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楠:毛泽东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曾经写过这样的诗句，“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短短十五个字，却勾勒出了气势恢弘的景象，使得这个曾经诞生过屈原和王昭君的地方扬名海内。而如今登上三峡工地制高点坛子岭向下鸟瞰，只见长达2309米的大坝横跨长江两岸，这个耗资1800亿元人民币，工期历时17年的建筑，在各界学者的争议声中呈现在世人面前。 


　　凤凰卫视12月14日《凤凰大视野》节目，以下为第一集文字实录:

　　亚利克斯（美国陆军工程兵团上校）:我只想说哇，实在太震撼了。我以前读到也是在电视上看过很多关于三峡的消息，但是亲眼看到它，真的是美得令人窒息，实在太震撼了。

　　伯德（湄公河委员会首席执行官）:我真的觉得三峡的规模很大，尤其它的发电量是2亿千瓦。

　　瑞法特·阿卜杜勒·马力克（国际水电协会主席）:三峡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发电工程之一，所以这个装置真的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马丁·威尔士（全球水伙伴代理执行秘书）:在这里的几天将是很有趣的经历，我会在会议上听听关于三峡工程的说法，关于三峡正在对整个河流体系产生的影响。

　　罗伯茨·约翰逊（美国垦务局局长）:三峡公司和中国都应该为他们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我肯定三峡将为中国的发展带来清洁的无碳能源。

　　斯蒂芬·希尔（莱茵河国际保护委员会主席）:这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大坝，非常长、高度也很高。我想工程师们为设计这个工程花费了很多心血。

　　嘉宾:多么令人吃惊的一个成就，将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各方面综合在这个宏大的工程中，建成了这样一个庞大而美丽的工程。

　　解说:这是1919年孙中山先生所写的《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一文，其中第一次提出在三峡建造大坝的设想，孙中山以忧国忧民之心，希望以发展实业使中国步入强国之列。

　　陆佑楣（原中国三峡总公司总经理、中国工程院院士）:孙中山先生就提出了，要在长江三峡要建一个水坝，来解决全国的生产力的问题。

　　解说:1944年，受国民政府邀请，世界著名的坝工专家萨凡奇冒险考察三峡，在对三峡地貌勘测过程中，陪同的中国工程师钱光宗不幸坠江殒命。中美两国水利专家用生命和汗水换来了三峡的第一手资料。经过十天勘测之后，轰动世界的“萨凡奇计划”面世，该计划肯定了在三峡建设大坝的理论，并且出于发电等经济效益考虑，提出三峡坝址应选在南津关。

　　但是当时饱受军阀割据和战争摧残的中国贫弱交加，大量百姓流离失所。孙中山兴建三峡的梦想变得遥不可及，而远在美国的萨凡奇对此也无能为力，三峡建设就在国民政府的内忧外患中，被搁浅下来。

　　1954年夏秋之交，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

　　李永安（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总经理）:这一次洪水大约流量是相当于一百年一遇到两百年一遇。当时江汉平原受到了洪水的灾害，荆江进行了分洪，死亡是三万三千多人，京汉铁路是停了一百天。所以1954年的这一场洪水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陆佑楣:长江大概是从历史上两千多年的历史记载，大概每十年左右要出现一次大洪水。

　　陈德基（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高级工程师、中国地质工程勘察大师）:如果要发生了大洪水的话，它的灾难以前是毁灭性的后果，就长江，就荆江两岸可能一千多万人，一千多万亩土地都毁于一旦。死亡人数他们当时估计，如果要是没有做好准备的话，恐怕死亡人数甚至是几十万到百万人。

　　解说:长江洪患自古有之，1954年这场持续时间特别长，危害特别大的洪水，更坚定了毛泽东“欲治国必先治水”的决心。同年12月毛泽东听取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的汇报，决心上马三峡工程。但是这个浩大工程，真的能解决长江的水患问题吗，在毛泽东的心里这还是一个未知数。

　　陆佑楣:下游有多少地区要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没有三峡的话，有一千五百万人口，一百五十万公顷的耕地，还有几十座重要的城市，都是在长江洪水的威胁之下。有了三峡水库以后，可以把地区防洪从原来的十年一遇的标准，十年一遇是几乎每年都要出现的这种，每十年要出现的这个概率，那么有了三峡水库，可以提高到百年一遇的标准。

　　李永安:它在长江中下游防洪体系里面是一个关键工程，是一个骨干工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正因为它这样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就是从这一点考虑，最后决定要兴建三峡工程。

　　解说: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先后6次会见林一山，与他讨论三峡工程和长江水利建设问题。他曾对林一山说，你看能不能找个人代替我当国家主席，我给你当助手修三峡大坝。但是就在毛泽东谋划三峡远景的时候，一位年轻干部却打断了他的思路，这个人就是时任中国水电部副部长的李锐。

　　李锐（原水电部副部长、前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当时三峡上根本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因为那时中国整个的国家的力量，只有那么一点点大，是不是啊，一个我问你，一个城市只有五万人口，它盖一个百货商店是对付二十万人的百货商店，买卖。那个不可能的事情，是吧，我们那个什么，那个王府井那个百货商店，你摆那个农村里面去行不行啊，它没有人来买东西嘛，那是很显然的道理。

　　解说:1957年全国的总用电量是190亿度，而预计三峡的年发电量是1000亿度，这样的规模在五十年代是不切实际的。

　　1958年毛泽东乘轮船沿江而下，他决定亲眼看一看三峡，这是毛泽东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三峡之行。但是就在李锐的观点尚未平息的时候，中国一场关于三峡大坝选址的争论也变得激烈起来。

　　解说:1955年，中国政府聘请苏联专家，协助进行三峡工程建设，经过实地勘测后，苏联专家建议将三峡坝址选在长江上游40公里的猫儿峡。但是南津关和猫儿峡两个坝址方案，更多的是出于发电等经济效益考虑，与毛泽东设想的防洪效益有着较大差距。“三峡坝址之争”摆在了周恩来面前，周恩来没有判定孰是孰非，而是要求中国专家深入细致地做好选址的勘探工作，用事实来说服苏联专家。

　　1956年在长江西陵峡三斗坪的中堡岛下，跋山涉水的地质专家，终于找到了一块绵延二十多千米，形成于8亿年前的巨型花岗岩体。

　　陈德基:从宜宾以下，一直到宜昌，整个河段里面都是比较软的岩石，或者石灰岩。唯独就在三斗坪这里，露出了这么一小块结晶岩，结晶岩包括变质岩，包括火成岩，这是非常难得的，这么一块好岩石。

　　郑守仁（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三斗坪坝址是花岗岩，花岗岩的话说，这个它没有这个溶洞溶蚀这个问题。

　　陈德基:世界上很有名的一个岩石的力学专家，非常有名，叫米勒，奥地利的一个教授。我陪他去看那个洞子，他就用铁锤敲这个声音，他说very good music，他说非常好的音乐，修什么坝都是安全的。

　　解说:坝址的选择是中国专家前后四十多年勘探的结果，这里不仅有着长江流域罕见的，完整的花岗石结构，而且河谷中的中堡岛将长江一分为二，可以让三峡大坝进行分期施工。

　　陈德基:这个好岩石，所以就像一个明珠，嵌在这么一个大地上。所以三峡工程是得天独厚，是上帝赐给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一块宝地。

　　解说:三峡工程的每一个脚印都伴随着担忧和争议，邓小平曾在美国媒体前表示，中国政府一定会周密考虑，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就在三峡坝址被确定下来以后，一场盛况空前的科学论证拉开了序幕。李锐就在这时出版了他的专著《论三峡工程》，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三峡不该建的理由，这本书给反对方提供了科学有力的证据。陆佑楣当时任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

　　陆佑楣: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它涉及的问题方方面面，都必须充分地论证，一个一个调查、研究，目前能够看到的问题，都要给它拿出来。

　　李永安:第一个因为这个工程涉及到移民人数是比较多的，就是上百万的移民怎么进行安置。

　　陆佑楣:毕竟是120万，人家听了像个天文数字，对于外国人来讲都很不可理解。

　　解说:数目庞大的三峡移民，给中国政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题，但是移民问题只是三峡论证中的一个课题。1986年声势浩大的三峡论证聚集了412名专家，分成14个专家组展开讨论，但是在当时中国是否有能力建设三峡大坝，成为了最重要的问题。

　　杨亚（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总会计师）:应该说资金问题，也是导致三峡工程论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杨清（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但三峡它又不是一年马上就见效，不像火电厂很快就见效，或者小的电站三五年见效，它要十七年。

　　杨亚:在三峡论证的时候，有一个专题叫做《国家承受能力的论证》，就是在80年代初期论证的时候，国家要建立这，这个三峡工程，这么大一个项目，是国力到底能不能够承受。

　　杨清:所以当时认为资金量，好像现在建三峡，经济实力不太具备。

　　杨亚:就是能不能拿出这么多钱出来，所以当时，有一个专门的一个专题组，在做一个国家承受能力的一个专题的论证。

　　杨清:这个呢是，这个是意见，持这个意见的比较多，而且呢不见得是专家，学者也比较多。

　　解说:国家计委的何格高，当时参与了防洪和综合经济组的讨论，最后他在综合经济组的报告上没有签字。

　　何格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专家委员会委员）:因为在计委我是管这个水电，所以知道一年至少要多少钱。当时至少一年要70亿。但是，当时计委只安排了35亿，去掉一半，我在国务院汇报会里就讲，我们现在最急需的水电站的建设都没有投资，你还要上三峡，那我其他的都会停了。

　　解说:中国《水力发电》杂志，甚至公开发表不同意见，三峡工程将遇到一系列世界上尚未经历过的技术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还不够成熟，著名水利工程专家黄万里三次写信给有关部门，称“三峡大坝永不可修”。论证过程中的三峡工程遭到了的各种各样的质疑，质量豆腐渣、工程马拉松、投资无底洞，甚至有学者预言三峡会重蹈三门峡的覆辙。

　　李永安:任何一个工程它都有利，同时也有弊的，经过比较以后，是三峡工程利大于弊，早建比晚建要好，基于这样一个论证论，所以最后这个工程，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表决的。

　　陈晓楠:1992年4月3号，关于三峡工程决议进入最后投票表决阶段，一位白发老者黄顺兴拍案而起，他说三峡应作为重大议案处理，必须有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才能通过。而另一位名叫刘彩品的女士此时也站了起来，她说我已经投了反对票，我赞成黄顺兴的意见，最后投票阶段的争论依然如此激烈。在这一天历经四十多年勘测，四十多年论证的三峡问题，还是终于有了明确答案。

　　解说:三峡工程仅论证阶段就持续了四十多年，讨论的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直到1992年“三峡工程上与不上”的问题，才有了明确答案。

　　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未按表决器25人。

　　从1919年孙中山的第一次设想，到1992年的投票通过，历经70多年坎坷岁月，三峡工程终于迈向了实施阶段，据说当这一消息传到三斗坪的时候，小镇上的酒和鞭炮顿时被抢购一空。

　　尽管三峡已经开工，摆在三峡建设者面前的，除了一系列世界级技术难题，还有十多年的漫长工期，这个寄托了几代人强国梦想的浩大工程，能否顺利呈现“高峡出平湖”的盛景，还是一个未知数。

　　解说:1997年，历经五年的基础开挖，三峡工地已经初具规模，但是随着施工进度的推进，一个难题摆在了眼前，大江截流。此次截留是指以江中的中堡岛为核心，在岛的上游和下游做围堰，当上下游围堰合拢以后就表示截流成功，然后再抽干围堰中的江水，露出花岗岩河床，便是三峡大坝的基石所在。但是三峡所处江域水深急流，多险滩涌浪，地理条件极为复杂。要在这样的水域进行截流，将长江拦腰斩断，对三峡工程建设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史德亮（长江科学院水力学所副所长）:大江截流，它是在深水河段进行截流，这个呢的主要特点，一个是水比较深。因为最大的这个水深达到六十多米，这是一个，再还有一个就是流速比较高。

　　解说:这里是湖北宜昌前坪科研基地，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这里就已经开始为三峡论证提供各种科学数据。1985年，为了确保大江截流万无一失，前坪科研基地汇集了国内最顶尖的水力专家，进行了无数次的模拟试验。这就是当初为模拟大江截流而特别制作的模型，至今依然保存在前坪科研基地。

　　史德亮:这个模型从上游一直到坝的上游是太平溪，下游到葛洲坝以下的，宜昌河段的磨盘溪。整个模型河段将近六十公里，我们这个模型的长度，就将近有四百多米，这是，应该说截止到现在，这个不仅是我们国内乃至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这个实体模型。所以国外很多那个同行来一看，他很惊叹，就只有中国能够投入这么大的财力，研究这样一个模型。

　　解说:1985年盛夏的夜晚，前坪基地灯火通明，通过多次模拟试验，一个严重问题却以缓慢的速度呈现在科研人员面前。

　　郑守仁:就是我们在模型试验上就发现，水深了之后，它抛下去的块石，它不能一下子冲到水底下。有的就在这个坡面上就搁着了，这样坡面渐渐变陡，变陡到一定的时候，它会整个地坍塌下去。

　　史德亮:我们同时那个同步建设了几个模型，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这个堤头坍塌的问题。那么这个事情呢，以前还没有发现过，后来这个查了国内外的有关文献呢，也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记载，那么我们就发现这是一个新的问题。

　　解说:由于三峡水急浪涌，水下地质状况十分复杂，在深水和大流量条件下截流，将是三峡工程开工以来，面临的第一道世界级技术难题，而两侧堤头向前推进过程中的坍塌问题能否解决，无疑决定了大江截流的成败。

　　杨清:因为那个堤，它是你往上堆堆，看着稳定，但是它底下由于坡角不够，是立着的，它总是要塌完了你再堆才立，它是这样塌堆，塌堆才能形成一个大的坡。你直接往这儿截的话，你截不了这么宽，但是它不到一定比例，堆不了这么高，就是不够一定的角度。所以它就是一个塌和这个塌堆塌堆这么一个关系。如果它应该是一旦控制不好，就整个全线塌下去，塌的时候一旦控制不好，车就要掉下去。

　　郑守仁:这样就危及到施工人员跟施工机械的安全，就是深水截流抛投过程当中，就会有这么一个技术难题，是吧，所以这个我们在模型试验上发现了。

　　解说:经过多次试验之后，科研人员想到了解决办法先在江底抛投大量石料，将河床深槽部位垫高，然后再逐步进行截流，这个办法称为“深水平抛垫底措施”。

　　郑守仁:因为那个截流你要保证截流人员，跟施工机械的安全，这个要放在第一位，是不是。所以我们就通过试验研究，就怎么样来解决和防止堤头坍塌。所以后来，我们就采取了，用船先平抛，下面平抛了三十米，把水深给它降低。

　　史德亮:在下面时就垫底，减小它的有效水深，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在抛投的过程中，能够采取一定的搅动，使边坡尽早能够稳定下来。

　　再一个，为了抛投的安全起见，在堤头周围有一道安全线，抛投的这个车辆和材料通过推土机把它推向堤头外围，这样的话能够保证截流的安全。

　　解说:1997年11月6日，三峡工程开始进行大江截流。湖北电影制片厂李少华带领摄制组，用镜头记录下了这一历史时刻。

　　李少华（湖北电影制片厂导演）:世界上都没有一个截流的水深也大，它的流速，它的流量都非常大，比我们当年拍葛洲坝截流，要难度更大一点。

　　曹广晶（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这个壮观、震撼，这毕竟是人类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截流。

　　解说:平抛垫底技术的应用，减缓了堤头不稳带来的坍塌问题，截流过程进行的比较顺利。但是就在距左右两岸合拢还有不到二百米的时候，试验中曾作为最坏预想的情况出现了。

　　杨清:就大概还有一百多米，快到两百多米的时候，这时候出现过一段时间，大概有一天多的时间，添多少料冲多少料。

　　解说: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截流小组马上启动了紧急预案，那个夜晚，整个三峡工地灯火通明，彻夜未眠。

　　李少华:当初我们拍摄的时候，就是石头抛到堤头的时候，大石块就被水冲走了，当时的时候，那些施工指挥的人员很着急，都发愁。

　　解说:此时不再是简单的投放，四面体、大石头、小石块儿，接连有次序地搭配抛投，但是到了凌晨两点，还是无法打破这种冲淤平衡的状态。

　　杨清: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它那个冲淤平衡，就是冲和你这个堆积这个正好在这个平衡。

　　李少华:你像那种大卡车，都是七十多吨的大卡车，原来我们在葛洲坝截流的时候，二十多吨说是大的，这是大的有七十多吨，那大的这个装载机，那也都是几十吨。

　　解说:工程人员进行了紧张商议之后，决定在截流水域的周围竖起拦石坎，尽量阻止大石头被水冲走。然后又将四面体用铁丝串起来形成串石，或用铁丝网网住几十吨的大石块，再往江里投放。

　　杨清:投四面体和投这个大的串儿石，就是大的那个石头给它串起来，否则你搁一个石头它弄跑，四面体搁进去就没了。

　　解说:经过一夜连续不断的投放石料，事态终于得到了控制。江水的流速逐渐减缓，两侧堤头又开始缓慢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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