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水电发展60年：利在千秋 功迈大禹
2009/9/25 9:03:11 新闻来源：中电新闻网
在古代神话中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尧舜时，洪水泛滥，下民其忧。尧用鲧治水，鲧用雍堵之法，九年而无功。后舜用禹治水，禹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疏通河道，因势利导，十三年终克水。
水患的治理成为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始终关注的问题，如今人们仍然在关注水的治理问题，也在关注水能利用的问题。化水患为水利，变水流为电流，是人类长久以来的梦想。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水电建设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水电开发规模不断迈上新台阶，水电坝工技术进入国际先进行列，水力发电设备国产化水平显著提高，水电的开发给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综合效益，同时也推动了世界水电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建国初，全国水电装机容量仅为36万千瓦，而到了2008年底，中国水电装机容量已达到1.72亿千瓦，稳居世界第一。
目前，水电占据我国电力总装机容量的22%，占我国总发电量16%，在整个电力结构比例中仅次于火电，在众多可再生能源当中，水电在电力结构中比例最大，在能源平衡和能源工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风生水起看跨越
湖经洞庭阔，江入新安清。钱塘江的上游被称为新安江，其江水清澈见底，且得益于千岛湖的形成，水温常年保持在12~17摄氏度，形成“冬暖夏凉”的独特小气候。千岛湖景区的形成以及小气候的改善得益于新安江水电站的建设。
今年81岁高龄的原燃料工业部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马致中回忆起当年建设新安江水电站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在马致中看来，新安江水电站的落成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特殊符号，这个被誉为“长江三峡试验田”的水电站成为当时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范例，也被看做是中国水利电力事业的丰碑，它拉开了新中国成立后水电建设的序幕。周恩来总理视察后的一句题词囊括了它的全部意义：“为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的胜利建设而欢呼。”
与新安江水电站几乎同时开工的是位于黄河干流的三门峡水电站。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的治理一直是历朝历代的头等大事。开国领袖毛泽东曾在黄河岸边发出“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
1957年4月，我国在黄河上的第一座水电站建设开工。尽管三门峡因为排沙以及对下游造成盐碱地等问题造成该工程两次改建，但是该工程实现了“建坝育人”的设想，为中国水电建设培养了人才，积累了经验。三门峡工程是时代的产物，后人从中吸取了教训。水电开发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了更为审慎、科学的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一步推进，水电建设逐渐提上日程。
“一五”期间，在甘肃永靖县境内炳灵寺黄河上游，一个传说中大禹砍下第一板斧的地方，我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的水电站———刘家峡开建，在刘家峡修建的同时，下游的盐锅峡和八盘峡两个梯级电站也开始兴建。
据马致中回忆，刘家峡修建改善了下游两个工程的导流和施工条件，从而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显著降低工程造价，最终刘家峡单位造价417元，盐锅峡更是创造了单位千瓦造价仅357元的纪录。
进入“二五”，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在《关于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中指出：“今后电力工业建设，应当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所提出的以水电为主，火电为辅的长期建设方针。”
这一方针的提出，在当时对水电开发起到了推动作用。
至1961年全国电力工作会议上，电力建设的方针已经由“水主火辅”转变为“水火并举，因地制宜”。到了1973年，该方针进一步转变为“水火并举，在有水力资源的地区多搞水电。”
但是受历史原因的影响，优先发展水电的良好愿望并未真正实现。
“那个时候，由于技术不高，而且是计划经济年代，有时候有钱，有时候没钱，所以工程是干干停停，往往一个工程爷爷干完了父亲干，父亲干完了孙子干。”老水电人贺恭感慨，那个时候很多电站被戏称为“胡子电站”。
这种缓慢发展并未持续多久。改革开放后，水电建设脚步明显加快。198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因地制宜地发展火电和水电，逐步把重点放在水电上。”从鲁布革水电站开始，中国水电建设开始制度创新，业主制、招投标制、监理制等引入水电开发。一批水电站由此脱颖而出，广蓄、岩滩、漫湾、隔河岩、水口并称为“五朵金花”，成为改革开放后完全用市场机制开发建设初期的实践者和受益者。
此后的几十年中，水电建设速度不仅大大加快，而且范围也开始扩大，越来越多的水电企业开始“走出去”，客观上推动了世界水电建设的进步。
自主创新绘新景
1997年11月8日，长江三峡即将大江截流，这是继当年7月1日香港回归后中国人民的又一件大事，世界聚焦。下午3时许，当最后一车巨石将万里长江拦腰截断时，担任三峡工程大江截流的现场总指挥贺恭拿起对讲机，瞬间，他的声音回荡在三峡上空：“向江总书记、李鹏总理报告，15点30分，40米龙口经过6个半小时的战斗，已胜利完成预定计划，请中央领导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
此次截流水深60米，最大水流量每秒1.94万立方米，远远超出世界纪录。许多人担心截流能否一次成功，大江截流总指挥陆佑楣却在事前轻松表示，“这次截流有惊无险”。
陆佑楣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早在16年前，长江截流的关键技术便都已经攻克。那一年，在三峡工程下游38千米的葛洲坝，中国人首次截断了长江。在每秒4720立方米的大江上截流，用时为26小时23分。而长江三峡截流仅用了6小时30分，被誉为“闪电战”。
在我国水工建筑领域走在世界前列的基础上，水电设备制造也在引进消化吸收的过程中完成了跨越。
水电领域通过“技术转让、消化吸收、自主创新”，实现了大型水电机电装备制造业的跨越。
前后经历了刘家峡、龙羊峡等一批单机容量30万千瓦投运后，40万千瓦的李家峡、70万千瓦的三峡，以及正在建设中的溪洛渡、向家坝等电站，单机容量从70万千瓦向80万千瓦乃至100万千瓦机组发展，在遵循自主创新的战略方针下，设备制造能力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长江三峡工程开发公司总经理李永安对三峡工程进行自主创新有着自己的看法：“三峡工程充分发挥了国家重大工程对技术创新的带动作用，走出了一条具有三峡特色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成功路子，实现了我国水电装备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新跨越。”
万流归宗看辉煌
60年来，我国水电除发电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外，其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区域经济、改善大气气候、推动全流域经济社会发展上均起到了重要作用。
建好一座电站，振兴一个城市的例子在我国比比皆是。
“葛洲坝的兴建使宜昌实现了由小城市向中等城市的转变；而三峡工程建设则使宜昌完成了由中等城市向大城市的跨越。”湖北宜昌市市长李乐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评价。据李乐成介绍：“1994年宜昌市的生产总值为141亿元，2008年已经达到1026亿元；中心城区人口由葛洲坝时期的十几万到现在将近百万。”
就是这个被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标志性工程”的长江三峡，经历了无数次争论和论证后，在1992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以67%的赞成票通过。
因一项工程的建设而由全国人大投票表决，在我国尚属首次。这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对水电开发、对移民环保以及对民生问题的重视和关注。而三峡120万的移民也向世人证明：中国人不仅能修建世界一流的水电工程，还能够实施世界上难度最大的水利移民工程。
与三峡工程一样，我国水电开发已经从单纯的工程水电转变到生态水电，从纯粹的技术工程转变到社会工程，更加注重移民利益和生态环境保护。
乌江便是我国水电开发史上一个流域开发的典范。
据陆佑楣回忆，原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院长罗西北等老同志提出了开发乌江的新思路：“要改变过去完全依靠国家资金建设的办法，要用水电开发自己的资金来扩大再生产。”
这个思路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和支持。1990年，经国务院同意，由原能源部、国家计委批准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按流域组建的水电开发公司———乌江水电开发公司。
在乌江干流上的梯级电站组建完成后，全流域的灌溉、航运、旅游等条件也随之改善，惠及沿江30多个县、上千万人口。而大型水库群联合优化调度系统也极大地提高了水能资源的利用率，每年可以增发电量15亿千瓦时，相当于不增加一分钱投资，不淹没一亩土地，不迁移一户人家，便可获得一个装机容量20万千瓦的中型电站的效益。
乌江公司董事长张志孝表示：“乌江的滚动开发，实现了资金、人才和管理的滚动，形成了投产一个电站，开工一个电站，再筹备一个电站的良性循环、滚动增值的科学的开发机制。”
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来到乌江索风营建设工地，在听取汇报后，他十分高兴地说：“我在贵州当省委书记时，就考虑整个乌江要综合开发。现在贵州境内八个点都已开发、开工了，到2010年几个点基本开发结束了，但是你们乌江的事业没结束，下一步怎么做，怎么围绕贵州能源优势这篇文章做大做好，这就是你们的下篇了。”
如今，这个水电开发文章的“下篇”完成了，在贵州索风营水电站，清澈的湖泊和电站两岸山坡茂密的植被，吸引了猕猴、藏酋猴在复植的果树间自由栖息，乌江公司董事长张志孝也因此被戏称为“猴王”。乌江流域的荒凉、闭塞、贫困逐渐成为历史，乌江水电开发建设和运营管理形成的“乌江经验”，已成为我国流域梯级开发的一面旗帜。
水电建设者最大的愿望，便是让这种生态和社会效益俱佳的水电开发“旗帜”飘扬在每个角落。如今，二滩、清江、小湾等流域滚动开发的成功模式也已经显现出了其巨大的综合效益，同时带动了整个流域经济社会的发展。
不断地探索和进步促进了水电开发模式的重大转变，水电开发不再“单兵作战”，而开始从单纯注重经济效益到注重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转变；由注重坝工技术到注重自主创新与生态环保技术的转变；由单一的水电开发到提升全流域整体效益的综合开发。
在观念转变、科学规划以及合理布局下，我国在优先发展大江大河的基础上，形成了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乌江、怒江、黄河上游等十三大水电基地，占全国装机容量60%的十三大水电基地汇集了诸如三峡、葛洲坝、溪洛渡、向家坝、二滩、龙羊峡等一大批国家重点工程项目，推进了我国水力资源的开发和合理利用，对带动西部大开发和实施“西电东送”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今后，也必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据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理事长周大兵介绍，2008年~2015年，我国将在金沙江、大渡河、雅砻江、澜沧江、乌江、黄河上游开发多个梯级水电站，约150台70万千瓦的巨型水轮发电机将投产发电。代表着清洁能源的水电比重将在能源结构体系中得到进一步提高。
目前，成功摆脱资金、技术制约的中国水电建设，已将正确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移民安置、地方经济发展等因素统一纳入规划中考虑，使水电开发流域沿线群众都能因为这一壮举而享受到改革发展带来的成果。如今，承载着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希望的中国水电，正在将科技进步、社会进步和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走出一条具有水电特质的振兴之路。
故事一
水电建设引发的“冠名权”之争
随着水电开发的进一步推进，水电开发开始更加注重与区域经济、自然环境、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据中国水电八局砂石分局局长连普选回忆，位于澜沧江中下游河段滇西南涧县与凤庆县交界的小湾水电站在2002年开工建设后，水电建设者改造了当地的茶马古道，在从来没有路的荒凉山坡上为当地村民修了条公路，“路修通的第二天便有大胆的村民借钱购买了三轮摩托车，开始为致富奔忙。”
临近小湾电站的两个村庄的村民们为了搭上电站建设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顺风车”，都决定将原有村名改为“小湾村”，为此两个村为了“小湾村”的冠名权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官司打到省里，考虑到当地百姓对于水电开发带来效益的极大肯定和对于致富的迫切愿望，云南省作出了一个极富人性化的决定，将两个村分别命名为“小湾东村”与“小湾西村”，这一纸决定成为政府主导下共享改革成果的鲜活范本，也成为“建好一座电站，带动一方经济，改善一片环境，造福一方百姓”的最好注解。
故事二
关于三峡工程的“御前辩论”
1958年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预算、批判“反冒进”。
在讨论三峡工程时，薄一波反映此事有赞成派(林一山，时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和反对派(李锐，时任水电总局局长)。毛泽东表示，那就把两个人都找来当面谈一谈。
会上，林一山认定：只有三峡才能解除荆江大堤的威胁。水库正常蓄水200米，装机1340万千瓦，年发电量1000亿千瓦时以上；工程技术有三个方案，施工难度和强度同国外类似工程相比没有难度，总投资约72亿元。关于移民，没有谈及。
李锐则认为：如按坝高200米方案，移民至少在100多万人；如发电在1000亿千瓦时以上，即使按当时预测的15年后全国用电量达到2000亿千瓦时，这个电站占全国发电量的比例也太大，将严重影响电网运行；此外国防也是问题。此话大概言中了毛泽东的心事，他插话道：这样的工程当然会吸引敌人注意，决不能遭敌人破坏。李锐最后认为，三峡工程技术问题很复杂，弄清地质情况需要多年；而多级船闸、装机容量以及施工，都是超世界水平的。
这一场由毛泽东导演的“御前辩论”，林一山似乎发挥得不够好，李锐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情绪上的呼应。特别是他拿出的一张全国水电开发示意图，引起了毛泽东和与会者的极大兴趣。毛泽东当即表态：中国应当优先发展水电。又说：“讲了还不算数。你们俩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三天交卷。”
1月21日，毛泽东说李锐的文章写得好：意思清楚，内容具体，论点可以服人。他特别赞赏李锐文中关于电站容量跟电网及全国电力的比重关系，以及坝址地质条件的说明。
当晚毛泽东宣布：中央并没有要修建三峡的决定。但他对三峡还是有兴趣的，如果今后15年能建成，那是赶上美国的问题。
就这样，在“大跃进”的紧锣密鼓声中中央作出的关于三峡问题的决议，是当年唯一的一份不符合“大跃进精神”的决议。
潘家铮在2007年9月27日致李锐的信中，虽然不赞同李锐一直反对在三峡建电站，但他却承认：李锐“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反对上三峡有功，且其功至伟。”
大事记
●1950年燃料工业部成立水力发电工程局。
●1957年4月，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制设备、自行施工的大型水电站新安江水电站开工。同年4月，我国在黄河上的第一座水电站三门峡建设开工。
●1958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座百万千瓦级大型水电站刘家峡开工。
●1970年，葛洲坝一期工程动工，这是长江干流上兴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
●1985年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水电指挥部划归武警部队序列，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水电指挥部。
●1986年5月1日，我国集资兴建的第一座大型水电站———云南澜沧江上的漫湾水电站正式开工。
●1987年12月4日，龙羊峡水电站第二台机组正式投运。我国电力装机容量突破1亿千瓦。
●1991年2月，国务院发布《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
●1993年6月，国务院转发国家计委《关于西南和华南部分省区区域规划纲要》。指出该区域要大力开发水电，并大规模向东送电。
●1994年12月，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开工。规划设计总装机容量1820万千瓦，年发电量878亿千瓦时，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水利水电工程。
●1999年1月，澜沧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发起人协议签字仪式举行。公司成立后将对澜沧江、金沙江流域进行滚动开发。
●2000年3月，广州抽水蓄能电站装机达240万千瓦，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
●2001年3月，龙滩水电站197.58亿元银团贷款协议在京签署，是我国首个采用国内银团贷款融资的特大型建设项目。
●2002年1月，西电东送的重要的标志性工程小湾水电站开工。
●2004年9月，我国水电装机容量超过1亿千瓦。
●2005年1月，《水电站大坝运行安全管理规定》施行。
●2006年11月，“十一五”期间的第一座特大型水电站向家坝水电站正式开工建设。
●2008年底，中国水电装机容量达到1.72亿千瓦，稳居世界第一位。
●2009年5月，拉西瓦水电站6号机组投产，我国电力装机容量突破8亿千瓦。
水患的治理成为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始终关注的问题，如今人们仍然在关注水的治理问题，也在关注水能利用的问题。化水患为水利，变水流为电流，是人类长久以来的梦想。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水电建设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水电开发规模不断迈上新台阶，水电坝工技术进入国际先进行列，水力发电设备国产化水平显著提高，水电的开发给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综合效益，同时也推动了世界水电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建国初，全国水电装机容量仅为36万千瓦，而到了2008年底，中国水电装机容量已达到1.72亿千瓦，稳居世界第一。
目前，水电占据我国电力总装机容量的22%，占我国总发电量16%，在整个电力结构比例中仅次于火电，在众多可再生能源当中，水电在电力结构中比例最大，在能源平衡和能源工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风生水起看跨越
湖经洞庭阔，江入新安清。钱塘江的上游被称为新安江，其江水清澈见底，且得益于千岛湖的形成，水温常年保持在12~17摄氏度，形成“冬暖夏凉”的独特小气候。千岛湖景区的形成以及小气候的改善得益于新安江水电站的建设。
今年81岁高龄的原燃料工业部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马致中回忆起当年建设新安江水电站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在马致中看来，新安江水电站的落成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特殊符号，这个被誉为“长江三峡试验田”的水电站成为当时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范例，也被看做是中国水利电力事业的丰碑，它拉开了新中国成立后水电建设的序幕。周恩来总理视察后的一句题词囊括了它的全部意义：“为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的胜利建设而欢呼。”
与新安江水电站几乎同时开工的是位于黄河干流的三门峡水电站。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的治理一直是历朝历代的头等大事。开国领袖毛泽东曾在黄河岸边发出“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
1957年4月，我国在黄河上的第一座水电站建设开工。尽管三门峡因为排沙以及对下游造成盐碱地等问题造成该工程两次改建，但是该工程实现了“建坝育人”的设想，为中国水电建设培养了人才，积累了经验。三门峡工程是时代的产物，后人从中吸取了教训。水电开发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了更为审慎、科学的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一步推进，水电建设逐渐提上日程。
“一五”期间，在甘肃永靖县境内炳灵寺黄河上游，一个传说中大禹砍下第一板斧的地方，我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的水电站———刘家峡开建，在刘家峡修建的同时，下游的盐锅峡和八盘峡两个梯级电站也开始兴建。
据马致中回忆，刘家峡修建改善了下游两个工程的导流和施工条件，从而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显著降低工程造价，最终刘家峡单位造价417元，盐锅峡更是创造了单位千瓦造价仅357元的纪录。
进入“二五”，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在《关于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中指出：“今后电力工业建设，应当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所提出的以水电为主，火电为辅的长期建设方针。”
这一方针的提出，在当时对水电开发起到了推动作用。
至1961年全国电力工作会议上，电力建设的方针已经由“水主火辅”转变为“水火并举，因地制宜”。到了1973年，该方针进一步转变为“水火并举，在有水力资源的地区多搞水电。”
但是受历史原因的影响，优先发展水电的良好愿望并未真正实现。
“那个时候，由于技术不高，而且是计划经济年代，有时候有钱，有时候没钱，所以工程是干干停停，往往一个工程爷爷干完了父亲干，父亲干完了孙子干。”老水电人贺恭感慨，那个时候很多电站被戏称为“胡子电站”。
这种缓慢发展并未持续多久。改革开放后，水电建设脚步明显加快。198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因地制宜地发展火电和水电，逐步把重点放在水电上。”从鲁布革水电站开始，中国水电建设开始制度创新，业主制、招投标制、监理制等引入水电开发。一批水电站由此脱颖而出，广蓄、岩滩、漫湾、隔河岩、水口并称为“五朵金花”，成为改革开放后完全用市场机制开发建设初期的实践者和受益者。
此后的几十年中，水电建设速度不仅大大加快，而且范围也开始扩大，越来越多的水电企业开始“走出去”，客观上推动了世界水电建设的进步。
自主创新绘新景
1997年11月8日，长江三峡即将大江截流，这是继当年7月1日香港回归后中国人民的又一件大事，世界聚焦。下午3时许，当最后一车巨石将万里长江拦腰截断时，担任三峡工程大江截流的现场总指挥贺恭拿起对讲机，瞬间，他的声音回荡在三峡上空：“向江总书记、李鹏总理报告，15点30分，40米龙口经过6个半小时的战斗，已胜利完成预定计划，请中央领导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
此次截流水深60米，最大水流量每秒1.94万立方米，远远超出世界纪录。许多人担心截流能否一次成功，大江截流总指挥陆佑楣却在事前轻松表示，“这次截流有惊无险”。
陆佑楣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早在16年前，长江截流的关键技术便都已经攻克。那一年，在三峡工程下游38千米的葛洲坝，中国人首次截断了长江。在每秒4720立方米的大江上截流，用时为26小时23分。而长江三峡截流仅用了6小时30分，被誉为“闪电战”。
在我国水工建筑领域走在世界前列的基础上，水电设备制造也在引进消化吸收的过程中完成了跨越。
水电领域通过“技术转让、消化吸收、自主创新”，实现了大型水电机电装备制造业的跨越。
前后经历了刘家峡、龙羊峡等一批单机容量30万千瓦投运后，40万千瓦的李家峡、70万千瓦的三峡，以及正在建设中的溪洛渡、向家坝等电站，单机容量从70万千瓦向80万千瓦乃至100万千瓦机组发展，在遵循自主创新的战略方针下，设备制造能力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长江三峡工程开发公司总经理李永安对三峡工程进行自主创新有着自己的看法：“三峡工程充分发挥了国家重大工程对技术创新的带动作用，走出了一条具有三峡特色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成功路子，实现了我国水电装备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新跨越。”
万流归宗看辉煌
60年来，我国水电除发电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外，其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区域经济、改善大气气候、推动全流域经济社会发展上均起到了重要作用。
建好一座电站，振兴一个城市的例子在我国比比皆是。
“葛洲坝的兴建使宜昌实现了由小城市向中等城市的转变；而三峡工程建设则使宜昌完成了由中等城市向大城市的跨越。”湖北宜昌市市长李乐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评价。据李乐成介绍：“1994年宜昌市的生产总值为141亿元，2008年已经达到1026亿元；中心城区人口由葛洲坝时期的十几万到现在将近百万。”
就是这个被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标志性工程”的长江三峡，经历了无数次争论和论证后，在1992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以67%的赞成票通过。
因一项工程的建设而由全国人大投票表决，在我国尚属首次。这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对水电开发、对移民环保以及对民生问题的重视和关注。而三峡120万的移民也向世人证明：中国人不仅能修建世界一流的水电工程，还能够实施世界上难度最大的水利移民工程。
与三峡工程一样，我国水电开发已经从单纯的工程水电转变到生态水电，从纯粹的技术工程转变到社会工程，更加注重移民利益和生态环境保护。
乌江便是我国水电开发史上一个流域开发的典范。
据陆佑楣回忆，原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院长罗西北等老同志提出了开发乌江的新思路：“要改变过去完全依靠国家资金建设的办法，要用水电开发自己的资金来扩大再生产。”
这个思路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和支持。1990年，经国务院同意，由原能源部、国家计委批准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按流域组建的水电开发公司———乌江水电开发公司。
在乌江干流上的梯级电站组建完成后，全流域的灌溉、航运、旅游等条件也随之改善，惠及沿江30多个县、上千万人口。而大型水库群联合优化调度系统也极大地提高了水能资源的利用率，每年可以增发电量15亿千瓦时，相当于不增加一分钱投资，不淹没一亩土地，不迁移一户人家，便可获得一个装机容量20万千瓦的中型电站的效益。
乌江公司董事长张志孝表示：“乌江的滚动开发，实现了资金、人才和管理的滚动，形成了投产一个电站，开工一个电站，再筹备一个电站的良性循环、滚动增值的科学的开发机制。”
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来到乌江索风营建设工地，在听取汇报后，他十分高兴地说：“我在贵州当省委书记时，就考虑整个乌江要综合开发。现在贵州境内八个点都已开发、开工了，到2010年几个点基本开发结束了，但是你们乌江的事业没结束，下一步怎么做，怎么围绕贵州能源优势这篇文章做大做好，这就是你们的下篇了。”
如今，这个水电开发文章的“下篇”完成了，在贵州索风营水电站，清澈的湖泊和电站两岸山坡茂密的植被，吸引了猕猴、藏酋猴在复植的果树间自由栖息，乌江公司董事长张志孝也因此被戏称为“猴王”。乌江流域的荒凉、闭塞、贫困逐渐成为历史，乌江水电开发建设和运营管理形成的“乌江经验”，已成为我国流域梯级开发的一面旗帜。
水电建设者最大的愿望，便是让这种生态和社会效益俱佳的水电开发“旗帜”飘扬在每个角落。如今，二滩、清江、小湾等流域滚动开发的成功模式也已经显现出了其巨大的综合效益，同时带动了整个流域经济社会的发展。
不断地探索和进步促进了水电开发模式的重大转变，水电开发不再“单兵作战”，而开始从单纯注重经济效益到注重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转变；由注重坝工技术到注重自主创新与生态环保技术的转变；由单一的水电开发到提升全流域整体效益的综合开发。
在观念转变、科学规划以及合理布局下，我国在优先发展大江大河的基础上，形成了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乌江、怒江、黄河上游等十三大水电基地，占全国装机容量60%的十三大水电基地汇集了诸如三峡、葛洲坝、溪洛渡、向家坝、二滩、龙羊峡等一大批国家重点工程项目，推进了我国水力资源的开发和合理利用，对带动西部大开发和实施“西电东送”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今后，也必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据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理事长周大兵介绍，2008年~2015年，我国将在金沙江、大渡河、雅砻江、澜沧江、乌江、黄河上游开发多个梯级水电站，约150台70万千瓦的巨型水轮发电机将投产发电。代表着清洁能源的水电比重将在能源结构体系中得到进一步提高。
目前，成功摆脱资金、技术制约的中国水电建设，已将正确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移民安置、地方经济发展等因素统一纳入规划中考虑，使水电开发流域沿线群众都能因为这一壮举而享受到改革发展带来的成果。如今，承载着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希望的中国水电，正在将科技进步、社会进步和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走出一条具有水电特质的振兴之路。
故事一
水电建设引发的“冠名权”之争
随着水电开发的进一步推进，水电开发开始更加注重与区域经济、自然环境、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据中国水电八局砂石分局局长连普选回忆，位于澜沧江中下游河段滇西南涧县与凤庆县交界的小湾水电站在2002年开工建设后，水电建设者改造了当地的茶马古道，在从来没有路的荒凉山坡上为当地村民修了条公路，“路修通的第二天便有大胆的村民借钱购买了三轮摩托车，开始为致富奔忙。”
临近小湾电站的两个村庄的村民们为了搭上电站建设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顺风车”，都决定将原有村名改为“小湾村”，为此两个村为了“小湾村”的冠名权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官司打到省里，考虑到当地百姓对于水电开发带来效益的极大肯定和对于致富的迫切愿望，云南省作出了一个极富人性化的决定，将两个村分别命名为“小湾东村”与“小湾西村”，这一纸决定成为政府主导下共享改革成果的鲜活范本，也成为“建好一座电站，带动一方经济，改善一片环境，造福一方百姓”的最好注解。
故事二
关于三峡工程的“御前辩论”
1958年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预算、批判“反冒进”。
在讨论三峡工程时，薄一波反映此事有赞成派(林一山，时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和反对派(李锐，时任水电总局局长)。毛泽东表示，那就把两个人都找来当面谈一谈。
会上，林一山认定：只有三峡才能解除荆江大堤的威胁。水库正常蓄水200米，装机1340万千瓦，年发电量1000亿千瓦时以上；工程技术有三个方案，施工难度和强度同国外类似工程相比没有难度，总投资约72亿元。关于移民，没有谈及。
李锐则认为：如按坝高200米方案，移民至少在100多万人；如发电在1000亿千瓦时以上，即使按当时预测的15年后全国用电量达到2000亿千瓦时，这个电站占全国发电量的比例也太大，将严重影响电网运行；此外国防也是问题。此话大概言中了毛泽东的心事，他插话道：这样的工程当然会吸引敌人注意，决不能遭敌人破坏。李锐最后认为，三峡工程技术问题很复杂，弄清地质情况需要多年；而多级船闸、装机容量以及施工，都是超世界水平的。
这一场由毛泽东导演的“御前辩论”，林一山似乎发挥得不够好，李锐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情绪上的呼应。特别是他拿出的一张全国水电开发示意图，引起了毛泽东和与会者的极大兴趣。毛泽东当即表态：中国应当优先发展水电。又说：“讲了还不算数。你们俩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三天交卷。”
1月21日，毛泽东说李锐的文章写得好：意思清楚，内容具体，论点可以服人。他特别赞赏李锐文中关于电站容量跟电网及全国电力的比重关系，以及坝址地质条件的说明。
当晚毛泽东宣布：中央并没有要修建三峡的决定。但他对三峡还是有兴趣的，如果今后15年能建成，那是赶上美国的问题。
就这样，在“大跃进”的紧锣密鼓声中中央作出的关于三峡问题的决议，是当年唯一的一份不符合“大跃进精神”的决议。
潘家铮在2007年9月27日致李锐的信中，虽然不赞同李锐一直反对在三峡建电站，但他却承认：李锐“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反对上三峡有功，且其功至伟。”
大事记
●1950年燃料工业部成立水力发电工程局。
●1957年4月，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制设备、自行施工的大型水电站新安江水电站开工。同年4月，我国在黄河上的第一座水电站三门峡建设开工。
●1958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座百万千瓦级大型水电站刘家峡开工。
●1970年，葛洲坝一期工程动工，这是长江干流上兴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
●1985年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水电指挥部划归武警部队序列，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水电指挥部。
●1986年5月1日，我国集资兴建的第一座大型水电站———云南澜沧江上的漫湾水电站正式开工。
●1987年12月4日，龙羊峡水电站第二台机组正式投运。我国电力装机容量突破1亿千瓦。
●1991年2月，国务院发布《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
●1993年6月，国务院转发国家计委《关于西南和华南部分省区区域规划纲要》。指出该区域要大力开发水电，并大规模向东送电。
●1994年12月，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开工。规划设计总装机容量1820万千瓦，年发电量878亿千瓦时，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水利水电工程。
●1999年1月，澜沧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发起人协议签字仪式举行。公司成立后将对澜沧江、金沙江流域进行滚动开发。
●2000年3月，广州抽水蓄能电站装机达240万千瓦，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
●2001年3月，龙滩水电站197.58亿元银团贷款协议在京签署，是我国首个采用国内银团贷款融资的特大型建设项目。
●2002年1月，西电东送的重要的标志性工程小湾水电站开工。
●2004年9月，我国水电装机容量超过1亿千瓦。
●2005年1月，《水电站大坝运行安全管理规定》施行。
●2006年11月，“十一五”期间的第一座特大型水电站向家坝水电站正式开工建设。
●2008年底，中国水电装机容量达到1.72亿千瓦，稳居世界第一位。
●2009年5月，拉西瓦水电站6号机组投产，我国电力装机容量突破8亿千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