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岁高龄的张光斗在三峡工程现场。 
  
 

                            　张光斗正在展示江泽民同志赠给他的新年贺卡。
 
　　张光斗简介

　　张光斗，1912年5月1日生，江苏常熟人。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4年秋，考取清华大学水利专业留美公费生后赴美留学，先后获得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和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1981年被聘为墨西哥国家工程科学院国外院士。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兼技术科学部副主任，中国工程院主席团成员，中国科学院、水利电力部北京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市科协副主席，中国水利学会副理事长，《水利学报》主编，《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副主编等职。

　　张光斗先生长期从事水利水电建设工作，任黄河委员会、长江委员会、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等技术顾问。负责人民胜利渠渠首工程设计。参加官厅水库、三门峡工程、丹江口工程、二滩水电站、隔河岩水电站、葛洲坝工程、三峡工程、小浪底工程等设计。

　　2013年6月21日13时4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张光斗先生是著名的水利水电工程专家、高等工程教育学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两院院士、墨西哥国家工程科学院的国外院士。张先生长期从事水资源开发利用、大江大河治理、水利水电工程设计、科研和教学工作，为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发展和水利水电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情系山河 辉煌人生：张光斗传》详细论述了张光斗先生的学术成长经历和奋斗一生所取得的重要工作成就。先生一生情系祖国山河，认真踏实、埋头实干。先生学识渊博，基础理论坚实，并且具有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自1937年开始投身祖国的水利水电建设事业，六十多年来，创造性地解决了大量工程技术问题，丰富了我国开展水利水电建设工作的经验；自1949年开始又在高等教育领域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五十多年来，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高等工程教育发展模式，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水利水电建设人才。张光斗先生一生所奉行的是“爱国奉献”的人生哲理、“严谨求实”的工程实践、“勤奋进取”的学术研究，这些思想品德既是他能够取得一系列成就的重要基础，也是留给我们晚辈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并进一步发扬光大。

　　“如果国都亡了，我念书还有什么用？”

　　与众多老科学家的爱国情感一样，张先生的爱国热忱和行为，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早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初期，张先生在美国刚刚获得工程力学硕士学位，并已得到在哈佛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奖学金。但“七·七事变”的战火使得他再也无法在美国宁静地读书，正如张先生自己所说的“如果国都亡了，我念书还有什么用？”正是在这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驱使下，他毅然决定放弃优越的继续深造的机会，回国参加抗日救国工作。

　　1937年11月张先生回到国内，并立即投身到祖国的水电建设事业当中，不顾生活的艰苦，带着新婚的妻子把家从舒适繁华的大上海搬到了偏远的四川穷山沟，先后在龙溪河、瀼渡河上修建了一批小型水电站，为长寿和万县的军工生产提供了电力，支援了抗日战争。实现了自己“实业抗日救国”的愿望。

　　1947年底，解放战争胜利在即，当时美国联邦能源委员会来华工作的柯登总工程师即将回国，由于他在南京长期和张光斗先生一起共事，对先生的工作能力和为人性格十分欣赏，临行前，他多次劝张先生举家一起与他赴美，并答应代办签证、代付路费并安排在美的工作，若张先生同意还可以和他一起合办工程顾问公司。但这一切都被先生婉言谢绝了。张先生表示：“我是中国人，是中国的老百姓养育和培养了我，我不能离开我的祖国，我有责任为祖国的建设效力，为养育我的老百姓服务。”六十余载的奋斗历程，证实了先生确实是一直在忠诚地履行着自己所承诺的这项神圣的职责。

　　张光斗先生关注祖国水利水电事业的发展，把全部心血都无私地奉献给了这项造福人民的事业，即使是在极端艰难的逆境当中，他的这种奉献精神也丝毫没有改变。常言道“危难之中见真情”，在顺境中做些好事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难就难在逆境中，还能坚定不移地为人民做贡献，这就反映出了一个人的思想境界。1976年唐山地震波及密云水库，白河主坝保护层发生滑坡，为了抢险加固，工地指挥部的领导急召在外地的张光斗回京。先生不顾年迈体弱星夜兼程，及时赶到密云水库工地。但当时还是“四人帮”猖獗的时代，张先生仍处于受审查、受批判的逆境中，虽然先生是满腔热情、风尘仆仆艰难地从外地赶到水库工地，但清华军宣队负责人迎面送给他的却是冷冰冰的当头一棒，明确地向他宣布：这次加固工程的设计你要负责，但你不准在设计图纸上签字。即使蒙受了如此不公正的待遇，先生仍然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程加固工作中去。他每天奔波在大坝工地，爬上爬下检查施工质量，对设计图纸一张一张地仔细审查，提出意见后交给“负责人”签字。张先生后来向他的助手追忆这段经历时说：“我当时想，我是为人民工作的，不是为哪一个军宣队负责人工作的，让我签字也好，不让我签字也好，反正我要认真干事情，要对老百姓负责。”这是多么质朴的情感和语言呀！类似的感人事例还有很多。1980年夏季，张先生唯一的、年仅38岁的儿子在京不幸病逝，时值先生正在葛洲坝工地审查设计，当时主持审查会议的陈赓仪副部长怕这突如其来的噩耗对先生的打击太大，在回京的路途中出问题，不得不对他谎称是学校要他立即回京参加重要会议。到家后，先生才得知儿子已经过世，听到此噩耗后，他两眼直瞪瞪一言不发地呆坐在那里，可以想象老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对一位年近70岁的老人来说是何等的悲伤。即使是在这样极端悲痛的日子里，为了对工程设计负责，在儿子追悼会结束后，先生还是花了近两天的时间写出了一份上万言的“葛洲坝工程设计审查意见书”，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刘达同志见此“意见书”后深为感动，当即自己动手写信给余秋里副总理和钱正英部长、刘澜波部长，向他们推荐这份意见书，并盛赞张先生的这种对事业负责的精神。这份饱含丧子之痛写成的意见书，字字浸透着先生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对事业无私奉献的滴滴心血。

　　“倔老头”的倔强劲

　　张光斗先生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严守职业道德，不闻“风”而动；尊重科学的客观规律，不畏“压力”，敢于直言，在这些方面也为我们晚辈树立了良好的榜样。1950年夏季，张先生应水利部之邀，陪同苏联专家一起查勘黄河潼关-孟津河段，研究开发方案。在潼关坝址方案的选择上，张先生和苏联专家产生了意见分歧，并展开了争论，张先生认为苏联专家的想法不符合中国国情。在当时“一边倒”的声势下，敢和“老大哥”争论，可不是一般的问题。个别领导提醒他，要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这是政治态度问题。即使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先生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据理力争，并得到了傅作义部长的支持。又如，在1958年设计密云水库时，当时是“大跃进”的年代，有一位水利系党组织的负责人提出要把密云水库的拦河大坝做成过水土坝，并且鼓动学生制造气氛，过水土坝方案是“又快、又省”的方案，谁反对这个方案就是不执行“总路线”，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在如此之大的“政治压力”下，张先生还是冷静思考，认为过水土坝固然具有经济上的优越性，但在科学技术上，既无成功的先例，也还有很多问题尚未解决。张先生就是不同意这个过水土坝方案，哪怕它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在密云水库也不能采用。他认为：修一座水库、拦断一条河流容易，但要保证百年千载不出问题，难！对于水利工程，一旦出现问题，就会酿成人民生命安全和国家财产无可挽回的损失。因此，一定要实事求是，科学分析，要慎之又慎。这样的事例还有不少，这位可敬的“倔老头”，这股尊重科学、坚持真理的“犟劲”，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和崇敬。

　　张光斗先生在从事工程设计工作当中，既认真负责、踏踏实实；又敢于创新，敢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不愧为是我国水利水电建设事业一位杰出的开拓者。自1937年开始，张先生投身祖国的水利水电建设事业，数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为之奋斗，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大河。1937—1942年，由他负责设计的桃花溪、下清渊硐、仙女硐等水电站，虽然这些电站的装机容量都很小，但是，这是中国人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设计、施工建成的第一批水电站。1951年，他领导黄河人民胜利渠渠首闸的设计，首次在黄河下游成功地破堤取水，为下游引黄灌溉开创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将滔滔的黄河之水引入了下游两岸农田，这是中国人民开发利用黄河的又一次大胆尝试。1958年，他作为总工程师主持设计的密云水库，在设计中大胆创新，在国内率先采用了深厚覆盖层混凝土防渗墙、高土石坝薄黏性土斜墙、土坝坝下廊道导流等革新技术；密云水库一年拦洪、两年建成，又好又快地完成任务，这在世界水利工程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张先生曾先后为官厅、丹江口、葛洲坝、二滩、小浪底、三峡等数十座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提供技术咨询，对工程枢纽布置、结构设计提出了许多极为有益的建议。如对葛洲坝工程，他提出炸掉原处于江中的葛洲坝岛，以增大泄洪闸和电站的布置空间，这一建议对改进枢纽水流河势，保证大江截流和扩大电站装机，具有战略性的意义。再如对二滩拱坝枢纽布置，他坚持主张坝内、坝外多种方式结合的泄洪方案，并形象地将此方案比喻为“不能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个比喻一直被同行专家传为佳话，此方案的采用对保证枢纽运行可靠、确保大坝安全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于三峡工程，三期施工导流底孔方案是张先生提出来的，这一方案的实施对保证三峡工程施工期黄金水道的顺利通航和整个工程的按期完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张光斗先生严谨、敬业的精神在水利水电工程界是有口皆碑的。一般送给他审查的设计报告、图纸，他都认真地阅读，手持放大镜逐行逐字地斟酌，并提出自己的书面意见。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本厚厚的、白纸黑字、干干净净送给他审查的设计报告，当返回到报告编写者的手中时，往往在报告每页周边的空白处都布满了张先生批写的意见，页面上中间是黑色的打印字体，周围环绕的是密密麻麻、蓝色圆珠笔的手写字体，形成鲜明地对比。看到这样的报告文本，不由得让人发自内心地对这位“较真儿老头”的工作精神表示敬佩。先生这种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在现场检查工程质量时表现得更为突出。80年代在葛洲坝工地，为了检查二江泄水闸护坦表面混凝土过水后的情况，他坚持乘坐“沉箱”潜入水下亲自查看，驾驶沉箱的工人师傅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大岁数的老人还敢坐沉箱潜到水底下来工作。 90年代，作为国务院派出的三峡枢纽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的副组长，有一次在三峡工地检查导流底孔施工质量，他深知高速水流对底孔过水表面平整度的要求极为关键，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坚持从基坑顺着脚手架爬到55米高程的底孔，检查混凝土表面的平整度，当他用手摸到表面仍有钢筋露头等凹凸不平的麻面时，当即要求施工单位一定要按照设计标准返工修复。对于一位年近耄耋之年的老人来说，爬40多米高的脚手架，其难度可想而知。张先生这种严谨、敬业的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水利工作者的优秀品质，永远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榜样。

　　孜孜学业、手不释卷

　　张光斗先生之所以能够在工程实践和教学生涯中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除了和他所处的时代与机遇紧密相关外，应当说和他自身的勤奋好学、努力进取也是密不可分的。张先生上大学念书时，在同学们的眼中一直是一位“孜孜学业，手不释卷，所业精熟无论”的佼佼者，勤奋好学是出了名的。1934年从上海交大毕业时，在当年全校考取公费留学的学生中，张先生的毕业成绩排名第一。1943年到1945年，在美国田纳西河流域局和垦务局考察和学习期间，他吃住在工地，白天在工地边看边向有经验的工程师、工人请教，知道了“应当如何做工程”；夜晚在室内查资料、学理论，运用理论知识把白天所看到的、听到的感性知识从理论上搞清楚，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明白了“为什么这样做工程”。这段在实践中再学习的经历，对他学术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他日后在工作中能创造性地解决实际工程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即使到了耄耋之年，他依旧保持着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由于老年人拿笔的手经常颤抖，写字困难了，他就开始学习用计算机打字，因为视力严重衰退，有时即使用放大镜，也看不清汉字输入法在屏幕上显示的同音字的各种字形，只好凭记忆去选择数码标示符以确定应该是输入哪个字。就是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硬是自己用计算机一个字、一个字的输入，打出了洋洋七十万字的自传体著作《我的人生之路》，这种勤奋、坚强的毅力也是一般常人难以做到的。

　　张光斗先生作为教师，在治学方面的态度和所取得的成就也十分令人敬佩。从1949年起，先生到清华大学任教，从教五十多年来，他始终坚持学校应把教学放在第一位，而且身体力行，注重教书育人，治学态度十分严谨，在他任教时即使工作再忙，认真备课这一环节也总是“雷打不动”，每堂课前总要编写工工整整的教案，课上讲解时总要介绍几个生动有趣的工程实例，令听者终身难忘。我作为先生的学生，当年先生在水工课上讲述的一个实例，令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在讲到应如何对待水利工程质量问题时，先生强调由于水利工程直接关系人民生命安全，因此一定要把工程质量放到第一位，先生还形象地告诉我们，作为一名有良知的工程技术人员，在施工现场如果见到有不合格的混凝土要入仓浇筑，为了保证工程质量，应当敢于站在混凝土吊罐下面阻止吊罐下料。试想如果每个工程技术人员都能做到这点，恐怕那些所谓的“豆腐渣”工程就不复存在了。先生就是用这样的思想和方式在培养和教育他的学生。

　　先生高贵的思想品德和突出的成就贡献，在这份研究报告中论述了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最后，让我引用胡锦涛总书记2007年4月致张光斗先生95岁华诞的贺信内容作为这篇序言的结尾。“从一九三七年归国至今，七十年来，先生一直胸怀祖国，热爱人民，情系山河，为我国的江河治理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栉风沐雨、殚精竭虑，建立了卓越功绩。先生钟爱教育事业，在长期的教学生涯中，默默耕耘，传道授业，诲人不倦，为祖国的水利水电事业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先生的品德风范山高水长，令人景仰！” 总书记的贺信概括了先生品德的精髓，这也是党和政府对以张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知识分子高尚精神品德和卓越工作成就的充分肯定。

　

　　编后

　　本文系汪恕诚为《情系山河 辉煌人生：张光斗传》所作的序，标题为编者所加。汪恕诚，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1955年毕业生，曾任水利部部长，现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等职。