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工程：共和国的动力心脏（图）
2009/9/7 10:21:13 新闻来源：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
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共和国的动力心脏
荆楚网
【前言】
1919年，孙中山先生首次提出修筑三峡大坝的构想；1956年，毛泽东写下“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著名诗篇，提出修筑三峡大坝“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1982年，邓小平果断表态：“看准了就要下决心，不要动摇”；1992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修筑三峡大坝决议；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2009年年底，三峡工程可望建成。
三峡工程是新中国最重大的建设项目之一，建成后将在防洪、发电以及航运等方面发挥重要效能。
三峡工程：共和国的动力心脏
本报记者方龄皖 实习生 李灿
8月8日，望晓蓉坐在门前，屁股下微微颤动。三峡大坝正在泄洪。拉蓄后的上游来水积聚的势能瞬间转化动能，从泄洪孔里喷薄而出，犹如排山倒海。
轰轰隆隆的水声在望晓蓉的耳畔已响了4天。
8月4日，今年最大的一次洪峰进入三峡库区，入库流量每秒51000立方米左右。三峡大坝随即开启8个深孔和1个排漂孔，将发电后多余的水量下泄，出库流量每秒大约39000立方米，拦蓄洪水，减轻长江下游防洪压力。
1994年12月14日，李鹏总理在中堡岛上，宣布三峡工程正式开工。事实上，相关的施工准备工程一年前就开工了。经过17年的建设，2003年，一期开始蓄水发电。2008年9月，实现了172米试验性蓄水，工程业已发挥防洪、发电、航运三大效益，初始的各项设计目标已如期实现。其庞大的身躯亦成为共和国建设成就的一个新地标。
有媒体报道，三峡工程将在年内宣布竣工。这将是人民奉献给祖国60华诞的一份厚礼！
坝头人家
三峡大坝右岸坝头的缓坡上住着6、7户人家，正对着大坝，也是距大坝最近的人家。 "如果眼力好一点，坝面上一只鸟飞过也能看得清楚"。
行政区划上，这里属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三斗坪镇中堡村。与三峡工程宣布开工同步，他们从原来的中堡岛上搬迁到这里。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就他们在眼皮底下一点点地成长现在的庞然大物。
此前，一道铁栅栏将村民与三峡大坝区域隔开。但这并不能阻断中堡村民与三峡大坝的血脉联系。"大坝就是在我们的老家上建起来的"。1993年，随着三峡大坝开工准备工程的建设，中堡村村民全部迁出了村子。
村民们的前脚刚走，轰隆隆的挖掘机和大批的建设者就就轰隆隆地开上搬迁后的废墟。建设者利用中堡岛，围护住其右侧后河，筑起土石围堰深挖基坑，并修建导流明渠。
村民在住了一年的临时帐篷后，望晓蓉和邻居们搬到现在这个缓坡上，这是政府为他们划定了居民新区。中堡村人开始了稳定的新生活。
这一年的冬天，李鹏总理来到岛上。望晓蓉和邻居们不顾安保人员的阻拦，挤到总理的跟前。"总理和我们一一握手，看上去很亲切。"12月14日，三峡工程举行开工典礼，李鹏向世界宣布：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开工！三峡工程的建设正式启开大幕。
大量的建设者和好奇的外地游客给搬迁后中堡村带来了人气和财富。开馆子、开旅社、做导游、跑车子、开发廊，当然也有包工程的、做旅游的。围绕建设者和外地来的游客的需求，中堡村形成了一个配套功能齐全的繁华集镇。村民们各尽其能，在奔小康的道路上幸福狂奔。
随着三峡工程的建设接近尾声，大量的建设者在两年前就撤走了。这让中堡村当初的喧嚣中渐渐平静。村民们的生活也从当初的云端上跌落进平凡的现实中来。与三峡大坝近在咫尺的优势，让中堡村依然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来看大坝的人还很多，有人来就有钱赚。"一位村民和对岸努着嘴说，头脑不够活泛，也有活干，"升船机正在左坝头建设，很多人在工地干活，一天80块钱"。
百万移民
今年4月，央视一套热播的一部电视剧激起了刘紫荣和同事们的感触。"讲的事都是亲身经历的，活生生的人物，就象打过交道似的。"
刘紫云是秭归县的一名干部，做移民工作也曾是他的工作内容之一。他本身也是移民，从老城到迁进新城。让他感同身受的这部电视剧名叫《国家行动--三峡移民纪事》。这部剧根据报告文学改变，其人其事来源于真实生活。在三峡工程即将竣工的当口，在共和国60华诞之际，向这些远去的身影致敬，这正是《国家行动--三峡移民纪事》的本意。
事实上，最初困扰三峡工程上马的最大的难题并不是技术，而是移民。三峡工程上马前，各方围绕移民问题的争论也一直喋喋不休。移民，是困扰全世界水利工程的共同难题，国外不乏因移民问题影响工程进度甚至下马的先例。傲然屹立的三峡大坝，物理构成是坚不可摧的钢筋混凝土，精神基石则是百万移民的无私奉献。
揭开百万大移序幕的是一位叫谭得训的老人。
刘紫荣回忆说，1992年10月，三峡工程进入施工准备期。6个月前的的全国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了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秭归茅坪镇杨贵店村74岁谭得训说服4个儿子，推倒了房子，搬进了临时帐篷。随后，大型挖机开上了废墟，挖出三峡工程第一铲土。当时，三峡工程的补偿标准都还没有出台。
大规模的移民是在三峡工程正式上马后。
宜昌市猇亭区翟家村，屈明是这里的"外来户"--他的老家在秭归县归州镇黄阳畔--香溪河边的一个小村。1996年，屈明作为第一批移民外迁到了现在这个地方。13年过去了，他已融入到当地的生活。
事实上，这不是屈明第一次搬迁。上个世纪80年代初修建葛洲坝时，住在100米水位线以下的屈家就义无返顾地舍弃祖屋，上移到130米水位处居住。当三峡大坝蓄水时，屈家再次再次成为移民对象。
秭归县一个郑玉枝的妇女，搬迁途中，挺着大肚子的她突然发作，孩子不择时机地降生在了临时帐篷中。她抱着左看右看，"叫路生吧。"
移民李自淑的家则在搬迁后变得"四分五裂"。她落户宜昌市伍家岗区灵宝村，她的父亲和小弟、妹妹迁到了枝江市，另一个弟弟迁到远安县，一家分成了三地。
17年风雨，三峡库区移民搬迁的感人故事，不胜枚举。截止目前，三峡工程移民已达128万，其中重庆库区106万人，湖北库区22万人。三峡移民，并非百万人口的简单迁移，它牵涉广大移民生存基础的中断和重建，乡土、历史、文化、经济链条的遗失和续接。《财经》报道说，其引发的巨大社会变迁，绝不亚于三峡自然景观的沧海桑田。
2002年，中央电视台毫不犹豫地把“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给了百万三峡移民。
动力心脏
从望晓蓉家门前望去，湛蓝的天空下是一座座高耸的铁塔，一排排牛索似的电缆在铁塔的牵引，以大坝为起点，随着逶迤着伸向四面八方。这些铁塔和纵横交错的电缆构成了三峡电站的电力外送大通道--三峡输变电系统。藉此，三峡电站产生的巨大电能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各大电网。
"这些电线通到上海、广州呢。"事实上，华东、华中大部分区域都仰赖于三峡电能的驱动。"售电范围覆盖上海、重庆、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广东八省两市。"三峡总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三峡输变电工程于1997年开工， 2007年建成。"三峡输变电工程建设不仅确保了三峡电力送得出、落得下、用得上，而且通过三峡电网建设，促进了以三峡电网为中心的全国电网互联格局的形成。"
三峡电从一开始就担负着解危救困的角色。
2003年6月1日，三峡工程下闸蓄水135米。一个月后，三峡电站首台机组投产。三峡总公司官网撰文回忆，当时，正是全国电力紧缺的关口，拉闸限电使华东电网、华中电网、南方电网一度告急，随后一年，川渝电网也惊呼缺电。在这关键时刻，三峡电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地缓解了当时的用电危机。 "2008年初，我国南方遭遇大规模冰雪灾害；下半年，国家成功举办奥运会。三峡电站两次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的电力保障作用。"
三峡电站是世界最大的水电站，共安装32台单机容量70万千瓦的巨型水轮发电机组，加上2台5万千瓦电源电站机组，总装机容量达2250万千瓦，年发电量约1000亿千瓦时。 据介绍，截至2009年6月，三峡电站累计发电突破3200亿千瓦时。
"如果按照1：8的度电产值比计算，三峡电站电量所创造的产值约为25600亿元。"三峡工程报的一篇文章分析说，三峡工程对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三峡电站还有利于节能减排，与燃煤电站相比，相当于每年节约燃煤数千万吨，减少大量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的排放。三峡电站充沛而清洁的电能，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截断巫山云雨
截断巫山云雨是中国人一个世纪的梦想。最早的设想出现在上世纪初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中。长江"自宜昌以上，入峡行"的这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利"
抗战胜利后，三峡似乎真的要建了。一个叫萨凡奇的美国水利专家来到三峡。萨凡奇是美国垦务局的的总工程师，世界著名水利专家。此前，国民政府与该局签约，准备利用美国资金建设水电站。
萨凡奇在三度实地考察三峡地区后，出炉了一份《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认为三峡工程可行，并安排开展前期工作。但中国的时局阻断了这个老外专家的"三峡梦"。此时，蒋介石挑动的内战正烟尘四起，整个中国处在刀光剑影之中。
新中国的建立，三峡工程真正摆上了议事日程。
1956年，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时，用他惯有的浪漫勾勒出三峡工程的宏伟蓝图："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这个浪漫构想的背后除发电的需求外，更现实的考虑是长江两岸年复一年的人水之斗。长江防洪一直令共和国每一位领导人寝食不安，牵肠挂肚：这里有150万人，2300万亩良田，还有华中特大城市武汉、京广大动脉……
1958年春节刚过，周恩来总理从朝鲜访问一回来，就和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带领100 多名中外专家，星夜兼程，实地考察了长江。
"人在地上走，船在天上行。"面对蜿蜒在江汉平原的荆江河段---这条险象环生的"地上悬河"，周总理伫立在湖北沙市一座五层高的楼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湿冷的风雪中，他忧心忡忡地说："站在这里，真是让人战战兢兢……"
事实上，早在1953年，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向毛主席汇报工作，称计划逐步在长江上游干流和主要支流修建一批梯级水库，好解决中下游的洪水灾害。毛泽东对着《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草图》，一挥手指向三峡出口处："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先修这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此后，新中国几代水利人用40年的时间，精心设计，反复论证。1992年4月3日，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通过《关于兴建三峡工程决议》。从此，历时半个多世纪的三峡工程论证和审查工作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进入实施阶段。
事实上，在三峡工程之前，10万大军的在三峡大坝坝址下游40公里处苦战19年，完成了葛洲坝的建设。1970年12月26日，长江葛洲坝工程被批准兴建，1981年葛洲坝开始发电，1989年全部建成，为实战三峡积累经验
差不多和三峡工程开工同时，望晓蓉在新居里生下了一个女孩。此后，这项全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和她女儿一道慢慢地长高。大坝建起来了，望晓蓉的女儿也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
孙中山首先提倡开发三峡
环球时报
孙中山首倡开发三峡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孙中山便提出，希望利用西方战时的工业设备和科学技术发展中国的实业。这一年，他在上海用英文撰写了《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补助世界战后整顿实业之方法》一文，意在引起西方实业界的注意，吸引它们向中国投资。1919年，孙中山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时，又将上文编译为《实业计划》发表。在这一计划中编有“改良现有水路及运河”一节，其中除阐述了整治长江口至重庆间的航道、建设沿江港埠等问题外，还着重提到了长江上游地区的水利开发。
1924年8月17日，孙中山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做了题为《民生主义》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孙中山更加明确地提出，应当在三峡地区建坝发电。但是，为当时的认识水平所限，孙中山只能从航运、水电方面设想，没有考虑三峡建坝的防洪功效。
尽管孙中山从考虑在三峡建坝开始便希望有外资介入，但对三峡建坝的最早投资意向却是在这之后20年。
潘绥的建议轰动重庆1932年，中国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出面组织了一支长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队，对三峡地区的水利水能资源进行勘察。这是在历史上对三峡地区的首次水利勘察。该队在对三峡地区进行详细勘察后，由恽震等三位工程师提出了《扬子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报告》。在这一报告中提出，计划在西陵峡内黄陵庙和葛洲坝分别修建两座总装机容量为32万和50万千瓦的低水头电站，总预算1.665亿美元。从现在的眼光看，这一计划显然是过分低估了三峡地区的水利资源，没有充分发挥出三峡地区的水能潜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结为盟国，美国向国民政府提供了大量资金、技术援助。1944年4月，时任国民政府战时生产局顾问的美国专家潘绥提交了一份题为《利用美贷筹建中国水力发电厂与清偿贷款方法》的报告，提议由美国贷款9亿美元并提供设备，在三峡地区修建一座装机容量为1000万千瓦的水电站和一座年产量500万吨的化肥厂，工程完工后以向美国出口化肥的方法还贷。这个工程当时被命名为“Y.V.A。”(YangtzeValleyAdministration，译作“扬子江流域工程局”，音译为“扬域安”)。
潘绥的建议立即在重庆的大街小巷传开。据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的谌小岑回忆，当时在重庆民间盛传，这个工程完工后万吨轮船队可直接由上海开到重庆，重庆的朝天门码头都要淹掉一半，等等。
潘绥的建议———9亿美元贷款，1000万千瓦电力装机的电厂这两个数字如此诱人，一经发表就引起中美朝野的重视。
美国工程师考察三峡
1944年5月，世界著名水坝专家、美国垦务局总工程师萨凡奇(JohnLucianSovage)博士应中国政府之聘抵达陪都重庆，对长江上游的水利资源进行勘察。萨凡奇是世界著名的水利建设专家，曾主持设计过号称当时世界最大水利工程的美国田纳西水电站设计工作。
萨凡奇一到中国，便立即投入工作。他先考察了大渡河和岷江，接着便冒险勘察了长江三峡中的西陵峡。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三峡峡口外的湖北宜昌业已沦陷，日军前哨就在南津关。在经过一番详细勘察论证后，萨凡奇提出了《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并在报告的附信中说：“三峡计划之初步报告，是我从事工程40年之一大快事。我能参与研究此项空前伟大的工程，至为欣幸。”萨凡奇在南津关至石牌之间地域选定了坝址，预计坝高225米，总装机容量1056万千瓦，工程建成后兼有防洪、航运、灌溉的功能。萨凡奇的这个以发电为主的综合利用方案，被视为当时水利工程的一大创举。一时间，在大后方掀起了一阵“萨凡奇旋风”。
与此同时，另有一些美国水电专家在中国各地江河湖泊进行勘察，准备为战后中国的“电气化”打下基础。
对于萨凡奇的“初步报告”，国民政府在1945年表示原则上同意，加之当年8月抗战胜利，一幅战后美好建设的图景便展现在许多中国人面前。同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邀集全国水利委员会，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和交通、农业、地质、科研等部门派员组成三峡水利发电计划技术研究委员会，同时在四川长寿设立了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在宜昌设立三峡勘测处，负责坝区的测量钻探工作。在三峡等处建设水利设施的工作在全国上下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1946年，扬子江水利委员会组队进入三峡，对这里进行了地形测量和经济调查；资源委员会也分别与美国马力森公司和美国垦务局就坝区地质钻探、工程设计等事项签署合同。根据合同，将有46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赴美参与设计。与此同时，钻探、航空测量等各项前期准备工作也随之展开。
美国人与三峡工程失之交臂
就在三峡工程的前期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之际，1947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会议突然命令停止一切与三峡工程有关的设计工作。为时三年之久的“三峡热”和所谓“萨凡奇旋风”便告结束。个中原委，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长的孙科曾对下属透露了内情：1945年春天，曾有几家美国大财团对在中国进行投资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并曾明确表示愿意向战后中国的各项建设注入资金，并提供相关的器材、设备。其中，就包括拟议中的三峡水电站。
但是，在萨凡奇的计划作出来以后，中美双方都感到工程太大了一些。国民党政府当时正在大举进攻解放区，财力支绌，认为修建一个装机容量1000万千瓦的水利工程，既费时又费钱，况且当时的中国工业落后，没有可以消容这么多电力的市场，而且对如期还债也没有信心。美国人则主要担心当时的中国时局不稳，一旦投资多了，时间一长，倘若中国政局发生变故，则有可能无法收回投资。此外，美国人还担心中国工业会因三峡工程的带动而获得发展机遇，对美国形成竞争。
鉴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水电工程———萨凡奇设计的田纳西工程的发电量是190万千瓦，美国人也对能否在世界闻名的长江之上建设一座装机容量1000万千瓦的超大规模电站颇为担心，从技术角度上持有保留。
最后，当此计划送交美国国务院一个专门负责对外投资的委员会进行审核时，遭到否决，最终导致三峡水电站计划胎死腹中。
这个委员会经研究后认为：拟议中的三峡水电站一旦建设成功，其电力市场将主要在三峡周围的7个省———湖北、湖南、贵州、西康(解放后撤消，辖区分别划入四川和西藏)、四川、陕西和河南。在当时，这7个省的工业潜力总共可以消纳的电力资源只有735万千瓦。这样，一旦工程完工，就会有大约350万千瓦的电力没有市场。为消耗这些电力，中国势必会大力发展农业灌溉、化肥制造等产业，并借此东风奖励民间发展实业。这不仅会使美国的农产品和化肥失去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市场，而且也会威胁到对中国工业产品的出口。但美国这样的考虑不便直接告诉中国政府，遂通过外交渠道告知宋子文：美国暂且无意投资此项目。至于国民政府行政会议的决议，只不过是结束此事的一种形式而已。
当初为修建三峡水电站而赴美参加设计的中国技术人员，解放后仍有人继续从事三峡工程的研究工作。而当初曾雄心勃勃准备在三峡大干一场的萨凡奇最终也只不过在宜昌上游拦河坝坝址盖了几所房子，然后奉召回国。此后，他再也没回到过曾经让他倾注无数激情的中国。1963年，84岁高龄的萨凡奇在接见一位中国专家时还念念不忘地谈起三峡：“中国大坝是一定会建成的。你们中国有许多聪明人，不会把巨大的财富长期搁着不用。只是对于我，已是一个失落了的美好而痛苦的梦境了。”
毛泽东平息三峡工程之争：这是千年大计
1958年是不平常的。这一年，是毛泽东外出视察最多的一年，只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北京中南海办公。本书撷取的仅是毛泽东在各省市巡视时所经历的一个个片段，它的价值，就在这诸多片段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信息。毛泽东有过这样一个心愿：骑一头毛驴，邀上几位地质、地理和历史学家，从花园口到通天河，走遍黄河，再沿长江顺流而下，用3年时间走遍全国。但他的这个心愿没有实现。也许有人会大胆设想，假如毛泽东这个愿望实现了，中国是否会有另一番情景？
两个“冤家”碰了头
1958年1月17日，南宁会议临近尾声，下榻明园的毛泽东的情绪仍在亢奋之中。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自己两年前横渡长江后在《水调歌头》中描绘的宏伟蓝图能实现吗？在三峡筑坝，解决长江防洪及水力发电问题可不是什么小事。毛泽东考虑着，就自己内心来说，是希望三峡工程尽快实施的，对水利部特别是长江水利委员会及其负责人林一山的主张，也有了较详细的了解。但据薄一波反映，此事还有反对派，而且在水电和水利两部之间还有许多矛盾难以协调。看来，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争论的双方林一山和主管水电建设工作的李锐找来，当面锣对锣，鼓对鼓，各抒己见谈个清楚。
已经是中午了，去北京、武汉接李锐、林一山的专机也该回来了吧？毛泽东心中惦记着，三峡问题也在脑海中一幕幕地闪现。
1953年2月10日到22日，毛泽东乘坐“长江”舰在“洛阳”舰的护卫下，从武汉往南京，三天三夜，林一山一直随侍在侧。
船刚开出，毛泽东就派人叫林一山。林一山匆忙夹上一本《申报》地图赶来。毛泽东打开地图，用红铅笔指点着，单刀直入地问：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从南方借点水给北方？”
问完，铅笔指向西北高原，指向腊子口，又指到白龙江、略阳、西汉水，道：“从嘉陵江的上游，白龙江和西汉水向北引水行不行？”
林一山回答说从这两条江向北引水不行，并分析了理由。
“引汉水行不行？”毛泽东又问。随后指示林一山立即组织查勘，一有资料就汇报上来。
这是在军舰上毛泽东与林一山第一次谈水。
提及三峡，则是在舰上的另一次汇报中。
“怎样才能解决长江洪水的灾害呢？你有什么设想？怎样才能除害兴利？”毛泽东问林一山，这也是他自己十分想找出答案的问题。
林一山展开了《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草图》，指着图上大大小小计划中的水库，汇报长江防洪设想，说要在长江干流和主要支流上逐步兴建一系列梯级水库拦洪蓄水，综合利用，解除水害。
长长的汇报完了，毛泽东左手插在腰间，沉吟片刻，右手提笔在图上画上一个大大的圆圈，说出了这么一句话：“修这许多水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三峡一个水库呢？”
林一山答说当然抵不上。
毛泽东伸手指向三峡口：“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林一山很兴奋：“我们很希望能修三峡大坝，但现在还不敢这样想。”
毛泽东笑了：“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你不也这样说？”
的确，毛泽东渴望这一征服长江的浩大工程能尽快上马，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在长江上航行，也算是就地论事，毛泽东把南水北调引汉济淮济黄、三峡水库和长江流域规划都问到了。
争论见分晓
1954年长江特大洪水发生之后，在京汉线的专列上，毛泽东又听取了有关三峡的工程技术问题和坝址查勘情况，南津关坝区和美人沱坝区的地质基础情况。大概也在此时，正和刘澜涛一起率领燃料工业部电力代表团在苏联参观的李锐也接到征求修三峡工程意见的电报。他的回电很实际：现在还没有力量顾及此遥远之事。
然而，这“遥远之事”已被摆在眼前。1955年，黄河流域规划已经完成，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长江水利委员会开始组织中、苏专家查勘长江和三峡坝址。到年底，水利部就传出三峡工程可以3年勘测设计、4到5年施工建成的说法。
1956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成立，主要进行三峡工程的研究设计工作。同年夏天，毛泽东一曲《水调歌头》吟出激情如潮。9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长江水利资源查勘测工作结束》特号字标题的新闻，文中还涉及了施工期间的具体措施。一时，上三峡工程的舆论四起，呼声日高。
然而，不同意见也时有表露。李锐几万字几万字地写文章写论文，阐述和林一山的不同观点，发表在专业刊物上。在国务院有关三峡的会议上，他也在尽快动工的众口一词中坚执己见。对《人民日报》的文章，李锐也写出3000字《论三峡工程》寄该社。由于周恩来不赞成当时在党报上公开争论此事，文章的清样也就搁下了。于是，李锐再写6000多字的长文《克服主观主义才能做好长江规划工作》，发表在《水力发电》1956年第11期上，认为长江规划以大三峡方案为主导的急于上马的思想，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片面性和随意性。
这些情况，毛泽东有时了解得多一些，有时了解得少一些，但争论存在的事实他是不回避的。争论激发了他更大的兴趣，他要看看，双方都有些什么理由？
就在毛泽东前思后想这一切时，林一山和李锐已经到达南宁，下榻同一座宾馆。过去在延安就和李锐熟识的田家英找到李锐，三言两语介绍了会议的一些情况：主席大批“反冒进”，大家紧张得很，有的人都睡不着觉。主席认为“反冒进”砍掉了多快好省、农业纲要40条和促进委员会，泼了冷水，泄了气，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主席还批评做经济工作的人只务实不务虚，只专不红。随后见到的周小舟也告诉李锐，毛主席在插话中批了张奚若的那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
显然，政治气候不适宜李锐唱“反调”。不过，他的心情还算平静，他相信自己的理由站得住脚。
晚饭时，了解林、李二人争论经过的人开玩笑说“两个冤家碰了头”。
“长江”舰上初画蓝图
晚饭后，离“明园”不远的一间会客室中，专门研究三峡问题的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召开。像考生面对考官，林、李二人都坐在正对毛泽东的长条桌的那一面。参加会议的除各大区和中南各省的负责人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外，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
会一开始，毛泽东便开门见山，要林一山、李锐开腔，并问林一山：
“你要讲多长时间？”
林一山说要两个小时。
又问李锐：“你要讲多少时间？”
李锐说要半小时。
两人客气地推让一番，自然还是主管长江的林一山先发言。
林一山是个博学的人，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侃侃而谈，很有激情。搞三峡工程是他朝思暮想的宏大心愿。
林一山从汉朝贾让治水谈起，历数长江洪水灾害给百姓和国家带来的损失以及至今存在的众多隐患；讲到长江流域丘陵地区也有的旱灾；讲到水力发电是我国工业的主要来源，以及为了15年内赶上英国，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要求与电力增长要求之间的比例；林一山还谈到了三峡工程投资的可行性和技术上的可能性。
李锐则首先对黄河与长江不同的水量、洪水及泥沙量、最大与最小流量之差做了比较，说明长江自古以来就是一条好河，想以三峡工程一下子解决百年、千年一遇洪水是不现实的。李锐还提出，修建三峡工程需要移民100多万人，极为困难。他还讲到，左右三峡修建时间是国家财力、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电力而不是防洪，而三峡这样大的电站，要在几十年后才可能有此需要。另外，还有地质情况及工程技术等问题不容有任何疏忽，三峡工程同国防与世界形势也有不容忽视的关系。
听到这里，毛泽东点头说，三峡这样的工程当然会吸引敌人的注意，绝不能遭受破坏。也有人附和，那可是下游几千万人生命安全问题。
争论的双方都把自己的理由陈述完了，该毛泽东表态了。毛泽东却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讲了还不算数，你们两人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三天交卷。第三天晚上，我们再来开三峡的会。”
看起来，毛泽东还没拿定主意，上与不上的两种意见还要经过第二个回合的较量。
第三天，林一山扬扬洒洒2万多字成文，题为《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初步意见》。李锐的文章8千字，题为《大力发展水电以保证电力工业十五年赶上英国和修建三峡水电站的问题》。林、李两人的文章付印后，迅速地发至与会人。
剩下来的事情自然就是最后裁决了。
第三天的晚上，会议室里又坐满了人。虽然没有人说笑，但气氛已不似前几天那么紧张。1992年，李锐发表过一篇文章这样形容这次会议：“大概有点像围棋什么名人战、天元战的结局一样，胜负已决，只待主持者宣布结果，会议不到半个小时就散了。”
毛泽东宣布的结果是，三峡问题并没有最后决定要修建。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的讲话是从赞赏李锐的文章写得好，意思清楚，内容具体，论点可以服人开始的。他特别称赞李锐文章中关于电站容量跟电网及全国电力的比重关系，以及坝址地质条件的说明。对于三峡问题，毛泽东说，中央并没有要修建的决定。对三峡我还是有兴趣的，如果今后15年能修建成，那是赶上美国的问题，还有原子弹，太集中了也不好，还得有别的电站。关于水电，他说水力用之不竭，应当多搞水电，加快发展水电，“水主火辅”嘛，没有水力的地方，当然要搞火电。最后，毛泽东又指着李锐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大家都要注意培养秀才”。
南宁会议最后一个议题——三峡问题，到此算是有了眉目。对此，李锐后来评价说：“由此可见，在当时那样紧张的批判‘反冒进’的形势下，三峡这样具体问题争论的结局，同这种形势完全不协调，可见只要言之成理，毛主席那时还是很听得进反面意见的，尤其是小人物的反面意见。”
会后，周小舟对李锐说：“你中了状元了！”不过，状元也好，秀才也好，李锐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幕：散会前，毛泽东指着他说，你当我的秘书，需要这样的秀才。李锐忙道，当不了，水电业务忙得很。但毛泽东却不容他推辞，说：是兼职的嘛。于是，李锐的命运由此改变。
何时高峡出平湖
三峡工程之争暂告一段落，舆论也渐平淡。南宁会议后，毛泽东把三峡问题交与办事一向细致缜密的周恩来管。
周恩来在会后出访朝鲜，2月底一回京，便风尘仆仆赶往武汉，在李先念、李富春的陪同下溯江而上，视察三峡。3月8日，周恩来到重庆，又旋即转赴成都，出席在此召开的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
会议的主题之一，便是继续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然而，心情并不轻松的周恩来没有忘记把查勘三峡的情况以及对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做一个全面的报告。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会议批准了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动工兴建的项目，并把一项引汉灌溉工程列为丹江口的同期工程。对三峡问题，会议也做出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毛泽东在审阅时，在其第一项中“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一句后，落笔加写了一句话，把自己在南宁会议时的意见更加明确化了。毛泽东加写的这句话是这样表述的： “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决定虽未作出，但准备工作可以说是一直在进行之中的。
根据林一山1978年的《长江舰上见毛主席》一文回忆，1958年夏季在武汉的东湖之滨，毛泽东曾让他汇报长江泥沙问题，也就是规划中的三峡水库的寿命问题。
当时，林一山说，长江的含沙量远比黄河少，相对量少，但绝对量还很大。根据计算，三峡入库泥沙，每年约5亿吨，合4亿多立方米，三峡水库的总库容，大约200年才能淤死。
毛泽东沉思着，说：“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只200年太少了！”
这让人想起毛泽东的一句有名的感叹：“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的确，毛泽东渴望着国家能够日新月异地飞速发展，以改变在世界上一穷二白的落后地位。但此时，他又的确认识到，不争朝夕，只缘200年太少！
三峡工程的脚步由此渐渐放慢，但并没有被忘却。
34年过去，三峡问题重登中国历史舞台。1992年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
“决定批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
2006年5月20日，世界最大的大坝——三峡大坝全线建成。毛泽东“高峡出平湖”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本文来源：新闻午报 )
邓小平：看准了就要下决心不要动摇
1917年，孙中山迸发三峡梦；1956年，毛泽东写下“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著名诗篇；1982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果断表态：“看准了就要下决心，不要动摇”；2008年，中华民族圆百年之梦——
三峡总公司副总经理曹广晶，把三峡工程比做“水电水利工程中的奥林匹克”。
6月1日12时17分，作为奥运火炬在三峡坝区传递的最后一棒火炬手，曹广晶在大坝坝顶点燃圣火盆后，发出如此感叹。
曹广晶的感叹，不仅仅在于三峡工程创造了世界水利水电工程历史上的奇迹，还在于三峡与奥运同梦——都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期盼；三峡与奥运这两个世纪梦想，又同时梦圆在盛世——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
这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但巧合之中蕴含着历史的必然。
百年追梦——中华民族奋斗历程的浓缩
让我们重温百年追梦历程，体味梦圆盛世的凝重内涵。
1917年夏天，孙中山先生手持放大镜，在地图上沿长江流域来回移动，最终把目光紧紧盯在三峡，一个激励中华民族追求百年的伟大梦想由此迸发。
孙中山心潮澎湃地在他的《建国方略》中，写下一个宏伟设想：“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以溯流而行，而又可资其水力”。
这是何等壮观的梦想！但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外强凌辱，割地赔款，民族的科技和工业只是一支“汉阳造”的水平。国力怎能承载如此宏大的梦想！
上世纪30年代，当时的政府也曾组织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然而，军阀割据、一盘散沙的政局，注定了论证无疾而终的结局。此后，侵华日军的铁蹄践踏中华大地，生死未卜、朝不保夕的民族，何以言梦！
40年代，当时的政府想到了借助外力。1946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与美国垦务局签订合约，由该局代为进行三峡大坝的设计，并初步进行了坝址及库区测量、地质调查与钻探等工作。但由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三峡工程再次成为泡影。
决心变梦想为现实的是新中国的缔造者。
1953 年2月19日，毛泽东以其“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气魄提出：“在三峡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自此，“高峡平湖”梦想，就让毛泽东梦绕魂牵。 1958年3月30日，毛泽东视察三峡工程坝址中堡岛，站在船尾甲板上，他举起望远镜边看边诙谐地对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说：“你能不能找个人替我当国家主席，我给你当助手，帮你修三峡大坝好不好？”。
但由于国力还无法承担这么庞大的工程，三峡梦依然只能是梦想！
跨入改革开放时代，三峡工程的世纪之梦也进入新的阶段。
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一天：1992年4月3日，承载中华民族世纪梦想的三峡工程议案，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获得通过。三峡圆梦的号角终于吹响。
此时，中国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在走向新时代，实现新的跨越。
梦圆盛世——见证改革开放新高度的历史地标
盛世兴，国梦圆。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听取准备兴建三峡工程的汇报时果断表态：“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这么坚决、果断表态的背后，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国力的不断增强。
我们来看数据。
改革开放时的1978年，我国GDP只有3624.1亿元，人均只有190美元，到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三峡工程议案时的1992年，我国GDP增加到26638.1亿元。
此后，我国经济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从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到2003年下闸蓄水，国内生产总值10年间从3万亿元增长到10万亿元。
国家统计局10月27日公布的报告显示，1979年至2007年，中国GDP年均实际增长9.8%，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07年的6.0%，位居世界第4位。
正是由于国力的强盛，才破解了财力不支——这个中华民族三峡梦波折起伏背后的重大制约。
因此，三峡总公司总经理李永安曾自信地宣称：三峡工程从来没有为资金发过愁。最费思量的不是能不能筹到资金，而是怎么用最低的资金成本，合理地配置资金来源和资金使用。
1994 年12月14日正式开工；1997年11月成功实现大江截流；2003年6月蓄水至135米，进入围堰挡水发电期，三峡双线五级船闸通航，首台机组发电；2006年5月，三峡大坝全线建成，10月蓄水至156米，工程进入初期运行期；2008年8月，除三峡升船机缓建外，初步设计中的所有项目已全部建成。
经过百年魂牵梦萦，40年论证，16年建设，三峡工程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变为现实。
盛世梦圆。2008，注定会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复兴推力——发展环境改善的集中体现
三峡圆梦，需要国力的支撑；三峡梦圆，又极大地改善了经济发展的环境，成为提升国力的强大动力。
2007年7月31日傍晚，沙市观音矶。
堤外江涛滚滚，堤内一片祥和。尽管江水已逼近43米警戒线，不少市民却扶老携幼，赶到这昔日抗洪抢险的“险点”，观赏正在上涨的江水。“险点”变“景点”，缘由就在于三峡水库下闸拦蓄洪水，沙市水位降低了1米左右。
这是三峡工程首次发挥它的第一功能——防洪。2007年7月30、31日，三峡工程两度调度削峰，使荆江沙市站水位仅差3厘米，未能越过警戒水位。
三厘米的距离，一百年的梦想！
洪水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从汉代至今的2000年间，长江共发生洪灾219次，大约每10年一次。1935年，洪水水淹荆州，文献记录“淹毙者三分之二，不死于水者，悉死于饥，竟见有剖人而食者……”
三峡大坝可以直接控制荆江河段90%以上的洪水，使荆江大堤的防洪能力由10年一遇提高到100年一遇。
长江安澜，投资者再也不用担心巨额投资被洪魔毁于一旦！
水患变水利，直接带来的是年平均847亿千瓦时的发电量，相当于10个大亚湾核电站发电量的总和。从2003年首批机组投产到目前为止，已经投产的24台机组，累计发电2330亿千瓦时。
这还只是三峡工程直接为经济建设提供的动力！
峡江变平湖，使得万吨级船队可直达重庆港。航道单向年通过能力可由1000万吨提高到5000万吨，运输成本可降低35-37%。相当于增加6条铁道的运力，长江成为名符其实的“黄金水道”，必将促进长江流域乃至整个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腾飞。
截至目前，三峡工程的发电量，加上水库蓄水后通航能耗降低、货运量增加，相当于节约9000万吨标准煤，折算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发挥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最重要的经济区域之一，但三峡库区一直是这个经济带上的“洼地”。之所以成为经济“洼地”，就在于库区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
随着三峡工程的兴建，推动了库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三峡库区固定资产投资每年达60-70亿，大大推动了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从二期移民开始，三峡库区GDP增长了2.2倍，财政收入增加了2倍以上，人均纯收入增加2倍以上。
三峡工程巨大的防洪、发电、航运等社会、经济、环境综合效益，将保障中下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有利于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及长江沿岸城乡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强大电力输送华中、华东及川东地区，将改善这一地区的能源结构布局，促进经济持续高速发展。
壮哉，三峡工程——民族复兴的伟大丰碑！(记者 李先宏 罗序文)
1992年人大民主决策通过兴建三峡工程决议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大力支持和关怀下，三峡工程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勘测、规划、设计与科研工作。
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到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现任中央领导人，无一不专程深入三峡视察。
自1953年2月乘“长江舰”视察到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主席先后6次召见“长办”主任林一山，都是为了三峡工程和长江水利建设问题。他对三峡工程兴趣浓厚，垂询甚多。比如，三峡工程在技术上有无可能性？坝区地质基础如何？水库会不会变成泥库？能不能长期使用？要多少投资？等等。
1956年2月，三峡工程规划设计和长江流域规划工作正在全面开展时，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并乘兴写成《水调歌头·游泳》，使“更立西江石壁，高峡出平湖”成为人们对三峡工程的美好向往。
1958年1月、3月，党中央在南宁、成都召开的会议上又专门讨论了三峡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两大治江问题。
周恩来总理与三峡工程的关系更为密切。凡与三峡工程有关的重大问题周总理无不过问。林一山在其《周总理关怀水利建设》一文中说：从1950年初长江委成立开始，周总理就很关注长江的治理开发。在1958年南宁会议上，三峡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工作明确由周总理主管之后，周总理过问更多。林一山说，他每次到北京，总理都要他去汇报工作。没有周恩来总理这种长期而有效的支持，三峡工程早期研究工作不但不可能奠定如此良好的基础，恐尚有中止之虞。
1970年12月，中共中央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环境下，根据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的报告批准兴建葛洲坝工程。由于工程仓促上马，采取“边设计，边准备，边施工”的办法，开工后暴露不少问题。但实践证明，建葛洲坝工程，从各方面积累经验，可以说是三峡工程最全面的实战准备。葛洲坝工程规模巨大，技术问题复杂。它的建成，说明我国技术人员已有能力修建世界第一流的水利工程。这对于三峡工程的获准兴建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没有葛洲坝工程，三峡工程的上马可能更困难一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央从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建设需要兴建一批骨干工程的角度着眼，又将三峡工程提上议事日程。
1980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自渝乘船东下，途中视察了三斗坪坝址、葛洲坝工地和荆江大堤，听取了“长办”关于三峡工程的汇报；抵汉后，又召集国务院其他领导人研究三峡工程问题。
1982年11月24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修建三峡工程以缓解电力紧张局面的汇报时表示：赞成低坝方案，希望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陈云、李先念、胡耀邦、万里等都赞同低坝方案。
1984年2月，国务院财经领导小组在京召开会议，对国家计委报送的《三峡水利枢纽150米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审查。
1989年7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上任不久，就过问三峡工程问题。他在视察了三斗坪坝址、葛洲坝工程和荆江大堤后，到长江委了解三峡工程和长江中下游防汛情况。
民主决策兴建三峡工程
在150米方案的设计与施工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时，重庆市政府于同年11月间向中央提出不同意见。重庆市认为，150米方案，大坝抬高水位有限，水库回水末端仅在忠县至长寿之间，长寿至重庆间的航道不能改善，万吨级船队不能直达重庆。重庆市希望将正常蓄水位提高至180米。
在1985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七届三次会议上，三峡工程问题成为会议的重要议题。一些政协委员从关心国家建设的角度提出了不同意见，并引起争论。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鉴于重庆市和社会各界人士对三峡工程的兴建还有不同意见，认为应当充分体现决策的民主和科学性，乃于1986年6月联合发出《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1、由水利电力部广泛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对“150米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深入论证和修改，根据论证意见重编报告；2、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新编报告，再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最后交全国人大代表会议审议。水利电力部随即成立了长江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
1989年3月，长江委根据各专题论证报告重新编制的三峡工程175米方案可行性报告经论证领导小组研究通过。
1990年7月6至14日，国务院在京召开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听取论证领导小组关于论证工作和新编可行性报告的汇报。出席会议的有中央领导、民主党派负责人、一些学会的理事长、国务院有关部委与湘、鄂、渝等中上游沿江省市及地区的负责人以及特邀代表、专家共178人。会上，绝大部分人同意论证的结论“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更为有利”，少数人有不同意见。会议认为：新编可行性报告已无原则问题，可报请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查。
1990年12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组织力量审查新编报告，并于次年6月审毕。
1991年7月中旬，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将新编报告上报国务院批准，再转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
1992年4月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七届五次会议，根据对议案审查和出席会议代表投票的结果，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要求国务院适时组织实施。
其时，出席会议的代表2633人。是日下午3时许，大会宣布投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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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会宣布三峡工程议案被通过时，会场上响起一片掌声。
三峡工程今年年底可望建成 创多项世界之最
历时十七载，投资一千八百多亿元人民币的长江三峡工程将于今年底可望建设完成。建成后，集诸多“世界之最”的三峡工程年发电量可达一千亿千瓦时，长江也将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目前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规划和三峡工程总结性研究有序开展。业内预计，一个投入更大的“后三峡时代”即将开启。
历时十七载投资一千八百亿
来自国务院三峡办的消息显示，目前，三峡工程枢纽和输变电工程已基本完工，运行平稳。截至今年六月底，三峡工程累计完成投资一千八百四十九亿元人民币。三峡电站累计发电三千二百多亿千瓦时，三峡船闸累计运行近五万闸次，过闸货运量突破三亿吨。
三峡工程建成后，可以有效调控长江上游洪水，将长江中游荆江河段防洪标准提高到近百年一遇，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地区可免遭洪涝灾害；每年可提供一千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按照初步设计，三峡水电站共装机二十六台，年可替代五千万吨原煤的火力发电，可为华东、华中、华南等地区提供可靠、廉价、清洁的能源。
三峡工程一九九二年经全国人大批准，一九九四年正式开工建设。回眸三峡工程十七年的奋战历程，可以看到，中国百姓不仅创造了世界规模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也创造了多项可以永载中国乃至世界水电建设史册的世界之最。
创多项世界之最移民百余万
而在所有的“世界之最”中，最艰巨的，当数三峡库区的百万大移民。按照三峡工程一百七十五米正常蓄水位，三峡工程水库淹没涉及湖北省和重庆市共二十个市县，十二座城镇，一百一十四个集镇，一千六百三十二家企业。湖北秭归、巴东和兴山县城，重庆万州的天成以及巫山、奉节、云阳、开县和丰都九个县城全淹全迁。
“一项工程实施百万移民，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之举。社会的关注、世人的忧虑、特别是西方某些舆论的怀疑，都让我们不得不思考移民是三峡工程建设成败的关键。”国务院三峡办主任汪啸风说，为确保移民安稳致富和可持续发展，国家专门制定了《三峡库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大力发展库区新型工业、畜牧、旅游等特色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加强库区基础设施和公共社会事业建设，为库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目前，三峡工程已累计搬迁移民一百二十七万人，移民工作基本完成。而经济持续增长的三峡库区，也进入了历史最快的发展时期。
从孙中山先生一九一八年提出长江开发“实业计划”，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豪迈诗篇，无不寄托着一个民族的强国梦想。包含无数中国人奉献和牺牲的长江三峡大坝，不仅由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座历史纪念碑。
现今，三峡枢纽工程、输变电工程和移民搬迁安置全面进入扫尾阶段，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规划和三峡工程总结性研究有序开展。“后三峡时代”即将开启。业内预计，“后三峡时代”重庆、三峡库区湖北等区域投入有望超过三千亿元人民币。 (阮煜琳)
毛泽东：三峡工程修成不要忘了在祭文中提到我
卅载寒来暑往，抹不掉人们的深切缅怀。历史不会忘记，在决定中国前途、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刻，在作出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决策的时候，毛泽东曾两度把光辉的足迹留在重庆。
一赴重庆，为中国的和平理想而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实现和平，休养生息，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因此，战后中国是走向和平民主团结还是内战独裁分裂，国共两大政党必须进行历史性的选择，并向人民作出回答。中国共产党力图通过和平民主途径，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蒋介石集团则妄图通过内战消灭共产党，继续维护其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
1945年8月，蒋介石以“万急”、“迫切”、“悬盼”等言词，三次电邀毛泽东来重庆谈判，试图玩弄假和谈伎俩，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为准备和挑起内战赢得时间和政治本钱。当时，人人都在关注延安的态度。8月28日，早已识破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阴谋的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由延安飞抵重庆。身系天下安危的毛泽东的到来，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民主的真诚愿望和诚意，国统区各界民众对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寄予极大的期望，以真挚的热忱欢迎他；国际社会和国内外舆论，也以惊异的目光关注他。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历时43天。在43天中，毛泽东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以谈对谈，以打促谈，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在谈判中坚定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战场上坚决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始终掌握着政治上的主动权。为了使谈判能够获得进展，确保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得以实现，毛泽东审时度势，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下”作出重大让步，最终与国民党政府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确定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还以不同凡响的个人魅力，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他频繁与重庆各党派、各界代表人物和外国友好人士广泛接触、深入交往；多次举行各党派和各界人士座谈会，拜访和会见爱国民主人士，向他们介绍国共谈判情况，交流对国是的看法，倾听他们的意见和愿望，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建国的政治主张，指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毛泽东还应老友柳亚子之请求，重抄他在长征中所作的《沁园春·雪》，一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寓意了他对人民力量和中国光明前途的信心，震动了整个国统区，并在人民中广为传诵。其间，毛泽东还多次会见外国驻华使馆官员、外国记者和国际友人，与他们广泛交谈，向他们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对内对外政策，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独具魅力的人格力量，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
二赴重庆，为实现“高峡平湖”的民族梦想而来
1958年3月，当毛泽东再次踏上重庆的土地时，已是他离开重庆13年之后。这一次，毛泽东是为治理长江这件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而来。
治理长江是长江流域人民的千年期盼。为了这个期盼，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早在1918年的《建国方略》中就提出了建设三峡水利工程的设想。但是，在当时内忧外患、战乱频繁、国力衰弱的中国，伟人的构想，只能是一个美好梦想。
新中国建立不久，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高度关注长江水患治理问题。在新设立的国家水利部中专设了长江水利委员会，组织专家研究长江的治理。1953年2月，毛泽东大胆提出在三峡卡住长江，修建大型水利枢纽的思路。这一重要思路，为后来国家制定“水利工作必须从流域规划着手，采取治标和治本结合，防洪与排涝并重的方针”确定了政策指导，并促成了国家对三峡水利工程大规模可行性科学论证工作的上马。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此《意见》在吸收不同意见基础上，作出了“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方面考虑，三峡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建设，要待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的科学判断，为三峡工程建设定下了基调。
其实，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想亲自看看三峡的地貌是否适合修建大坝。为此，他于当年7月7日给中央发了一封惊人的电报：“我拟于7月24日到重庆，25日乘船东下，看三峡。如果三峡间确能下水，则下水过三峡，或只游三峡间有把握之一个峡。请中央考虑批准。”经过调查，中央政治局没有同意他的这个要求。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风尘仆仆地来到重庆。在视察企业、看望工人后，登上了“江峡”轮，顺江东下，视察长江。一路上，他迎风屹立船头，听专家讲解，观地形水势，以诗人的情怀、政治家的胸襟，绘就他心中“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三峡新貌。
从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建立到三峡工程论证决策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三峡工程建设这一事关国家经济发展大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问题上，始终抱着严谨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体现了作为人民领袖的毛泽东对国家、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以及一切从中华民族福祉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自觉性和使命意识。此后几十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坚持毛泽东制定的“积极准备，充分可靠”方针，以慎重和科学的态度指导三峡工程论证、决策和建设，一以贯之地坚持了一切从民族和人民根本利益出发，“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最高宗旨。
毛泽东生前曾说：“将来我死了，三峡工程修成后，不要忘了在祭文中提到我啊。”而今，西江石壁已立，高峡平湖已现，神女无恙，百姓安康，伟人“高峡出平湖”的梦想已变为现实。毛主席一生心系的重庆人民为这一“功在当代利千秋”的伟大工程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的库区新貌和三峡美景，就是对一代伟人毛泽东逝世30周年的最好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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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大坝远景
三峡大坝
【前言】
1919年，孙中山先生首次提出修筑三峡大坝的构想；1956年，毛泽东写下“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著名诗篇，提出修筑三峡大坝“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1982年，邓小平果断表态：“看准了就要下决心，不要动摇”；1992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修筑三峡大坝决议；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2009年年底，三峡工程可望建成。
三峡工程是新中国最重大的建设项目之一，建成后将在防洪、发电以及航运等方面发挥重要效能。
三峡工程：共和国的动力心脏
本报记者方龄皖 实习生 李灿
8月8日，望晓蓉坐在门前，屁股下微微颤动。三峡大坝正在泄洪。拉蓄后的上游来水积聚的势能瞬间转化动能，从泄洪孔里喷薄而出，犹如排山倒海。
轰轰隆隆的水声在望晓蓉的耳畔已响了4天。
8月4日，今年最大的一次洪峰进入三峡库区，入库流量每秒51000立方米左右。三峡大坝随即开启8个深孔和1个排漂孔，将发电后多余的水量下泄，出库流量每秒大约39000立方米，拦蓄洪水，减轻长江下游防洪压力。
1994年12月14日，李鹏总理在中堡岛上，宣布三峡工程正式开工。事实上，相关的施工准备工程一年前就开工了。经过17年的建设，2003年，一期开始蓄水发电。2008年9月，实现了172米试验性蓄水，工程业已发挥防洪、发电、航运三大效益，初始的各项设计目标已如期实现。其庞大的身躯亦成为共和国建设成就的一个新地标。
有媒体报道，三峡工程将在年内宣布竣工。这将是人民奉献给祖国60华诞的一份厚礼！
坝头人家
三峡大坝右岸坝头的缓坡上住着6、7户人家，正对着大坝，也是距大坝最近的人家。 "如果眼力好一点，坝面上一只鸟飞过也能看得清楚"。
行政区划上，这里属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三斗坪镇中堡村。与三峡工程宣布开工同步，他们从原来的中堡岛上搬迁到这里。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就他们在眼皮底下一点点地成长现在的庞然大物。
此前，一道铁栅栏将村民与三峡大坝区域隔开。但这并不能阻断中堡村民与三峡大坝的血脉联系。"大坝就是在我们的老家上建起来的"。1993年，随着三峡大坝开工准备工程的建设，中堡村村民全部迁出了村子。
村民们的前脚刚走，轰隆隆的挖掘机和大批的建设者就就轰隆隆地开上搬迁后的废墟。建设者利用中堡岛，围护住其右侧后河，筑起土石围堰深挖基坑，并修建导流明渠。
村民在住了一年的临时帐篷后，望晓蓉和邻居们搬到现在这个缓坡上，这是政府为他们划定了居民新区。中堡村人开始了稳定的新生活。
这一年的冬天，李鹏总理来到岛上。望晓蓉和邻居们不顾安保人员的阻拦，挤到总理的跟前。"总理和我们一一握手，看上去很亲切。"12月14日，三峡工程举行开工典礼，李鹏向世界宣布：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开工！三峡工程的建设正式启开大幕。
大量的建设者和好奇的外地游客给搬迁后中堡村带来了人气和财富。开馆子、开旅社、做导游、跑车子、开发廊，当然也有包工程的、做旅游的。围绕建设者和外地来的游客的需求，中堡村形成了一个配套功能齐全的繁华集镇。村民们各尽其能，在奔小康的道路上幸福狂奔。
随着三峡工程的建设接近尾声，大量的建设者在两年前就撤走了。这让中堡村当初的喧嚣中渐渐平静。村民们的生活也从当初的云端上跌落进平凡的现实中来。与三峡大坝近在咫尺的优势，让中堡村依然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来看大坝的人还很多，有人来就有钱赚。"一位村民和对岸努着嘴说，头脑不够活泛，也有活干，"升船机正在左坝头建设，很多人在工地干活，一天80块钱"。
百万移民
今年4月，央视一套热播的一部电视剧激起了刘紫荣和同事们的感触。"讲的事都是亲身经历的，活生生的人物，就象打过交道似的。"
刘紫云是秭归县的一名干部，做移民工作也曾是他的工作内容之一。他本身也是移民，从老城到迁进新城。让他感同身受的这部电视剧名叫《国家行动--三峡移民纪事》。这部剧根据报告文学改变，其人其事来源于真实生活。在三峡工程即将竣工的当口，在共和国60华诞之际，向这些远去的身影致敬，这正是《国家行动--三峡移民纪事》的本意。
事实上，最初困扰三峡工程上马的最大的难题并不是技术，而是移民。三峡工程上马前，各方围绕移民问题的争论也一直喋喋不休。移民，是困扰全世界水利工程的共同难题，国外不乏因移民问题影响工程进度甚至下马的先例。傲然屹立的三峡大坝，物理构成是坚不可摧的钢筋混凝土，精神基石则是百万移民的无私奉献。
揭开百万大移序幕的是一位叫谭得训的老人。
刘紫荣回忆说，1992年10月，三峡工程进入施工准备期。6个月前的的全国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了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秭归茅坪镇杨贵店村74岁谭得训说服4个儿子，推倒了房子，搬进了临时帐篷。随后，大型挖机开上了废墟，挖出三峡工程第一铲土。当时，三峡工程的补偿标准都还没有出台。
大规模的移民是在三峡工程正式上马后。
宜昌市猇亭区翟家村，屈明是这里的"外来户"--他的老家在秭归县归州镇黄阳畔--香溪河边的一个小村。1996年，屈明作为第一批移民外迁到了现在这个地方。13年过去了，他已融入到当地的生活。
事实上，这不是屈明第一次搬迁。上个世纪80年代初修建葛洲坝时，住在100米水位线以下的屈家就义无返顾地舍弃祖屋，上移到130米水位处居住。当三峡大坝蓄水时，屈家再次再次成为移民对象。
秭归县一个郑玉枝的妇女，搬迁途中，挺着大肚子的她突然发作，孩子不择时机地降生在了临时帐篷中。她抱着左看右看，"叫路生吧。"
移民李自淑的家则在搬迁后变得"四分五裂"。她落户宜昌市伍家岗区灵宝村，她的父亲和小弟、妹妹迁到了枝江市，另一个弟弟迁到远安县，一家分成了三地。
17年风雨，三峡库区移民搬迁的感人故事，不胜枚举。截止目前，三峡工程移民已达128万，其中重庆库区106万人，湖北库区22万人。三峡移民，并非百万人口的简单迁移，它牵涉广大移民生存基础的中断和重建，乡土、历史、文化、经济链条的遗失和续接。《财经》报道说，其引发的巨大社会变迁，绝不亚于三峡自然景观的沧海桑田。
2002年，中央电视台毫不犹豫地把“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给了百万三峡移民。
动力心脏
从望晓蓉家门前望去，湛蓝的天空下是一座座高耸的铁塔，一排排牛索似的电缆在铁塔的牵引，以大坝为起点，随着逶迤着伸向四面八方。这些铁塔和纵横交错的电缆构成了三峡电站的电力外送大通道--三峡输变电系统。藉此，三峡电站产生的巨大电能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各大电网。
"这些电线通到上海、广州呢。"事实上，华东、华中大部分区域都仰赖于三峡电能的驱动。"售电范围覆盖上海、重庆、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广东八省两市。"三峡总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三峡输变电工程于1997年开工， 2007年建成。"三峡输变电工程建设不仅确保了三峡电力送得出、落得下、用得上，而且通过三峡电网建设，促进了以三峡电网为中心的全国电网互联格局的形成。"
三峡电从一开始就担负着解危救困的角色。
2003年6月1日，三峡工程下闸蓄水135米。一个月后，三峡电站首台机组投产。三峡总公司官网撰文回忆，当时，正是全国电力紧缺的关口，拉闸限电使华东电网、华中电网、南方电网一度告急，随后一年，川渝电网也惊呼缺电。在这关键时刻，三峡电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地缓解了当时的用电危机。 "2008年初，我国南方遭遇大规模冰雪灾害；下半年，国家成功举办奥运会。三峡电站两次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的电力保障作用。"
三峡电站是世界最大的水电站，共安装32台单机容量70万千瓦的巨型水轮发电机组，加上2台5万千瓦电源电站机组，总装机容量达2250万千瓦，年发电量约1000亿千瓦时。 据介绍，截至2009年6月，三峡电站累计发电突破3200亿千瓦时。
"如果按照1：8的度电产值比计算，三峡电站电量所创造的产值约为25600亿元。"三峡工程报的一篇文章分析说，三峡工程对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三峡电站还有利于节能减排，与燃煤电站相比，相当于每年节约燃煤数千万吨，减少大量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的排放。三峡电站充沛而清洁的电能，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截断巫山云雨
截断巫山云雨是中国人一个世纪的梦想。最早的设想出现在上世纪初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中。长江"自宜昌以上，入峡行"的这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利"
抗战胜利后，三峡似乎真的要建了。一个叫萨凡奇的美国水利专家来到三峡。萨凡奇是美国垦务局的的总工程师，世界著名水利专家。此前，国民政府与该局签约，准备利用美国资金建设水电站。
萨凡奇在三度实地考察三峡地区后，出炉了一份《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认为三峡工程可行，并安排开展前期工作。但中国的时局阻断了这个老外专家的"三峡梦"。此时，蒋介石挑动的内战正烟尘四起，整个中国处在刀光剑影之中。
新中国的建立，三峡工程真正摆上了议事日程。
1956年，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时，用他惯有的浪漫勾勒出三峡工程的宏伟蓝图："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这个浪漫构想的背后除发电的需求外，更现实的考虑是长江两岸年复一年的人水之斗。长江防洪一直令共和国每一位领导人寝食不安，牵肠挂肚：这里有150万人，2300万亩良田，还有华中特大城市武汉、京广大动脉……
1958年春节刚过，周恩来总理从朝鲜访问一回来，就和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带领100 多名中外专家，星夜兼程，实地考察了长江。
"人在地上走，船在天上行。"面对蜿蜒在江汉平原的荆江河段---这条险象环生的"地上悬河"，周总理伫立在湖北沙市一座五层高的楼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湿冷的风雪中，他忧心忡忡地说："站在这里，真是让人战战兢兢……"
事实上，早在1953年，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向毛主席汇报工作，称计划逐步在长江上游干流和主要支流修建一批梯级水库，好解决中下游的洪水灾害。毛泽东对着《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草图》，一挥手指向三峡出口处："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先修这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此后，新中国几代水利人用40年的时间，精心设计，反复论证。1992年4月3日，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通过《关于兴建三峡工程决议》。从此，历时半个多世纪的三峡工程论证和审查工作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进入实施阶段。
事实上，在三峡工程之前，10万大军的在三峡大坝坝址下游40公里处苦战19年，完成了葛洲坝的建设。1970年12月26日，长江葛洲坝工程被批准兴建，1981年葛洲坝开始发电，1989年全部建成，为实战三峡积累经验
差不多和三峡工程开工同时，望晓蓉在新居里生下了一个女孩。此后，这项全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和她女儿一道慢慢地长高。大坝建起来了，望晓蓉的女儿也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
孙中山首先提倡开发三峡
环球时报
孙中山首倡开发三峡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孙中山便提出，希望利用西方战时的工业设备和科学技术发展中国的实业。这一年，他在上海用英文撰写了《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补助世界战后整顿实业之方法》一文，意在引起西方实业界的注意，吸引它们向中国投资。1919年，孙中山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时，又将上文编译为《实业计划》发表。在这一计划中编有“改良现有水路及运河”一节，其中除阐述了整治长江口至重庆间的航道、建设沿江港埠等问题外，还着重提到了长江上游地区的水利开发。
1924年8月17日，孙中山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做了题为《民生主义》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孙中山更加明确地提出，应当在三峡地区建坝发电。但是，为当时的认识水平所限，孙中山只能从航运、水电方面设想，没有考虑三峡建坝的防洪功效。
尽管孙中山从考虑在三峡建坝开始便希望有外资介入，但对三峡建坝的最早投资意向却是在这之后20年。
潘绥的建议轰动重庆1932年，中国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出面组织了一支长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队，对三峡地区的水利水能资源进行勘察。这是在历史上对三峡地区的首次水利勘察。该队在对三峡地区进行详细勘察后，由恽震等三位工程师提出了《扬子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报告》。在这一报告中提出，计划在西陵峡内黄陵庙和葛洲坝分别修建两座总装机容量为32万和50万千瓦的低水头电站，总预算1.665亿美元。从现在的眼光看，这一计划显然是过分低估了三峡地区的水利资源，没有充分发挥出三峡地区的水能潜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结为盟国，美国向国民政府提供了大量资金、技术援助。1944年4月，时任国民政府战时生产局顾问的美国专家潘绥提交了一份题为《利用美贷筹建中国水力发电厂与清偿贷款方法》的报告，提议由美国贷款9亿美元并提供设备，在三峡地区修建一座装机容量为1000万千瓦的水电站和一座年产量500万吨的化肥厂，工程完工后以向美国出口化肥的方法还贷。这个工程当时被命名为“Y.V.A。”(YangtzeValleyAdministration，译作“扬子江流域工程局”，音译为“扬域安”)。
潘绥的建议立即在重庆的大街小巷传开。据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的谌小岑回忆，当时在重庆民间盛传，这个工程完工后万吨轮船队可直接由上海开到重庆，重庆的朝天门码头都要淹掉一半，等等。
潘绥的建议———9亿美元贷款，1000万千瓦电力装机的电厂这两个数字如此诱人，一经发表就引起中美朝野的重视。
美国工程师考察三峡
1944年5月，世界著名水坝专家、美国垦务局总工程师萨凡奇(JohnLucianSovage)博士应中国政府之聘抵达陪都重庆，对长江上游的水利资源进行勘察。萨凡奇是世界著名的水利建设专家，曾主持设计过号称当时世界最大水利工程的美国田纳西水电站设计工作。
萨凡奇一到中国，便立即投入工作。他先考察了大渡河和岷江，接着便冒险勘察了长江三峡中的西陵峡。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三峡峡口外的湖北宜昌业已沦陷，日军前哨就在南津关。在经过一番详细勘察论证后，萨凡奇提出了《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并在报告的附信中说：“三峡计划之初步报告，是我从事工程40年之一大快事。我能参与研究此项空前伟大的工程，至为欣幸。”萨凡奇在南津关至石牌之间地域选定了坝址，预计坝高225米，总装机容量1056万千瓦，工程建成后兼有防洪、航运、灌溉的功能。萨凡奇的这个以发电为主的综合利用方案，被视为当时水利工程的一大创举。一时间，在大后方掀起了一阵“萨凡奇旋风”。
与此同时，另有一些美国水电专家在中国各地江河湖泊进行勘察，准备为战后中国的“电气化”打下基础。
对于萨凡奇的“初步报告”，国民政府在1945年表示原则上同意，加之当年8月抗战胜利，一幅战后美好建设的图景便展现在许多中国人面前。同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邀集全国水利委员会，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和交通、农业、地质、科研等部门派员组成三峡水利发电计划技术研究委员会，同时在四川长寿设立了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在宜昌设立三峡勘测处，负责坝区的测量钻探工作。在三峡等处建设水利设施的工作在全国上下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1946年，扬子江水利委员会组队进入三峡，对这里进行了地形测量和经济调查；资源委员会也分别与美国马力森公司和美国垦务局就坝区地质钻探、工程设计等事项签署合同。根据合同，将有46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赴美参与设计。与此同时，钻探、航空测量等各项前期准备工作也随之展开。
美国人与三峡工程失之交臂
就在三峡工程的前期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之际，1947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会议突然命令停止一切与三峡工程有关的设计工作。为时三年之久的“三峡热”和所谓“萨凡奇旋风”便告结束。个中原委，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长的孙科曾对下属透露了内情：1945年春天，曾有几家美国大财团对在中国进行投资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并曾明确表示愿意向战后中国的各项建设注入资金，并提供相关的器材、设备。其中，就包括拟议中的三峡水电站。
但是，在萨凡奇的计划作出来以后，中美双方都感到工程太大了一些。国民党政府当时正在大举进攻解放区，财力支绌，认为修建一个装机容量1000万千瓦的水利工程，既费时又费钱，况且当时的中国工业落后，没有可以消容这么多电力的市场，而且对如期还债也没有信心。美国人则主要担心当时的中国时局不稳，一旦投资多了，时间一长，倘若中国政局发生变故，则有可能无法收回投资。此外，美国人还担心中国工业会因三峡工程的带动而获得发展机遇，对美国形成竞争。
鉴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水电工程———萨凡奇设计的田纳西工程的发电量是190万千瓦，美国人也对能否在世界闻名的长江之上建设一座装机容量1000万千瓦的超大规模电站颇为担心，从技术角度上持有保留。
最后，当此计划送交美国国务院一个专门负责对外投资的委员会进行审核时，遭到否决，最终导致三峡水电站计划胎死腹中。
这个委员会经研究后认为：拟议中的三峡水电站一旦建设成功，其电力市场将主要在三峡周围的7个省———湖北、湖南、贵州、西康(解放后撤消，辖区分别划入四川和西藏)、四川、陕西和河南。在当时，这7个省的工业潜力总共可以消纳的电力资源只有735万千瓦。这样，一旦工程完工，就会有大约350万千瓦的电力没有市场。为消耗这些电力，中国势必会大力发展农业灌溉、化肥制造等产业，并借此东风奖励民间发展实业。这不仅会使美国的农产品和化肥失去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市场，而且也会威胁到对中国工业产品的出口。但美国这样的考虑不便直接告诉中国政府，遂通过外交渠道告知宋子文：美国暂且无意投资此项目。至于国民政府行政会议的决议，只不过是结束此事的一种形式而已。
当初为修建三峡水电站而赴美参加设计的中国技术人员，解放后仍有人继续从事三峡工程的研究工作。而当初曾雄心勃勃准备在三峡大干一场的萨凡奇最终也只不过在宜昌上游拦河坝坝址盖了几所房子，然后奉召回国。此后，他再也没回到过曾经让他倾注无数激情的中国。1963年，84岁高龄的萨凡奇在接见一位中国专家时还念念不忘地谈起三峡：“中国大坝是一定会建成的。你们中国有许多聪明人，不会把巨大的财富长期搁着不用。只是对于我，已是一个失落了的美好而痛苦的梦境了。”
毛泽东平息三峡工程之争：这是千年大计
1958年是不平常的。这一年，是毛泽东外出视察最多的一年，只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北京中南海办公。本书撷取的仅是毛泽东在各省市巡视时所经历的一个个片段，它的价值，就在这诸多片段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信息。毛泽东有过这样一个心愿：骑一头毛驴，邀上几位地质、地理和历史学家，从花园口到通天河，走遍黄河，再沿长江顺流而下，用3年时间走遍全国。但他的这个心愿没有实现。也许有人会大胆设想，假如毛泽东这个愿望实现了，中国是否会有另一番情景？
两个“冤家”碰了头
1958年1月17日，南宁会议临近尾声，下榻明园的毛泽东的情绪仍在亢奋之中。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自己两年前横渡长江后在《水调歌头》中描绘的宏伟蓝图能实现吗？在三峡筑坝，解决长江防洪及水力发电问题可不是什么小事。毛泽东考虑着，就自己内心来说，是希望三峡工程尽快实施的，对水利部特别是长江水利委员会及其负责人林一山的主张，也有了较详细的了解。但据薄一波反映，此事还有反对派，而且在水电和水利两部之间还有许多矛盾难以协调。看来，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争论的双方林一山和主管水电建设工作的李锐找来，当面锣对锣，鼓对鼓，各抒己见谈个清楚。
已经是中午了，去北京、武汉接李锐、林一山的专机也该回来了吧？毛泽东心中惦记着，三峡问题也在脑海中一幕幕地闪现。
1953年2月10日到22日，毛泽东乘坐“长江”舰在“洛阳”舰的护卫下，从武汉往南京，三天三夜，林一山一直随侍在侧。
船刚开出，毛泽东就派人叫林一山。林一山匆忙夹上一本《申报》地图赶来。毛泽东打开地图，用红铅笔指点着，单刀直入地问：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从南方借点水给北方？”
问完，铅笔指向西北高原，指向腊子口，又指到白龙江、略阳、西汉水，道：“从嘉陵江的上游，白龙江和西汉水向北引水行不行？”
林一山回答说从这两条江向北引水不行，并分析了理由。
“引汉水行不行？”毛泽东又问。随后指示林一山立即组织查勘，一有资料就汇报上来。
这是在军舰上毛泽东与林一山第一次谈水。
提及三峡，则是在舰上的另一次汇报中。
“怎样才能解决长江洪水的灾害呢？你有什么设想？怎样才能除害兴利？”毛泽东问林一山，这也是他自己十分想找出答案的问题。
林一山展开了《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草图》，指着图上大大小小计划中的水库，汇报长江防洪设想，说要在长江干流和主要支流上逐步兴建一系列梯级水库拦洪蓄水，综合利用，解除水害。
长长的汇报完了，毛泽东左手插在腰间，沉吟片刻，右手提笔在图上画上一个大大的圆圈，说出了这么一句话：“修这许多水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三峡一个水库呢？”
林一山答说当然抵不上。
毛泽东伸手指向三峡口：“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林一山很兴奋：“我们很希望能修三峡大坝，但现在还不敢这样想。”
毛泽东笑了：“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你不也这样说？”
的确，毛泽东渴望这一征服长江的浩大工程能尽快上马，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在长江上航行，也算是就地论事，毛泽东把南水北调引汉济淮济黄、三峡水库和长江流域规划都问到了。
争论见分晓
1954年长江特大洪水发生之后，在京汉线的专列上，毛泽东又听取了有关三峡的工程技术问题和坝址查勘情况，南津关坝区和美人沱坝区的地质基础情况。大概也在此时，正和刘澜涛一起率领燃料工业部电力代表团在苏联参观的李锐也接到征求修三峡工程意见的电报。他的回电很实际：现在还没有力量顾及此遥远之事。
然而，这“遥远之事”已被摆在眼前。1955年，黄河流域规划已经完成，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长江水利委员会开始组织中、苏专家查勘长江和三峡坝址。到年底，水利部就传出三峡工程可以3年勘测设计、4到5年施工建成的说法。
1956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成立，主要进行三峡工程的研究设计工作。同年夏天，毛泽东一曲《水调歌头》吟出激情如潮。9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长江水利资源查勘测工作结束》特号字标题的新闻，文中还涉及了施工期间的具体措施。一时，上三峡工程的舆论四起，呼声日高。
然而，不同意见也时有表露。李锐几万字几万字地写文章写论文，阐述和林一山的不同观点，发表在专业刊物上。在国务院有关三峡的会议上，他也在尽快动工的众口一词中坚执己见。对《人民日报》的文章，李锐也写出3000字《论三峡工程》寄该社。由于周恩来不赞成当时在党报上公开争论此事，文章的清样也就搁下了。于是，李锐再写6000多字的长文《克服主观主义才能做好长江规划工作》，发表在《水力发电》1956年第11期上，认为长江规划以大三峡方案为主导的急于上马的思想，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片面性和随意性。
这些情况，毛泽东有时了解得多一些，有时了解得少一些，但争论存在的事实他是不回避的。争论激发了他更大的兴趣，他要看看，双方都有些什么理由？
就在毛泽东前思后想这一切时，林一山和李锐已经到达南宁，下榻同一座宾馆。过去在延安就和李锐熟识的田家英找到李锐，三言两语介绍了会议的一些情况：主席大批“反冒进”，大家紧张得很，有的人都睡不着觉。主席认为“反冒进”砍掉了多快好省、农业纲要40条和促进委员会，泼了冷水，泄了气，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主席还批评做经济工作的人只务实不务虚，只专不红。随后见到的周小舟也告诉李锐，毛主席在插话中批了张奚若的那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
显然，政治气候不适宜李锐唱“反调”。不过，他的心情还算平静，他相信自己的理由站得住脚。
晚饭时，了解林、李二人争论经过的人开玩笑说“两个冤家碰了头”。
“长江”舰上初画蓝图
晚饭后，离“明园”不远的一间会客室中，专门研究三峡问题的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召开。像考生面对考官，林、李二人都坐在正对毛泽东的长条桌的那一面。参加会议的除各大区和中南各省的负责人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外，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
会一开始，毛泽东便开门见山，要林一山、李锐开腔，并问林一山：
“你要讲多长时间？”
林一山说要两个小时。
又问李锐：“你要讲多少时间？”
李锐说要半小时。
两人客气地推让一番，自然还是主管长江的林一山先发言。
林一山是个博学的人，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侃侃而谈，很有激情。搞三峡工程是他朝思暮想的宏大心愿。
林一山从汉朝贾让治水谈起，历数长江洪水灾害给百姓和国家带来的损失以及至今存在的众多隐患；讲到长江流域丘陵地区也有的旱灾；讲到水力发电是我国工业的主要来源，以及为了15年内赶上英国，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要求与电力增长要求之间的比例；林一山还谈到了三峡工程投资的可行性和技术上的可能性。
李锐则首先对黄河与长江不同的水量、洪水及泥沙量、最大与最小流量之差做了比较，说明长江自古以来就是一条好河，想以三峡工程一下子解决百年、千年一遇洪水是不现实的。李锐还提出，修建三峡工程需要移民100多万人，极为困难。他还讲到，左右三峡修建时间是国家财力、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电力而不是防洪，而三峡这样大的电站，要在几十年后才可能有此需要。另外，还有地质情况及工程技术等问题不容有任何疏忽，三峡工程同国防与世界形势也有不容忽视的关系。
听到这里，毛泽东点头说，三峡这样的工程当然会吸引敌人的注意，绝不能遭受破坏。也有人附和，那可是下游几千万人生命安全问题。
争论的双方都把自己的理由陈述完了，该毛泽东表态了。毛泽东却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讲了还不算数，你们两人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三天交卷。第三天晚上，我们再来开三峡的会。”
看起来，毛泽东还没拿定主意，上与不上的两种意见还要经过第二个回合的较量。
第三天，林一山扬扬洒洒2万多字成文，题为《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初步意见》。李锐的文章8千字，题为《大力发展水电以保证电力工业十五年赶上英国和修建三峡水电站的问题》。林、李两人的文章付印后，迅速地发至与会人。
剩下来的事情自然就是最后裁决了。
第三天的晚上，会议室里又坐满了人。虽然没有人说笑，但气氛已不似前几天那么紧张。1992年，李锐发表过一篇文章这样形容这次会议：“大概有点像围棋什么名人战、天元战的结局一样，胜负已决，只待主持者宣布结果，会议不到半个小时就散了。”
毛泽东宣布的结果是，三峡问题并没有最后决定要修建。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的讲话是从赞赏李锐的文章写得好，意思清楚，内容具体，论点可以服人开始的。他特别称赞李锐文章中关于电站容量跟电网及全国电力的比重关系，以及坝址地质条件的说明。对于三峡问题，毛泽东说，中央并没有要修建的决定。对三峡我还是有兴趣的，如果今后15年能修建成，那是赶上美国的问题，还有原子弹，太集中了也不好，还得有别的电站。关于水电，他说水力用之不竭，应当多搞水电，加快发展水电，“水主火辅”嘛，没有水力的地方，当然要搞火电。最后，毛泽东又指着李锐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大家都要注意培养秀才”。
南宁会议最后一个议题——三峡问题，到此算是有了眉目。对此，李锐后来评价说：“由此可见，在当时那样紧张的批判‘反冒进’的形势下，三峡这样具体问题争论的结局，同这种形势完全不协调，可见只要言之成理，毛主席那时还是很听得进反面意见的，尤其是小人物的反面意见。”
会后，周小舟对李锐说：“你中了状元了！”不过，状元也好，秀才也好，李锐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幕：散会前，毛泽东指着他说，你当我的秘书，需要这样的秀才。李锐忙道，当不了，水电业务忙得很。但毛泽东却不容他推辞，说：是兼职的嘛。于是，李锐的命运由此改变。
何时高峡出平湖
三峡工程之争暂告一段落，舆论也渐平淡。南宁会议后，毛泽东把三峡问题交与办事一向细致缜密的周恩来管。
周恩来在会后出访朝鲜，2月底一回京，便风尘仆仆赶往武汉，在李先念、李富春的陪同下溯江而上，视察三峡。3月8日，周恩来到重庆，又旋即转赴成都，出席在此召开的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
会议的主题之一，便是继续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然而，心情并不轻松的周恩来没有忘记把查勘三峡的情况以及对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做一个全面的报告。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会议批准了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动工兴建的项目，并把一项引汉灌溉工程列为丹江口的同期工程。对三峡问题，会议也做出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毛泽东在审阅时，在其第一项中“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一句后，落笔加写了一句话，把自己在南宁会议时的意见更加明确化了。毛泽东加写的这句话是这样表述的： “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决定虽未作出，但准备工作可以说是一直在进行之中的。
根据林一山1978年的《长江舰上见毛主席》一文回忆，1958年夏季在武汉的东湖之滨，毛泽东曾让他汇报长江泥沙问题，也就是规划中的三峡水库的寿命问题。
当时，林一山说，长江的含沙量远比黄河少，相对量少，但绝对量还很大。根据计算，三峡入库泥沙，每年约5亿吨，合4亿多立方米，三峡水库的总库容，大约200年才能淤死。
毛泽东沉思着，说：“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只200年太少了！”
这让人想起毛泽东的一句有名的感叹：“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的确，毛泽东渴望着国家能够日新月异地飞速发展，以改变在世界上一穷二白的落后地位。但此时，他又的确认识到，不争朝夕，只缘200年太少！
三峡工程的脚步由此渐渐放慢，但并没有被忘却。
34年过去，三峡问题重登中国历史舞台。1992年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
“决定批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
2006年5月20日，世界最大的大坝——三峡大坝全线建成。毛泽东“高峡出平湖”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本文来源：新闻午报 )
邓小平：看准了就要下决心不要动摇
1917年，孙中山迸发三峡梦；1956年，毛泽东写下“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著名诗篇；1982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果断表态：“看准了就要下决心，不要动摇”；2008年，中华民族圆百年之梦——
三峡总公司副总经理曹广晶，把三峡工程比做“水电水利工程中的奥林匹克”。
6月1日12时17分，作为奥运火炬在三峡坝区传递的最后一棒火炬手，曹广晶在大坝坝顶点燃圣火盆后，发出如此感叹。
曹广晶的感叹，不仅仅在于三峡工程创造了世界水利水电工程历史上的奇迹，还在于三峡与奥运同梦——都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期盼；三峡与奥运这两个世纪梦想，又同时梦圆在盛世——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
这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但巧合之中蕴含着历史的必然。
百年追梦——中华民族奋斗历程的浓缩
让我们重温百年追梦历程，体味梦圆盛世的凝重内涵。
1917年夏天，孙中山先生手持放大镜，在地图上沿长江流域来回移动，最终把目光紧紧盯在三峡，一个激励中华民族追求百年的伟大梦想由此迸发。
孙中山心潮澎湃地在他的《建国方略》中，写下一个宏伟设想：“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以溯流而行，而又可资其水力”。
这是何等壮观的梦想！但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外强凌辱，割地赔款，民族的科技和工业只是一支“汉阳造”的水平。国力怎能承载如此宏大的梦想！
上世纪30年代，当时的政府也曾组织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然而，军阀割据、一盘散沙的政局，注定了论证无疾而终的结局。此后，侵华日军的铁蹄践踏中华大地，生死未卜、朝不保夕的民族，何以言梦！
40年代，当时的政府想到了借助外力。1946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与美国垦务局签订合约，由该局代为进行三峡大坝的设计，并初步进行了坝址及库区测量、地质调查与钻探等工作。但由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三峡工程再次成为泡影。
决心变梦想为现实的是新中国的缔造者。
1953 年2月19日，毛泽东以其“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气魄提出：“在三峡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自此，“高峡平湖”梦想，就让毛泽东梦绕魂牵。 1958年3月30日，毛泽东视察三峡工程坝址中堡岛，站在船尾甲板上，他举起望远镜边看边诙谐地对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说：“你能不能找个人替我当国家主席，我给你当助手，帮你修三峡大坝好不好？”。
但由于国力还无法承担这么庞大的工程，三峡梦依然只能是梦想！
跨入改革开放时代，三峡工程的世纪之梦也进入新的阶段。
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一天：1992年4月3日，承载中华民族世纪梦想的三峡工程议案，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获得通过。三峡圆梦的号角终于吹响。
此时，中国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在走向新时代，实现新的跨越。
梦圆盛世——见证改革开放新高度的历史地标
盛世兴，国梦圆。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听取准备兴建三峡工程的汇报时果断表态：“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这么坚决、果断表态的背后，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国力的不断增强。
我们来看数据。
改革开放时的1978年，我国GDP只有3624.1亿元，人均只有190美元，到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三峡工程议案时的1992年，我国GDP增加到26638.1亿元。
此后，我国经济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从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到2003年下闸蓄水，国内生产总值10年间从3万亿元增长到10万亿元。
国家统计局10月27日公布的报告显示，1979年至2007年，中国GDP年均实际增长9.8%，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07年的6.0%，位居世界第4位。
正是由于国力的强盛，才破解了财力不支——这个中华民族三峡梦波折起伏背后的重大制约。
因此，三峡总公司总经理李永安曾自信地宣称：三峡工程从来没有为资金发过愁。最费思量的不是能不能筹到资金，而是怎么用最低的资金成本，合理地配置资金来源和资金使用。
1994 年12月14日正式开工；1997年11月成功实现大江截流；2003年6月蓄水至135米，进入围堰挡水发电期，三峡双线五级船闸通航，首台机组发电；2006年5月，三峡大坝全线建成，10月蓄水至156米，工程进入初期运行期；2008年8月，除三峡升船机缓建外，初步设计中的所有项目已全部建成。
经过百年魂牵梦萦，40年论证，16年建设，三峡工程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变为现实。
盛世梦圆。2008，注定会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复兴推力——发展环境改善的集中体现
三峡圆梦，需要国力的支撑；三峡梦圆，又极大地改善了经济发展的环境，成为提升国力的强大动力。
2007年7月31日傍晚，沙市观音矶。
堤外江涛滚滚，堤内一片祥和。尽管江水已逼近43米警戒线，不少市民却扶老携幼，赶到这昔日抗洪抢险的“险点”，观赏正在上涨的江水。“险点”变“景点”，缘由就在于三峡水库下闸拦蓄洪水，沙市水位降低了1米左右。
这是三峡工程首次发挥它的第一功能——防洪。2007年7月30、31日，三峡工程两度调度削峰，使荆江沙市站水位仅差3厘米，未能越过警戒水位。
三厘米的距离，一百年的梦想！
洪水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从汉代至今的2000年间，长江共发生洪灾219次，大约每10年一次。1935年，洪水水淹荆州，文献记录“淹毙者三分之二，不死于水者，悉死于饥，竟见有剖人而食者……”
三峡大坝可以直接控制荆江河段90%以上的洪水，使荆江大堤的防洪能力由10年一遇提高到100年一遇。
长江安澜，投资者再也不用担心巨额投资被洪魔毁于一旦！
水患变水利，直接带来的是年平均847亿千瓦时的发电量，相当于10个大亚湾核电站发电量的总和。从2003年首批机组投产到目前为止，已经投产的24台机组，累计发电2330亿千瓦时。
这还只是三峡工程直接为经济建设提供的动力！
峡江变平湖，使得万吨级船队可直达重庆港。航道单向年通过能力可由1000万吨提高到5000万吨，运输成本可降低35-37%。相当于增加6条铁道的运力，长江成为名符其实的“黄金水道”，必将促进长江流域乃至整个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腾飞。
截至目前，三峡工程的发电量，加上水库蓄水后通航能耗降低、货运量增加，相当于节约9000万吨标准煤，折算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发挥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最重要的经济区域之一，但三峡库区一直是这个经济带上的“洼地”。之所以成为经济“洼地”，就在于库区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
随着三峡工程的兴建，推动了库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三峡库区固定资产投资每年达60-70亿，大大推动了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从二期移民开始，三峡库区GDP增长了2.2倍，财政收入增加了2倍以上，人均纯收入增加2倍以上。
三峡工程巨大的防洪、发电、航运等社会、经济、环境综合效益，将保障中下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有利于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及长江沿岸城乡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强大电力输送华中、华东及川东地区，将改善这一地区的能源结构布局，促进经济持续高速发展。
壮哉，三峡工程——民族复兴的伟大丰碑！(记者 李先宏 罗序文)
1992年人大民主决策通过兴建三峡工程决议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大力支持和关怀下，三峡工程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勘测、规划、设计与科研工作。
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到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现任中央领导人，无一不专程深入三峡视察。
自1953年2月乘“长江舰”视察到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主席先后6次召见“长办”主任林一山，都是为了三峡工程和长江水利建设问题。他对三峡工程兴趣浓厚，垂询甚多。比如，三峡工程在技术上有无可能性？坝区地质基础如何？水库会不会变成泥库？能不能长期使用？要多少投资？等等。
1956年2月，三峡工程规划设计和长江流域规划工作正在全面开展时，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并乘兴写成《水调歌头·游泳》，使“更立西江石壁，高峡出平湖”成为人们对三峡工程的美好向往。
1958年1月、3月，党中央在南宁、成都召开的会议上又专门讨论了三峡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两大治江问题。
周恩来总理与三峡工程的关系更为密切。凡与三峡工程有关的重大问题周总理无不过问。林一山在其《周总理关怀水利建设》一文中说：从1950年初长江委成立开始，周总理就很关注长江的治理开发。在1958年南宁会议上，三峡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工作明确由周总理主管之后，周总理过问更多。林一山说，他每次到北京，总理都要他去汇报工作。没有周恩来总理这种长期而有效的支持，三峡工程早期研究工作不但不可能奠定如此良好的基础，恐尚有中止之虞。
1970年12月，中共中央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环境下，根据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的报告批准兴建葛洲坝工程。由于工程仓促上马，采取“边设计，边准备，边施工”的办法，开工后暴露不少问题。但实践证明，建葛洲坝工程，从各方面积累经验，可以说是三峡工程最全面的实战准备。葛洲坝工程规模巨大，技术问题复杂。它的建成，说明我国技术人员已有能力修建世界第一流的水利工程。这对于三峡工程的获准兴建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没有葛洲坝工程，三峡工程的上马可能更困难一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央从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建设需要兴建一批骨干工程的角度着眼，又将三峡工程提上议事日程。
1980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自渝乘船东下，途中视察了三斗坪坝址、葛洲坝工地和荆江大堤，听取了“长办”关于三峡工程的汇报；抵汉后，又召集国务院其他领导人研究三峡工程问题。
1982年11月24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修建三峡工程以缓解电力紧张局面的汇报时表示：赞成低坝方案，希望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陈云、李先念、胡耀邦、万里等都赞同低坝方案。
1984年2月，国务院财经领导小组在京召开会议，对国家计委报送的《三峡水利枢纽150米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审查。
1989年7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上任不久，就过问三峡工程问题。他在视察了三斗坪坝址、葛洲坝工程和荆江大堤后，到长江委了解三峡工程和长江中下游防汛情况。
民主决策兴建三峡工程
在150米方案的设计与施工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时，重庆市政府于同年11月间向中央提出不同意见。重庆市认为，150米方案，大坝抬高水位有限，水库回水末端仅在忠县至长寿之间，长寿至重庆间的航道不能改善，万吨级船队不能直达重庆。重庆市希望将正常蓄水位提高至180米。
在1985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七届三次会议上，三峡工程问题成为会议的重要议题。一些政协委员从关心国家建设的角度提出了不同意见，并引起争论。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鉴于重庆市和社会各界人士对三峡工程的兴建还有不同意见，认为应当充分体现决策的民主和科学性，乃于1986年6月联合发出《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1、由水利电力部广泛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对“150米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深入论证和修改，根据论证意见重编报告；2、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新编报告，再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最后交全国人大代表会议审议。水利电力部随即成立了长江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
1989年3月，长江委根据各专题论证报告重新编制的三峡工程175米方案可行性报告经论证领导小组研究通过。
1990年7月6至14日，国务院在京召开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听取论证领导小组关于论证工作和新编可行性报告的汇报。出席会议的有中央领导、民主党派负责人、一些学会的理事长、国务院有关部委与湘、鄂、渝等中上游沿江省市及地区的负责人以及特邀代表、专家共178人。会上，绝大部分人同意论证的结论“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更为有利”，少数人有不同意见。会议认为：新编可行性报告已无原则问题，可报请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查。
1990年12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组织力量审查新编报告，并于次年6月审毕。
1991年7月中旬，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将新编报告上报国务院批准，再转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
1992年4月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七届五次会议，根据对议案审查和出席会议代表投票的结果，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要求国务院适时组织实施。
其时，出席会议的代表2633人。是日下午3时许，大会宣布投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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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会宣布三峡工程议案被通过时，会场上响起一片掌声。
三峡工程今年年底可望建成 创多项世界之最
历时十七载，投资一千八百多亿元人民币的长江三峡工程将于今年底可望建设完成。建成后，集诸多“世界之最”的三峡工程年发电量可达一千亿千瓦时，长江也将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目前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规划和三峡工程总结性研究有序开展。业内预计，一个投入更大的“后三峡时代”即将开启。
历时十七载投资一千八百亿
来自国务院三峡办的消息显示，目前，三峡工程枢纽和输变电工程已基本完工，运行平稳。截至今年六月底，三峡工程累计完成投资一千八百四十九亿元人民币。三峡电站累计发电三千二百多亿千瓦时，三峡船闸累计运行近五万闸次，过闸货运量突破三亿吨。
三峡工程建成后，可以有效调控长江上游洪水，将长江中游荆江河段防洪标准提高到近百年一遇，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地区可免遭洪涝灾害；每年可提供一千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按照初步设计，三峡水电站共装机二十六台，年可替代五千万吨原煤的火力发电，可为华东、华中、华南等地区提供可靠、廉价、清洁的能源。
三峡工程一九九二年经全国人大批准，一九九四年正式开工建设。回眸三峡工程十七年的奋战历程，可以看到，中国百姓不仅创造了世界规模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也创造了多项可以永载中国乃至世界水电建设史册的世界之最。
创多项世界之最移民百余万
而在所有的“世界之最”中，最艰巨的，当数三峡库区的百万大移民。按照三峡工程一百七十五米正常蓄水位，三峡工程水库淹没涉及湖北省和重庆市共二十个市县，十二座城镇，一百一十四个集镇，一千六百三十二家企业。湖北秭归、巴东和兴山县城，重庆万州的天成以及巫山、奉节、云阳、开县和丰都九个县城全淹全迁。
“一项工程实施百万移民，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之举。社会的关注、世人的忧虑、特别是西方某些舆论的怀疑，都让我们不得不思考移民是三峡工程建设成败的关键。”国务院三峡办主任汪啸风说，为确保移民安稳致富和可持续发展，国家专门制定了《三峡库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大力发展库区新型工业、畜牧、旅游等特色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加强库区基础设施和公共社会事业建设，为库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目前，三峡工程已累计搬迁移民一百二十七万人，移民工作基本完成。而经济持续增长的三峡库区，也进入了历史最快的发展时期。
从孙中山先生一九一八年提出长江开发“实业计划”，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豪迈诗篇，无不寄托着一个民族的强国梦想。包含无数中国人奉献和牺牲的长江三峡大坝，不仅由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座历史纪念碑。
现今，三峡枢纽工程、输变电工程和移民搬迁安置全面进入扫尾阶段，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规划和三峡工程总结性研究有序开展。“后三峡时代”即将开启。业内预计，“后三峡时代”重庆、三峡库区湖北等区域投入有望超过三千亿元人民币。 (阮煜琳)
毛泽东：三峡工程修成不要忘了在祭文中提到我
卅载寒来暑往，抹不掉人们的深切缅怀。历史不会忘记，在决定中国前途、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刻，在作出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决策的时候，毛泽东曾两度把光辉的足迹留在重庆。
一赴重庆，为中国的和平理想而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实现和平，休养生息，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因此，战后中国是走向和平民主团结还是内战独裁分裂，国共两大政党必须进行历史性的选择，并向人民作出回答。中国共产党力图通过和平民主途径，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蒋介石集团则妄图通过内战消灭共产党，继续维护其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
1945年8月，蒋介石以“万急”、“迫切”、“悬盼”等言词，三次电邀毛泽东来重庆谈判，试图玩弄假和谈伎俩，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为准备和挑起内战赢得时间和政治本钱。当时，人人都在关注延安的态度。8月28日，早已识破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阴谋的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由延安飞抵重庆。身系天下安危的毛泽东的到来，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民主的真诚愿望和诚意，国统区各界民众对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寄予极大的期望，以真挚的热忱欢迎他；国际社会和国内外舆论，也以惊异的目光关注他。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历时43天。在43天中，毛泽东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以谈对谈，以打促谈，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在谈判中坚定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战场上坚决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始终掌握着政治上的主动权。为了使谈判能够获得进展，确保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得以实现，毛泽东审时度势，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下”作出重大让步，最终与国民党政府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确定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还以不同凡响的个人魅力，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他频繁与重庆各党派、各界代表人物和外国友好人士广泛接触、深入交往；多次举行各党派和各界人士座谈会，拜访和会见爱国民主人士，向他们介绍国共谈判情况，交流对国是的看法，倾听他们的意见和愿望，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建国的政治主张，指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毛泽东还应老友柳亚子之请求，重抄他在长征中所作的《沁园春·雪》，一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寓意了他对人民力量和中国光明前途的信心，震动了整个国统区，并在人民中广为传诵。其间，毛泽东还多次会见外国驻华使馆官员、外国记者和国际友人，与他们广泛交谈，向他们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对内对外政策，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独具魅力的人格力量，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
二赴重庆，为实现“高峡平湖”的民族梦想而来
1958年3月，当毛泽东再次踏上重庆的土地时，已是他离开重庆13年之后。这一次，毛泽东是为治理长江这件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而来。
治理长江是长江流域人民的千年期盼。为了这个期盼，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早在1918年的《建国方略》中就提出了建设三峡水利工程的设想。但是，在当时内忧外患、战乱频繁、国力衰弱的中国，伟人的构想，只能是一个美好梦想。
新中国建立不久，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高度关注长江水患治理问题。在新设立的国家水利部中专设了长江水利委员会，组织专家研究长江的治理。1953年2月，毛泽东大胆提出在三峡卡住长江，修建大型水利枢纽的思路。这一重要思路，为后来国家制定“水利工作必须从流域规划着手，采取治标和治本结合，防洪与排涝并重的方针”确定了政策指导，并促成了国家对三峡水利工程大规模可行性科学论证工作的上马。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此《意见》在吸收不同意见基础上，作出了“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方面考虑，三峡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建设，要待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的科学判断，为三峡工程建设定下了基调。
其实，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想亲自看看三峡的地貌是否适合修建大坝。为此，他于当年7月7日给中央发了一封惊人的电报：“我拟于7月24日到重庆，25日乘船东下，看三峡。如果三峡间确能下水，则下水过三峡，或只游三峡间有把握之一个峡。请中央考虑批准。”经过调查，中央政治局没有同意他的这个要求。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风尘仆仆地来到重庆。在视察企业、看望工人后，登上了“江峡”轮，顺江东下，视察长江。一路上，他迎风屹立船头，听专家讲解，观地形水势，以诗人的情怀、政治家的胸襟，绘就他心中“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三峡新貌。
从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建立到三峡工程论证决策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三峡工程建设这一事关国家经济发展大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问题上，始终抱着严谨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体现了作为人民领袖的毛泽东对国家、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以及一切从中华民族福祉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自觉性和使命意识。此后几十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坚持毛泽东制定的“积极准备，充分可靠”方针，以慎重和科学的态度指导三峡工程论证、决策和建设，一以贯之地坚持了一切从民族和人民根本利益出发，“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最高宗旨。
毛泽东生前曾说：“将来我死了，三峡工程修成后，不要忘了在祭文中提到我啊。”而今，西江石壁已立，高峡平湖已现，神女无恙，百姓安康，伟人“高峡出平湖”的梦想已变为现实。毛主席一生心系的重庆人民为这一“功在当代利千秋”的伟大工程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的库区新貌和三峡美景，就是对一代伟人毛泽东逝世30周年的最好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