我行不行?我说要看水,现在这个流量还可以。他说,你怎么能这么讲?你要保证!后来他派了两个代表住在我们工地,帮助我们联络,要什么给什么,反正得守住。最后是勉强守住了。
马:先是凌汛,后是洪水,经受了两次大考验。
钱: 济南解放以后,成立军管会,主任曾山叫我去接收国民党的山东黄河河务局。我感觉自己水利专业知识不够,给曾山写报告说,全国要解放了,我要求到苏联去学习水利。结果曾山大笔一挥,说工作紧张离不开。
马:与上次不同,这次是主动要出国学习。
钱: 结果都一样,没有走成。
从华东到北京
马:那就是说,解放前您和水利打交道已经有三次了,淮河、运河,然后又到黄河。这些经历对您后来的工作有什么影响?
钱:很有影响,让我认识了水利是怎么一回事,对于这些重要河流有了初步的了解,知道水利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比如,在黄河工作的时候,我有时间就阅读黄河的历史文献,包括清朝河督靳辅和他的“参谋长”陈璜的,以及明代治黄专家潘季训的文稿都找来看,也包括国民党请来帮助治理黄河的那些美国专家、德国专家以及我国的专家李仪祉先生等的文献。
马:回到华东后,您担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兼治淮委员会工程部副部长?
钱:据一些老同志事后来告诉我,在中共中央华东局扩大会议上讨论名单时,有人说,黄毛丫头怎么能当部长?他们说一些军队的干部很支持我。从那以后,“黄毛丫头”的说法传遍了全国。我调到中央水利部后,一次中央在北戴河开会,散会后见到李先念同志,他招呼我坐他的车送我回去,他说,你就是那个黄毛丫头?
马:二十七岁的“黄毛丫头”能够被任命为一个大区的水利部副部长,恐怕主要是您在山东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钱: 可是我大学还没毕业呢!调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去书店买了一套大学四年级未学完的教科书。
马:那您第一个工作是什么?
钱:第一个工作是:苏北行政公署以工代赈修新沂河,开工以后,因为经验不足,经费不够,“骑虎难下”。究竟能不能再修下去,应不应再修下去? 争论很大。我到华东水利部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调查新沂河该不该搞。调查后我认为,新沂河还是该搞的,但是一定要上级政府给予支持。华东军政委员会派我带着新沂河的调查报告到中央水利部去,党组书记李葆华接待了我并带我到周总理那里汇报。
马:这是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吗?
钱:第一次见,兴奋又紧张,最后总理决定支持这个工程。
马:当时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部长是谁,有几位副部长?
钱:部长是冷,黄炎培先生的同事,党组书记刘宠光是副部长,我的老上级,另一位副部长汪胡祯是留学美国的著名专家,我排在最后一个。那时刘宠光兼淮河水利工程总局的局长。一九五○年大水,淮堤决口,安徽受灾惨重,政务院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做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成立了治淮委员会,主任由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主任曾山兼任,第一副主任是安徽省省委书记,常务副主任是刘宠光同志兼。但这位省委书记,不欢迎刘宠光,要求换人。治淮委员会有三个部,曾山派我和其他两位同志一起去,一位担任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一位担任财务部长,汪胡祯原来就是兼工程部部长,我给他当助手,担任工程部副部长。
马:在治淮委员会您做了哪些工作?
钱: 我到了安徽,水利部的苏联专家到淮河来指导工作,我陪着他。他建议在淮河润河集抢建一个蓄洪水闸,搞出一个设计方案。淮委要我去当总指挥,要求在汛前完工。完工以后,我们感觉不踏实,因为由于时间仓促,按苏联专家的设计,没有按常规在闸门下游修建防冲消力池,而是简单挖了一个防冲的槽。第二年我已经调到水利部了,对这个工程做了模型试验,补修了闸下的消力池。但一九五四年淮河大水,一开闸就把这个水闸冲掉了。到底是设计的问题,还是施工问题?也没法说了。我向周总理写了一个自请处分的报告,请李葆华转交,周总理说主要是缺乏经验,没有追究。
一九五二年淮河地区下雨,内涝成灾。安徽省委书记说我们治淮方针有问题,组织了一个干部会,发动安徽的干部把我攻得一塌糊涂。会后那些干部跟我说,他们是“奉命批判”。曾山也参加了这个会议,没有说话就回去了。我当时已经怀孕,挺着个大肚子,和几位淮委同志送曾山到火车站,大家默默无言。曾山同志随后到北京汇报,中央派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到蚌埠主持开党内会议。李葆华回中央汇报后,中央说安徽是“事后诸葛亮”。这次会议开完,我就被调回上海生孩子。当初和我一起去的两位同志被整得很惨,都被整成了“叛徒”、“反革命”,开除党籍,“文革”后才平反。在孩子还没有满月的时候,各大区的军政委员会撤销。中央发表公告,调我到水利部当副部长。
马:事先也没有跟您谈?
钱: 根本不知道。我爱人在交通大学工作,我住在交通大学的宿舍里,准备产假后回安徽去的。
马:现在回头看,一九五二年为什么调您到水利部工作,应该清楚了吧。
钱:不清楚。
马: 您二十九岁就成为副部长,当时水利部部长还是傅作义将军,他的年龄差不多是你的两倍。
钱: 成立水利部的时候,毛主席请周总理征求傅作义的意见,问他愿意当哪个部的部长,傅作义选择的是水利部。周总理还请他提名一个副部长做他的助手,他没有挑他的部下,而是提名水利专家张含英。党组书记兼副部长是李葆华,他是李大钊的儿子,那时候已经是中央候补委员。这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如果不是他保护,我几次运动都过不了关。所以一个书记很重要,书记正派,干部就不会出事;书记不正派,下面就不好搞。在工作中我和李葆华也有争论,有些争论还很激烈。在修建密云水库的时候,为水电站装机多少,我们有不同意见,他坚持要增加装机,我认为他根本外行,就在电话里边跟他争论,最后把电话机摔了,我的秘书看得都发呆了。可是吵完了就完了,他非常大度,能够容忍不同意见。
马:在水利部您主要负责什么?
钱:就是业务。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钱正英 马国川)
钱正英，历任水利部、水利电力部部长等只，长期主持中国的水利电力工作。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读书》 2009年第10期
父亲带来的美国梦
马国川(以下简称“马”):我在您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写的《院士自述》里看到,您的父亲也是学水利的。
钱正英(以下简称“钱”):对,他是上海南洋大学(现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留学美国时学习水利工程,一九二二年得了硕士学位后回国,第二年得了我这个女儿。很自然地,他把从美国带回来的一套理想传给了我。从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告诉我,美国已经有了女工程师,但是中国还没有,他要我将来当中国的第一批女工程师。
马:这是您父亲给您规划的人生道路?
钱:他给我规划的道路就是中学毕业以后,考清华,公费留学美国,然后回国当工程师。因此我上大学也是学习土木工程,但他要我以后搞建筑不要搞水利(土木工程包括:道路、建筑、水利等许多专业)。
马:为什么?
钱: 因为我父亲自己的道路并不理想。回国后先在铁路,后来在国民党政府的建设委员会搞房屋建筑,一九三六年才回到他的本行,到武汉任江汉工程局第二工程事务所主任。他的前任由于一九三五年汉江大水、堤防溃口而被撤职。因此,他是战战兢兢上任的。当年夏季,他要我的母亲带着我和弟弟,从南京赶到武汉,陪他共度汛期。那年,我刚刚初中毕业,对水利一点也不懂,只知道天天陪父亲去武昌的长江边看水尺,就怕水位上涨。我们的住处就在他办公室的后院,每天看他办公回来, 总是唉声叹气,诉说官场腐败、包工作弊、工程难办。好容易挨到汛期过去,总算没有发大水,我和弟弟的暑假也将结束,母亲带着我们返回南京。临别的时候,母亲再三要求父亲,不要再干水利了,免得全家担惊受怕。当年冬天,父亲在无锡附近的戚墅堰电厂找了个工作,就把武汉的工作辞了。从此,他不但自己决心不搞水利,而且告诫我,以后可以搞建筑,但是绝不可搞水利。
马:但是您却走上了革命道路,脱离了他的美国梦?
钱: 但是我读大学正是抗战期间,在一些共产党员的教育下,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下定决心,告别多年的梦想,舍弃固有的爱好,参加革命。可是到一九四二年冬,在快要毕业的时候,组织决定要我和其他几位同志撤退到解放区去。向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报到的时候,我把我的遗憾告诉了他,他安慰我说,将来我们淮北解放区要搞建设,要造一个大礼堂,一定找你设计。遗憾的是两年后彭雪枫在战场牺牲,我为他设计了墓地。
马:在新四军里您开始和水利打交道了?
钱: 一九四三年,淮河发大水,我当时在一个县里当中学教员,那里的淮河堤防决了口。人民政府以工代赈,组织群众修复淮堤。发现我是学工程的,就要我当技术负责人。我们修复的那段堤防紧邻日本人的统治区,我们白天在堤上闸口的一个棚子里办公,晚上由军队保护,在附近各村流动住宿,防止敌人的偷袭。感触最深的是, 有一天房东大嫂偶然告诉我,妇女是不能到闸顶上去的,因为妇女不吉利,上了闸顶,闸要倒掉的。我说,可是我天天在闸顶上走,没人管我啊。她说,你不一样, 你是给我们治水的。我才知道老百姓是多么看重治水。堤修好后,淮北行政公署把我调去当水利科长。
马:最后您还是走上了水利道路。
钱:虽然大学土木工程系也讲一些水利知识,但都是最基本的。当了水利科长以后,我拿了一张军用地图,把淮北解放区的几个县走了个遍,我在当地的一些士绅家里找到一些参考书籍,边干边学。抗战胜利以后,苏皖边区政府建设厅下边成立了水利局,又调我做水利局的工程科长,负责以高邮为中心的运河南段堤防的修复工作。这段堤防是苏北十几个县的防洪屏障,抵御淮河经洪泽湖、宝应湖、高邮湖入长江的洪水。一九三一年江淮大水时决口,苏北一片汪洋,民众受灾惨重。我们在一九四六年春将大堤修复加固后,当年夏天就发生了洪水,大堤经受住了考验。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故事,我差点到美国留学。大堤修复后,联合国救济总署派人来考察,有一个美国人,一个澳大利亚人,是我接待的。他们建议我到美国去留学。边区政府都批准了,我也检查完身体,准备出去了,但内战爆发了。
改革开放以后,那位澳大利亚工程师到中国访问,他在和苏北搞水利工作的同志座谈时,拿出我的照片问,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人,她还在不在人世?人们告诉他,这是我们的部长啊。后来我们在北京见了面。
马:这是个非常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可以拍一部电影了。
钱:内战爆发后,大部分人都撤到山东去了,我们少数同志跟着苏皖边区政府主席李一氓同志留守,我这水利科长也没多少事,有时帮助修修公路,平常的时候就研究水利,骑一辆自行车在苏北大地上转,对照着找到的一些参考书籍,了解淮河的历史。后来我们也越过陇海路撤退到山东。我在山东战场上当了一年修路架桥的工兵,一九四八年山东土改整党,我被组织调去山东黄河河务局任副局长兼党委书记。我看到山东黄河河务局一些干部的回忆文章:“来了个女兵,骑了一匹大白马,挎着驳壳枪。”
马:很帅气!
钱: 没有传说得那么神气。我当时是骑着马去的,带着一把手枪。那时候山东解放区的黄河河务局下边有十个黄河大堤修防处,一个县一个,沿着黄河两岸一直到入海口,有一整套防线。当时国民党政府加紧修复花园口堵口,使黄河回归故道。当初他们是以水代军,炸开花园口,使黄河改道阻止日军;后来加快堵复花园口,是为了水淹解放区。我们的主要工作是修复黄河大堤,还要保证黄河两岸的交通,我们河务局下面还有一个好大的造船厂呢。
马:看来工作还是繁重的。
钱: 我到了黄河以后,第一个考验是凌汛。黄河凌汛最严重的是在山东,冰坝把河道堵住,很容易决口。我记得那是个小年夜,正在包饺子的时候,说是利津下面冰坝堵住了,我就连夜赶去了。到那儿身上结了“雾凇”,头发、眉毛上都是冰。我带了几个当时在野战军当工兵的老部下,在冰上凿开一个个的洞,搞了一些玻璃瓶,里面装满炸药,然后把玻璃瓶塞进冰洞里,连上电线,等着。等上游的冰冲过来。眼看着冰块来了,赶紧跑上岸引爆。一大块一大块的冰块像野兽一样挤上大堤,河水汹涌而下。那真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壮观啊!
凌汛之后就是春修。需要修土堤和护堤的砖、石。当地没有石料,群众都知道黄河泛滥的厉害,所以自动把猪圈、鸡棚的石头都捐出来了。修了两年,到一九四九年我走以前,来了一次大洪水。
那次大洪水可是几十年一遇的。当时渤海区党委书记打电话问我行不行?我说要看水,现在这个流量还可以。他说,你怎么能这么讲?你要保证!后来他派了两个代表住在我们工地,帮助我们联络,要什么给什么,反正得守住。最后是勉强守住了。
马:先是凌汛,后是洪水,经受了两次大考验。
钱: 济南解放以后,成立军管会,主任曾山叫我去接收国民党的山东黄河河务局。我感觉自己水利专业知识不够,给曾山写报告说,全国要解放了,我要求到苏联去学习水利。结果曾山大笔一挥,说工作紧张离不开。
马:与上次不同,这次是主动要出国学习。
钱: 结果都一样,没有走成。
从华东到北京
马:那就是说,解放前您和水利打交道已经有三次了,淮河、运河,然后又到黄河。这些经历对您后来的工作有什么影响?
钱:很有影响,让我认识了水利是怎么一回事,对于这些重要河流有了初步的了解,知道水利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比如,在黄河工作的时候,我有时间就阅读黄河的历史文献,包括清朝河督靳辅和他的“参谋长”陈璜的,以及明代治黄专家潘季训的文稿都找来看,也包括国民党请来帮助治理黄河的那些美国专家、德国专家以及我国的专家李仪祉先生等的文献。
马:回到华东后,您担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兼治淮委员会工程部副部长?
钱:据一些老同志事后来告诉我,在中共中央华东局扩大会议上讨论名单时,有人说,黄毛丫头怎么能当部长?他们说一些军队的干部很支持我。从那以后,“黄毛丫头”的说法传遍了全国。我调到中央水利部后,一次中央在北戴河开会,散会后见到李先念同志,他招呼我坐他的车送我回去,他说,你就是那个黄毛丫头?
马:二十七岁的“黄毛丫头”能够被任命为一个大区的水利部副部长,恐怕主要是您在山东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钱: 可是我大学还没毕业呢!调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去书店买了一套大学四年级未学完的教科书。
马:那您第一个工作是什么?
钱:第一个工作是:苏北行政公署以工代赈修新沂河,开工以后,因为经验不足,经费不够,“骑虎难下”。究竟能不能再修下去,应不应再修下去? 争论很大。我到华东水利部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调查新沂河该不该搞。调查后我认为,新沂河还是该搞的,但是一定要上级政府给予支持。华东军政委员会派我带着新沂河的调查报告到中央水利部去,党组书记李葆华接待了我并带我到周总理那里汇报。
马:这是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吗?
钱:第一次见,兴奋又紧张,最后总理决定支持这个工程。
马:当时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部长是谁,有几位副部长?
钱:部长是冷,黄炎培先生的同事,党组书记刘宠光是副部长,我的老上级,另一位副部长汪胡祯是留学美国的著名专家,我排在最后一个。那时刘宠光兼淮河水利工程总局的局长。一九五○年大水,淮堤决口,安徽受灾惨重,政务院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做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成立了治淮委员会,主任由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主任曾山兼任,第一副主任是安徽省省委书记,常务副主任是刘宠光同志兼。但这位省委书记,不欢迎刘宠光,要求换人。治淮委员会有三个部,曾山派我和其他两位同志一起去,一位担任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一位担任财务部长,汪胡祯原来就是兼工程部部长,我给他当助手,担任工程部副部长。
马:在治淮委员会您做了哪些工作?
钱: 我到了安徽,水利部的苏联专家到淮河来指导工作,我陪着他。他建议在淮河润河集抢建一个蓄洪水闸,搞出一个设计方案。淮委要我去当总指挥,要求在汛前完工。完工以后,我们感觉不踏实,因为由于时间仓促,按苏联专家的设计,没有按常规在闸门下游修建防冲消力池,而是简单挖了一个防冲的槽。第二年我已经调到水利部了,对这个工程做了模型试验,补修了闸下的消力池。但一九五四年淮河大水,一开闸就把这个水闸冲掉了。到底是设计的问题,还是施工问题?也没法说了。我向周总理写了一个自请处分的报告,请李葆华转交,周总理说主要是缺乏经验,没有追究。
一九五二年淮河地区下雨,内涝成灾。安徽省委书记说我们治淮方针有问题,组织了一个干部会,发动安徽的干部把我攻得一塌糊涂。会后那些干部跟我说,他们是“奉命批判”。曾山也参加了这个会议,没有说话就回去了。我当时已经怀孕,挺着个大肚子,和几位淮委同志送曾山到火车站,大家默默无言。曾山同志随后到北京汇报,中央派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到蚌埠主持开党内会议。李葆华回中央汇报后,中央说安徽是“事后诸葛亮”。这次会议开完,我就被调回上海生孩子。当初和我一起去的两位同志被整得很惨,都被整成了“叛徒”、“反革命”,开除党籍,“文革”后才平反。在孩子还没有满月的时候,各大区的军政委员会撤销。中央发表公告,调我到水利部当副部长。
马:事先也没有跟您谈?
钱: 根本不知道。我爱人在交通大学工作,我住在交通大学的宿舍里,准备产假后回安徽去的。
马:现在回头看,一九五二年为什么调您到水利部工作,应该清楚了吧。
钱:不清楚。
马: 您二十九岁就成为副部长,当时水利部部长还是傅作义将军,他的年龄差不多是你的两倍。
钱: 成立水利部的时候,毛主席请周总理征求傅作义的意见,问他愿意当哪个部的部长,傅作义选择的是水利部。周总理还请他提名一个副部长做他的助手,他没有挑他的部下,而是提名水利专家张含英。党组书记兼副部长是李葆华,他是李大钊的儿子,那时候已经是中央候补委员。这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如果不是他保护,我几次运动都过不了关。所以一个书记很重要,书记正派,干部就不会出事;书记不正派,下面就不好搞。在工作中我和李葆华也有争论,有些争论还很激烈。在修建密云水库的时候,为水电站装机多少,我们有不同意见,他坚持要增加装机,我认为他根本外行,就在电话里边跟他争论,最后把电话机摔了,我的秘书看得都发呆了。可是吵完了就完了,他非常大度,能够容忍不同意见。
马:在水利部您主要负责什么?
钱:就是业务。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钱正英 马国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